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先以為，我只會離開西貢一星期，但是事實上，我過了將近三星期才回來。
首先，發艷那個地區進去不容易，出來竟然更困難。南定和河內之間，陸路早已給切斷，空中運輸又不能單為一個記者安排，何況這個記者根本就不該跑到發艷去。
後來，等我到了河內時，記者們正從下面飛來聽取最近這場胜利的簡報，而送他們回去的飛機上又沒有位子給我。派爾在他到達的那天早晨就離開了發艷：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任務——來跟我談鳳兒的事，沒有什麼事要使他留下了。五點三十分，迫擊砲停止轟擊的時候，他還在睡覺，我撇下他去餐廳裡喝了一杯咖啡，吃了幾塊餅乾。等我回來，他已經走了。我猜想，他是出去逛逛去了——既然能從南定撐船沿河一路前來，幾個狙擊手不會使他擔心，他這個人對於自己可能給別人帶去的痛苦是設想不到的，就如同他對自己可能遭到的痛苦或危險也想像不到那樣。有一次——不過那是好幾個月以後的事——我忍不住了，把他的腳推進去，我是說推進痛苦中去，我至今還記得他當時怎樣轉過身，迷茫地望著他那隻弄髒了的皮鞋，說道，"我得先去擦一下皮鞋，然後再去見公使。"我那時就知道，他遣詞造句已經按著他從約克·哈定書上學來的方式了。不過就他說來，他是誠懇的：一切犧牲全都由別人付出代價，這只是偶然的巧合，直到最後那一晚，倒在通往達科的那座橋下邊。
等我回到西貢以後，我才知道，派爾是怎樣離開發豔的。我去喝咖啡的時候，他說動了一個年輕的海軍軍官，讓他搭上了一艘登陸艇，等登陸艇完成了一次例行的巡邏任務後，又讓他偷偷地在南定上了岸。他很幸運，等他跟著沙眼治療隊回到河內後二十四小時，南定通往河內的那條路就正式宣布被切斷了。我到河內時，他已經動身上南方去了，留下一封信在記者營酒吧間侍者那兒，要他轉交給我。
"親愛的托馬斯，"他信上這樣寫著，"我沒法告訴你，那天晚上你多麼了不起。我可以告訴你，當我走進那屋子去找你時，我心裡非常緊張。"（在他撐著小船長時間沿河航行下去時，他心裡又如何呢？）"沒有幾個人會對這件事這樣處之泰然。你真了不起。現在，既然我已經向你說明，我不再覺得像先前那樣慚愧了。"（難道只有他一個人才有關係嗎？我很生氣地想著，可是我知道他並不是存心這樣的。在他看來，只要他不感到慚愧，整個事情立刻就會愉快點兒——我會感到愉快，鳳兒會感到愉快，全世界都會感到愉快，甚至那位經濟專員和美國公使也會感到愉快。既然派爾不再感到慚愧了，那麼春天就已經到了印度支那。）"我在這兒等你等了二十四小時，但是假如我今天不走，我就沒法在一星期內趕回西貢來，而我的實際工作卻在南方。我已經告訴主持沙眼治療隊的那些小伙子，請他們來找你——你會喜歡他們的。那是一些很了不起的小伙子，正在乾著一項成年男子乾的工作。
我在你之前先回到西貢，你千萬不要擔心。我答應你，在你回西貢之前，我不會去看鳳兒。我決不希望你往後會覺得我怎樣不公正。你的友好的奧爾登。 "
又是那句厚顏無恥的假設，認為"往後"我會失掉鳳兒。信心也是以美元匯率為依據的嗎？我們過去也常說英鎊的價值。現在，難道我們不得不談一場金元戀愛嗎？金元戀愛當然會包括結婚、男孩兒和"母親節"，儘管往後也可能包括里諾或維爾京群島或是任何一個他們現在去離婚的地方。一場金元戀愛有美好的意圖，清白的良心，那麼其他的人就全見他們的鬼去吧。可是我的戀愛卻沒有什麼意圖：它明白將來會是什麼結局。你可以做的就是設法使將來不太難堪，等將來到來時，溫和地點明它。在這方面，就連鴉片煙也有它的價值。然而，我始終沒有預見到，我不得不向鳳兒點明的第一個"將來"，竟會是派爾的死訊。
