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獨立節正好是星期六，節日加週末使平日繁華而繁忙的曼哈頓變得安寧而清靜。紐約市警署的偵探們誰也沒想到，兩樁大案正在等著他們。
這天下午，隸屬於聯邦調查局和紐約市警署的逃犯緝捕特別行動組的十幾名偵探，被從各自家中的獨立節燒烤野餐上緊急召回到位於曼哈頓的總部。聯邦調查局特派員戴維·司託在會上告訴大家，加利福尼亞的洛杉磯警署來電，要求紐約方面協助抓捕兩名涉嫌詐騙和謀殺的通緝犯——嫻泰·凱梅斯，女，64歲，肯尼·凱梅斯，男，23歲。
三個多月前的3月14日，一位撿破爛的流浪漢在洛杉磯國際機場附近的垃圾箱裡發現一具屍體。屍體裝在一隻大型超厚的黑色垃圾袋裡，外面再用電纜膠布捆綁。死者名叫達威·卡茲丁，男，63歲，頭頸及胸部多處中彈。從在其體內取出的子彈及其他線索查出，凶器是一把點二二簡寧式手槍，槍主名叫思坦利·帕得遜，內華達州賭城拉斯維加斯的建築工程師。 6月27日，當洛杉磯警署主持此案的警官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在拉斯維加斯輾轉找到思坦利·帕得遜時，方知案發之前，手槍已經轉到了名叫嬡倫和肯尼的母子手中。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在訪談中了解到，1997年，工作了19年之久的思坦利·帕得遜被公司炒了魷魚。迫於生計，55歲的他只好從報紙廣告欄裡找一些零工。 1998年1月，思坦利受僱於一位名叫嬡倫的女人。報紙上的廣告登的是房屋維修和搬家，但嬡倫只要思坦利幫忙把家搬到洛杉磯。嬡倫的兒子肯尼得知思坦利收集各種槍支，對此表示了極大的興趣。母子倆專程到思坦利家參觀他的收藏，並表示願意買下幾支槍，思坦利由於經濟拮据也正打算變賣一些家產。但由於種種原因當日並未成交。
一個月以後，1998年2月，肯尼從洛杉磯打電話給思坦利，讓他再次將他們存放在家用倉庫裡的家具等物從拉斯維加斯運到洛杉磯，並請他順便帶去兩支點二二簡寧式手槍。肯尼最後在電話上問思坦利：“你能告訴我如何消聲嗎？”
“你為什麼要消聲？”思坦利問。
“我想在後院練習射擊，但不好影響鄰居們。”
“找一個土豆，用刀挖一個孔套在槍管上，和正規的消聲器效果差不多。”
“就那麼簡單？！”
到了洛杉磯，肯尼拿走了兩支槍說是“試試火”，不久就送回來一支，並告訴思坦利另一支他要了。
但直到思坦利離開洛杉磯，肯尼既未付錢，也未辦理槍支過戶手續。思坦利心裡嘀咕嘴上卻不好說什麼，因為嬡倫講還會給他更多的工作，還要買更多的槍。
現在，思坦利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丹尼斯·英格利和威廉·科克又詢問了若干細節，並記下嬡倫和肯尼在洛杉磯的地址電話。他們明確地告訴思坦利必須與當局合作，否則將以同謀問罪。
此時，嬡倫和肯尼在洛杉磯的住處已是人去樓空。不過警方很快查出，這對母子姓凱梅斯，兒子叫肯尼不假，母親的真名叫嫻泰，此外她還有22個別名或假名，或曾用名，包括一個“龍女士”的自封號。這位職業騙子的犯罪記錄最早可追溯到1961年。截至1998年，她已先後十餘次被捕，被指控的罪名包括偷竊、搶劫、奴役、偽造證件等等。肯尼則是在成年之後做了嫻泰的幫兇。
被害人達威·卡茲丁曾經是肯尼已過世的父親肯·凱梅斯的生意合作人，他倆的交情非同一般，所以當肯·凱梅斯為某些無法言說的目的而轉移和隱瞞財產時，達威同意將肯在拉斯維加斯吉隆尼摩路的房產放在自己的名下。達威後來經營一處複印機行，被害之前他正準備退休。
