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審到現在，已接近尾聲。問問你們自己，你們每天坐在這座法庭裡，已經一連坐了兩個月，問問你們自己，這個案子的方方面面是否都已澄清，所有提出來的疑問疑點疑團疑義是否都有了答案。在事實的真相尚未大白之前，僅憑著一些推斷、演繹，甚至猜測、想像，你們就要為一個人定罪，合理嗎？”
公訴方的發言和被告方的聽證一樣，從鎖匠馬歇爾·薩爾茲曼開始——
假如亞歷山大和埃德溫想要栽贓克洛斯，何必千里迢迢請一個目擊證人？ ……再說，埃德溫·朗勃特是什麼人？是服務警界25年的老偵探，他憑什麼要去陷害一個和他素昧平生的人？千萬別跟我說是因為克洛斯有錢，亞歷山大這21年見到的錢恐怕比克洛斯見到的紙還要多！
說到亞歷山大王子，他並不是第一個調查克洛斯·馮·普羅的人，甚至理查德·庫爾也不是。第一個調查克洛斯的人是瑪麗雅，因為在1979年聖誕節，她親眼目睹了克洛斯在桑妮生病時的無動於衷。如果說有人在那一次拯救了桑妮，那個人不是克洛斯，而是瑪麗雅。
不錯，瑪麗雅發現了黑皮匣子，而且不止一次，每次都是和克洛斯的東西放在一起。裡面有安眠藥，有鎮靜劑，有胰島素，還有令人生疑的注射器……11月底，胰島素還在黑皮匣子裡，和三支注射針頭放在一起。等到桑妮昏迷，等到亞歷山大和埃德溫再看到黑皮匣子，胰島素不見了。同時，三支針頭中的一支已經被拆封，被使用，其上沾滿了胰島素……對於這種二加二等於四的小學生功課，我還有必要寫出答案嗎？
八個星期來，被告方向法庭證明了什麼？他們先想證明桑妮長期酗酒，後來卻說她不勝酒力，酒精過敏，而且請注意，所有這些陳述的來源只有一個，克洛斯·馮·普羅……被告方最後什麼都沒能證明，他們擺在你們面前的是一道多重選擇題：桑妮之所以永久性昏迷，或者是因為奶油蛋羹中的高糖和烈酒引發了低血糖症，或者是因為桑妮聽人說胰島素能減肥，假如這兩個答案都不合你們的意，他們還有自殺或慢性自殺，卻沒有講明自殺的手段是什麼，胰島素，還是奶油蛋羹？
我們也給你們一個選擇，而且只有一個，那便是，克洛斯·馮·普羅企圖以胰島素為凶器，謀害他的妻子。
控辯雙方的證人們都談到，馮·普羅先生可謂老謀深算，險惡奸詐，智力過人，這樣的人如若犯罪，那也一定會做得天衣無縫，滴水不漏。赫拉德·法林格先生不斷地問證人，有沒有看到克洛斯傷害桑妮？當然沒有，除非他到報紙上去打廣告……克洛斯為什麼一定要蓋利迪大夫將“你救了馮·普羅夫人一命”這句話寫在信紙上？如果有什麼問題需要澄清，一通電話還不夠嗎？克洛斯為什麼碰巧在桑妮第二次昏迷的前後和同事商討什麼財務報告，別忘了，他們在克拉倫敦莊園住了整整兩天？ ……你們難道不覺得，這一切更像是一種刻意的安排，一種預先設定的“不在現場的證據”？
馮·普羅先生確實老謀深算，險惡奸詐，智力過人。但智者千慮，也難免一失。他可能低估了瑪麗雅·辛拉翰姆，他可能不知道，自從托馬斯·辛普森寫了《 鮮血與金錢》，人體中的“外源性胰島素”已經不再是無踪跡可尋。更愚蠢的是，他忘了銷毀他的作案工具——那支沾染了胰島素的注射針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