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年初，嫻泰拿走了女傭唐娜·勞遜的各種證件，然後在珞地達爾堡用唐娜·勞遜的名字和虛構的地址辦了一張身份證。她還給了自己一個新的生日，1943年7月11日。只有身份證上的照片是嫻泰本人。
5月的一天，便衣偵探荷塞·阿爾方索在一家商店看見嫻泰偷偷地把幾隻萊芙蓉唇膏塞進手提包裡。當荷塞亮出警徽時，嫻泰尖聲大叫，說荷塞非禮她。肯尼聞聲趕到抓過提包與荷塞扭打成一團，嫻泰趁機奪門而逃，肯尼也隨後脫身逃跑。荷塞緊追不捨，在路人的指點下，終將攜帶提包的肯尼擒獲。
肯尼被指控結夥搶劫、妨礙公務、拒捕、毆打執法人員及協助其他罪犯逃跑等多項罪名。他先是以沉默相對抗，後用一張偽造的身份證騙過警方。不久，一位律師趕到警署，用1萬美元保釋金贖出了肯尼。
當警方根據手提包裡的身份證件通緝“唐娜·勞遜”時，發現這同一個女人還與一起盜車案有關。同年2月3日，“唐娜·勞遜”在黛坦納一家租車公司簽了兩天的租車合同，把車開走後就連人帶車再也找不著了，因為身份證上的地址、年齡和社會安全號全是假的。
6月12日下午，一名自稱唐娜·勞遜的婦女來到佛羅里達州首府邁阿密的護照辦公室，說是要辦護照去巴哈馬群島。工作人員先是覺得這個要求挺奇怪，因為美國公民去巴哈馬是不需要護照的，就和在美國國內旅行一樣，繼而發現她的名字在通緝犯之列。等工作人員把通緝令打印出來，卻怎麼看怎麼不像。眼前這位“勞動大姐”和荷塞·阿爾方索所描述的那個“模仿伊麗莎白·泰勒”的女人幾乎毫無共同之處。經仔細盤查方知，來者是嫻泰的女傭，真正的唐娜·勞遜。嫻泰這次是要派她去拿騷“打掃凱梅斯家在那裡的房子”。
警方直到現在才把涉嫌賽德·阿穆德失踪案的嫻泰，與搶劫及盜車案裡的“唐娜”聯繫起來，並為錯失良機而扼腕不已。等他們根據唐娜·勞遜提供的地址火速趕到嫻泰二人租住的公寓時，只見敞開的旅行箱中散亂著衣褲雜物，桌子上攤放著各種空白表格，廚房的盤子裡是吃剩了一半的午餐，水槽裡堆滿了用過的鍋碗瓢盆，還有幾頂假髮扔在地上。房東太太告訴警方，在他們到達前10分鐘左右，嫻泰和肯尼已經從後門溜走了。
荷塞·阿爾方索後來說：“我當初就直覺地感到這不僅僅是偷盜，肯定還有什麼更重要的情況。那幾隻萊芙蓉唇膏總共才值19美元，沒有人會因為這個而保持沉默拒絕回答問題的。”
過了大約半年後，嫻泰和肯尼又回到佛羅里達。 1997年12月的一天，兩人走進位於西棕櫚海灘的敖克溫金融公司，冒名達威·卡茲丁，用凱梅斯家在拉斯維加斯的房產作抵押，獲取貸款28萬美元。
多年前，老肯·凱梅斯因為他的富有而無端招來許多是非，於是決定轉移和隱瞞一些財產。他請求把這處吉隆尼摩路的房產“暫時”放到達威名下。肯曾經照顧過達威的生意，達威礙於這筆人情債同意了肯的要求。肯在世時從未因這所房子給達威帶來過任何麻煩。過了一段時間，達威要求把他的名字從房契上去掉，肯答應說他會辦的。達威一向信任老肯，所以也沒再多問，久而久之，他差不多把這件事給忘了。直到1998年1月23日，他收到敖克溫金融公司寄來的第一年12個月的分期付款賬單，才知道他的名字還在房契上。 28萬美元貸款，937%的利息，30年分期付款，每月要支付近3000美元。達威一頭霧水，打電話到銀行查詢，才知道這一切都是嫻泰經手辦的，而且嫻泰已經提走了十幾萬現金，貸款的另一半轉到娜萘蒂·維柯斯基名下的賬戶。嫻泰把現金存入位於加勒比海安提瓜島的安提瓜銀行，後來這筆錢都用來支付了紐約的律師費。
