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告方交叉取證的過程中，克拉任·達偌博士幾次向法官表示，納森和理查德被捕之後，檢察長羅伯特·科羅為了讓公訴方的專家們完成他們對兩名被告的評估診斷，一再拒絕被告方律師與委託人見面的要求，直至法庭下達命令。克拉任指出：“扣押委託人並強迫他們招供絕對不是執法。”
科羅檢察長回答說：“我們並沒有強迫他們說話……實際的情形是，他們一旦說起來就沒完沒了……沒完沒了地吹噓他們籌劃的這樁所謂'完美犯罪'是多麼的聰明巧妙，周密細緻。”
在克拉任·達偌的追問下，檢察長終於惱羞成怒：“我不否認我的行動違反了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而且，只要我還坐在地區檢察官這把交椅上，我還將繼續這樣做。當一個人被控犯罪時，我絕對不會在我們的人找他談話之前，就打電話告訴他請什麼律師。”
克拉任·達偌也火了：“你以為市民們會選舉一位公開揚言要違反憲法的人做他們的地區檢察官？”眾所周知，羅伯特·科羅將在即將到來的11月大選中競選連任，這也就是他為什麼在勃比·范克斯綁架謀殺案中如此不遺餘力的原因之一。
克拉任一語中的，媒介也藉此大做文章，甚至把這段對話中的畫龍點睛之處挑出來，做成報紙上的大幅標題。後來，科羅檢察長不得不在法庭上就自己的上述言論作一番“解釋”。
在1924年，“蒙然達權利書”尚未問世。直到30年後的60年代，聯邦最高法院才在蒙然達案的裁決中指出，有關當局必須向犯罪嫌疑人通告他們有保持沉默和聘請律師的權利。當記者們就最高法院的這一裁決採訪芝加哥著名律師、羅伯特·科羅檢察長的侄子威連·科羅時，他承認克拉任·達偌博士在若干年前就已經有了這方面的先見之明。 （“蒙然達權利書”全文見筆者所著中《被褻瀆的母愛》一文）
8月19日下午，當公訴方的最後一位證人退出法庭之後，約翰·加維利法官宣布總結性發言開始。
首位陳詞的是助理檢察長湯姆斯·馬歇爾：“鑑於本案前所未聞的惡劣情節，和作案人前所未聞的殘忍手段，公訴方的立場是，對兩名被告只可能有一種懲罰，即處以極刑——死刑。”湯姆斯講了整整一個下午，幾乎數遍了歷史上所有判絞刑的案例。
另一位助理檢察長約瑟夫·薩瓦其對加維利法官說：“現在在您面前的，是兩名最冷血、最殘酷而又最懦弱、最卑鄙的罪犯。”他們甚至不曾給被害人勃比·范克斯反抗的機會。 “他們從背後襲擊勃比，那是一種完全懦夫的做法。”現在，當他們栽到了警方手裡，當他們被帶到法庭上受審，他們用重金聘來的律師便開始侈談什麼寬容和仁慈。 “當他們用拳頭在勃比的頭部連擊四次，又將他拖到車後座用鑿子活活地戳死時，他們對勃比表現出了任何的寬容和仁慈嗎？法官大人，您難道不覺得，當他們對一個活生生的男孩下了那樣的毒手，如今又到法庭上乞求寬容和仁慈，是多麼的荒唐可笑嗎？”
旁聽席上，嗚咽和嘆息之聲漸起。雅各布·范克斯終於忍不住站起身來，離開了法庭。
“絞死他們！絞死這兩個狼心狗肺的殺人犯！”約瑟夫·薩瓦其最後說，“如果我們不以法律的名義對他們處以極刑，我們便是褻瀆了法律。而且，我想對您——尊敬的法官大人說一句出自肺腑的話，如果這兩名被告不被絞死，以往歷史上所有的那些被絞死的罪犯都會覺得冤枉。”
據說在約瑟夫·薩瓦其發言結束後的休庭期間，納森·里奧普一改開庭以來向公眾展示出的輕鬆、隨便和無所謂，在哥哥邁克面前痛哭失聲：“哦，我的上帝！……邁克，你覺得我們真的會被送上絞刑架嗎？”
與約瑟夫·薩瓦其的激憤形成鮮明的對比，被告辯護律師本傑明·巴赫拉奇的發言則非常冷靜，非常學究氣。他花了很長的時間向法庭內的聽眾們講解當時新興的弗洛伊德學派對人類精神狀況的解釋，說“精神疾病主要是指患者不可能對其所生活的環境，以及此環境中所發生的事件作出正確的判斷”。所以處理這類案子需要的是學識與理解，而助理檢察長約瑟夫·薩瓦其在其發言中卻只是一味地煽動民眾的成見和敵對情緒。
8月22日，星期五下午，當法官約翰·加維利午飯後返回時，發現刑事法庭大樓內外人山人海，幾乎萬人空巷，他必須左沖右突，才能上到六樓。等他終於進到了自己的審判室，加維利法官憤怒地命令法警立刻關閉大門。
用一位記者顯然是比較誇張的說法，半個芝加哥都湧到了這裡。人們是想親耳聆聽克拉任·達偌在本案中的總結性發言。
2點12分，克拉任·達偌博士站起身來。門外的嘈雜聲，窗外的喧嘩聲，此起彼伏。克拉任講了不到十句，便無奈地舉起手：“如果您不介意的話，法官大人……”後面的話淹沒在新一輪的聲浪之中。旁聽席上觀眾們只看見這位大名鼎鼎的律師踱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下。
加維利法官厲聲命令法警必須在十分鐘內將整幢樓裡的人們全部撤空，並打電話給芝加哥市警署署長摩根·柯林斯請求增援。克拉任·達偌又試了兩次，才得以在2點40分左右重新開始。
克拉任首先談到了勃比·范克斯綁架謀殺案在全美造成的轟動。 “當一個案子激起了民憤，輿論紛紛要求嚴辦兇手時，人們只會想到一種懲治方法，那就是死刑，而不會考慮被告所犯具體罪行的輕或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