因為沒有什麼較好的事情可做，我就去參加了記者招待會。格蘭傑當然也在場。
主持招待會的是一個年輕的、過於漂亮的法國上校。他講法語，由一個小軍官擔任翻譯。法國記者們坐在一塊兒，像一支對抗的足球隊。上校只顧講下去，我發覺要專心致志地聽上校所說的話很困難：我的心老是轉到鳳兒和這一個念頭上去——假如派爾說得對，我失去了她：那麼今後從這兒上哪兒去呢？
翻譯說道："上校告訴諸位，敵人打了一場大敗仗，損失慘重——相當於損失了一整營的兵力。殘餘的隊伍正用臨時湊起的木筏渡過紅河逃竄。他們一直受到我方空軍的攻擊。"上校用手抹了一下他那整潔的黃頭髮，揮動著他的指示棒，走著舞步，指點著牆上那些長幅的地圖。一個美國記者問道："法軍的損失怎麼樣？"
上校非常清楚這句問話的意義——這類問話通常是記者招待會開到這個階段就會有人提出的，但是他停下來，舉起指示棒，和藹地笑著，像一個很受歡迎的教師那樣，靜等著翻譯把這句話譯完。然後，他才耐心而含糊地回答。
"上校說，我們的損失並不重大。確切的數字目前還不知道。"
這樣的回答一貫是引起麻煩的信號。你會認為，上校遲早總會想出一套方法來應付這班難以駕馭的記者，要不然"校長"就會派手下一個更能於的人來維持秩序了。
"上校當真是向我們說，"格蘭傑說，"他有時間清點敵人的死亡人數，卻來不及清點自己的嗎？"
上校很耐心地又編造了一套迴避的話。他也很清楚，有誰再一問就會使他的這套迴避的話又站不住腳了。那些法國記者只是默不作聲、神色鬱悶地坐在那兒。假如美國記者們能逼得上校承認了什麼，他們就會趕快一把抓住，但是他們又不願意加入進去引誘自己的同胞上當。
"上校說，敵軍被我們打垮了。在火線後面目前可以清點死亡人數，但是戰鬥還在進行的時候，你不能指望從前進的法軍各部隊那兒獲得傷亡數字。"
"並不是我們指望，"格蘭傑說，"是參謀部到底知道不知道。你是當真告訴我們：各排不立刻用步話機把實際傷亡人數向總部報告嗎？"
上校的脾氣開始有點兒接捺不住了。我想，他要是一開始就跟我們攤牌，堅決地對我們說，他知道傷亡數字，但是他不願說，那麼情況就不會這麼尷尬了。說到頭，這是他們的戰爭，不是我們的。上帝並沒有給我們什麼特權，可以要求他說出實際情況來。我們並不用去和巴黎的左派議員們鬥，也不用在紅河與黑水河之間跟胡志明的部隊戰鬥。我們並沒有人死亡。
上校突然脫口說出這個消息，說法軍的傷亡人數是一比三，一說完就轉身背對著我們，氣洶洶地睜大眼睛望著地圖。這些送了命的人是他部下的士兵，他的同僚軍官，是他在圣西爾的同班同學——並不是格蘭傑心裡的數目。這時，格蘭傑說道："現在咱們總算有點兒眉目了，"一面朝四下看看他的同行，一臉痴癡呆呆的得意神氣，那些法國記者全都低著頭，很沮喪地記錄下這則消息。
"這個傷亡比例可以說比朝鮮戰場上的大，"我故意裝作不了解，這麼說，不過我卻給格蘭傑提了一個新線索。
"請你問問上校，"他說，"法軍下一步打算怎麼辦？他說敵人正在渡過黑水河逃竄……"
"紅河，"翻譯糾正他說。
"我可不管河水是什麼顏色。我們想要知道的就是，法軍現在打算怎麼辦。"
"敵人正在逃竄。"
"他們到了河對岸，情況又怎麼樣？你們又打算怎麼辦呢？你們是不是就打算坐在河這邊，宣布說戰事已經結束啦？"法國軍官們鬱悶而耐心地聽著格蘭傑咄咄逼人的嗓音。現在做軍人，還得忍氣吞聲才成。 "難道你們打算投些祝賀聖誕節的聖誕卡去給他們嗎？"