在一次晚餐上，達威·卡茲丁向一位做保險的朋友談起這件事。這位朋友也和嫻泰打過交道，他對達威直言忠告道：“達威，你最好不要追查這件事，否則她可能會殺了你。”
達威不相信，他覺得這太危言聳聽了。他還是給嫻泰打了電話，告訴她如果不把他的名字從房契和貸款文件上去掉，他就要報警。達威和嫻泰在電話上吵了將近一個小時。事後達威對他的律師斐爾·伊頓說：“這個女人簡直是神經病。她什麼事都乾得出來。”
在達威·卡茲丁收到貸款賬單之前的1月中旬，嫻泰用他的名字向“消防隊員基金會”保險公司為這棟房子投保了最高額度的火災險。接到達威的電話後，嫻泰遂將房契和保險單上的名字改為弗蘭克·麥卡林。此人本是拉斯維加斯的流浪漢，嫻泰在慈善機構“救世軍”做義工時，把他和其他無家可歸者從收容所領到家中做僕人。 1月下旬，失業的建築工程師思坦利·帕得遜應聘為嫻泰搬家，嫻泰讓他先把所有的家甚拉到附近一個租來的家用貯藏倉庫裡，然後再分四次運往洛杉磯。
1月31日，吉隆尼摩路那棟有14間臥室的大宅，和七年前夏威夷的房子一樣，在一場大火中化為灰燼。
消防隊經過特殊訓練的狗嗅出每一間屋子都被潑灑過汽油。保險公司在調查過程中還發現，房子剛剛易主為弗蘭克·麥卡林，但貸款合同上的名字仍是達威·卡茲丁。當保險公司要求與達威面談時，嫻泰和肯尼讓弗蘭克冒充達威赴約。後來，保險公司以縱火為由拒付賠償。嫻泰雖然沒能達到目的，但她也不是十分在乎，因為這棟房子即使不燒掉，遲早也會歸到琳達和安德魯名下。
2月的一天，嫻泰帶著她的私人公證員娜萘蒂·維柯斯基來到洛杉磯附近的聖佛南多谷，達威·卡茲丁就住在這裡的格林納達山莊。她們在街口停下車，嫻泰自己躲在車裡，讓娜萘蒂過去摁達威家的門鈴。等達威應聲開門，娜萘蒂警告他說：“你必須得繳付那筆貸款。別痴心妄想以為你會賴掉這筆賬。”
幾天后，當思坦利·帕得遜再次從拉斯維加斯給他們往洛杉磯運家具時，肯尼吩咐他帶來了兩支點二二簡寧式手槍。
1998年2月中旬，嫻泰打電話向猶他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車行訂購了一輛林肯高級轎車。已過世的肯·凱梅斯是派克威的老主顧，他曾經從那裡買過兩輛車。車行老闆詹姆·布來科崙也見過嫻泰，那是在1993年，詹姆到拉斯維加斯的吉隆尼摩路給肯送第二輛車——銀色林肯。這次嫻泰要了一輛97年的墨綠色林肯，這是一輛所謂的“回收車”。顧客買回新車後發現有一點小毛病，廠家福特汽車公司把車收回去調好再重新出售，價錢比同類型的新車便宜，而質量絕對是沒有問題的。派克威車行要價3萬美元，嫻泰殺到28萬，再把那輛93年的銀色林肯折舊換新，差價是1497350美元。嫻泰要車行把車送到貝列爾，那是洛杉磯的一處高級住宅區。 2月初，嫻泰和肯尼分別用姍娣和墨尼·蓋林的化名剛在那裡租下了半幢房子，房子的另一半住著一位小有名氣的意大利攝影師丹妮娜·斯卡拉蒙莎。
詹姆·布來科崙不知道肯已過世四年，他覺得有必要親自和肯談談這筆交易。嫻泰說：“他在洗澡，沒法聽電話。”詹姆還是覺得不踏實，過了約摸半小時，他又打電話找肯，嫻泰說：“你晚了一步，他剛去機場，要到日本蓋一座新賓館。”詹姆向嫻泰要她的地址，嫻泰推說這個地方不好找，等車到了洛杉磯再聯繫，到時候她會詳細地告訴司機怎麼走。
2月27日，派克威的司機到了洛杉磯後，嫻泰讓他把車開到巴維列山莊的維爾希飯店與她碰頭，她在那裡訂下了一桌500美元的酒席。席間嫻泰交給司機一張威爾士馬車銀行的1497350美元的支票，還有100美元的現金作為司機的小費。