嚴格地講，洛杉磯警署尚無確鑿證據逮捕凱梅斯母子，但猶他州卻有一紙通緝令。嫻泰和肯尼曾於當年2月在該州雪松城的派克威車行，用一張非法支票騙購了一輛墨綠色林肯高級轎車。
很快，思坦利·帕得遜接到了“嬡倫”從紐約打來的電話，時間是7月2日早晨7點15分。 “嬡倫”要他去紐約接管一幢叫做蘇爾曼大廈的豪華公寓樓。她詳細地指示思坦利首先要把所有房客都趕走，等整幢公寓內外裝修完畢後再重新招租，然後思坦利就是公寓樓的經理兼維修工程師。 “嬡倫”特別關照思坦利再帶去一些他的“玩具”——槍支。思坦利說他需要考慮一下，掛斷電話後馬上撥通了洛杉磯警署。
後來“嬡倫”又給思坦利來過幾次電話。直到獨立節的頭一天，7月3日晚上，他們終於講定思坦利在7月5日早晨飛抵紐約，下榻希爾頓飯店，從那裡再與“嬡倫”的手機聯繫。
7月5日，星期天早晨，思坦利抵達紐約肯尼迪機場。按照事先與警方的約定，他從頭到腳一身牛仔裝扮，兩位聯邦調查局官員迎上前去。
“請問您是德韋特先生嗎？”
“今天不是，”思坦利用暗號對答，“我中間的名字叫德韋特。”
思坦利被直接帶到聯邦調查局大樓28層的逃犯緝捕別動組總部。經過一小時的盤查後，他和戴維·司托率領的十幾名偵探一起來到位於6街與西54道交叉處的希爾頓飯店。上午11點02分，思坦利開始撥打“嬡倫”——嫻泰的手機，連續幾次都無人接聽，每次他都留言說他已到達希爾頓飯店。 11點26分，嫻泰終於回電，說他們正在新澤西州的花園州大道上，車出了點故障，要兩小時以後才能與思坦利見面。此後近三個小時嫻泰的手機關機。
下午2點24分，思坦利再次與嫻泰通上話，她說車還是有點問題，但她將盡量爭取在半小時之內趕到希爾頓飯店。一直等到5點左右，嫻泰才姍姍而來。她對思坦利說肯尼送車去修車鋪了，要過一會兒才能到。她帶著思坦利先去酒吧喝飲料，又到餐廳吃了點小吃，說是要等肯尼來了再大家一起找一家高級餐館大撮一頓。晚上7點過後，嫻泰和思坦利回到6街，一位黑頭髮的年輕人與他們相遇。思坦利摘掉牛仔帽暗示警方肯尼已到，埋伏在四周的偵探一擁而上，將三個人全銬了。待兩輛警車分別載著嫻泰和肯尼消失在路口，戴維·司托打開思坦利的手銬，又招來一輛出租車，吩咐司機送他去機場。
警方從肯尼身上搜出好幾張麥克司·休爾的信用卡和駕駛執照等身份證件，此人是佛羅里達州的退休律師，還有一張墨尼·蓋林的佛羅里達身份證，一張伊琳·蘇爾曼的美國特快信用卡，兩串用紅色指甲油做了各種記號的鑰匙，和一張在6街與西44道相交處的地下停車場的交費收據，停車時間是當日下午6點40分。戴維·司托帶著一名警員駕車趕到那裡，正是那輛墨綠色林肯高級轎車，上面還掛著猶他州的臨時牌照。
當嫻泰被捕時，警察馬上收繳了她隨身所帶的一隻異常沉重的黑色手提包，包內最上面是一沓厚厚的現金，整整1萬美元，此外還有一隻手機和若干伊琳·蘇爾曼的證件和文件，包括護照、支票本等等。
“誰是伊琳·蘇爾曼？”
“一個朋友，芭蕾舞演員。她有時候託我替她保管這些文件。”嫻泰說。
同一天下午5點多鐘，在曼哈頓的另一端，位於3街和東67道的第19區警察分署接到一位名叫傑夫·費格的房地產管理商的報警電話，稱他的委託人，位於5街和東65道的豪華公寓蘇爾曼大廈的業主，82歲高齡的富孀伊琳·蘇爾曼失踪。傑夫·費格說他下午5點購物後回到家裡，收到一位朋友，也是伊琳·蘇爾曼的朋友——卡珞·翰莘的電話留言，說是在蘇爾曼大廈裡到處都找不著老太太。蘇爾曼夫人因年事已高，近十幾年來從未獨自出過門。傑夫·費格當即給卡珞·翰莘回電話，但是無人接聽。他又往公寓樓打電話，伊琳的周末工作人員阿蘭賽麗·列微拉的聲音聽上去緊張而焦慮，半天也講不出個所以然，只在電話上反反复复地要求費格趕快去蘇爾曼大廈。
