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沙繆爾·P·P·費，密德賽可地區遺囑檢驗法官。我在劍橋居住40餘年，自從約翰·韋斯特當上教授我就和他相識。在過去的15至20年間，我倆私交甚篤，算得上是密友兼近鄰。
韋斯特教授的善良和隨和在鄰里中是有口皆碑的。他不僅沒有過暴力行為，甚至從無情緒衝動。他樂善好施，深得大家的敬重。我從來不曾聽到過任何與之相反的評論。
我記得在派克曼博士失踪的那天，星期五晚上9點，我去崔德威爾教授家的聚會時，韋斯特教授夫婦也在那兒，還有摩瑞·崴曼博士夫婦。在我的記憶中，教授那天晚上的言談舉止沒有任何的不正常。他和平日一樣，與眾人聊著當天的新聞，以及關於科學的話題。
在後來的一個星期裡，我又曾多次與教授見面。事實上，星期日和星期二晚上我都去過他家。星期日晚上，我是去告訴他一些關於派克曼博士的消息。另一個晚上，星期一或星期二，我和他的家人們一起玩牌。教授和他的女兒一方，我和教授夫人一方，我們玩了兩三個小時。我確信在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的三天中，我有兩個晚上在教授家中。
我姓基德爾，名約瑟夫，藥劑師。我認識韋斯特教授，我也記得派克曼博士失踪的那天。那天是星期五，23日。 5點左右，或者差一刻5點，教授到我店裡買了一些香水。我非常肯定是那天，因為他買了一箱子香水，要我把賬單寄到他府上。我有賬單為證。
我叫瑪莉安·韋斯特，我是韋斯特教授的二女兒。自父親被捕以後，我一直在試圖回憶他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後那一個星期的點點滴滴。
23日，星期五，父親下午回家時正好趕上喫茶點的時間，應該是在6點以前。然後他在自己的房間里呆到8點，送我和妹妹們到鄰居家裡開派對，一直把我們送到鄰居家門口，才和母親一起離開。我們在夜裡12點半回家，是父親替我們開的門。大家聊了約半個小時，他在1點鐘回房就寢，我們也跟著一起上樓。
星期六下午1點過，我們在一起吃罷午飯，父親就進了自己的書房，直到天快黑時才出來。那天是霍金斯小姐來我家喫茶點，我記得父親從書房出來喝茶。那天晚上我們都在家裡，父親給我們朗讀，又和我們姐妹幾個玩牌。他在10點鐘就寢。
星期天上午，我們先去了教堂。之後，他和母親，還有我妹妹散了一會兒步，12點半回家吃飯。通常在星期天我們都是1點鐘吃飯，但是那天提前了，因為父親要在飯後去波士頓的弗然斯·派克曼神甫家，告訴他他在星期五那天見過喬治·派克曼博士。
星期一，父親是在家裡吃的午飯。他2點鐘到家，那正是我們家週日或工作日吃飯的鐘點兒。父親午飯後又出去了一趟。 4點半喫茶點時我看見了他，但我覺得那天下午他不在家裡。晚上，費法官來訪，大家一起玩牌。我在10點鐘回房睡覺。
星期二，父親也是在家裡吃的午飯，而且飯後呆了一會兒。我想不起那天下午的事，但他喫茶點的時間和晚上都肯定在家裡。 10點到11點之間我看見過他。那天晚上我們自己玩牌。波特飯店的方向失火。我記得火警鈴響時父親在家裡。
星期三，上午11點，父親從外面進來。我當時正在餐廳裡看書，父親跟我談論了一陣那本書，然後去花園裡剪葡萄藤，一直到兩點。午飯後他就呆在家裡，6點20分帶我們去波士頓坎寧翰先生家裡開派對。我們在10點半離開坎寧翰先生家，坐11點的班車回劍橋。那天晚上我睡覺的時候他還沒換衣服，坐在那兒看報紙。
星期四是感恩節，父親一直在家，沒去波士頓。據我所能記起的，他整個上午都在花園裡，晚上也在家。我10點睡覺時他在家。
我在星期五兩點吃午飯時見到父親。飯後約半個小時他出去了一趟，傍晚時分回來，在家裡一直呆到他被捕。
我有一個已經出嫁的姐姐住在亞速爾群島的法雅爾，我們頻繁通信。家裡保持了一份通信記錄，每次寄出信後，我們都會記下日期等等。正是這份通信記錄幫助我回憶起了不少的事。
韋斯特教授的另外兩個女兒赫麗葉和凱瑟琳也向陪審團提供了大致相似的證詞。 17歲的凱瑟琳還記得：“星期三晚上，我們離開坎寧翰先生家後，在馬車驛站等候班車時，我看見牆上貼了一張懸賞尋找派克曼博士的啟事。我姐姐指給父親看，父親隨即大聲地念給我們聽。”
至於在韋斯特教授實驗室裡發現的人體殘肢，那正是被告方准備探討的下一個問題。
我叫埃賓·N·霍斯福，哈佛大學化學講師。自韋斯特教授被捕後，我接替了教授在醫學院的化學課，以及他的實驗室。
在化學實驗中使用人血樣品是十分常見的。應警方的要求，我將韋斯特教授遺留在實驗室裡的各種布質物品送回他在劍橋的家中，包括一條毯子——也許不止一條；兩條褲子，我記得；一兩件外衣；一套連身工作服；一頂淺色夏日帽；我記得是在1月1日那天送去的。當時我非常好奇，也非常仔細地查看了那套連身工作服，但沒有發現任何血跡……
整個實驗室裡有大約四五瓶硝酸，總共加起來不過1到15加侖，或重13到16磅。如果想用硝酸化解或腐蝕人體，我估計，硝酸的用量應該多於人體的重量。而且，還需要一個很大的鐵質容器。他的實驗室裡沒有鐵質器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