沒幾天，詹姆·布來科崙打來電話告訴嫻泰支票跳票，嫻泰輕鬆地說：“甭著急，我這就給你寄一張好的來。那天晚上我特別高興，喝得太多，寫錯支票了。哎，對了，你有沒有黑色的卡迪萊克，我兒子想要一輛……”
如此來回好幾次，到後來嫻泰竟然翻臉耍賴，說林肯車漏油等等，派克威車行只好告到法院。所幸的是，他們知道嫻泰的真名實姓。
丹妮娜·斯卡拉蒙莎覺得她的兩位新鄰居怪怪的。比如他們那輛嶄新的林肯從來不進自家車庫，總是泊在鄰居的車道上。再比如那個叫“姍娣”的女人說過，他們的男管家弗蘭克·麥卡林是個聾啞人，但後來丹妮娜明明看見他和“墨尼·蓋林”說話。有一天，丹妮娜趁四周無人，在一個角落堵住了弗蘭克，問他這一切都是怎麼回事。弗蘭克警告她說嫻泰和肯尼都是“壞人”，他們在丹妮娜的電話上裝了竊聽器。還說：“別再和我說話，他們知道了饒不了我。”
3月8日，乘兩位凱梅斯開車回拉斯維加斯之機，丹妮娜和她的一位“騎摩託的剽悍女友”姬爾·加倫潛入嫻泰的臥室，在空調通風口後面安裝了一隻微型攝像機。
第二天，嫻泰和肯尼從拉斯維加斯帶回來一個叫肖·利託的漢子，他也是嫻泰從流浪漢收容所裡找到的。當天晚上，三個人就在嫻泰的臥室裡拷打弗蘭克，逼問他都向丹妮娜說了些什麼。丹妮娜後來在錄像帶上看見，肯尼用雙手掐住弗蘭克的脖子，嫻泰對他拳打腳踢，還指示肖·利托抽他的耳光。肯尼揮舞著手槍威脅說，要一槍崩掉弗蘭克的腦袋。嫻泰則從抽屜裡拿出一把刀，說如果弗蘭克再和外人講話就割掉他的舌頭，等等。
3月13日，星期五。早起肯尼對肖·利託說，今天要帶他去達威·卡茲丁家“串串門”，因為“他把媽媽惹火了”。他倆各自帶了一套乾淨的衣褲，肯尼又在林肯車的後廂裡放了一箱大號的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電纜膠布和兩雙黑色耐克牌手套。
到了達威家門口，肯尼讓肖等在車裡，他自己先進去。肖聽見幾聲槍響，不一會兒肯尼跑出來，叫肖把車後廂裡的東西都拿進去。
肖·利托走進屋裡，看見達威的屍體蜷縮在地板上，血從後頸項的傷口往外湧。肯尼戴上一雙手套，又扔給肖一雙，告訴他仔細擦乾淨所有可能有指紋的地方，收掉一切可能為警方留下線索的東西，然後兩個人一起把屍體裝進一隻垃圾袋裡，又在外面套上三隻，再用電纜膠布裹牢。最後他倆擦掉地上的血跡，換上乾淨衣服。
肯尼到底還是留下了自己的痕跡。在他們把屍體裝進達威的美洲豹轎車的後廂時，肯尼試圖用腳把後廂蓋踹嚴實。他當時穿了一雙黑橘色相間的道格馬丁鞋。四個月後的獨立節週末，當他們在紐約被捕時，肯尼穿的也是同一雙鞋。後來，這雙鞋和美洲豹後廂蓋上的腳印成了本案的關鍵證據。
離開達威家，肖·利托駕駛著美洲豹，和肯尼的林肯一前一後，沿著405號高速公路向洛杉磯國際機場的方向開去。他們從賽普維達大道的出口下來後，先在附近兜了幾個圈子，找到一條僻靜的街道扔掉一袋衣服雜物，再在機場後面的一條小胡同里把達威的屍體扔進了垃圾箱。第二天上午10點35分，一位撿易拉罐的流浪漢發現了這隻巨大的黑色塑料袋。
3月22日，嫻泰兩人從電話上竊聽到，丹妮娜向警方報告，說他們舉止怪異行踪可疑，要把他們趕走。嫻泰和肯尼馬上收拾行裝準備上路，計劃先回一趟拉斯維加斯，再取道路易斯安那州到佛羅里達。一行人尚未離開洛杉磯，弗蘭克·麥卡林尋機逃跑，並向警方報告了1月31日吉隆尼摩路的縱火案，後來又協助警方抓到了肖·利托。
