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嫻泰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名女傭阿美麗婭·俄索里奧翻牆逃到鄰居家中。她含著眼淚用結結巴巴的英語請求鄰人替她報警。
差不多同時，另一位在檀香山住宅的墨西哥女傭也請求鄰居芭微莉·斯通幫助她逃跑。 “她每天當牛做馬奴隸般地干活兒，但凱梅斯家從未付她一分錢。她的身上有燙傷。”芭微莉告訴警方。
那時候嫻泰和肯在加利福尼亞的拉荷納租住了一套公寓。 8月初的一天，他們在那裡的一位女傭莫莉亞·維斯卡茲用對方付款方式打電話給她在桑坦納的親戚，訴說她在凱梅斯家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並請求為她報警。這位不懂英文的姑娘甚至不知道她身在何處，警方只得靠那個電話查找她所在的城市和地址。莫莉亞可能是唯一的一位嫻泰在美國本土聘用的女傭。她於當年6月1日在聖地亞哥一個求職中心接受了這份工作，從那以後兩個月，她的親戚和家人一直沒有她的音訊，直到她打來這個電話。
1985年8月3日，嫻泰從華盛頓逃回加州後不足3週，她與肯在拉荷納再次雙雙被拘捕，爾後押解到聖地亞哥。奴役罪實在是太罕見了，以至於他們在聘請律師時頗費周折，有的律師甚至沒有聽說過這種罪名。他們最後終於聘到的一位律師坦承他從未接手過這類案子，只得現去圖書館查找資料。自1977年以來，全美共有過15起奴役案。在加利福尼亞，上一樁奴役案發生於1982年，26名偷渡入境的印度尼西亞人被蛇頭以每人3000美元的價格，賣給巴維列山莊的大戶人家當傭人。
根據情節的輕重，法官為肯·凱梅斯設定10萬美元保釋金。於是在聖地亞哥監獄度過了三星期後，肯交款出獄候審。但法官拒絕保釋嫻泰。經華盛頓、拉斯維加斯和聖地亞哥三方法庭協商，嫻泰最後被引渡到著名的賭城受審。鑑於上次華盛頓的教訓，拉斯維加斯警方對嫻泰鐐銬加身嚴密看守。
1985年聖誕節前夕，嫻泰開始向監獄當局稱病，訴說的症狀包括：頭痛、暈眩、腸痙攣、高血壓、視力減退、皮膚乾燥、雙腿浮腫、陰道瘙癢、面部麻木、口臭、牙痛、腳趾脫臼等等。聖誕節的第二天，獄方派看守押送她到內華達紀念醫院就診，三天后，嫻泰再次逃跑。
為三州協調此案的聯邦調查局很快查尋到嫻泰的行踪。嫻泰逃跑的當天晚上借宿在一位名叫西娜·彼肖普的酒吧女郎的公寓裡，她告訴西娜她是被釋放出獄的。後來她又打電話給她的中學好友璐絲·坦尼，說是要去看她。璐絲家當時住在雷諾城，離拉斯維加斯約400英里。西娜·彼肖普同意與聯邦調查局合作。幾天后，當嫻泰再次與西娜電話聯繫時，西娜把嫻泰約到她工作的酒吧。這一次輪到嫻泰上當了。她還沒來得及踏進酒吧的門檻，就在停車場被緝拿歸案。
押解嫻泰去醫院的女警員因涉嫌受賄7000美元協助犯人逃跑而被解除公職。
嫻泰奴役案的開庭成了當地兩家報紙的頭條新聞，連全國三大電視網也播發了消息。對大多數讀者和電視觀眾而言，在現代社會擁有奴隸簡直是天方夜譚，是只可能出現在小說裡的故事。
近10名曾經在嫻泰手下當女傭的姑娘走上證人席，在翻譯的幫助下為公訴方出庭作證。她們中的每一位到了凱梅斯家以後，都被迫在一張英文寫成的契約文書上簽字，契約的一開頭是這樣一句話：“你在我們這裡最好是開心一點，因為從今往後這裡就是你的家，你永遠不得離開這裡。”姑娘們眾口一詞地譴責嫻泰拒付曾許諾給她們的工資和每週兩天的休息日，限制她們的行動自由，不允許她們與家人聯繫，不允許使用電話，動輒對她們打罵體罰，甚至不允許她們辭工。好幾位姑娘向法庭出示了她們身上被嫻泰燙傷的傷痕。以下是部分女傭的證詞：
