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后，那個被瓦拉奇誤傷的名叫約翰·約瑟夫·紹普的倒霉蛋死在了醫院裡。他犯的是盜竊郵件和偽造文件罪，與黑手黨全無關係。
聯邦調查局特派員詹姆斯·福林後來認為，這起“誤殺事件”促成了瓦拉奇一生的轉折。 “瓦拉奇對他所做過的事情從來沒有後悔過，只除了這一次。他絕對不能原諒自己錯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這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他多年的信念、意志，可能還有自尊和自信。倘若那天他殺掉的確實是一個企圖襲擊他的黑手黨人，就像他真正打算做的那樣，恐怕就不會有後來的瓦拉奇備忘錄了。”在聯邦調查局負責審訊的官員中，詹姆斯·福林和瓦拉奇相處的時間最長，他深得瓦拉奇的信任，成了他無話不說的“知己”。
瓦拉奇終於離開了亞特蘭大聯邦監獄。在等待約翰·紹普兇殺案審判的同時，他通過法庭為他指定的律師們再次與紐約方面聯繫。 7月17日，亞特蘭大法庭以“故意殺人罪”判處瓦拉奇終身監禁。同日，聯邦毒品局出面將他秘密遞解回紐約，用“約瑟夫·迪馬可”的化名關押在西徹斯特地區監獄的隔離區。
約瑟夫·瓦拉奇是鐵了心要和“科沙·諾斯卓”作對了。其實在他的心目中，那個龐大的黑社會組織已經被具體化為“老頭子”維克多·靳諾萬斯這樣一個實實在在的仇人。在他的言談中常常可以聽到諸如此類的話：“我反正已經活膩了。但凡我在這個世界上多混一天，就要給維克多那個老小子多添一分堵。”或者，“我這可不是在出賣誰，是維克多不仁不義，是他先背叛了我。”或者，“你不是一直都對那些老闆們不服氣嗎？現在你就可以毀了他們。”很明顯，瓦拉奇“決定與聯邦政府合作”的真正目的，是要報復他原先的主子們。
但他有的時候又很消極悲觀：“我是什麼人？一個小兵卒子。誰會聽我的？誰會相信我？”“我坐在這裡跟你們講這些有什麼用？'科沙·諾斯卓'太龐大了，它的地盤遠遠超出了美國，它整個就是一個'第二政府'。”
不管怎麼說，在瓦拉奇不間斷地噴雲吐霧的過程中——在被提審期間，他每天要抽掉3包駱駝牌香煙——聯邦毒品局從瓦拉奇嘴裡獲得了比他們所預料的多得多的情報。一旦審訊和交代的內容超出了毒品走私的範圍，早有風聞的聯邦調查局便迫不及待地插手進來。到1962年9月底，瓦拉奇已經被完完全全地置於聯邦調查局的“監護”之下。詹姆斯·福林和他的同事們每週四次到西徹斯特監獄提審瓦拉奇，每次三至四個小時。
與瓦拉奇打過交道的官員們都說，瓦拉奇有著驚人的、攝像機般的記憶力，他對許許多多往事的印象堪稱“記憶猶新”，他在述說過程中幾乎從未弄錯過諸如姓名、時間、地點、前因後果等等細節。根據瓦拉奇備忘錄所提供的第一手——瓦拉奇本人親歷的——和第二手——“那小子告訴我的”——材料，聯邦調查局和紐約警署先後澄清了幾十件懸置多年的冷案。
聯邦調查局對瓦拉奇的審訊調查持續了將近一年。這期間，瓦拉奇“叛變”的消息傳到了“科沙·諾斯卓”內部，幾個家族為瓦拉奇的人頭聯合標出10萬美元的價格。追究起來，皆因聯邦調查局對瓦拉奇的案子一手遮天，聯邦毒品局惟恐他們的功績被無端抹殺，於是故意透出口風，著意強調是他們發現了瓦拉奇這顆重磅炸彈。不久，黑手黨得知瓦拉奇已經被轉移到了紐約，但他們以為他是在曼哈頓的某一個旅館裡，於是派出大批人馬在那一帶搜尋數月。