“姍娣”和“墨尼·蓋林”離開後，丹妮娜·斯卡拉蒙莎在他們的房間裡發現了達威·卡茲丁的駕駛執照、護照等私人證件和文件，還有筆記本和幾大張練習簽名的紙等等。數月後，嫻泰和肯尼的照片隨新聞出現在電視和報紙上，丹妮娜認出了他們，遂將所有這些“物證”連同那卷錄像帶一起交給了警方。
嫻泰們到了拉斯維加斯後，又從思坦利·帕得遜那裡買了幾支槍。途經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個小鎮時，他們又用在猶他州騙車的方法弄到了一輛大型露營車，但很快便被車行追回。 4月上旬，二人抵達佛羅里達州棕櫚海灘附近的威靈頓，在一處叫做“馬球俱樂部”的富豪區租住了一套公寓。在此地逗留的兩個月裡，嫻泰和肯尼偷走了幾位鄰居的身份證件，並開始醞釀一個更大的陰謀。
嫻泰深知，她和肯尼都無權繼承凱梅斯家的產業，但轉移房地產卻不像轉移銀行資金那麼容易，第一步要做的，是把肯·凱梅斯的名字從契約上去掉。
在老肯尚未離開人世之前，嫻泰就開始如飢似渴地學習研究有關房地產的法律，其間得到過許多知情或不知情者的幫助和指點。嫻泰很快學會瞭如何起草各種用於房地產轉讓、抵押和出售的法律文件，她通過熟人從產權鑑定公司弄來空白表格，同時在美國境外的巴哈馬、百慕大、瑞士和古巴等地的銀行，用假名或第三者的名字開設用於財產轉移的投資賬戶。
嫻泰想要弄到手的，仍然是那塊讓她魂牽夢繫的“桑塔馬利亞產業”。 1994年4月18日，肯去世後三週，嫻泰到桑塔芭芭拉市政廳註冊存檔了一份由肯·凱梅斯簽署的轉讓契約，將桑塔馬利亞產業“為了愛與感激”而轉讓給嫻泰。肯在這份文件上簽字的日期是1993年12月23日，即他去世前3個月。不巧的是，契約上的不動產稅務編號被寫成了117-330-40，而桑塔馬利亞產業的編號是117-330-60。
1994年5月4日，大概是嫻泰發現了這個錯誤，她又重新註冊存檔了一份完全相同的契約，只不過桑塔馬利亞產業的稅務編號已改正為117-330-60。
當然，把這塊地皮放在嫻泰的名下是不明智的，一旦凱梅斯的合法繼承人得知老頭子已歸西，很容易查出其中有詐。為了把水攪混，嫻泰在不同的地方註冊成立了若干空殼公司，又起草了許多複雜的房地產文件，將桑塔馬利亞產業在這些公司之間轉來轉去。儘管這些公司都是由嫻泰一手操縱的，她卻非常謹慎地不讓任何人看出自己與這些公司的聯繫。在市政廳登記存檔時，這些公司的總裁或董事長使用的都是第三者的名字，而且通常未經本人同意。
後來在嫻泰被捕之後，警方、律師和媒體都非常驚訝，一個從沒進過法學院，也沒有房地產經營執照的人，是如何把這場騙局維持了這麼多年的。一位法庭指定的心理學家在為嫻泰診斷後得出結論：“此人絕頂聰明，但心理功能紊亂。”
就在她註冊第二張偽造契約的同一天，嫻泰自己簽署了一份貸款合同書，以桑塔馬利亞產業作抵押，從阿迦·罕國際貿易公司貸款480萬美元。實際上這裡面不但沒有貸款，當時連阿迦·罕這家公司也沒有。一周之後，1994年5月11日，嫻泰才用查爾斯·嘉勒格的名字註冊了這個空殼公司。查爾斯是老肯和嫻泰認識多年的一位房地產經紀人，嫻泰這次用他的名字倒是徵得他同意的。嫻泰告訴他此舉是為了防止肯的親屬“盜竊”她的財產。查爾斯被任命為該公司的總裁、董事長及財務總監。等到後來查爾斯要求將他“除名”時，嫻泰又用過好幾個名字，包括璐絲·坦尼，她的中學好友，詹姆斯·索羅非，她在巴哈馬的按摩師，以及達威·卡茲丁，但嫻泰故意給了達威一個巴哈馬的地址，還把他姓中的i換成e，所以讀出來就成了達威·卡茲登。另外還有一個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凱文·普雷科特。
