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次返回西貢沒有人迎接我，這是很不自在的。在飛機場，我真希望可以叫出租汽車不開到卡蒂納街，而開到其他什麼地方去。我心裡暗自想道："痛苦是不是比我離開時減輕了點兒呢？"接下去就竭力想使自己相信，的確是減輕了。到了樓梯口，我看見房門開著，心裡起了超出情理的希望，呼吸變得有點兒急促。我慢吞吞地朝房門口走去。在走到門口前，希望一直還存在。我聽見椅子吱嘎一聲。等我來到了門口，我又看見了一雙鞋，不過不是女人的鞋。我快步走進去。派爾從鳳兒以前常坐的那把椅子上站起身來，顯得有點兒尷尬。
他說，"喲，托馬斯。"
"哦，派爾。你怎麼進來的？"
"我碰見了多明格斯。他給你送信件來。我請他讓我進來坐會兒。"
"是鳳兒忘了什麼東西嗎？"
"哦，不是，喬告訴我你上公使館去過。我想在這兒談談比較輕鬆點兒。"
"談什麼？"
他做了一個不知所措的手勢，就像一個小孩兒在學校裡擔任一個職務，給請出來講話，但是又想不出成年人常用的那些字眼似的。 "你一直都在外邊？"
"是呀。你呢？"
"哦，我也一直在四處跑。"
"還在玩塑料嗎？"
他不快地咧開嘴笑了笑，說道，"你的信件全都在這兒。"
我一眼就可以看出那堆信裡沒有什麼會使我感覺興趣的：其中有一封是倫敦報館寄來的，有幾封看上去像是賬單，還有一封是我存款的銀行寄來的。我問道，"鳳兒好嗎？"
他的臉一下就自動露出了喜色，像一件聽到某種聲音就會作出反應的電動玩具那樣。 "哦，她很好，"他說，接下去馬上又把嘴緊緊閉上，彷彿話說得太多了。
"坐下，派爾，"我說。 "請你原諒，我先看看這封信。這是我報館寄來的。"
我拆開信。意想不到的事竟然多麼不湊巧地發生了。總編輯寫信來說，他已經考慮過了我最近的那封信，鑑於德拉特爾將軍死後，法軍又撤出了和平府，印度支那局勢相當混亂，他同意了我的建議，已經臨時指派了一個外事新聞編輯，希望我在印度支那至少再待上一年。 "我們把那個職位還是保留著等你回來，"他完全不理解我的心情，這樣安慰我。他認為我很在意這個職位，也很關心這份報紙。
我在派爾對面坐下，把這封來得太晚的信重讀了一遍。有一會兒，我感到很得意，就像一覺醒來還沒有想起往事那樣。
"是壞消息嗎？"派爾問。
"不是。"我對自己說，這好歹也沒有什麼差別了：延期一年回國可抵不住人家的婚後夫妻財產處理協議。
"你們結婚了嗎？"我問。
"還沒有。"他臉紅起來——他非常容易臉紅。 "事實上，我希望獲得一次特別休假。那樣我們就可以回家鄉去結婚——體體面面地。"
"在家鄉結婚才更體面嗎？"
"唉，我想——很難跟你講這些事情，你說話太尖酸刻薄啦，托馬斯，不過在家鄉結婚才顯得莊重。我父親和母親全都到場——她多少可以算是進了我們家的門。
鑑於有過去的事情，這一點很重要。 "
"過去的事情？"
"你知道我說的是什麼。我不願意把她留在家裡背上一點兒壞名聲……＂
"你預備把她留在國內嗎？"
"我想是這樣。我母親是位了不起的老太大——她會帶著她到處走走，把她介紹給親友們，你知道，使她多少可以適應新環境。她還會幫助鳳兒給我安排好一個家。"
我不知道該不該替鳳兒難受——她過去一直那麼盼望見到摩天樓和自由女神像，但是她卻一點兒也不知道這些東西涉及到點兒什麼，派爾教授夫婦，那些婦女午餐俱樂部，她們會教她玩凱納斯特紙牌遊戲嗎？我想起那第一天晚上她在大世界的情景：身穿一件白衣裳，年齡不過十八歲，行動如此美妙輕盈，我又想起一個月前她的情景：在索姆大道那些肉舖子裡討價還價地買肉。她會喜歡新英格蘭那些乾淨、明亮的小雜貨舖嗎？那些鋪子裡連賣芹菜都是用玻璃紙包起來的。也許她會喜歡。