瑪麗雅·沙迦多——
每次嫻泰外出時，都把家裡唯一的電話拆成兩半，分別藏在抽屜和衣櫥裡。有一次嫻泰一拳打在她的臉上。瑪麗雅後來砸開窗戶翻牆逃走。
安娜·索利亞羅——
到凱梅斯家的第一天，嫻泰從她的手提包裡搜走了所有的證件。
有一次安娜給家裡寫信，嫻泰主動提出替她去寄，結果把信給扣下了。安娜後來和瑪麗雅一起跳窗逃跑。
多洛莉絲·維斯卡茲——
嫻泰曾持槍威脅她，還罵她是蠢豬。有一次多洛莉絲因烤焦了麵包而挨打。還有一次她生病不能幹活，嫻泰趁她洗澡的時候用燙水澆她。
蒙麗貝爾·蘭米利茲——
嫻泰曾經用熨斗烙她，還把她鎖在壁櫥里關了一個通宵。
凱梅斯家的家庭教師梅珞蒂·科茨告訴法庭，她親眼看見嫻泰阿美麗婭·俄索里奧的耳光，還抓掉了她的頭髮。梅珞蒂說，有一次嫻泰派她去墨西哥物色女傭，告訴她要挑老實聽話不懂英語的姑娘以便於管教，還教她如何帶著那些墨西哥女孩子從聖地亞哥的海邊溜過來，以避開移民局和海關的檢查。
被告方傳喚的證人都是嫻泰的親朋好友。他們說凱梅斯家裡確實經常門窗緊閉戒備森嚴，但那並不是為了對付女傭們，而是防範其他的人。比如肯·凱梅斯的家人就一直企圖加害於嫻泰和她的兒子肯尼。這些證人們在法庭上又講述了一遍嫻泰在車裡發現毒蛇的故事，以及某夜有人進入嫻泰的辦公室，用血在牆上寫下威脅恐嚇的話，還畫了一幅一個人上吊的圖。據這些證人講，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凱梅斯家的女傭被限制行動自由，女傭們完全有機會向別人訴說她們的遭遇，也有機會離開凱梅斯家，但是她們沒有這樣做，而是聯合起來告上法庭，顯然是想在百萬富翁身上狠狠地敲詐一筆。
於是，公訴方又請出另一位證人——凱梅斯家附近一家餐館的老闆克利斯·卡拉莫洛。他說有一次，嫻泰的一位女傭逃到他那裡，用西班牙語向他求救。他聽了她的悲慘遭遇決定幫助她。當克利斯去凱梅斯家取姑娘的物品時，嫻泰聲稱姑娘簽有合同不得隨便離開。直到克利斯威脅要報警，嫻泰的口氣才軟了下來。後來克利斯送姑娘到機場，替她買了去聖地亞哥的機票。
經過11天的審理，陪審團在1986年2月的最後一天作出裁決，嫻泰被起訴的16項罪名中有14項成立，包括奴役、虐待、非法擁有奴隸，偷運非法移民入境，以及在關押期間逃跑等等。另外兩項因所涉及的女傭在凱梅斯家工作不到5天而撤訴。 4月中旬，嫻泰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同時，法院要求嫻泰進行必要的心理治療。肯·凱梅斯因健康原因缺席審判。他被陪審團裁決有罪，罰款7萬美元，免除刑事處分。
據肯尼兒時的伙伴們回憶，嫻泰蹲監獄的那段時間被肯尼稱為他的“黃金時代”。在肯尼小的時候，嫻泰一方面把他交給保姆、傭人和家庭教師，自己對兒子卻撒手不管，不聞不問，另一方面又獨斷專行地將肯尼與世隔絕，不准他上幼兒園，去學校，甚至不許他與別的孩子玩耍。自從1985年秋天，嫻泰進了“聯邦俱樂部”——肯·凱梅斯這樣對兒子解釋母親的去向——肯尼終於能夠和其他同齡的孩子們一起到拉斯維加斯的聖維亞小學唸書。同學們很喜歡去肯尼家在吉隆尼摩路的那座大宅子裡玩耍。孩子們至今還記得，肯尼的父親看上去很老，跟別的孩子的祖父差不多。老肯一反平日的小氣財迷，對兒子的朋友們寬容大度。他經常領他們去麥當勞或必勝客，有一次還帶著幾個孩子坐飛機到洛杉磯，住進豪華賓館，在全美首富的巴維列山莊為孩子們買了幾千美元的東西。
