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是星期四。拂曉，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亞倫·德肖維奇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教授摸索著抓過話筒，聽見一個帶英國口音的男人自報說，他是克洛斯·馮·普羅。
兩週前，教授在電視上看見過克洛斯·馮·普羅被陪審團裁決雙項“有罪”，再往前，他也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說過這宗案子，或者打開電視剛好在播放，或者是學生們的課間議論。教授印象最深的，是他班上有一個叫敏妮的女生說，她認為被告一定有罪，後來就果真“有罪”。至於被告本人，德肖維奇教授只隱約知道，這個克洛斯·馮·普羅是個很有錢的丹麥人。
笑話！亞倫·德肖維奇咧嘴一樂，丹麥人怎麼會操英國口音？這種讓人一眼就能識破的惡作劇居然也敢拿到愚人節來耍。於是對著話筒嘟囔道：“打住。你老兄到底是誰？現在剛早晨7點耶。我昨晚上兩點才睡。”
“抱歉，教授，我真的是克洛斯·馮·普羅。我想請求您考慮，能否做我的上訴律師。”口氣非常真誠。
亞倫·德肖維奇教授相信了。
亞倫·德肖維奇想起，就在陪審團的裁決之後，托馬斯·尼德翰法官接受電視採訪時曾說：“對被告的審判已經結束，對法官的審判馬上就會開始。”因為他確信，克洛斯·馮·普羅一準兒會上訴。上訴需要錢，大量的錢。克洛斯的那點錢與桑妮家相比雖然不過一毛之於九牛，但套用一位中國古代老婦人的話，那“一根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
尼德翰法官的話裡還另有一層意思。被告對裁決結果不服上訴，是覺得自己受了冤枉。然而，上訴本身並不是爭議被告人“無辜”或“有罪”，而是爭議法官斷案的過程是否公道、合法，有沒有侵犯憲法賦予被告人的正當權利。就這個意義而言，說是“對法官的審判”亦未嘗不可。所以在美國，“上訴律師”和“庭審律師”不同，即便不是專職的“憲法律師”，也必須精通憲法。至於被告人自身的是非善惡，如若上訴成功，將留待新一輪的庭審去考慮。
馮·普羅先生告訴德肖維奇教授，是教授20年前在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一位同窗向他舉薦了他，所以克洛斯知道，亞倫在學生時代曾任《 耶魯法律》總編輯，1962年畢業時全年級排名第一，後來做過著名法官戴維·巴佐羅和亞瑟·葛德勃的助手。雖然只拿了個學士學位，卻於1964年被哈佛大學法學院破格聘為助教，三年後，28歲即升任正教授，成為當時哈佛歷史上最年輕的正職教授。 （ 直到1993年，由亞倫·德肖維奇保持了26年之久的這項紀錄被該校數學系27歲的正教授諾亞蒙·埃爾克思打破，但德肖維奇教授至今仍穩居“法學院歷史上最年輕教授”之寶座。 ）
不日，德肖維奇教授從波士頓南下紐約。教授對紐約並不陌生，他就是在這里布魯克林的猶太區出生長大的。教授對曼哈頓的第5大道也不陌生，他曾經在這條聞名於世的街道上走來走去好多趟，只是，從未走進過那些樓房的里面。
在馮·普羅家豪華公寓的客廳裡剛剛坐定，管家羅伯特·拜爾思過來問一句：“您想喝點什麼？”就被克洛斯不由分說地擋了回去：“什麼都不喝。”
教授正詫異，哪有這麼待客的？卻聽克洛斯道：“咱們去卡萊爾餐廳要一個單間兒，再要兩份像模像樣的午餐，邊吃邊談怎麼樣？”席間，克洛斯告訴他的新任律師，馮·普羅家祖上也曾出過數名律師和一位丹麥司法部長，“我至今仍持有有效的英國律師執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