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和崔諾蒙警官分手，回到地窖裡。我很快就用手鑽打通了最後一道磚牆。在肯司利先生他們來之前，我已經在牆上鑿了一個大洞。牆很結實，一共有五層磚。我把煤油燈提過洞口，但洞穴裡的氣流極強，馬上就把燈給撲滅了。我想了個法子，把我自己的頭也探進洞口，擋住穿堂風，這樣燈就不會熄滅了。藉著燈光，我一眼就看見了那些斷肢，一副腹腔和兩截腿。從上面實驗室水槽流下來的水沖刷著殘肢。我知道它們本不應該出現在排污管道裡。我趕緊從隧道爬出去，鎖好抽板門，在樓上找到我太太。我當時全身發抖，完全無法自已。
我鎖上大門，以最快的速度奔向桑蒙街雅各布·拜基魯教授的家裡。教授不在家。我又一路跑到喬西路亨利·拜基魯博士家，向他報告了我的發現。他帶著我去桑蒙街見羅伯特·高爾德·肖先生，讓我把情況給肖先生又說了一遍。肖先生當即差人去請富朗西斯·圖克署長。署長很快就來了，他讓我先回去，說他們跟著就到。過了10到15分鐘，圖克署長和拜基魯博士到達醫學院。在他們之前，柯拉普探長已經先行到達。
我鑿的洞正好在地面和一樓樓板之間一半的高度，洞口靠外磚層的開口直徑大約18英寸，最裡面10到12英寸。排污管道從衛生間底下斜斜地伸向江邊，從馬桶口至管道到達地面的那一段長度大約是八九英尺。發現人體斷肢的地方並不剛好在馬桶口的正下方，而是管道向外伸展到北牆處。漲潮的時候，江水常常漫過北牆灌進地溝或管道裡，有時候潮退了，管道裡還留著大約五六英尺深的水。當我們在實驗室底下的時候，聽見樓上有一些響動，圖克署長馬上拔出手槍。後來才知道，那些聲音是我太太和孩子們弄出來的。
那天晚上韋斯特教授被押回醫學院以前，圖克署長、崔諾蒙警官和我檢查了冶煉爐。我伸手進爐子裡摸出一塊骨頭。前門門鈴響，我去應門。一名警察說：“我們把韋斯特教授帶來了，他很虛弱。”我打開門，韋斯特教授走進來。教授對我說：“他們逮捕我把我從家裡帶走也不給我個機會和家人們道別。”
韋斯特教授看上去很緊張，我記得他不停地出汗，渾身瑟縮。他根本站不住，一直由警察們架著。
我們回到韋斯特教授的實驗室。當我走到後門時，他們說想去樓上放貴重物品的密室裡看看，我說我沒有鑰匙。問韋斯特教授，他也說沒有，就和問他別的鑰匙一樣。有人問我衛生間的鑰匙在哪兒，我告訴他們這得問韋斯特教授，因為我從來就沒看見過衛生間裡頭是個什麼樣子。
韋斯特教授說：“鑰匙就掛在那顆釘子上。”他們取下鑰匙試了試，插不進去。他們對教授說：“這不對，不是衛生間的鑰匙。”“我看看，”教授說。我把鑰匙遞給他，他說，“這是我壁櫥的鑰匙，還有一把應該在這兒的什麼地方。”這時候，有人用斧子砸開了衛生間的門。
然後，我們下到地下室裡把人體殘肢都拿上來。崔諾蒙警官、柯拉普探長和我一起去的。我們把斷肢一一擺放在桌子上。所有的人都圍過來，站在離桌子五到六英尺的地方。韋斯特教授也被帶了過來。他此時越發緊張，汗如雨下，眼淚和汗水一齊往下流。
這時，公訴人喬奇·貝密斯拿出一些物證請證人過目。
關於那雙帶血的拖鞋，伊弗任·利托菲爾德說：“我在他的密室裡見過這雙拖鞋，或與這雙相似的。”
關於那把鋸子，伊弗任說：“我想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把鋸子。”
喬奇·貝密斯向陪審團解釋道，捷夫·威曼博士在顯微鏡下查驗過鋸齒上的斑點，證明它們不是血跡。但不管怎麼說，既然已經被公訴方列為了物證，他就應該向法庭出示，讓陪審員們得出自己的結論。
伊弗任·利托菲爾德繼續作證：
我見過那柄茶葉箱裡的折疊刀，即使不是同一柄，也是和它一模一樣的。那是在派克曼博士失踪前的星期一，韋斯特教授對我說：“嘿，看看我這把刀。”韋斯特教授在實驗室里通常都戴著帽子，穿連身的工作服。他被捕以後，那兩件東西都不見了。
我也見過在衛生間裡找到的那些毛巾，上面有大寫的“W”（即韋斯特的頭一個字母——筆者註）字樣。還有擦手的布捲，至少兩三年前就已經在他的實驗室裡了。星期五那天，我去告訴他說我不能從馬薩諸塞總醫院弄到血液時，他就在上面擦過手。
公訴人喬奇·貝密斯又作了一些必要的註解，說經查驗，毛巾上的斑漬是酸，而非血。
被告方律師愛德華·索耶爾問：“你晚上在他的實驗室裡玩過牌嗎？”伊弗任·利托菲爾德拒絕回答。
索耶爾律師又問：“韋斯特教授是否曾發現你在他的房間裡賭博？”伊弗任答曰：“不曾，先生。至少他本人從未跟我提到過。”
以下是伊弗任·利托菲爾德對索耶爾律師提問的回答：
派克曼博士失踪後的那個星期，我反反复复地回憶和思索我在前面證詞中談到的那些事實。 25日，星期日晚上，在和韋斯特教授那番談話之後，我對我太太說，我要監視他的一舉一動。那天白天，我也和大家一起到處找尋派克曼博士。我從沒想到過賞金，當時我甚至不知道有賞金一說，我是到第二個星期才聽說的。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起我這樣做是為了金錢，也沒有對韋斯特教授這樣說過。我敢打賭，沒有任何人可以證明我說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