此時已經年逾古稀的肯·凱梅斯趁著嫻泰不在跟前，將佔自己財富近一半的大量現金偷偷轉移到美國境外，存入巴哈馬群島和加勒比海島嶼上的一些銀行里。這些銀行和瑞士銀行一樣，有非常嚴格的保密製度。
1989年年初，嫻泰被提前釋放出獄。年邁的肯幾乎無法、也無力拒絕嫻泰再次踏進凱梅斯家的大門，儘管他清楚地知道這個女人將給他們帶來什麼。
果然，父子倆平靜和諧的生活被徹底打亂了。嫻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讓14歲的肯尼從畢休浦·戈曼中學退學，由嫻泰重新為他聘請家庭教師。第二件事是搬家，理由是，她無顏以刑滿釋放犯的身份與舊鄰相處，需要到一個沒有人知道她底細的地方重新開始。這些改變當然都少不了頻繁而劇烈的爭吵，為了退學的事，肯尼甚至和母親動了手。還有一次，據肯尼講，嫻泰和肯都喝了不少酒，嫻泰用一隻威士忌瓶子砸破了肯的頭，送到醫院裡縫了好幾針。但肯尼說，更多的爭吵是為了給肯特的錢。嫻泰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兒子肯特·沃爾克不斷地問她要錢，嫻泰於是不斷地向肯施加壓力。有一次肯特拿走了10萬美元，不到半年又要20萬。肯問他：“上次給的那10萬元呢？”肯特無言以對。多年後，肯特·沃爾克在他口述的《詐騙犯之子》一書中稱，繼父肯·凱梅斯對他很好，不但出資供他上了大學，而且幫他在拉斯維加斯建立了自己的吸塵器銷售公司。
1990年7月，嫻泰為凱梅斯家在夏威夷檀香山的房子向楚波保險公司投保一百萬美元。填寫保險申請書時，她自稱名叫卡婭塔·凱梅斯，是嫻泰和肯·凱梅斯的女兒。換句話說，她自稱是自己的女兒。
與此同時，她雇了一位律師兼朋友埃爾蒙·荷邇格林。嫻泰與埃爾蒙早在1978年就認識了，當時也是這棟檀香山的房子被一場莫名其妙的火燒去了一角。埃爾蒙是保險公司主管賠償的部門經理，由於他的努力，公司全額賠付了凱梅斯家的損失。現年59歲的埃爾蒙早已是今非昔比，因為離婚和幾次投資失誤而債台高築。
1990年9月初的勞動節長周末期間，有人看見老肯開著租來的貨車搬運家具。 9月16日深夜，那座價值百萬的豪宅被一把無名火燒成灰燼。嫻泰馬上向楚波保險公司索賠火災損失，以及據嫻泰稱，火災之前在一場搶劫案中丟失的家具等物。
幾週後，埃爾蒙酒後失言，向朋友洩漏了嫻泰以3000美元僱他縱火的事。次年1月，美國的另一執法機構，菸酒槍支管理局，取得了埃爾蒙的口供，並要求他秘密錄下嫻泰關於縱火案的談話作為證據。但埃爾蒙管不住自己的嘴，他開始對朋友們講，他可能被聯邦調查局列入證人保護計劃。
1991年1月底，埃爾蒙告訴菸酒槍支管理局，嫻泰和肯·凱梅斯邀請他一起去哥斯達黎加看幾塊地皮。臨行前他曾給兒子打了電話，此後埃爾蒙便失踪了，再沒有任何人看到或聽到他，巨宅縱火案也從此斷了線索。在這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嫻泰和肯一直是埃爾蒙·荷邇格林失踪案的首要嫌疑人，但由於證據不足，警方無法採取行動。
