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韋斯特和喬治·派克曼都同屬於這個上流社會的圈子。只不過，派克曼博士經常出入的是“上流中的上流”——位於培根山莊的“培根俱樂部”；而韋斯特教授夫婦光顧的則多是些同事和朋友家舉行的派對或宴會。但不管怎麼說，他們和美國各地所有的上流社會成員一樣，過著優裕、舒適而尊貴的日子，活得體面、自在而自信。但是波士頓的上流社會卻有其與眾不同之處——至少他們的成員自以為如是——他們崇尚文化、智慧和教育，自譽是“美國社會最純潔的道德淨土”。他們還有許許多多值得驕傲的資本——由他們創辦的聞名於世的大學，由他們倡導的各項社會改革，諸如解放奴隸，爭取婦女權利，以及自我修養和禁慾，包括後來的“禁酒運動”，這又使他們獲得了“現代文明之先驅”的美名。他們喜歡把自己的城市稱為“合眾國的搖籃”（18世紀下半葉，美國民眾抗擊英國殖民者的第一槍是在波士頓打響——筆者註）、“宇宙的思想中心”、“美國的雅典”。
然而，在1845年前後，波士頓冠冕堂皇的外表產生了很深的裂縫，或者說，“美麗華貴的臉龐上被人生生地留下了一道傷口”。隨著大批愛爾蘭移民的進入，波士頓開始出現貧民窟，出現乞丐和妓女，出現疾病和瘟疫，出現暴力和犯罪。截至1849年，在波士頓定居的愛爾蘭移民多達37萬人，佔全市總人口的將近四成。更能說明問題的還有兩個數字，1849年，全市出生的5031名嬰兒中有2450人是愛爾蘭後裔，而當時的監獄中有半數以上的囚犯來自愛爾蘭。喬治·派克曼博士失踪前一個月，一場在愛爾蘭移民聚居區肆虐一年的流行性霍亂剛剛結束，1300多名喪生者全是愛爾蘭人。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波士頓城西上流社會沙龍里的人們開始憂心忡忡、神色惶恐地討論移民，討論貧困，討論那些難以駕馭的“低劣人種”，以及自己的城市所面臨的緊張局勢和潛在的危機。他們驚呼“美國的雅典正在變成美國的都柏林（愛爾蘭首都——筆者註）”，大有世風日下，城將不城之勢。
所以，1849年11月23日，當“高尚正派的”“醫學博士”喬治·派克曼在波士頓的大街上莫名其妙地消失時，這座已經開始動搖的城市便感受到了難於估量的震撼。
據波士頓市警察總署署長富朗西斯·圖克對報界的說法，他首先指示西區的警察們在哈佛大學一帶“盡可能不聲張地”了解了情況，然後率員直奔愛爾蘭區。以前辦案總是這樣，但凡有事就到愛爾蘭人的貧民窟裡抓幾隻“替罪羊”，因為波士頓的貴族們對警方職責的第一條定義便是，“看住那些不懂規矩的下等人”。但是這一次，他們什麼也沒抓著。
緊接著，圖克署長和探長德拉斯塔·柯拉普又指揮著他們的人馬搜查了派克曼博士名下的全部倉庫、地下室等，以及無數的公共下水道，甚至潛入了波士頓港灣和流經城西的喬爾斯江段水下。 “我們搜遍了城里城外。”圖克署長說，“以哈佛大學為圓心，半徑40到60英里的所有地帶，郊區和海岸線上的每一座城鎮，科德角兩側。我們搜遍了陸地、水域及水下。”但喬治·派克曼博士還是不肯露面。
這時，社會上有謠言流傳，說派克曼博士失踪的秘密就在最後有人看見他活著的地方——哈佛大學醫學院內。於是，警察們重返劍橋，遍查包括地下室和約翰·韋斯特教授的化學實驗室在內的醫學院的每一個角落，每一寸樓板，但仍是兩手空空，無功而歸。
當年的哈佛醫學院是一幢聳立於喬爾斯江畔的兩層樓房——也可說是三層，如果算上不足四英尺（約合12米）高的地下室——與馬薩諸塞總醫院毗鄰。樓房的一半建在沙灘上，底座懸空，僅靠幾十根巨大的木樁支撐著。這樣，當大西洋漲潮的時候，泛起的江水便能將樓底淺灘上的淤泥沖刷乾淨，也捎帶沖走從實驗室廢料口和排污管道扔出的垃圾。醫學院的解剖實驗室和韋斯特教授的化學實驗室被安排在樓裡緊靠喬爾斯江的一面，以便江風帶走實驗室逸出的氣味和廢氣。
在波士頓的市民中，哈佛醫學院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地方。一方面，哈佛的學者們以及其他上流社會的志士仁人們很為醫學院所取得的成就、為醫學對波士頓作出的貢獻而感到驕傲。然而，在一般民眾的眼裡，那棟樓房卻是一個“骯髒的、充斥著惡臭和腐屍味的地方”。在大街小巷的傳言中，哈佛醫學院的“每一間屋子裡都擺放著死屍，任由那些對上帝毫無敬畏之意的教授和學生們切割、肢解，而後再將殘肢斷軀，甚至整個屍體拋入江中”。住在鄰近的大人們告誡他們的孩子盡可能遠離哈佛醫學院，因為那棟樓房與墓地鬼宅無異，是“異端、不祥和凶險”的象徵。
據約翰·韋斯特教授自己說，他是在11月24日，星期六，從晚報上讀到喬治·派克曼博士失踪的消息，並於次日去了博士的哥哥弗然斯·派克曼神甫府上，告訴他自己和派克曼博士在星期五見過一面。教授說，那天早上，他先到派克曼博士家中和他約好了時間，然後下午1點下課之後，便在實驗室裡恭候博士光臨，一面從一根木棍上削下一些木屑放進容量瓶裡，為下一堂實驗課“木材的性質”做準備。 1點45分左右，博士如約到達教授在哈佛醫學院的實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