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示意同伴押上囚犯走。可到了前門，始終一言不發的芬蘭姑娘，此刻卻停腳不前了。 “我餓了！”她苦巴巴地說。兩個警察抓住她，想把她推出門去。她的腳搭在門柱上死活不動。 “我餓了，我想吃東西！”
她的叫聲有些悲苦，有些絕望。儘管安娜·謝爾蓋耶夫娜離她很近，孩子還是聽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她已經悄無聲息地溜下床了，手指頭含在嘴裡，站著看光景。
“我去拿！”馬特廖娜說，閃電般地沖向櫥櫃，拿了一塊三角形的黑麥麵包和一根黃瓜來。她還拿來了自己的錢包。 “你都可以拿走！”她激動地說，把食物和錢一股腦塞到芬蘭姑娘的手中。接著，她退後一步，低下頭，很奇怪地行了個老派的屈膝禮。
“不能給錢！”警察嚴厲地制止她，讓她把錢包拿回去。
芬蘭姑娘一聲謝字也沒說。瞬間的反抗後，她馬上恢復了平靜。他心裡想，就好比火星一下子熄滅了。他們是不是真的一直在打她———或者比這更壞？馬特廖娜多少知道些什麼嗎？這是她大發同情心的緣由嗎？可一個小孩怎能知道這些事情呢？
警察走了後，他回到自己的房間。吹滅了蠟燭，擺好了聖像和照片。手拿蠟燭照了照地板，把攤開在梳妝台上的三條旗拿走。他返回到樓下。安娜·謝爾蓋耶夫娜坐在馬特廖娜的床邊，做著些縫縫補補的針線活。他把旗子扔到床上。 “我要是和你女兒說話，我肯定又要發脾氣，”他說。 “所以，你替我去問問她吧，這東西是怎麼到我房間裡去的。”
“你在說什麼呀？這是什麼？”
“問她。”
“是面旗子。”馬特廖娜悶悶不樂地說。
安娜·謝爾蓋耶夫娜把旗子攤開放到床上。旗子展開後有一米長，顯然是經常使用，旗子的三種顏色———白、紅、黑的等寬豎條———已經退色變淡了。這旗子一直是掛在那兒的———一直是掛在拉法伊女帽工場的屋頂上的。
“這是誰的旗？”安娜·謝爾蓋耶夫娜問。
他在等著孩子的回答。
“人民的。它是人民的旗子。”末了，她很不情願地說了出來。
“夠了，”安娜·謝爾蓋耶夫娜大聲說。她親了親女兒的額頭。 “該睡覺了。”她把簾子拉上。
五分鐘後，她到了他的房間。手裡拿著那面旗，旗子已經折小了。 “你來說說吧，”她說。
“現在你拿的，是人民複仇的旗子，起義用的旗子。你要是想讓我把那些顏色代表什麼意思告訴你，我會告訴你的。要不，你就去問問馬特廖娜她自己，我敢說她知道。我想不出有什麼行為比這更具煽動性，更能牽累人。馬特廖娜趁我不在時，把旗子放在我屋裡，還打開了放著。警察可是會看到的。我真搞不懂，她心裡究竟在想些什麼。她瘋了嗎？”
“不要用這樣的字眼說她！她不知道警察會到這兒來。至於這面旗，要是這麼麻煩的話，我馬上就拿走燒了它。”
“燒了它？”他無比驚訝地站著。多麼簡單！他幹嗎不把那套藍衣服燒了呢？
“可我要告訴你，”她接著說，“這事到這兒就算是到頭了，絕對要到頭了。你把馬特廖娜捲到麻煩裡了。這些事情本來和小孩子無關。”
“我不同意你這麼說。不是我把她捲進來的，是涅恰耶夫。”
“這沒什麼區別。如果你不在這兒，涅恰耶夫也不會到這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