經美國司法部批准，聯邦調查局決定將計就計，讓約瑟夫·瓦拉奇到國會公開作證。按照最高法院院長羅勃特·肯尼迪的要求，國會專門成立了以參議員約翰·麥克列蘭為主席的“集團犯罪及毒品走私調查委員會”，也叫“麥克列蘭委員會”。
1963年9月9日，約瑟夫·邁可·瓦拉奇由軍事警察押送，乘專用直升機到達華盛頓特區監獄。第二天，便穿戴一新地出現在那座古老的參議院辦公大樓裡。瓦拉奇坐在證人席上，他的面前，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政治家們，和對准他目不轉睛的電視攝像鏡頭。日復一日，瓦拉奇一支接一支地抽著他的駱駝牌香煙，他的故事，也裹在那濃濃的煙霧裡，一段接一段地從他的兩唇之間源源不斷地流出。那些聽似平淡、甚至麻木的語言，一層層地揭去了黑手黨的神秘面紗，一件件地抖落出了他們黑暗而骯髒的秘密。有史以來第一次，美國民眾從一個親口承認涉嫌33起謀殺案的黑手黨人嘴裡聽到了“科沙·諾斯卓”，聽到了家族和老闆，聽到了血誓和合同，還有那些他們以前也略知一二的刺殺、綁架、毒品走私、收買警方、賄賂官員等等真相。
瓦拉奇詳盡地講述了“科沙·諾斯卓”的內部結構、等級制度、操作規程及行動方式，講述了紐約的五大家族，和與之僅一江之隔的新澤西州諾瓦克家族，講述了作為“科沙·諾斯卓”支柱產業的販毒、賭博、彩券交易、高利貸、勞工工會以及在禁酒令廢除之前的黑酒生意，並就警方名單上383個黑道人物中的289人提供了較為具體的情報。
這裡有一些例子。譬如高利貸，任何不能通過合法途徑獲得貸款的人，都可以找“科沙·諾斯卓”借錢，利率一般是每週12%。許多人由此而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他們被迫不斷地借錢僅僅是為了償還利息。等到瀕臨破產時，他們的房屋、產業、生意等便名正言順地轉到了“科沙·諾斯卓”手裡。原紐約市水電委員會的簡蒙·馬可斯，便是因為藉了年息105%的巨債而最終淪為了“科沙·諾斯卓”的“上層走狗”。高利貸帶給“科沙·諾斯卓”的年收入是以幾十億美元計算的。
關於“科沙·諾斯卓”如何操縱勞工工會，也有一個例子。紐約五大家族之一的老闆弗蘭克·科斯蒂羅每天去曼哈頓一家賓館洗桑拿。某日，值班經理對他說，客人們見到他都很緊張，請他能不能不要經常光顧。第二天，該賓館的女傭、招待、清潔工、電梯工、廚師等等全員罷工。幾小時後，總經理親自打電話，不僅畢恭畢敬地請弗蘭克·科斯蒂羅回來洗桑拿，還給他免費優待。
約瑟夫·瓦拉奇在回答參議員們的提問時說：“怎麼說呢，當一個人習慣了這些被你們稱為欺行霸市、敲詐勒索、殺人越貨的勾當後，他就不覺得他是在犯罪了。譬如我，我有一些吃角子機器，我從來不認為那是違法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不知道怎麼才能跟你講清楚。我有夜總會、服裝廠還有幾匹賽馬。人人都在倒彩票……得，我要怎樣說你才能明白呢，參議員先生？”
另一位參議員埃德蒙·摩斯基問，“科沙·諾斯卓”和黑手黨是否同一團體？
瓦拉奇答曰：“參議員先生，在我待在裡面的30多年裡，沒有人管它叫黑手黨。”“黑手黨，那是外人的叫法。”
這裡應該略為解釋一下。據史料記載，19世紀末葉，美國出現的第一個意大利黑社會組織確實叫“黑手黨”，其名源於該組織寄出的恐嚇信中，落款處總畫有一隻猙獰的黑手。當時的紐約警署頗下了一番功夫，才於1910年將“黑手黨”肅清，但其名稱卻在美國民眾中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如果不需要特別的精確，按一般人的常識，“黑手黨”和意大利黑幫是同義詞，其中當然也包括了或者說主要指的就是“科沙·諾斯卓”。