我可說不准。說也奇怪，我發覺自己像一個月前派爾可能會說的那樣說道，"好好對待她，派爾。別勉強她。她跟你、我一樣也會感到傷心的。"
"當然，當然，托馬斯。"
"她顯得那麼嬌小脆弱，不像我們的娘兒們，不過別把她看作……看作一件裝飾品。"
"真滑稽，托馬斯，事情的結果多麼不一樣。我一直怕跟你談。我以為你會很粗暴。"
"上次在北方的時候，我有時間仔細想過。那邊有一個女人……也許我見到的就是你上次在那家妓院裡見到的。鳳兒跟你走了，這倒是一樁好事。要不有一天我可能會把她撇下來，留給一個像格蘭傑那樣的人。成為一個煙花女。"
"那麼我們還可以做朋友，托馬斯？"
"當然可以。只是我不想再見到風兒啦。事實上，這兒四周有足夠的事物叫我想起她。我一定得另外找一處房子——我一有空就要去找。"
他分開兩腿，站起身。 "我太高興啦，托馬斯。我沒法告訴你我多麼高興。這話我先前說過，我知道，不過我真希望我碰上的對方不是你。"
"我很高興碰上的是你，派爾。"這次會面並不像我事先預見到的那樣：在膚淺、憤怒的計劃下，從一個較深的平面上，真正的行動方案當然已經形成了。他的天真幼稚一向使我生氣，但是內心裡我的某種判斷標準卻總結出來，對他表示同情，拿他的理想主義，他根據約克·哈定著作得出的不十分完善的觀念，跟我的冷嘲熱諷相比較。哦，在事實方面我是對的，但是他年輕、犯有錯誤，這不也對嗎？一個姑娘要跟人過一輩子，跟他這個人是不是比跟我更好些呢？
我們勉強握了握手，但是一種有點兒公式化的擔心使我跟著他走到樓梯口，叫住了他。也許，在我們作出真正決定的內心裡，有一個先知和一個審判人。 "派爾石u過分相信約克·哈定的議論。"
"約克！"他在樓梯第一節轉角處抬起頭來，睜大眼睛望著我。
"我們是老殖民主義國家的人民，派爾，可是我們從現實中學到了一點兒東西，我們學會了不亂玩火。第三勢力這股力量——它是從書本上來的，就是這麼回事。
泰將軍不過是手下有幾千人的一個土匪頭兒：他並不代表民族民主主義。 "
他就彷佛是從大門上的信箱插信口裡睜大眼睛望著我，想看看是誰在外面那樣，這會兒又把蓋子放下，把這個不受歡迎的陌生人關在外邊。他的眼睛看不見了。
"我不知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托馬斯。"
"那些自行車炸彈。那是一個大笑話，儘管有一個人真的給炸掉了一隻腳。但是，派爾，你可不能相信泰將軍那樣的人。那種人是不會把東方從共產主義下挽救出來的。我們知道他們那路人。"
"我們？"
"那就是說，老殖民主義者。"
"我還以為你並不站在任何一邊呢。"
"我是不站在任何一邊，派爾，但是假如你們那班人裡得有個人去把事情弄糟的話那就讓喬去幹吧。你帶著鳳兒回家鄉去。忘掉什麼第三勢力。"
"自然，我一向很尊重你的意見，托馬斯，"他很鄭重地說。 "哦，我們會再見的。"
"我想我們大概會再見的。"
2
一晃幾星期過去了，但是不知怎麼，我還是沒有找到一套新房間。這倒不是因為我沒有時間。這場戰爭一年一度的危機已經又過去了：濕熱熏蒸的。 rachin已經在北方開始：法國人已經退出了和平府，東京地區的稻子季節戰役已經過去，老撾的鴉片季節戰役也已經過去。需要的南方的新聞，多明格斯一個人就很容易採訪到。
最後，我總算迫使自己到一座所謂現代化的大樓裡（可能是一九三四年"巴黎博覽會"時代的？）去看了一套房間，就在大陸酒店那邊，卡蒂納街的那一頭。它是一個橡膠莊園主在西貢的臨時住處，他要回法國去了，所以想全部出讓。我至今還不知道他屋子裡那些大桶內裝了些什麼：至於那些珍藏品，那是一大批版畫，都是一八八零年到一九零零年間的巴黎沙龍作品。那些版畫最大的共同點就是大胸脯的女人，發式十分特別，身上披著薄紗，不知怎麼總把那兩半邊大屁股暴露出來，又把私處遮著。在那套房間的浴室裡，橡膠莊園主就更為大膽了，盡是些裸體油畫的複製品。