不久，嫻泰為“償還貸款”而將桑塔馬利亞產業“抵押”給了阿迦·罕公司。用大白話說，就是還不起錢而讓債主把地皮收走頂債。值得注意的是，嫻泰這次簽署的不是正常的“抵押契約”，而是“棄權契約”。兩者的差異在於，正常的房地產交易，如轉讓、抵押和出售，都要由買方或接受方請產權鑑定公司出面，調查賣方或出讓、抵押方是否真的百分之百地擁有該產業的產權。如果是，則產權鑑定公司會出具一張“產權保證書”，以擔保今后買方或接受方不會遇到產權方面的麻煩。有了這紙產權保證書就可以做正常的轉讓、抵押和出售契約。不過如果買賣雙方相互知根知底，則可以做棄權契約，因為棄權契約不需要產權保證書，所以手續簡便快捷，省卻了諸多的麻煩和費用。但這也容易被某些人鑽空子。比如有的房地產本來就有產權糾紛，或是共同產權，或是像嫻泰這樣用偽造的文件“偷”來的，在出手的時候不希望買方或接受方調查產權，就會使用棄權契約。一般的買主在房地產市場上是不敢接受棄權契約的，因為沒有產權保證書，就如同買一件也許是盜來之物，一旦真正的主人找上門來，買方可能血本無歸。在嫻泰的這筆交易中，所謂阿迦·罕國際貿易公司實際就是她自己，而且她當然不願意產權鑑定公司調查桑塔馬利亞產業的產權，所以順理成章地用了棄權契約。
辦完這筆交易後兩天，嫻泰又做了第二份貸款合同書。這次是由那位虛構的人物凱文·普雷科特代表阿迦·罕國際貿易公司簽字，將桑塔馬利亞產業抵押給西偉·那拉森翰，以獲取420萬美元的貸款。西偉·那拉森翰即嫻泰早年曾對人說起的肯特的教父、印度籍的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嫻泰被捕之後，桑塔芭芭拉法院受理了由琳達·凱梅斯提出的有關桑塔馬利亞產業的產權訴訟。法院曾專為此案去信西偉·那拉森翰。在回信中，西偉·那拉森翰作瞭如下的說明和答复：他與肯·凱梅斯第一次見面是在70年代初期，當時肯·凱梅斯正在向聯合國兜售印有各會員國國旗的招貼畫。後來肯曾介紹嫻泰與他認識，他們又見過兩次面。有一次，一家保險公司打電話給他說，凱梅斯夫婦在一樁可疑的古董被盜案中使用了他的名字，從此西偉便斷絕了與凱梅斯們的來往。西偉·那拉森翰在信中稱他從未做過肯特的教父，也從不知道桑塔馬利亞產業，或420萬美元的貸款，或阿迦·罕國際貿易公司。
嫻泰的下一步自然就是由阿迦·罕公司把桑塔馬利亞產業抵押給西偉·那拉森翰以償付貸款。然後，在1997年12月15日，嫻泰做的第三份貸款合同書上，西偉·那拉森翰又用桑塔馬利亞產業向大西洋有限集團公司抵押貸款250萬美元。 1998年2月4日的第三張棄權契約再把該產業從西偉·那拉森翰的手裡轉到嫻泰在安提瓜註冊成立的空殼公司——大西洋有限集團公司。
其實琳達和安德魯·凱梅斯在1996年就已經知道他們父親去世的消息，但直到1998年嫻泰和肯尼被捕之前，這兩位凱梅斯的合法繼承人都沒有搞清楚桑塔馬利亞產業的這筆糊塗賬。