聽證會上也有一些讓瓦拉奇摸不著頭腦的問題。內布拉斯加州參議員卡爾·柯梯斯想了解黑手黨在該州的情況，那是中西部一個比較偏遠的州。柯梯斯參議員的問話中提到了那裡最大的城市俄馬哈。瓦拉奇想了想，又和身邊的司法部官員耳語了幾句。電視機前的觀眾以為，參議員提出的一定是一個十分關鍵、需要慎重回答的問題。誰知瓦拉奇對著麥克風說出的話卻是：“這個俄馬哈到底在什麼鬼地方？”
1964年6月底，鑑於瓦拉奇證詞的重要性，司法部要求他以回憶錄的方式將自己的親身經曆書寫成文，以免遺漏掉在審訊和作證的過程中可能被忽略的細節。瓦拉奇只有七年級的文化水平，一位華盛頓地區的報紙編輯自願擔當了他的助手。此後的13個月裡，瓦拉奇磨壞了幾十支圓珠筆，在司法部提供的稿紙上一筆一畫地寫下了30多萬字，共計1180頁。當他畫上最後一個句號時，瓦拉奇對他的“助理編輯”說：“我覺得我的寫作能力比剛開始時更棒了，你說呢？”
司法部負責瓦拉奇專案的威廉·亨得利評論說：“瓦拉奇的作用是無法估量的。在他之前，我們沒有任何證據證明這個龐大犯罪集團的存在……但是瓦拉奇提供的情報甚至具體到了一個個的名字……一句話，他讓我們真正看清了敵人的面孔。”
1904年9月22日，約瑟夫·邁可·瓦拉奇出生在曼哈頓上城的哈倫東區——一個貧窮而混亂的意大利移民集居區。瓦拉奇的父母，多米尼克和瑪麗雅都來自拿玻里，他們一共有過17個孩子，但只活下來了6個，瓦拉奇是其中的老二，他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弟弟和三個妹妹。瓦拉奇的父親是個無可救藥的酒鬼，早先還推著小車賣蔬菜水果，算是小本生意吧，後來喝酒把小推車喝進了當舖裡，自己便去做了垃圾工。
以下便是約瑟夫·瓦拉奇講述的故事。在合適的情況下，筆者將盡可能引用瓦拉奇的原話。
我們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家庭，至少我們周圍的人都過得比我們強。 ……我們租住的公寓裡有三間房，沒有熱水，沒有洗澡間，廁所在公用樓道裡。家裡唯一暖和的地方就是廚房的灶台。我們得從垃圾堆裡撿柴禾和煤塊，然後就堆在我們三個男孩子睡覺的房間裡，別提多髒了……學校的老師同學都嫌我們臟，但不管我怎麼洗，就是沒法把自己弄乾淨。
……到了人家都開始交女朋友的年齡，我是連想都不敢想那檔子事。
按說我應該上學的，說實話，我很少去。 11歲那年，我用石頭砸了一個老師的眼睛，我並不是故意的，本來只是想嚇唬嚇唬她，結果被送進了天主教的少年管教院。那裡的管教都稱為兄弟，有的人還可以，有的人就特別惡劣。有一個阿貝爾兄弟是最厲害的，成天沒事就找茬儿整人，不管你有沒有做錯事他都有理由揍你一頓，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樣躲著他。有一天他死了，舉行悼念儀式時讓我們排著隊向他的遺體告別。大約有300多人吧，我排在隊伍靠後面的地方。等我走到棺材跟前一看，差點兒沒吐了。阿貝爾兄弟的胸襟上全是唾沫。你說我該怎麼辦？我也啐了一口。
從管教院出來我已經14歲了，又到學校上了幾天課。等我一滿15歲就進了我父親工作的垃圾公司，管收東河附近107道一帶的垃圾。每個週末我父親都把我的工錢一起領走，我跟他急了好幾次。沒辦法，我只好糾集幾個人晚上出去搶商店。我總得有自己的零花錢，是不是？
