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小沙繆爾·派克曼博士，就是喬治·派克曼博士的弟弟，和韋斯特教授一起來了。我當時一直都在想這件事，多多少少。我懷疑派克曼博士栽在了韋斯特教授手裡。
星期一晚上，在去格蘭特先生的舞蹈學校之前，我試過韋斯特教授的門。事實上，那天下午我一直在試，並不是每時每刻，但試過很多次。我想進去替他幹活兒。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像那樣鎖著門。
當我發現牆壁燙手時，覺得特別奇怪，因為以前從來沒有發生過這種事。但我翻窗進去以後，看見爐子裡的火併不是很大。
我進到實驗室以後，發現地板上有一些可疑的斑點。我注意到濺在樓梯上的漬點比別的地方多，當時看上去非常紅，所以我想應該是血。
我再說一遍，我從來沒有想到過要領取什麼賞金。我絕對不承認我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金錢。
3月25日，開庭第六天，舉證繼續：
德拉斯塔·柯拉普，本埠警探總長，自1828年加入警署。
12月5日，圖克署長指示我去劍橋，從那裡帶一名警員到韋斯特教授府上搜查。所以我和波士頓的霍普金斯警官，還有劍橋的山德遜警官一起去了韋斯特家。到了那裡，他們都上樓，只有我留在樓下。這是我們對韋府的第二次搜查。根據我在離開波士頓以前接受的指示，我們應該重點查找一批文件。我問韋斯特夫人被告是否曾給過她什麼文件。她想了想，然後在山德遜警官的陪同下離開房間，不多時，拿回一沓文件。那些文件（她給我看的頭三份）並沒有列在搜查令上。我又命山德遜警官到樓上把裝這些文件的箱子搬下來，我讓韋斯特夫人將裡面的其余文件都交給我，我說我要帶回城裡去，我說我會給她開張收據。我給她開了。
我記得兩名警官後來又到樓上搜查了一番，但我們帶走的只有這些文件。劍橋的警官有搜查令。我當時並不清楚我問韋斯特夫人要來的都是些什麼文件，但我想應該就是它們。我從其中的兩份文件上認出了派克曼博士的字跡，我在上面簽下我的姓名縮寫，以便於日後鑑別。
第一份文件是一張400美元的欠款單，上有J·W·韋斯特的簽字，日期為1842年6月22日，其上寫明：“1847年1月22日付清。”欠款單的背面是派克曼博士的筆跡：“餘款48364美元已付，49年11月22日。”單子的正面有兩條很粗壯的橫向斜線，各長25英寸，寬八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英寸。下面“J·W·韋斯特”的簽名上也有兩道表明註銷的橫向斜線。
第二份文件的日期是1847年1月22日，借款總額2432美元。同樣，有J·W·韋斯特簽名。而且，單子的正面也有兩條很粗壯的橫向斜線，比前面那張上的更粗。底下的簽名上也是相同粗細的橫向斜線。
和第二份文件放在一起的，還有一份查爾斯·坎寧翰先生手書的關於韋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之間這筆複雜交易的備忘錄。根據坎寧翰先生的說明，這份2432美元的欠款單據不僅取代了1842年6月22日那張借款單的本金400美元，也包括普瑞斯科先生借給韋斯特教授的500美元、普瑞斯科夫人的200美元、耐耶先生的200美元以及查爾斯·坎寧翰先生的100美元。備忘錄的背面寫著：“欠派克曼，1849年4月25日，餘款45627美元；利息2737美元；共計48364美元。”
…………
我叫弗然斯·派克曼，已故喬治·派克曼博士的哥哥。我與韋斯特教授相識多年，並任他的教區牧師數年。韋斯特教授搬來劍橋後，我和他熟悉的程度與其他醫學院的教授們無異。去年9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四，我替他的小外孫主持了洗禮，我記得是他女兒和那個住在亞速爾群島的外交官女婿的孩子。
我弟弟失踪後的星期日，我們全家人當時都很壓抑。我記得那天下午4點左右，韋斯特教授來了，他說他就是星期五早上到過我弟弟家、約他在1點半見面，並交給他錢的人。我說：“韋斯特教授，我真高興你能親自來向我們澄清這件事，這下我們大家都不用再猜疑了。”韋斯特教授說，他付我弟弟錢的時候是1點半。我問他對這個時間是否確定，他說：“當然確定。我1點下課，在他來之前，我等了大約20到30分鐘。”我問他有沒有已經註銷的借據，他說，“有，他帶來的。他拿出一張，用筆在上面畫了兩道。”一面模仿我弟弟那種很快很用力的動作。
韋斯特教授又說：“我告訴派克曼博士別忘了註銷抵押契約。他回答說：'我會辦的，我會辦的。'”他說然後我弟弟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我不得不向諸位指出的是，韋斯特教授那天的舉止言談都顯得很倉促，很神經質，令人生疑。他一進門便用了一副公事公辦的腔調說話，無論在其表情或口氣上都沒有流露出絲毫譬如對我弟弟的失踪表示驚訝，或對我們的悲痛表示同情等等，完全是一種商業會晤的做派，這讓我感到十分震驚。因為在那樣的情況下，對受害者家屬表示慰藉等等應該是非常自然的。但是他沒有。
韋斯特教授說完就走，前後一共也就呆了10到15分鐘。
我弟弟這人有一些很特別的習慣，比如他守時極其嚴格，可以說到了機械的程度。他幾乎總是在家，從沒有這麼長時間離家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