同時，嫻泰也明白自己來日無多，她一直都在想辦法把這塊地皮出手，只有換成現金存入她的海外賬戶才是最安全的，但苦於找不到願意接受棄權契約、又不堅持要求產權鑑定的買主。而且地產不是房產，嫻泰不可能故伎重演，向保險公司投保之後再付之一炬。萬般無奈，嫻泰和肯尼只得使出最後一招，用桑塔馬利亞產業和另一處容易出手的產業“交換”。他們瞄上了紐約曼哈頓的蘇爾曼大廈，因為其業主是一位年邁體弱的獨居老太太伊琳·蘇爾曼。嫻泰冒名“艾娃”從馬球俱樂部的公寓打電話訂下了蘇爾曼大廈的房間。 6月初，嫻泰和肯尼駕駛著那輛墨綠色的林肯，帶著他們剛從佛羅里達的收容所裡找來的另一名流浪漢、只會講西班牙語的赫舍·安東尼奧·阿爾法利，沿著95號州際高速公路北上紐約。
行至新澤西州一片荒郊沼澤地，肯尼讓赫舍停車，他興奮地和嫻泰嘰里呱啦地講了一陣，然後用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語對赫舍說：“在這兒扔屍體倒挺不錯的。”
到了紐約，他們先住進離蘇爾曼大廈不遠的聖雷金斯酒店。附近的居民和店主們還記得，總看見肯尼一天到晚在周圍的街區轉悠，還看見他和嫻泰經常出入於高級餐館。
6月14日，肯尼用墨尼·蓋林的名字搬入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伊琳·蘇爾曼的感覺沒錯，他一直在監視跟踪老太太，還在筆記中詳細記下伊琳每天的生活規律，何時起床，何時午睡，何時到何地散步，和什麼人通過電話，特別是，和誰提到過他，等等。
6月30日，肯尼化名安東尼·溫，打電話給會計師兼公證員唐·奧其，說他需要公證一份文件，想出高價請唐跟他走一趟。還說是一位旅館經理向他推薦的唐，約唐先到那家旅館的前廳碰頭。肯尼的目的實際上是要先觀察一下，看唐·奧其是不是一個人赴約。肯尼從旅館把唐帶到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昏暗的燈光下，唐看見一位紅棕色頭髮的老婦人坐在床上，她穿戴著睡衣睡帽，鼻樑上架一副紅框眼鏡。肯尼向他介紹說這就是本樓的業主蘇爾曼夫人。唐覺得她看上去比文件上寫的82歲要年輕得多。
要公證的文件是一份房產轉讓契約。業主伊琳·蘇爾曼將這棟至少值400萬美元的公寓樓作價39萬轉讓給大西洋有限集團公司。這是嫻泰“交換”計劃的一部分，如果一切順利的話，嫻泰接下來應該再起草一份棄權契約，由大西洋集團公司將桑塔馬利亞產業轉讓給伊琳·蘇爾曼。 39萬美元實際上是兩者的差價。
轉讓契約上伊琳·蘇爾曼的名字已經簽好了。唐·奧其要嫻泰裝扮的“伊琳”重新簽字，他解釋說他必須親眼目睹簽字方可蓋章。嫻泰猶豫了，說她還得再考慮一下。唐·奧其後來告訴警方：“她沒有任何證明身份的證件。她說她的駕駛執照和護照都丟了。”唐無法確認喬裝打扮的“伊琳”是否就是嫻泰，但他肯定肯尼就是那位“溫先生”。
第二天，嫻泰冒名伊琳·蘇爾曼打電話給另一位公證員諾莉·斯韋尼，請她到蘇爾曼大廈的1B房間做公證。諾莉一進門就被那些精美的家具擺設和豪華的氣派所吸引，她後來承認，她並沒有註意到“伊琳”是否真的簽了字。但是她記得那位擁著絨毯坐在床上的老太太的眼睛是黑色的，和嫻泰一樣。而真正的伊琳·蘇爾曼卻有一雙棕栗色的眼睛。
在接下來的兩天裡，嫻泰一邊打電話讓思坦利·帕得遜來紐約，一邊給肯尼開了一張購物單，其中列有註射器、醫用手套、黑色超厚垃圾袋、一卷繩子、一條浴室用塑料布簾等等。
和許多犯罪分子偏愛節假日一樣，嫻泰和肯尼把作案時間也挑在獨立節後的星期天。只是萬沒想到，他們也在這一天陰差陽錯地永遠失去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