…………
有一天，我弟弟強尼死在了大街上，警察說是被車撞死的。可是有人看見了，警察帶他到局子裡問話，出來時他就已經死了。他們把他扔在大街上，血肉模糊。他是被活活打死的。我的哥哥叫安東尼，我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在瘋人院裡。
後來，瓦拉奇的祖母和兩個妹妹也先後被送進了瘋人院。
瓦拉奇在國會“麥克列蘭委員會”作證時說，他第一次犯罪實際上是在9歲的時候。他和強尼從附近的雜貨店裡偷了香皂，再廉價賣給街坊們。他還記得香皂的牌子，叫法爾麗。
等瓦拉奇長到18歲時，他已經辭掉工作，專事打劫。他的那個團伙人稱“分秒幫”，以形容他們行劫時動作之迅速。 “分秒幫”通常在後半夜行事。那時的紐約市政府為了節約用電，每天凌晨3點到5點將市內的交通燈關閉兩小時。這一點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逃跑時他們可以暢行無阻，而不必擔心紅燈。這個從早期犯罪生涯中獲得的經驗使瓦拉奇受用了一輩子。後來他在“科沙·諾斯卓”裡做“合同”時，首當其衝的考慮就是作案之後的撤退路線。
“分秒幫”的作案手法原始而有效，他們幾乎不帶任何工具，只從人行道上撿一隻牛奶瓶或操起一個垃圾桶什麼的砸破商店的玻璃櫥窗。瓦拉奇們做過試驗，從商店的“福爾摩斯系統”警報鈴響到警方趕到現場，最快需要5分鐘。也就是說，他們必須在短於5分鐘的時間內把一切都搞定。瓦拉奇是“分秒幫”的司機，開一輛二手的皮卡，這在當時是一份很體面的工作。他的任務就是坐在路邊不熄火的車裡，等到辦完事一踩油門就走。後來他有了女朋友，遇到打劫珠寶店或服裝店時，有時候他也會跟著進去。多年後瓦拉奇還記得，他有一位女友的腰身是12號，所以每次他都會挑幾件這種尺寸的衣裳帶給她。
前後四年的時間裡，“分秒幫”作案逾百，也終於有了閃失。 1923年春天的一個晚上，記得是在布郎克斯的東萃孟街和177道，事前他們偵察了兩個星期，那家絲綢店連“福爾摩斯保安系統”都沒有。他們平日里唯一擔心的就是剛好有警察在附近巡邏，可就偏巧遇到了這樣的事。當時他們一個人在裡面取貨，兩個人在外面接應裝車。突然，路口放哨那小子撒開腿往這邊跑，瓦拉奇趕緊按喇叭讓他們快撤。這時候，三輛警車一起堵了過來。肯定是有人告的密……
儘管被警察一槍打在了胳膊上，瓦拉奇還是帶著他的同夥們左沖右突，總算是衝出了重圍。警方很快通過皮卡的車牌號碼719864，查到了瓦拉奇。 20年代，路上跑的車輛並不多，犯罪分子基本上沒有可能偷到車，所以牌照也都是貨真價實的。同年8月，瓦拉奇以“搶劫未遂罪”被捕。
我還不滿21歲，所以法官可以把我送到埃爾米拉少管所蹲18個月，或是在新新監獄里關15個月。律師告訴我，這裡頭有一點小竅門。少管所的18個月是實實在在的，而新新監獄的15個月，不僅包括了我等待審判時在布郎克斯監獄裡已經被關了的日子，如果表現好的話，還可以減刑，9個月就能出獄。
我當然願意去新新了。我看得出法官對我的選擇非常惱火，我記得他惡狠狠地對我說：“你以為你得逞了？你想去哪兒我就送你去哪兒，你知道為什麼嗎？你要是能早點出來，也就會早點又回來見我。”
也許是吧。管它呢。
新新監獄位於紐約州北部，是美國最著名的監獄。紐約市的犯罪分子管進新新監獄叫做“去上游”。
新新監獄的真正名字叫“奧新寧”，印地安語，意即“石頭疊石頭”。
瓦拉奇在監獄裡閒來無事，跟著幾個“難友”迷上了練肌肉，用現如今的時髦話叫“健身”。日子過得飛快，轉眼9個月，瓦拉奇又回到了紐約。
