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警方人員還在韋斯特教授的實驗室裡搜查時，一撥撥人流越過喬爾斯江大橋，從波士頓湧向劍橋，又從劍橋的各個方向湧向哈佛大學，其中有幾天前無端遭到警方騷擾的愛爾蘭移民，也有長期以來視醫學院為邪惡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則是對那些平日里趾高氣揚的貴族們心懷嫉恨的小市民們。 據不少史學家的評論，本案是“19世紀最富戲劇性的案例”。 如果將本案比做一部戲劇，其中的主要人物就有三個：約翰·崴特·韋斯特、喬治·派克曼和伊弗任·利托菲爾德。 56歲的約翰·韋斯特和59歲的喬治·派克曼是老相識了，他們的關係最早可以追溯到40年前的19世紀初葉，兩個人同在哈佛大學醫學院唸書的時候。喬治畢業於1809年，約翰稍後，1811年。到本案發生的1849年，喬治已經不做學問了，改行搞房地產投資和放高利貸，但因他早就有了一個博士的頭銜，而這個頭銜又是終身的，所以人們還管他叫“派克曼博士”。約翰仍在哈佛醫學院，他在那裡做了25年的化學教授，所以被尊為“韋斯特教授”。

博士細高個兒，體格碩健，高顴骨，尖下巴，講話底氣十足，嗓門很響，咄咄逼人，處處透出商人的精明和刻薄。教授正相反，矮矮的，胖胖的，“一雙小眼睛在近視眼鏡片後面和善地閃動”，頗具讀書人的誠實與厚道，甚或迂腐。 博士很富，可謂腰纏萬貫，是哈佛大學醫學院財大氣粗的捐助人。據波士頓薩伏克地區有關部門的不動產資料記載，僅1848年一年，喬治·派克曼經手的房地產貸款就有111項。 教授很窮，只靠一年1900美元的薪俸養家糊口。說“窮”其實不確切，但為了維持一家五口上流社會的生活方式，從大約8年前開始，約翰便不斷地向喬治借貸。到1849年的11月，其債務已累計高達2432美元。有後人計算過，要是擱在20世紀90年代，這筆錢就相當於16萬美元還多。所以兩個人的關係，也由往昔的同學同事，日漸演變為債權人和債務人。

然而，到了1849年11月23日這一天，韋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的關係又發生了急轉直下的突變，也可以說，永遠地結束了。 這天上午的8點到9點之間，派克曼府上的男僕帕迪克·麥戈萬替主人迎進了一位客人。帕迪克後來對警方說，他記不得這位客人的模樣，只聽見派克曼博士和客人相約在同一天的下午1點半見面。 9點30分，喬治·派克曼到了他姐姐在勃朵茵廣場附近的住宅，然後和他的姐夫、也是他的生意合夥人羅伯特·高爾德·肖一起去了施達特街的商務銀行。派克曼博士和肖先生的關係非同一般，兩家人實際上是親上做親，因為博士父親的原配夫人也姓肖。從銀行辦完事出來大約10點左右。兩個人分手之前，派克曼博士沒有告訴肖先生他去哪兒。

下午1點剛過，博士走進離哈佛醫學院不遠的保羅·荷蘭食品店，讓荷蘭先生往派克曼府上送6磅奶油和一桶32磅裝的糖。派克曼博士臨離開時交給保羅·荷蘭一隻棕色紙袋，那是他在昆瑟市場替他生病的女兒荷莉艾買的玻璃萵菜。 100多年前，玻璃萵菜屬於非常嬌嫩的品種，不宜長時間攜帶。博士請荷蘭先生把紙袋收好了，說他“過幾分鐘就回來”取。 然後，1點半至2點之間，有兩個小男孩看見派克曼博士朝哈佛醫學院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喬治·派克曼博士一夜沒有回家，並從此再沒有回家。派克曼家住在培根山莊，一幢紅磚的四層巨宅，與哈佛醫學院相隔不過半英里。 第二天，波士頓各報登出一則《尋人啟事》： 特告 喬治·派克曼，醫學博士，高尚正派的波士頓市民，於11月23日星期五中午12點至1點之間，離開其在核桃街8號的住所，前往某處赴一商務會晤，至今未歸。後於同日下午5時左右，被看見在本埠城南華盛頓路或其附近與人交談。

特懸賞徵集任何與之相關並能導致發現其本人的線索。切望知情者火速與警方聯繫。 第四天，11月26日，羅伯特·肖以他個人的名義給出了賞金的具體數額，“一個令人暈眩、令人怦然心動的價碼”——3000美元，並在同時發布的另一則啟事中稱，喬治·派克曼有“可能因某種突發性的心理病變而離家出走”。這單啟事不僅出現於所有報端，並且勞師動眾地由警方出面在全市各地張貼28萬份。 又過了兩天，派克曼家族在第三張啟事中另封1000美元，專賞發現派克曼博士屍體者。也就是說，他們開始考慮博士死亡的可能性了。 失踪者的身份和賞金的數額頓時轟動了整個波士頓。 就在本案發生前不久，英國著名作家查爾斯·狄更斯曾對波士頓作過這樣的描述：

波士頓，那裡的房子光鮮而華麗——磚是那樣的紅——石頭是那樣的白——沿街毗連的宅門上，門環和門牌都是那樣無與倫比的明亮和閃爍——那是一座美麗的城市。 實際上，狄更斯先生描述的房子只是在波士頓城西、著名的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麻省是馬薩諸塞州的另一種中文譯法）所在的那片英文名字也叫做“劍橋（Cambridge）”的區域。這一帶居住著波士頓的文人雅士們，一群既有錢亦有權的社會名流和精英。他們塑造著波士頓，操縱著波士頓，主宰著波士頓，他們是波士頓的形象，也是這座城市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