楚波保險公司因為1978年那場疑問猶存的火災，以及嫻泰和肯的若干犯罪記錄而拒付賠償。嫻泰在幾次交涉無效後，氣急敗壞地從夏威夷直奔楚波總部所在的新澤西州華倫市，跑到辦公室和總裁丁·奧赫的住處搗亂。一次，她以姍卓·恰勃的名字謊稱是美國廣播公司的節目製作人，要求到奧赫家的豪華住宅里拍攝一集電視連續劇。另一次，她親自登門給奧赫家送上一大束象徵死亡的白色百合花，嚇得奧赫夫人趕緊僱保鏢日夜看護。不幾日，保鏢在半夜3點左右看見有人在附近鬼鬼祟祟地轉悠。第二天一早，奧赫夫人在她的車旁發現一隻巨大的死烏鴉。不久，嫻泰得知丁·奧赫外出開會，便一路跟踪到了舊金山，從凌晨4點開始不停地往丁住的旅館房間裡打電話。終於有一天，嫻泰混進了楚波保險公司的總裁辦公室，她對丁·奧赫編造了一個荒誕離奇的夏威夷黑社會的故事，說她如何被黑幫追逐，那伙人如何到她家裡搶劫，如何燒掉了她的房子。又說這夥黑幫曾經殺害了她一位朋友17歲的兒子後碎屍數段，並取其中一段寄給孩子的父親。還說她另一位朋友12歲的兒子如何神秘失踪死不見屍。奧赫夫婦的兩個兒子當時正好是17歲和12歲。在離開辦公室之前，嫻泰走到丁·奧赫跟前，逼視著他的眼睛說：“誰要是敢和夏威夷黑幫過不去，這就是下場。”
幾天后，丁·奧赫向法院提起訴訟，指控嫻泰騷擾罪。嫻泰被迫停止要求賠償，以換取丁撤訴。
嫻泰很快就知道了肯把現金轉移到了海外，她也知道早在1961年肯就立下遺囑，將畢生財富盡數留給琳達和安德魯，這也是肯與夏綠蒂離婚協議中的一部分。在肯與嫻泰相處的20多年裡，他從未打算過更改遺囑，但為了滿足嫻泰購置多處住宅的要求，以及支付接二連三的官司，肯不得不一座接一座地賣掉他的汽車旅館。即使如此，肯此時的身價也仍在1000萬美元以上。肯還在加利福尼亞許多不錯的地段擁有一些地皮，其中最值錢的要數位於桑塔芭芭拉的“桑塔馬利亞產業”。 1959年，肯與他的生意搭檔喬恩·繆勒合夥買下了這片原名“韋特莊園”的地皮。 10年後，肯從喬恩手中買斷“韋特莊園”，並更名為“桑塔馬利亞產業”。這塊地處桑塔芭芭拉富豪區的黃金地段可規劃建造170餘座私人豪宅，在未開發時也價值300萬美元以上，為不少發展商看好，也成了嫻泰試圖掠取的目標。
離開拉斯維加斯後，嫻泰和肯父子搬到了桑塔芭芭拉。嫻泰對人說，她此次搬遷有兩個目的，一是要讓肯尼進入她曾經就讀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桑塔芭芭拉分校，二是要處理一些房地產方面的事宜。
肯尼進大學時父母為他買了一輛嶄新的四輪驅動吉普。不像其他有具體目標，或為將來生計打算的學生一進大學便選定專業那樣，富家子弟肯尼·凱梅斯只是隨心所欲地挑了幾門課，包括他所喜歡的電腦。不過與他同住在學生宿舍的其他年輕人覺得他學習認真，人也還算老實，沒有太多的紈絝習性。
1994年3月28日中午時分，嫻泰讓肯和大兒子肯特·沃爾克等在車裡，自己走進一家威爾士馬車銀行。待她辦完事出來，77歲的肯·凱梅斯已停止了呼吸。嫻泰母子馬上叫來救護車把肯送進醫院，但醫生宣布肯已經死亡。事後嫻泰曾揚言要狀告救護車公司未及時趕到而耽誤了搶救。
肯·凱梅斯的一生令人嘆息。有人說，如果當初他對結髮妻子夏綠蒂不是那麼苛刻，也許他的後半生會過得好些。肯曾經是二戰老兵，更是靠自己奮鬥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但自從和嫻泰廝混在一起之後，不僅他辛辛苦苦掙來的錢，還有在那場耗時兩年的離婚官司中錙銖必較地從夏綠蒂手里奪過來的家產，被嫻泰揮霍掉了許多，而且還背上了犯罪的黑鍋。雖不說身敗名裂，也毀了前半生的英名。肯·凱梅斯去世以後，嫻泰的陰影仍然驅之不散，繼續籠罩著他。
