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想像，像這樣的兩個孩子，在一個灰濛蒙的早晨醒來，換上一套乾淨的囚服，走上絞刑台。在那裡，他們被蒙上雙眼，捆縛手腳，推到活動踏板上。絞索徐徐地降下來，繞過他們的脖頸，在後面打一個結。然後，行刑者一摁機關，腳底的踏板便被抽掉。我不能想像，他們在空中墜落，又陡然被繞在脖子上的絞索止住。”
“歷史上曾有過各種各樣慘無人道的死刑：火燒、水煮、凌遲、分屍等等。在英國，罪犯是被吊在十字路口，讓所有的人們都能看得到。……一個小偷被絞死了，結果在圍觀的人群中，更多的人被掏了錢包。一個殺人犯被絞死了，結果有人在前往觀看絞刑的途中或回家的路上被人殺害。”
“歷史上曾有過那麼多的死刑，我們生活的社會因此而變得安全和平了嗎？”克拉任·達偌悲哀地搖搖頭，“沒有。”
“這三個月以來，我就像是一個人站在海邊，竭盡全力想要抵擋住鋪天而來的大潮。我盼望著風能夠停息，海能夠平靜。我相信它們終究會的。順便說一句，請大家不要誤解了我這個比喻的意思。我知道，在這場官司中，最簡單，也最能迎合民意的做法，就是對我的委託人處以極刑。一些沒有頭腦的男人和女人們會為這樣的判決鼓掌，一些心胸狹窄或生性殘忍的人會為這樣的判決喝彩。但是，在芝加哥，以及比芝加哥更寬更廣的土地上，還有無數的父母們，無數心地善良的、對未來抱有希望的人們，他們看到的不光是這兩個不幸的孩子，還有他們自己的孩子，鄰居的孩子，以及後代中成千上萬的孩子。或許有一天，那些孩子們也會站在納森和理查德今天的位置上。”
“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現在正處於過去和未來之間。您可以把這兩個孩子送上絞刑架，在他們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絞索，直至他們停止呼吸。但是，假如您這樣做了，您便是將您的臉轉向了過去。……您也可以拯救他們，同時也拯救了現在和今後千千萬萬和他們一樣的孩子們，拯救了那些心地善良、對未來抱有希望的人們。我祈求未來，祈求有一天，仇恨和殘忍不再佔據人們的心靈。那時候，人們將學會如何去分辨和判斷，如何去理解和信任。那時候，人們將懂得，所有的生命都同樣地值得挽救。那時候，人們將懂得，仁愛與寬恕是人類靈魂的最高境界。”
克拉任·達偌講了整整三天。當他說完時，法庭中的不少人流下了眼淚，包括約翰·加維利法官。
在後來的年代裡，許多法學教授要求學生們熟讀達偌博士的這篇總結性發言。
1924年9月10日，星期三，法官約翰·加維利早晨5點半就起來了，6點以前吃過早飯後，由兩名警員陪同在公寓的附近散了步。聽證結束後的十幾天裡，約翰·加維利收到了不少恐嚇信和恐嚇電話，有的威脅說，如果法官不判處二犯死刑，他就要炸毀法庭大樓。有的則宣稱，如果法官膽敢將二人送上絞刑架，他就將會被電纜線活活勒死。一天，法官出門參加一個葬禮，有人打電話到公寓通知加維利夫人說她丈夫被刺，等老太太匆匆趕到葬禮上，發現法官安然無恙。從此，加維利夫婦掐斷了電話線，摩根·柯林斯署長為刑事法庭大樓增派了50名警察，為法官安排了保鏢，還在他們夫婦住的公寓樓派了持槍門衛。
8點15分，約翰·加維利法官的車在一前一後兩輛警車的護送下駛向刑事法庭大樓。當他步入法庭時，公訴方和被告方的律師們，以及里奧普家人和洛易家人們，已經齊齊地等在了那裡。缺席的只有被害者家屬，范克斯先生曾在事前通知法庭，說他們更願意留在家裡。
在法官宣布他的決定之前，他問兩名被告有沒有什麼要說的，納森和理查德都搖頭表示沒有。
加維利法官在發言中指出，毫無疑問，納森·里奧普和理查德·洛易被指控之綁架謀殺罪成立，公訴方向法庭提供的大量人證物證，以及兩名被告自己的供詞都確鑿地證明了這一點。同時，在綜合分析了雙方專家證人們的證詞和相關的診斷報告之後，法官不認為納森或理查德患有任何形式的精神病或神經病，儘管他們的一些行為有異於常人。法官說，目前還沒有針對這類案子的具體法律條文，但他同意克拉任·達偌博士的觀點，兩名被告的年齡尚小，尚不適合被判處死刑（Theyarejusttooyoungtogetthedeathpenalty）。
“本庭在量刑時選擇了監禁，而非死刑，其主要的考慮，是基於兩名被告的年齡。……這並不意味著，本庭將不在今後的任何案子中使用死刑，或一概地反對死刑。但本庭確信，他有權拒絕對尚未成年者判處死刑。”
加維利法官嚴肅地看著納森和理查德：“在伊利諾伊州的歷史上，只有兩起未成年者被處以極刑的案例。本庭不希望由他親手將那個數字增加一倍。”在那兩例中，被告方做的是“無罪”辯護。
後來，納森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幽默道：“早知如此，我們就不需要聘請那些專家證人了，甚至連律師也不用，只消將出生證交給法官就行了。”
約翰·加維利法官最後宣布：
對兩名被告所犯之謀殺罪，本庭依法判處他們無期徒刑。
對兩名被告所犯之綁架罪，本庭依法判處他們有期徒刑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