"你喜歡藝術嗎？"我問。他得意地向我笑笑，就像我跟他是同謀者似的。他很胖，蓄著兩撇黑胡，頭髮很稀疏。
"我最好的畫全都在巴黎，"他說。
在起居室裡，有一個異常高的煙灰缸，做成了一個裸體女人的模樣，頭髮上有一個小碗，還有些瓷器擺設，全都是裸體女人擁抱著老虎，另外有一個很古怪的姑娘，赤裸著上半身，騎著一輛自行車。在睡房裡，面對著他那張大床，是一大幅有光澤的油畫，畫著兩個姑娘睡在一塊兒。我問他，不要他這些收藏品，光買房子要多少錢，他卻不願意分開出讓。
"這麼說，你不是收藏家？"他問。
"哦，不是。"
"我還有些書，"他說，"我打算全部奉送，不過那些書我倒是本打算帶回法國去的。"他開了鎖，把一個有玻璃門的書櫥打開，讓我看他的藏書——有插圖的、版本昂貴的與《娜娜》，有《野女郎》，甚至還有幾本保羅·德·柯克的作品。我真想問他是不是樂意把自己連他的收藏品一股腦兒賣掉：他也是這些東西的一部分：他代表那個時期的結束。他說，"要是你獨個兒住在熱帶，那麼這些書畫就是好伴兒。"
我又想起了風兒，就因為她當時根本不在那兒。情況一向是這樣：當你逃進了一片沙漠時，寂靜總在你的耳朵裡吶喊。
"我認為我的報館不會允許我收買一批藝術品。"
他說，"這些東西當然不會寫在收據上。"
我很高興派爾沒有看見這個人：這個人的容貌可能會出現在派爾想像中的"老殖民主義者"的面孔上。沒有這種容貌，他已經夠叫人憎惡了。我看了房子出來，已經快十一點半。我走到涼亭那麼遠去喝了一杯冰啤酒。涼亭是歐美婦女全都喜歡光顧的一家咖啡館。我深信在那兒決不會見到鳳兒。說真的，我完全知道她這時候在什麼地方——她不是一個隨意改變習慣的姑娘，因此從這個橡膠莊園主的家裡出來，我早就過了那條街，避免走過那爿奶品店，因為這時候，她一定在那兒喝她的巧克力麥乳精。兩個年輕的美國姑娘坐在鄰桌上，這麼熱的天還是打扮得整潔於淨。
她們正在用勺子吃冰淇淋，每人左邊肩頭上都掛有一隻一式一樣的皮包，上面全有黃銅鷹像徽章。她們的腿也一式一樣，又長又細，她們的鼻子稍許有點兒歪。她們吃冰淇淋吃得那麼專心，就彷佛在大學實驗室裡作實驗似的。我不知道她們是不是派爾的同事：她們都很嫵媚，我想勸她們也回美國去。她們吃完了冰淇淋，有一個姑娘看了看她的表。 "我們最好走吧，"她說，"謹慎點兒。"我悠閒地想著，不知她們有什麼約會。
"沃倫說過，我們決不可以待到十一點二十五分以後。"
"現在已經過了十一點二十五分。"
"待下去會是激動人心的。我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嗎？"
"我也不太清楚，不過沃倫說最好別待下去。"
"你認為會是一場示威遊行嗎？"
"我見過那麼許多次示威遊行了，"另一個不耐煩地說，就像一個看教堂看厭了的遊客那樣。她站起身，把冰淇淋的錢放在桌上。在離開之前，她向咖啡館四面看看，那幾面鏡子從各個有斑點的角度反映出了她的外形。這時店裡只剩下我自己和一個衣著邋遢的中年法國女人，她相當用心而白費力地在臉上塗脂抹粉。那兩個姑娘幾乎用不著什麼梳妝打扮，用口紅匆匆一塗，把頭髮一梳就成了。有一剎那，那個美國姑娘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身上——那不是一個女人的目光，而是一個男人的，很直截了當，心裡正默想著某種行動方針。接著她迅速回頭對著她的同伴。 "我們最好走吧。"我懶散地望著她們並排走出去，到了陽光斑斑駁駁灑滿一地的大街上。
