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納森固執己見，對他人非常苛求。 “他永遠是對的，別人都是錯的。據納森的父親說，他經常會在家里為了一些毫無意義的事而爭論不休。”
最讓這位精神病學家感到震驚的，是納森的如下論述：“我決定是否殺人，在本質上，和我決定是否在晚飯後吃甜點一樣，完全取決於此舉能否讓我獲得享受或滿足。”
在談到理查德時，赫利博士的口氣就不一樣了。儘管小伙子的智商測驗得分高達160，但該專家以為其智力程度只能算中等。赫利博士還注意到理查德時有面部抽搐，語言表達能力欠佳等等。在他的印像中，理查德生性懶惰，沒有動力，從不想認認真真地做好一件事，也很少能夠圓滿地完成一項工作。但在另一方面，理查德待人接物卻頗有風度。比如在獄中接受專家們的面談時，每到吃午飯的時間，他總是殷勤周到地關照所有的人都點完了菜，最後才點自己的。
赫利博士和被告方的另一位專家伯納·格魯克指出，納森和理查德經常表現出一些有別於常人的言行舉止，雖然不能籠統地說他們神經有問題，但正是這些異常的思維和行動方式，導致了本案的發生。
作為對這一觀點的佐證，被告方傳喚了納森和理查德的幾位同學朋友。這些年輕人在證人席上談到理查德的幼稚和神經質，談到他毫無節制的抽煙喝酒，談到他在學校因酗酒而受到警告處分，談到他對所有偵探犯罪類讀物的著迷，談到他在一次新年除夕夜的狂歡中因飲酒過量而暈倒，醒來後逮誰揍誰。理查德的女朋友蘿蘭琳·那珊說，理查德開車非常野蠻，從不為行人讓路，他出過好幾次車禍。就在勃比·范克斯命案前不久，理查德撞壞了他父親的豪華禮賓車。蘿蘭琳講到有一次理查德去她家，正巧她父母的幾位朋友也在那裡，理查德就跟小孩子發“人來瘋”似的，獨自一人在屋子中央跳舞，用手指頭摁遍盤子中的每一塊巧克力，又將客人們掛在門廳裡的帽子挨個兒試戴一遍。還有幾次，理查德一到蘿蘭琳家就開始偷東西，臨走的時候又一件一件地放回去，為自己的行動能瞞過眾人的耳目而興奮不已。
就是在這些證人中，記者們發現，雅各布·范克斯收到的那封贖金索取信上，左下角的GKR原來是理查德的另一位女朋友婕梅·K·荏哈德的英文縮寫。在一般的公務信函中，這應該是執筆或打字秘書的簽名。警方在後來的調查中證實，婕梅與本案沒有關係。
納森的一位教授談到，這位聰明的學生特別愛鑽牛角尖，經常提出一些稀奇古怪、不著邊際的問題。他的同學們則作證說，納森在與朋友的交往中奉行實用主義，有用的就是好朋友，沒用了就一腳踢掉。能與他長期相處的只有理查德，因為納森對理查德的態度更像是“戀人”。出庭的專家們證實，納森與理查德之間確實發生過同性戀行為。
被告方也請到了一位本地的專家。在芝加哥西郊掛牌行醫的豪洛德·休勃博士指出，兩名案犯之所以膽大妄為，犯下如此滔天的大罪，是因為他們自認為才華出眾，智力超群，警方逮不著他們。
克拉任·達偌的最後兩位證人是阿爾伯特·洛易的秘書卡瑟琳·菲茨拉德和納森的哥哥邁克·里奧普。
卡瑟琳說，她的老闆曾授權於她，任何時候只要理查德需要錢，她都可以開給他250美元以內的支票，而無須經得阿爾伯特的同意。科羅檢察長在交叉取證時問：“這就是他被慣壞了的原因之一？”卡瑟琳支支吾吾，說以她的身份，不便對此事作出評論。克拉任從被告席上起身道：“我方承認這一點。”
邁克·里奧普在證詞中說，納森每月的零花錢是125美元。此外，如果有其他需要，家裡可隨時給他更多的錢。事實上，里奧普先生不久前剛剛給了納森3000美元，讓他在今年暑假去歐洲度假。
克拉任·達偌博士在此想要證明的是，以兩名被告的經濟狀況，他們不可能為了圖謀錢財而殺人，就像公訴方所指控的那樣。
被告方聽證結束後，公訴方要求重新取證，以利用這次機會和法官8月1日的新決定傳喚他們自己的專家證人。受僱於公訴方的三位神經學家和心理學家一致認為，從總體上講，納森和理查德心智健全，精神正常。休·派騅克博士指出：“除非我們認為，所有在作案之前精心部署周密策劃的殺人兇犯全都是神經病，否則很難證明，這兩名被告確實有什麼神經方面的疾病。”
阿契巴德·丘爾其博士告訴法庭，根據他的觀察和診斷結果，理查德在作案的時候“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在幹什麼”。 “他知道他自己是誰，身在何處，以及當時的日期、時間等等的一切。在我們的交談中，他所表現出的記憶力、理解力和邏輯推理能力都是一流的，我看不出他的神經有什麼毛病”。丘爾其博士補充說，納森的情況也是如此。
幾位公訴方專家的共同結論是，納森·里奧普和理查德·洛易自小便生活在極其優越的環境，他們富有的家庭為他們提供了錦衣玉食，他們住大房子，開好車，特別是，他們在學業上的卓越表現，使他們自我感覺處處高人一等。他們鄙視周圍的人、周圍的物和周圍的事，進而發展到蔑視所有的規章制度和法律。在他們看來，他們的與眾不同也包括了他們可以不受任何規章制度和法律的約束，或者說，他們過人的聰明才智可以使他們逃避法律的製裁。而這一點，才是導致他們犯罪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