值班警員建議費格先去公寓樓找找看。
傑夫·費格趕到蘇爾曼大廈，阿蘭賽麗告訴他，大部分房客都在這個節日週末離開了紐約，還留在公寓裡的只有兩位，彼得·雅各遜，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節目製作人，和1B房間的墨尼·蓋林，服裝設計師。彼得·雅各遜一如往常，下午1點從健身房回來後在自己的房間里呆到3點30分左右，然後出門去中心公園，一般要在晚上8點以後才回來。墨尼·蓋林一貫行踪不定。
費格和阿蘭賽麗上上下下反复兩次搜遍了公寓的五個樓層和六樓的屋頂花園，用通用鑰匙打開了所有的房門，只有一樓的1B房間無法打開，但還是不見伊琳·蘇爾曼的踪影。在一樓1A房間蘇爾曼夫人的辦公套房裡，費格注意到，通往里間臥室的門敞開著，臥室裡的壁櫥也敞開著，裡面被翻得亂七八糟，這都不是伊琳的習慣。伊琳通常放在壁櫥頂層的1萬美元現金也不翼而飛。
傑夫·費格再次報警。很快，一輛警車停在了蘇爾曼大廈門口。不久，19分署的三名值班偵探和緊急行動小組也相繼到達。費格告訴警察，伊琳·蘇爾曼個兒不高，紅棕色頭髮，棕栗色的眼睛，戴一副紅框眼鏡。經公寓總管羅蒙·卡沙爾同意，警察強行打開了1B房間的門，粗粗搜查下來，裡面除了兩卷黑色電纜膠布外，沒有任何令人感興趣的發現。
警方一面擴大搜查的範圍，一面開始向伊琳·蘇爾曼周圍的人們調查訪談。他們得知伊琳生於1916年，她的母親來自希臘，父親是意大利後裔。伊琳自幼家境貧寒，在嗜賭又嗜酒的父親棄妻拋女之後，母親帶著她從新奧爾良來到紐約。母親有一手漂亮的針線活兒，很快便在芭蕾舞團找到一份做服裝的工作，並使女兒有機會學習芭蕾舞。伊琳從17歲開始登台演出，24歲時被觀眾中一位房地產商人沙繆爾·蘇爾曼相中，次年便出嫁了。 1945年，29歲的伊琳·蘇爾曼告別舞台後隨丈夫周遊世界，並很快成為一名精明強幹的女商人。 1980年，沙繆爾·蘇爾曼去世時，給伊琳留下了上千萬的財產。除了這幢價值數百萬美元、年進項十幾萬的蘇爾曼大廈，她在夏威夷的產業價值88萬美元，年進項7萬左右，在新澤西州的房產約83萬，此外她還有好幾萬的存款和100多萬美元的各種證券。
蘇爾曼大廈共有十多位工作人員，其房客都是有一定身份的人。除前面提到的那位電視製作人外，還有醫生、服裝設計師、歌唱演員、室內樂隊指揮及外國銀行家等。
1998年4月初，一位自稱艾娃的女人打來電話，說她正在為她的老闆、服裝設計師墨尼·蓋林物色一處公寓，並說她是蘇爾曼大廈食品供應商魯迪·瓦卡的老朋友。伊琳·蘇爾曼把電話轉給主管招租事宜的凡列莉·麥勒奧。凡列莉告訴艾娃目前沒有她想要的一室一廳套房，並問艾娃的電話號碼以便日後聯繫。艾娃說：“我沒有固定的電話號碼，我現在在墨西哥，以後我再打電話給你。”
艾娃果然頻頻來電，每次都稱是在不同的地方。 5月底，當一位客人搬出後，艾娃終於如願以償地定下了一室一廳的1B房間。凡列莉告訴她月租6000美元，艾娃一口應承道錢不是問題，並講定墨尼·蓋林將於6月14日遷入。
6月的上半月，艾娃又先後三次來電話，打聽大廈內有多少員工，各司何職，及其他房客的情況。
從墨尼·蓋林搬進1B的第一天起，他詭秘的行踪就引起了人們的議論。他不允許工作人員到他的房間打掃、澆花，當他進出大廈時，總是躡手躡腳蹭著牆走，以躲開保安攝像探頭。人們還不時發現他輕輕打開一條門縫，貼身站在那裡似乎在偷聽或監視。
