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星期三上午，公訴方宣布取證結束。
克拉任·達偌的第一位證人是威廉·崴特博士，美國精神病學學會主席。崴特博士在證人席上宣誓後剛剛入座，檢察長羅伯特·科羅便振振有詞地提出抗議：“當你斷案的時候，你並不需要一隻顯微鏡去探究罪犯的大腦，以其神經系統是否有病變來決定他是否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你需要的只是事實。譬如，他殺了那個人是否因為此人曾勾引過他的老婆？如果是，則可從輕判決；他殺了那個人是否因為此人曾到處散佈謠言對他進行誹謗？如果是，則可從輕判決；他殺了那個人是否因為兩個人酒後互戕，如果是，則可從輕判決。然而，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樁性質極其殘酷的預謀殺人案。在被告承認'有罪'，並逃避陪審團審案之後，再引入'精神病抗辯'，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從此開始了長達兩天的辯論。
在本次庭審之前，被告方只能在“無罪”辯護中引入關於其神經不正常的證據，而且必須由陪審團對法庭是否應該採納或拒絕這些證據作出最後裁決。
正如某記者在報導中所言：“當法庭內的聽眾們被炎熱的暑氣，還有雙方發言中的那些晦澀難懂的法學術語催眠得昏昏欲睡時，本案被告方的律師們正在力圖揭開美國司法史上新的一頁。”終於，在約翰·加維利法官的幫助下，他們完成了這一“壯舉”——1924年8月1日，星期五上午11點，法官駁回了公訴方的抗議，允許威廉·崴特博士等作為專家證人在本案中出庭。
崴特博士在證詞中說：“理查德自小便感覺，他的家人對他多少有些忽略。”當他在14歲進入大學時，同學們都比他大了4到8歲。 “他開始摹仿大孩子們喝酒”，以得到他們的認可和接受。理查德經常將自己想像成一個大人物，一個很厲害的人物。他在小時候最喜歡“裝扮成牛仔或警察照相”，稍大一點則幻想自己“是一個讓人們聞風喪膽的罪犯，一個犯罪團伙的首領”。在因勃比·范克斯綁架撕票案被捕入獄後，儘管民眾對兇犯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慨，但理查德卻相信不少年輕人會將他視為英雄。他認為“在鐵窗中身著囚服”才是自己一向希望的形象。
“納森則是在很小的時候就發現了自己的與眾不同，以及與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他的孤僻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演變為“自我中心”。 “但在智慧的外表下，納森實則十分脆弱”，因此也不像理查德那樣“具有犯罪傾向”。
兩名被告的共同之處，除了智力、年齡和家庭背景外，還因為他們雖然都在學業上成績斐然，但就其性格和社會經驗等等而言，卻是“非常的不成熟，甚至幼稚，只相當於正常兒童8到10歲的水平”。儘管納森和理查德都沒有明確地承認過，但崴特博士認為，他們在一群大孩子中間肯定受到過某種形式的欺負，從而導致了他們的“反社會情緒”。
比如理查德：“曾認真地考慮過自殺。他說他對自己到目前為止的生活非常滿意，但生活已經不可能再給予他更多，因為他已經享受到了生活的全部。”“理查德所有那些犯罪活動都是他自我毀滅的一部分。”
這位專家指出，勃比·范克斯命案是兩名被告合作的結果，或“他們性格相互交織影響的結果”。 “我不能想像單憑納森自己會萌發出綁架殺人的念頭，因為他的個性中沒有犯罪的因素。我也不能想像理查德獨自一人會作下這麼轟動的案子，”因為他“是需要觀眾的。在他的幻覺中，犯罪團伙是他的觀眾。在現實生活中，納森是他的觀眾。”更重要的是，納森這位觀眾並不是被動的。他不單是在一旁觀看，他也是演員之所以成為演員的理由。往往在演員遭受挫折，準備卸裝退場的時候，這位觀眾便會挺身而出，堵住演員的去路，鼓勵、甚至是逼迫著演員將已經開場的戲繼續演下去。因此，“在勃比·范克斯命案中，是納森首先提出編排好不在現場的說辭。當二人得知屍體已被發現，理查德準備罷手時，是納森堅持要按原定計劃打電話到凡德波格與羅斯藥舖。”同樣，在接受警方審訊的過程中，也是納森矢口抵賴，頑抗到最後一刻。
羅伯特·科羅檢察長在交叉取證時問：“以你之所見，博士，你認為是誰動手殺死了勃比·范克斯？”檢察長稍事停頓，又加上一句，“他們中的哪一個？”
“我想應該是理查德。儘管他為了減輕自己的罪孽而不願向當局承認。”事實上，無論是納森或理查德將鑿子戳進勃比·范克斯的額頭，從法律的觀點，兩名案犯都應該承擔同等的罪責。威廉·崴特博士繼續道：“我沒有問。但在為他們作完檢查和測試後，我就知道了。或者說，我認為我已經知道了。我對這一點很感興趣，但是我並不好奇。”
來自波士頓的韋爾·赫利博士是研究少年犯罪行為的專家，他在本案中也兼主持對納森和理查德的各種試卷測驗。
赫利博士作證說，納森的默讀測驗得分是他所見到過的最高分，納森的記憶力也相當驚人，有過目不忘之能事。赫利博士曾隨手寫下20個互不相關的單詞，納森看完一遍便能夠倒背如流，而且第二天還記得清清楚楚。但是，赫利博士說，納森在“實事判斷”中的表現卻不盡如人意，“他的得分之低，令我驚訝。”“100分的滿分中，他只得了565分，那是12歲孩子的平均水平。或者說，10歲的孩子中有25%的人會比他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