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點鐘左右我們接近松原收費站，能順利出去我會好過很多。我問陳潔還精神嗎。她反問：“你說呢？”
我說：“過去的二十個小時，你見我又緊張又謹慎，真正考驗我們的時候來了，這是最後一道坎兒，就像遊戲機的關底大怪，過了這個我們就一馬平川，要是死在這兒，還不如死在前面。”
“你幹嗎講那麼多？”
“把你調動起來，”我比畫著說，“注意力集中。”
“我知道啦，如果你被抓住，我不也是包庇窩藏嗎？”
“真要是那樣，”我露出拿把空槍說，“你就說，我拿這把槍要挾你來著。”
她沒說話，減速，跟一輛吉普車後面向收費口滑行，轉過來摸摸我頭髮，說：“你人其實挺好的，我都快被你說感動了。”
“我只是順水推舟做人情。你那麼聰明，我不說這個，你到時候也會這麼幹。”
“你真討厭。”
她停下來候著。我戴上帽子往後靠裝睡。這時候不能戴口罩，太此地無銀了。吉普車過去就是我們，工作人員先把錢收了，一百來塊錢。裡面的警察跟她要身份證，陳潔從窗口遞過去。他拿著證件在手持驗證器上刷一下。檢查第二代身份證變得簡單多了，被通緝或是假證件一刷便知。我們前輩警察玩第一代的時候，還都是拿著通緝單子一個個對號呢。接著他走出來—他真客氣—雙手奉還。警察什麼時候向服務業看齊了？
他繼續客氣地問：“這位先生的證件能出示一下嗎？”
“他？他生病了。”原來陳潔一急也慌，檢查身份證跟生病有什麼關係？
我緩緩起身，彷彿剛醒來，啞著嗓子問：“怎麼了，老婆？”
“他問你身份證，老公。”
“我身份證在咱結婚證那個袋子裡呢，你找找。”
她翻出歐陽桐的身份證，交給警察。他核對照片是我，是一個人，走進去刷驗證器。透過車窗我看到他刷了幾次沒成功。然後他打了二十秒的電話，走回來說：“可能機器出了點兒故障，您還得再等等。”
“什麼故障？”
他皺眉審視我，看身份證，還是想不通，索性不隱瞞地說：“呃……上面顯示您已經死了。”
“怎麼可能？”我嚷出來。
“是啊，我已經把您的身份證號報告總局，在等他們核實。”後面的車著急了，狂按喇叭。 “這樣您先停在這邊等一分鐘，讓後面的車先過，好嗎？”
警察做了個靠邊停的手勢，一看就沒幹過交警，完全不是疏導手勢。陳潔往右擺舵，靠邊的時候，車前面只有一半是護欄，一半是空隙。我湊過去低聲說：“衝出去！”
她沒聽我的，指著後視鏡。一輛警車停在我們三個車位遠的地方，兩隻腳架在窗前優哉游哉。
“它熄火呢，追不上我們的。”
“那護欄能直接把玻璃幹碎！”
我點上支煙，對她妥協：“一會兒檢查完後面那輛馬自達，護欄會搖起來，那時馬上沖出去。”
“一定要到這種地步嗎？”
“那是個死人的身份證！”
對馬自達，他們還是走一樣的程序，收費，驗證件，客氣地奉還，工作人員準備開閘放車。不一樣了，警察進去讓他們停止放閘。馬自達後面的車同樣開始焦躁地按喇叭，警察抄起對講機喊兩句話。有了變化，後面的警車在打火，車前現出的不再是一雙腳，而是一張整裝待發的臉。
“走！”我叫道。
陳潔慌了，看著我，又回頭看著啟動的警車。
“護住腦袋！”
“啊，什麼？”
方向盤還在她手裡，我來不及過去，斜身踢開她的腳，猛踩油門。前面的護欄彷彿是掛在吊車上的千斤頂奔著車窗襲來，衝擊過後我們面前白花花一片。我看不到前面，用槍托敲打整扇碎了但還黏合著的玻璃。嘩的一下，玻璃全散進裡面。車忽然冷了起來。
“跟跑車似的。”陳潔說。
似乎她還挺享受的，二人合力的效果。她還在駕駛位，我的腳還在油門上。我告訴她握緊方向盤，回頭看後車。由於我們的雷鋒開路，警車沒有任何阻擋就衝過了護欄的位置。護欄像足球運動員被踢斷腿的小腿，一半懸掛在半空。原來警車裡有兩個人，後排的警察伸手將警燈放到車頂，警笛大作。頓時這個夜晚不那麼平靜了。
警笛一響陳潔便不再享受了，方向盤在她手裡搖搖晃晃。我傾向她，壓住她右手，要她穩一些。我說你別管方向了，長按喇叭就成。前面長途貨車不到八十公里的時速，還佔著超車道，純你媽山炮！
我也從來沒這樣過，在副駕位玩賽車。我改到行車道，一輛大巴在我前方，右邊藍牌子上寫著“前方測距”，五十米、一百米、二百米。我估計我跟它三十米都不到，後面警車還在行車道等著我開路。我需要向左擺，伸手夠不到。我讓陳潔起來，站到座位上，讓我進去。
“我沒地方去。”
“那就騎到我脖子上！讓給我！”