伊琳·蘇爾曼從不掩飾她對這位新房客的反感，碎嘴的老太太逢人便講墨尼·蓋林“賊頭鼠腦地像只耗子”、“身上有一股監獄的氣味”，是“不上檔次的痞子”，甚至說“總感到墨尼在跟踪她”。警方後來在伊琳辦公室的書桌上找到了她的日記，其中有幾頁是專寫墨尼·蓋林的。也許這位精明的蘇爾曼夫人感覺到了什麼，她用草圖簡單地勾勒出墨尼的輪廓，重點著墨於他向後梳的背頭和有些變形的鼻子，並猜測他的年齡、身高和體重。在她的記述中有這樣一段話：“自從他6月14日搬入以來，有一男一女總來找他，有時還在這裡過夜。那女的比他矮一頭，但我只在攝像屏上見過她。”
伊琳·蘇爾曼不止一次地向她的房地產管理人傑夫·費格談起墨尼·蓋林。 7月4日，她失踪的前一天下午，伊琳和費格詳細地討論瞭如何起草一份正式逐客令，並在7月6日星期一那天，交給這位不受歡迎的房客。
7月4日，獨立節晚上，伊琳在家裡開了一個小小的派對，客人中有她的好朋友、畫家兼記者卡珞·翰莘，服裝設計師愛爾華·希克萊俐等。派對直到午夜12點以後才散。
7月5日星期天，伊琳·蘇爾曼在上午11點半打電話給她一位生病的朋友海倫·潘多拉基，11點40分在卡珞·翰莘的電話裡留了言，11點45分左右吩咐阿蘭賽麗洗衣服和到屋頂花園遛狗，這是最後一次有人看見伊琳·蘇爾曼活著。
從12點到下午2點，阿蘭賽麗先在地下室的洗衣房裡洗衣服，然後去頂樓花園遛狗、餵貓，再回到地下室的廚房。她先打電話回家聽家裡的電話留言，又給朋友們打了幾個私人電話，然後一邊聽音樂，一邊給自己做了兩個熱狗當午餐。
下午2點21分，卡珞·翰莘從教堂回家後聽到了電話留言，馬上給伊琳回電話，是阿蘭賽麗接的。卡珞想伊琳大概在睡午覺。
4點40分左右，阿蘭賽麗接到一個奇怪的電話。一個不男不女的聲音在線的另一端說“不許和稅務官說話”和“好好照顧她的狗”等等。阿蘭賽麗趕緊打電話告訴卡珞·翰莘，卡珞說：“快去叫醒伊琳，別掛電話，我在這兒等著你。把喬治帶上。”喬治是伊琳的狗的名字。
阿蘭賽麗回來說她叫不醒伊琳。卡珞讓她再去伊琳的1A房間，使勁拍門，大聲嚷嚷。阿蘭賽麗照著做了，但還是沒有人應聲。卡珞·翰莘立刻撥通了傑夫·費格的號碼，在他的電話裡留了言。
第二天，伊琳·蘇爾曼失踪的消息出現在報紙頭版和電視電台。大批軍警搜遍了曼哈頓的中心公園，以及醫院、停屍房、垃圾箱等所有可能藏匿或丟棄屍體的地方。老太太還沒找到，當晚的新聞裡又報導了另一則失踪案——剛搬入蘇爾曼大廈1B房間不過三週的房客墨尼·蓋林不知去向。如果說伊琳的日記和大廈工作人員的證詞還不足以讓警方把墨尼列為嫌疑對象，那這種差不多同時失踪的巧合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懷疑了。警方根據有關證人的描述為墨尼·蓋林畫了模擬像，並隨晚間新聞一起在電視上播出。
7月7日，星期二，凌晨5點，曼哈頓東區的19警察分署接到來自曼哈頓西區的逃犯緝捕別動組的電話：“我想我們有你們正在尋找的人。”
至此，獨立節期間的兩樁大案合併而為一樁巨案。紐約警署正式通知洛杉磯警署和猶他警署，暫時不予引渡嫻泰·凱梅斯和肯尼·凱梅斯。
公眾嘩然，輿論嘩然。有人形容當時的紐約傳媒界就如同一群螞蟻碰到一頓盛宴大餐，不知先吃什麼好。太多的新聞要跟踪，太多的歷史要挖掘。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各家的報導，甚至同一家的不同記者的報導，甚至同一記者的前後報導，全都有不一致的說法。就像嫻泰·凱梅斯有22個名字一樣，她有四個不同年月日的生日，她的母親來自兩個不同的國家，她與肯尼的父親肯·凱梅斯有三個不同的結婚日期，有人說她有兩個孩子，另一些人說是三個……其實所有的這些都是嫻泰本人在不同場合，或不同心境下，或為不同的目的而編造的不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