你不可能想像這兩個人中有哪一個會成為不合適感情的俘虜：十分凌亂的床單和性交後的臭汗，跟她們全沒有關係。她們帶著除臭劑上床睡覺嗎？我發覺自己有一會兒很羨慕她們那個消過毒的世界。那個世界跟我居住的世界太不同了——我居住的這個世界突然莫名其妙地破裂成了一片片。牆壁上的兩面鏡子朝我飛來，半道上破裂開。那個衣衫邋遢的法國女人正跪在一堆損毀了的桌椅之間。她的粉盒大開著，完好地落到了我的大腿上。說也奇怪，我還毫釐不差地坐在原來的地方，雖然我面前的桌子已經成了那個法國女人四周那堆損毀了的桌椅的一部分。咖啡館裡有一種古怪的、花園裡的聲音：泉水均勻滴下的聲音。我朝酒櫃那邊一看，發覺一排排瓶子全都破裂開來，瓶裡各種各樣的酒匯合成了一道五顏六色的溪水——紅葡萄酒，橙黃的庫安特羅酒，綠的察吐士酒，暗黃色的茴香酒，流過咖啡館的地面。那個法國女人坐起身，鎮靜地四下看看，尋找她的粉盒子。我把粉盒子遞還給她，她坐在地板上，很鄭重地謝過了我。我認識到我沒有聽清楚她說的話。爆炸太近了，我的耳膜還沒有從爆炸聲的壓迫下恢復過來。
我相當氣惱地想道，"又一個塑料產品的笑話：這一次，杭先生指望我寫些什麼呢？"但是等我到了加尼埃路，看見濃密的煙霧時，我認識到這並不是笑話。那股煙霧是從國民戲院前面停車場里許多燃燒著的汽車那兒飄浮過來的，汽車炸得四分五裂，碎片散佈在廣場上。一個男人，兩條腿全炸飛了，躺在街心花園邊上不住地抽搐。人們從卡蒂納街，從博納爾大道，蜂擁而來。警車的汽笛聲，救護車和救火車的鈴聲，接二連三地傳進了我的受到震動的耳裡。有一會兒，我忘卻了鳳兒一定就在廣場那邊的奶品店裡。濃煙遮擋著，我看不見那邊是什麼情形。
我走出去，走進廣場，一個警察攔住了我。他們已經在廣場四周排成了一圈，不許人群再多湧來。救傷的擔架已經開始出現。我跟我面前的那個警察商量，"讓我走到對面去。我有位朋友……"
"往後退，"他說。 "這兒人人都有朋友。"
我站到一旁，讓一個教士通過。我試著跟在教士後面，但是那名警察把我拉了回來。我說道，"我是新聞記者，"一面白費力地摸我身上的皮夾子。我的記者證就放在皮夾子裡，可是我到處都沒有摸到。難道我這天沒有帶皮夾於就出來了嗎？我說，"至少請你告訴我那家奶品店怎麼樣了。"煙霧正在散去，我竭力想看看，但是中間的人太多了。他說了一句什麼，我並沒有聽見。
"你剛才說什麼來著？"
他又說了一遍，"我不知道那邊是什麼情形。退後點兒。你擋住抬擔架的了。"
我會把皮夾子落在涼亭裡了嗎？我轉身往回走，派爾正待在那兒。他嚷道，"托馬斯。"
"派爾，"我說，"天啦，你的使館通行證在哪兒？咱們得走到那邊去。鳳兒在那爿奶品店裡。"
"沒有，沒有，"他說。
"派爾，她在那兒。她總上那兒去。十一點三十分。咱們一定得去找她。"
"她不在那兒，托馬斯。"
"你怎麼知道？你的通行證在哪兒？"
"我事先警告過她，叫她不要去。"
我轉過身，又向那名警察走去，想把他推到一旁，再跑過廣場：他也許會開槍：我也不在乎了——正在這時，"警告"這個詞使我恍然大悟。我一把抓住派爾的胳膊。 "警告？"我說。 "你說警告是什麼意思？"
"我叫她今兒上午別上這兒來。"
這些片段在我心裡湊到了一塊兒。 "還有沃倫呢？"我說。 "誰是沃倫？他也警告過那兩個姑娘。"
"我不明白你說些什麼。"
"美國人決不可以有傷亡，對嗎？"一輛救護車強行從卡蒂納街那邊駛進廣場來，那個攔住我的警察退到一旁讓車通過。他旁邊那個警察又在跟人家爭吵。我趁此在警察能夠攔住我們以前，把派爾推在前面，衝進了廣場。
