這一點是簡恩始料不及的。他和平德爾教授花了大力氣去證明J·J·瑞勒皮革廠污染了兩井，卻完全忽略了W·R·格拉斯公司，以為從地理位置上看，一切都應該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簡恩想，喬恩·嘉希瓦肯定在哪兒弄錯了，儘管我還不知道是什麼地方。
那天晚上，簡恩和查爾斯·納遜教授在事務所里花了幾個鐘頭，逐字逐句地反复推敲喬恩的證詞。喬治·平德爾教授去了歐洲開會，沒法兒跟他討教。臨走時，納遜教授帶走了平德爾教授留下的幾本水文學教科書。
第二天，喬恩·嘉希瓦繼續出庭。他說當水泵開足馬力時，G號井和H號井每分鐘的抽水量為1100加侖。就算W·R·格拉斯的地下水真的到達了兩井——喬恩實際上並沒有承認這一點——也最多不過是每分鐘5加侖，佔水流總量的05%，相當於成語中講的滄海一粟。
查爾斯·納遜教授一直在全神貫注地傾聽著喬恩所說的每一句話。這時候，他在筆記本上塗寫了幾筆，便匆匆起身離開了法庭。
納遜教授一走就是兩天，事務所的秘書不停地打電話，但到處都找不到他。沒辦法，簡恩只好硬著頭皮獨自面對喬恩·嘉希瓦。在他的交叉取證中，簡恩不敢去碰W·R·格拉斯的地岩，便將話題轉到了與之一江之隔的J·J·瑞勒皮革廠。簡恩想玩一招借刀殺人。
簡恩拿出國家環保署進行模擬抽水實驗那天，平德爾教授在J·J·瑞勒皮革廠的地盤上測得的地下水水位數據，請喬恩·嘉希瓦當庭計算地下水的流向。結果，喬恩把皮革廠的地下水算進了G號井和H號井。
司肯納法官饒有興趣地聽了一陣，他打斷簡恩的取證，自己向喬恩提問道：“依照你的觀點，阿波卓納河會在兩井和皮革廠的地下水之間形成一道屏障嗎？”
“不會的，法官大人。”喬恩說。
“那麼以你之見，地下水會從皮革廠流經阿波卓納河的河床底下，到達兩井的所在地了？”
“完全可能。”
“法官大人，”杰羅·費歇爾起身抗議道，“你不能提這樣的問題。”
瓦爾特·司肯納揮揮手，示意杰羅坐下，或者說——閉嘴。
簡恩成功了。他成功地操縱了一方被告的證人去攻擊另一方被告。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該如何面對自己的問題。簡恩在心裡頭納悶，納遜教授到底去哪兒了？
查爾斯·納遜教授躲進了哈佛法學院的教職工圖書館，他知道只有在那兒才不會被人打攪，才可以塌下心來做他的學問。
喬恩·嘉希瓦在法庭上用了很複雜的電腦模擬程序，以納遜教授的條件，他根本無法在短時間內對此進行驗證。他所有的工具，就只是那幾本水文學教科書。納遜教授翻開第一頁，從最基礎的開始閱讀。也許是急於要找到答案，也許是幾個月來在平德爾教授那兒的耳濡目染，納遜教授讀起這種專業書籍來竟並不覺得生澀。
納遜教授找到了平德爾教授曾提起過的水文學中最基本的達瑟定律（Darcy'sLaw），也是計算地下水流量的基本方程：
Q=K·A·I
該定律說，通過某一地層橫截面的地下水流量（Q）應該等於水在該地層的滲透率（K）與橫截面積（A）和水流傾斜度（I）的乘積。納遜教授把喬恩在法庭上列出的相關數據一一代入，發現方程的兩邊並不相等。你可以在模擬過程中附加上這樣那樣的條件，或預定這樣那樣的假設，但基本定律是絕對不能違背的，納遜教授想。他相信他已經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
第二天一開庭，簡恩·希萊曼在黑板上寫下經過納遜教授變換的達瑟定律：
A=Q/K·I
“假定你所使用的K值是正確的，即地下水在地岩層中的極低的滲透率。”簡恩對證人席上的喬恩·嘉希瓦說，“假定你的I值也是對的，即W·R·格拉斯食品機械廠與G號井和H號井之間的坡度。請你把你用計算機模擬程序算出的地下水流量代入等式的右邊，看看會是什麼結果。”
喬恩計算出了面積A。簡恩又讓他除以食品機械廠的佔地寬度——那也是取自喬恩自己的數據——結果應該是橫截面的高度。
“59英尺。”喬恩從計算器上抬起頭來。
“59英尺。”簡恩重複了一遍。喬恩自己製作的食品機械廠的大幅地下岩層構造示意圖就在旁邊的架子上立著，簡恩請他按圖上的尺寸比例從基岩開始往上丈量。
“比地面高出10英尺。”
也就是說，運用喬恩自己的數據進行計算，W·R·格拉斯食品機械廠的位置應該在水下10英尺的地方。
事後，報導本案的記者們誰也不願意相信，這個水文學的計算錯誤竟然是一位法學教授發現的。
喬恩·嘉希瓦是沃伯恩案第一階段庭審的最後一位證人。 7月1日，星期二，應陪審團的要求，司肯納法官安排他們去沃伯恩實地考察，法官本人和全體律師也陪同前往。之後，陪審團將有近兩週的假期。
法官和律師們卻不得休息，他們要利用這段時間草擬出供陪審員們裁決的問題。通常，在這類案子的審理中，最簡單的問題就是：“你是讚同原告方，還是讚同被告方？”複雜一點的，如簡恩這次拿出的方案：“你認為比卻斯集團和W·R·格拉斯公司是否應該對1979年5月22日之前G、H二井的污染負責？”1979年5月22日是馬薩諸塞州環境部執行主任基拉德·麥科爾親自下令立即關閉G號井和H號井的日子，從那以後，兩井再未作為居民生活用水重新開啟過。但是杰羅·費歇爾和邁克·凱頓送來的卻是一長串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司肯納法官認為，TCE和其他化學污染物到達兩井的具體時間對本案第二階段——“醫學論證”——的審理至關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