老肯的過世意味著遺囑生效，對嫻泰和肯尼母子倆而言，則意味著與凱梅斯家族的財產絕緣。於是，嫻泰便利用肯的死亡證書大做文章。她謊稱肯曾上過4年大學，把肯的父親的名字查爾斯寫成卡瑟，把肯的母親的名字Neoma拼成Naomi。在死者的生前地址一欄，她填寫上拉斯維加斯的一隻郵政信箱。更離奇的是，她把洛杉磯一位與肯·凱梅斯同名同姓、但仍然健在的大活人的社會安全號碼——相當於中國的居民身份證號碼——填寫到肯的死亡證書上。
這一招瞞天過海果然有效。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肯的家人、親朋好友、甚至律師都不知道肯已經不在人世。如果有人打電話或見面時問起，嫻泰早就編好了一大堆理由，“他住在巴哈馬群島”，“他去日本跑工程了”，實在搪塞不過就來一句“他病得很重，醫生不讓打擾”。嫻泰亟需這段時間在肯的財產上做手腳。她甚至感到人手不夠，於是再次讓肯尼退學。她也很需要肯尼的電腦技能。
嫻泰把自己用差不多畢生的時間學來的詐騙術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兒子。她教他如何偽造房地產文件，如何應付和欺騙保險公司，如何用不屬於自己的產業騙取銀行貸款，再把債務轉移到第三者頭上，如何模仿冒充他人，等等，等等。嫻泰還物色了一位拉斯維加斯的朋友娜萘蒂·維柯斯基，出錢讓她考取了公證人的執照，並幫她開設了公證業務，每月還付給她250美元。從此，娜萘蒂成了嫻泰的私人公證員，為嫻泰偽造的許多文件蓋了公證圖章。
嫻泰和肯尼首先在老肯的業務檔案中尋找有關銀行賬戶的資料，一旦有了賬號，他們就可以在提款單上偽造肯的簽名提取現金，或通過電子轉賬把大筆的款項轉移到別的戶頭。他們小心翼翼地避免將這些資金直接轉到自己的名下，否則一旦凱梅斯的合法繼承人琳達和安德魯得知父親已經過世，清查遺產時很容易發現這些紕漏。為了洗錢，嫻泰和肯尼專程到南美幾個國家，用假名秘密設立了若干銀行賬戶。
就這樣神不知鬼不覺地干了將近兩年，1996年年初，位於巴哈馬群島首都拿騷市的海灣聯合銀行覺察到了肯·凱梅斯在該行的三個賬戶的這種異常資金往來。其母公司、位於科曼島的第一科曼銀行，遂派主管審計的副總裁、阿拉伯裔的海外銀行法專家賽德·彼拉爾·阿穆德前往調查。為了籠絡收買賽德，嫻泰母子註冊成立了一家名為“加勒比互聯網業務”的公司，讓賽德以“最惠貿易合作者”的身份加盟。
1996年9月4日，賽德再次飛赴拿騷與嫻泰二人會晤。他下榻的芮迪森賓館離嫻泰和肯尼的住處不到200碼，約合180多米。事前他曾告訴過海灣聯合銀行的兩位同事，當晚要與嫻泰母子在附近的安佐西雅牛排海鮮館共進晚餐。根據芮迪森賓館電子鑰匙卡使用記錄提供的情況，賽德的507號房間在9月4日傍晚6點33分開過一次門，第二天早晨7點34分又開過一次門。上午8點47分，保洁工進屋打掃時發現有些異常。賓館保安在10點42分打開房門查看，賽德的行李一件不剩，整個房間就跟沒人住過似的，而電腦記錄顯示賽德根本就沒有退房。
賽德·彼拉爾·阿穆德就這樣連同行李一塊兒失踪了。有人在9月4日晚看見賽德到過嫻泰的住處，安佐西雅的員工們也證實他們在一起吃過晚飯。芮迪森賓館前台的一位接待員後來從警方出示的照片上認出了肯尼，說此人曾冒名賽德，謊稱鑰匙丟了，向這位接待員要備用鑰匙。接待員當時拒絕了肯尼的要求，因為他認識賽德。根據若干證人提供的情況，巴哈馬警方立刻將二位凱梅斯列為本失踪案的首要嫌疑人全島通緝，但此時嫻泰、肯尼也已踪影全無，並從此再未踏上過巴哈馬的土壤。
其實他們並沒有走遠，只是回到了美國本土，落腳在離巴哈馬最近的、僅50海里之遙的佛羅里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