我們到了一大群哀悼的人群中。警察可以阻止其他的人進入廣場來：他們可沒有力量把廣場上僥倖沒死和搶先跑進去的人清除出去。大夫們太忙了，沒有工夫照料那些死人，因此死人就給撇下，歸家屬去照管，因為一個人可以認領一個死者，就像認領一張椅子那樣。有個女人坐在地上，把她嬰孩兒剩下的肢體放在膝上，她很鄭重地用她那頂農民草帽把它蓋上。她默不作聲，一動也不動，在整個廣場上，最使我注意的，就是那一片沉默。那就像我有一次去參觀過的一座正在做彌撒的教堂那樣——一唯一的聲音來自那些助祭的人，只有四處有些歐洲人在低聲哭泣、抱怨，隨後又靜了下來，彷彿看見東方人的沉著、忍耐、得體而感到羞愧似的。花園邊上那個沒有腿的軀體還在抽搐，像一隻失去了腦袋的小雞一樣。從那個人穿的汗衫看來，他可能是一個三輪車夫。
派爾說，"真不舒服。"他看看皮鞋上的血跡，用厭惡的聲音說道，"這是什麼？"
"是血，"我說。 "你早先從沒有見過血嗎？"
他說，"我得把皮鞋擦乾淨才好去見公使。"我認為他至今還不知道自己說的是什麼。他生平這才第一次看見真正的戰爭：他曾經撐著小船到發艷去，像一個小學生在做夢那樣。反正在他的眼裡軍人算不了什麼。
我一手放在他的肩上，迫使他朝四周看看。我說，"這時候這地方總是擠滿了婦女和兒童——-這是人們購買東西的時刻。幹嗎偏偏挑選這個時候？"
他軟弱無力地說道，"原來是要舉行一次遊行的。"
"你們希望幹掉幾名上校吧。可是遊行昨兒就取消啦，派爾。"
"我並不知道。"
"不知道！"我把他推到一攤血裡，那兒先前剛放過一個擔架。 "你們的消息應該靈通點兒。"
"我昨兒不在市區裡，"他說，一面低下頭看看皮鞋。 "他們早應該取消這次行動的。"
"那不就錯過這場玩笑了嗎？"我問他。 "你們當真指望泰將軍這場示威失敗嗎？這樣可比一次遊行好。在一場戰爭中，婦女和兒童是新聞，軍人並不是。這樣會喚起全世界報刊的注意。你已經成功地使泰將軍變得十分重要了，派爾。你已經使第三勢力和民族民主主義處到了適當的地位。回家去吧，去把你們英勇的死者談給鳳J［聽——-她的同胞中又少去幾十個需要操心的了。"
一個矮小、肥胖的教士慌慌張張地跑過，手上端著一個盤子，裡面放了一件東西，用一條餐巾蓋著。派爾已經好半天沒有作聲了，我也沒有更多的話要說。真個的，我已經說得太多了。他臉色蒼白，神態沮喪，就要暈倒了。我想，"這有什麼好處呢？他總是單純無知的。你不能責怪單純的人，他們永遠是無罪的。你所能做的只是控制住他們，要不然就消滅掉他們。單純無知是一種精神失常。"
他說道，"泰將軍不會於出這種事情來。我相信他決不會。準是有人欺騙了他。
是共產黨人……"
他滿腦子給善意和單純無知武裝得堅不可摧。我撇下他站在廣場上，自己朝前沿著卡蒂納街走去，走到那座龐大的淡紅色大教堂攔住了去路的地方。已經有不少人湧了進去：能到那些死玩意兒面前去為死人祈禱，對他們一定是一種安慰。
我不像他們，我大有理由感恩不已，因為鳳兒難道不是還活著嗎？鳳兒難道不是事先得到了"警告"嗎？不過，我忘不了的是，廣場上那個沒有腿的軀體，那個躺在媽媽膝上的嬰兒。他們事先沒有得到警告：他們不夠重要。假如游行真的舉行了，他們會不會同樣也在那兒，他們出於好奇，會去看看軍人，聽聽演說，還會去撒一些鮮花嗎？一個兩百磅重的炸彈是不分青紅皂白的。當你在建立一個民族民主陣線的時候，得死掉多少名上校才抵得上一個嬰兒或是一個三輪車夫的性命呢？我喚住了一輛摩托三輪車，叫他拉我到米托碼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