她居然還準備脫鞋，我瞪她一眼，她乖乖地踩到駕駛座。我移過去，有那麼一瞬間，我左腳換右腳的時候，油門是空的，正好可以藉減速轉向。大巴和貨車前後差不多有十米的空隙，只能從中間鑽過去。我抓好方向盤，要陳潔閉上眼睛，其實那一刻我也沒敢睜眼，油門踩空，方向盤往左打半圈。我的面前一片黑暗，我禱告什麼呢？我心中無主。我只是讓自己明確，如果有砰的一聲巨響，再見，生活，下輩子再見。
睜開眼睛我們已經在超車道上了，貨車在我們後面，警車在行車道上想辦法從我們和貨車之間往裡擠。慢慢來，我們去終點等你。
“他們要多久才會放棄？”陳潔還騎在我肩上，雙手摸著我脖子。
“你下來。”
“下不去，我腳麻了。”
“下來！”
我往前讓讓，她支著我肩膀抽出雙腿，坐到副駕位揉著腳踝，瞄著後視鏡叫我：“好像他們還有一輛跟上來了。”
“逼養的！”
那是一輛伊蘭特，沒上警漆，典型的盯梢用車。它越過警車大巴，在行車道跟在我側翼，隨時並進來。我不能把車身暴露給它，警車不敢太張揚，但這種車會開槍。我向右急轉上行車道。這樣我們中間隔了輛輕卡。我知道他一會兒就會追上來，算上緊急停車道，我有三條車道跟他繞，我在揣摩他開槍的底線。
表針指在一百八和一百九之間，我本可以再快點兒，可是前窗是空的，太他媽冷了！這麼一會兒我們起碼逃了三十公里。大牌子寫著前方一百二十公里處有收費站，要在那之前解決問題，誰知道又會有幾輛車在途中入口衝進來。
“前面修路呢，”陳潔說，“怎麼辦？要並道了。”
時速急減到九十公里，臨時路牌標註限速六十公里每小時，車都擠進左側超車道，慢下來，根本開不動。另兩排道被封住，寫著“前方施工”。我閃過從這裡衝出去的念頭，不能這樣，路面崎嶇不平也還好，萬一是個斷橋呢？掉到江里保證可以在淹死前凍硬。
伊蘭特這時候打起了警笛，我後面五輛車給他讓出半條車道。他三十秒可以超過一輛車，我卻被頂在水泥車後舉步不前，還有兩分半，我就能舉起雙手求大爺饒命了。
還剩兩輛車的距離，所有車並到馬路另一側。往哈爾濱方向的高速路從中間劈成兩半，每隔五米就有一個紅白塑料筒劃成了隔離帶。我們依然跟著水泥車行駛在逆行高速的右側走蝸牛步。伊蘭特繼續努力，超出一輛後，已經和我後面的麵包平行前進。我示意陳潔系上安全帶。她明白了，也害怕了。伊蘭特就快到我們身後，這裡只有一條車道，我們無路可退。就像任宰的羔羊，他會猛踩油門過來，撞我們的卡迪屁股。到時候我和陳潔都會飛到前車去拌水泥。
伊蘭特的揚聲器在身後警告，說給我們三秒的時間停下來。實際上，與此同時他正在加速往我們靠近。
我掰過後視鏡，長吸口氣，問：“回哈爾濱怎麼樣？”
“啥？”
我向左擺一大圈，衝過紅白隔離帶，進入逆行車道，腳不鬆油門，右手馬上掛倒擋倒車。對面的卡車來不及剎車，熱烈地朝我們迎過來。卡迪的四個輪子飛速倒轉，兩秒後我們終於停止往前移動，有那麼一瞬間，我們定在公路上，與那輛卡車臉貼著臉，全憑死神判決。
定了半秒鐘，也許更短，零點幾秒，但這樣的恐怖似乎讓我們死後都忘不了。終於，我們能後退了。開始緩慢，後來越來越快，我們在高速路上逆行倒車，跟著後面正常行駛的廣本一個速度。伊蘭特眼巴巴和卡迪貼著擦肩而過，估計他得等下個出口才能掉頭過來了。
陳潔又放輕鬆了，轉過身跪在座位上看後窗。 “靠，原來車還可以這麼開！”
“幫我看著，”我把後視鏡正回來，“你這倒車的速度最大多少？”
“我怎麼知道？”
“說明書上都有。”
“說明書一大本，比我大學教材還厚，誰能讀得完？”
“我能。”
面前的卡車司機按兩下短笛，贛B牌照，江西車。這不是催促，公路語言這代表欣賞、謝謝和佩服吧。他對我笑著。我沖他點點頭，雙手離舵合十做回禮。這是他漫長運輸中的難忘插曲。也許以後到他老了開不動的那一天，都會成為他跑車生涯的奇事之一，講給午睡過後的兒孫聽。
伊蘭特早已不見踪影，我找個車少的空隙，穿回隔離帶，正常行駛向前兩公里後，從下一個出口出去了。路牌上寫著“松原北—吉林界”。黑龍江的通緝對我不再奏效，從現在開始，我呼吸的每一口空氣都摻雜著自由的香甜。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湧出了眼淚，我對著省界牌失聲喊了出來：“滾犢子吧，哈爾濱！你真的徹底把我毀了，你對不起我，你把我所有有過的幸福和希望全都偷走了！”我喊了一會兒，騰出左手擦著止不住的眼淚，回頭望一眼養了我二十多年的地方，我想再告一次別，可是嗓子啞了，喊不出來了。我聽見自己聲音發顫地對哈爾濱說：“逼養的，你永遠別指望我再回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