但是，重獲自由並不意味著能“重操舊業”。在瓦拉奇離開的那段日子裡，“分秒幫”又有了新的司機。鳩占鵲巢，瓦拉奇只得另起爐灶。他先是糾集了幾個“毛孩子”自己幹，並很快攢足了錢又買了一輛二手派卡車。鑑於上次的教訓，瓦拉奇在註冊時用了一個假名。不久，在一次搶劫布郎克斯毛皮倉庫的行動中，瓦拉奇頭部受重傷。
我聽見一聲槍響，有人叫道：“他死了！怎麼辦？”我後來聽說，他們把我扔在東河邊上的114道，又朝空中連開六槍，假裝是打群架，和毛皮倉庫的案子沒關係。過了約摸一小時，他們跑回來看，我還躺在那裡，還沒有死。幾個人七手八腳把我抬到一個“開黑店”的醫生家裡。醫生往我嘴裡灌了幾口威士忌當麻醉藥，把子彈取出來了。醫生說：“這小子不會死，他壯得像頭牛犢子。”那都是新新的功勞。
瓦拉奇在床上躺了兩個月，“毛孩子”們作鳥獸散。等他又能出門走動時，瓦拉奇帶著他的車投靠了一個愛爾蘭人組織的七人團伙，裡面也有猶太人和意大利人。
愛爾蘭人特沒規矩，簡直是一幫活土匪。他們不單搶商店、搶東西，還搶人。
有一次，記得是去的一家服裝店，我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在裡邊，只留了兩個在外面放哨。等我扛著一大包西服出來時，看見那兩個小子大概是太無聊了吧，居然扣下了六七個行人，用槍把他們抵到牆上，正在掏人家的錢包呢。我馬上中止了所有的行動，命令全體撤退。
我很火，對那兩個傢伙嚷嚷道：“知道你們在幹什麼蠢事嗎？搶人（robbery）和搶東西（burglary）完全不是一回事，你們懂嗎？這可不是鬧著玩的，那些人會認出我們。”
真的，我不喜歡這種玩法。
更糟糕的是，每當有愛爾蘭人和其他意大利人發生衝突時，便有意大利的幫主們派人來找瓦拉奇的麻煩。 “其中一位叫奇若·泰蘭納瓦的，人稱'洋薊王'，是我當時見過的最大牌的幫主。他有本事壟斷了全市所有的洋薊。我聽說凡是運到紐約的洋薊都必須賣給他。他把它們保存起來，再自己定價出售。你知道，意大利人是離不了洋薊的。”洋薊是一種保存期較長的西洋蔬菜。
不久，瓦拉奇又栽到了警察手裡。這一次倒是和愛爾蘭幫沒關係，瓦拉奇是從一個叫“豁嘴”的手裡接的活兒。
豁嘴是綽號，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派特利裡，聽說是某個組織裡的小頭目。他問我願不願意做一間曼哈頓的綢緞莊。 “那裡沒有'福爾摩斯系統'。”豁嘴說。情況他都已經摸清楚了，他找到我是因為我有車。我去看了看，一輛車絕對不夠，豁嘴又找來了約瑟夫·蓋利亞諾，他也有一個綽號，叫瞎骰子，因為他擲骰子的時候總是閉著眼。另外還有兩個人。
一開始做得很順利，直到我們看見街角的電話亭裡恍惚有個人影，就派了兩個人帶著鐵棍子過去。那個人一邊跑一邊叫喚，說他已經報警了。得，趕緊撤吧。但是我那輛該死的派卡不知怎麼的，死活點不著火。火燒眉毛了。我們一起擠進瞎骰子的林肯車，屁滾尿流地跑掉了。
警察倒是沒有查到我，那車不是我的名字嘛。但是他們賊精，他們讓派卡一直停在那裡。有個小子偷偷跑去看過幾次，沒有動靜，就來跟我要鑰匙。你知道，我腦袋裡剛取出過一顆子彈，不是那麼好使，就把鑰匙交給他了。我妹妹也跟著他一起去。結果，讓警察給盯上了。
1925年4月，瓦拉奇二進新新，刑期三年零四個月，另加上次被減刑的四個月，共計三年零八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