上尉小心謹慎地翻譯了這句話，連"artesdeNoel"這幾個字也照譯出來了。上校向我們冷冷地一笑。 "不投聖誕卡，"他說。
我想，上校的年輕俊俏這一點特別使格蘭傑不快。這位上校不是一個有男子氣概的男人——至少在格蘭傑看來不是。格蘭傑又說道："你們總不打算投什麼別的吧。"
上校忽然講起英語來，他的英語很好。他說："要是美國答應給我們的供應到了，我們就有更多的東西可投啦。"他這人儘管看來很漂亮，頭腦卻倒是很簡單。
他竟然相信一個新聞記者會更關心他祖國的榮譽，而不只顧採訪新聞。格蘭傑很尖銳地說道（他做事相當能幹，腦子裡把日期都記得很熟），"你是說答應在九月初運來的供應品全都沒有運到嗎？"
"沒有。"
格蘭傑這一下可得到他要的新聞了：他連忙寫起通訊稿來。
"我很抱歉，"上校說，"這是不能在報上發表的，只能作為參考的背景材料。"
"但是，上校，"格蘭傑抗議，"這是新聞呀。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給你們幫忙。"
"不，這是得讓外交官們去交涉的問題。"
"發表出來又有什麼害處呢？"
那些法國記者這時候全茫然不解了：他們只會說很少幾句英語。上校打破了慣例。幾個法國記者氣憤憤地一起抱怨起來。
"有沒有害處，我沒有資格判斷，"上校說。 "也許美國各報會說：哦，法國人總是在抱怨，總是在乞討。而在巴黎方面，共產黨人又會指責說，法國人正在替美國流血賣命，美國連一架用舊了的直升飛機也不派來。這種新聞發表了沒有什麼好處。到頭來，我們還是得不到直升飛機，敵人還是在那邊，離開河內不過五十英里。"
"至少我可以發表說，你們急需直升飛機，可以嗎？"
"你可以說，"上校說，"六個月前，我們有三架直升飛機，現在，我們只有一架。一架。"他帶著一種驚異而憤懣的神情又說了一遍。 "你可以說，要是一個人在這場戰鬥中受了傷，並不是受了重傷，只是受了傷，他心裡很明白，他大概已經完蛋啦。躺在擔架上十二小時，或許二十四小時，才給人抬上救護車，道路又極糟，車子也許會出毛病，也許還會碰上一次埋伏，結果就生壞疽死去。倒不如當時就給打死還好受些。"法國記者們都把頭伸向前去，想听明白上校說的是些什麼。
"你可以把這些全都寫下，"上校說，因為他形體優美，所以反而顯得更加怨恨。
"Interpretez，"他吩咐說，說完就大踏步走出房去，撇下那位上尉來做一件他很不熟練的工作：從英語翻譯回法語。
"正戳中他的痛處了，"格蘭傑十分得意地說，他馬上跑到酒吧旁的一個角落裡去草擬他的電報稿。我的電訊沒有一會兒也寫好了：在發艷，我寫不出什麼那些新聞檢查官會放行的東西。假如值得報導的新聞很好，我本可以飛到香港去，由那兒發電報，但是有什麼新聞值得去冒被驅逐的危險呢？我很懷疑。要是給他們驅逐出去，我這一輩子可就完了。那將是派爾的勝利，但是等我回到我住的旅館，在信箱裡等著我的，正是他的勝利，我的結局——是一封祝賀我升職的電報。但丁當年始終沒有想到這樣施加壓力去懲罰他詩篇中受到譴責的情人。保羅從來沒有被提升進入"煉獄"。
我上樓去，回到我那間空蕩蕩的、冷水龍頭漏水的房間裡（在河內是沒有熱水供應的），在床邊一屁股坐下，那一大束蚊帳像一團烏雲似的在我的頭上膨脹開來。
報館要我回去擔任新的外交事務編輯，每天下午三點半去上班，在倫敦黑修道士車站附近那座陰沉沉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大樓裡，電梯口掛著一幅索爾茲伯里爵爺的飾板像。他們把這個好消息從西貢轉到河內來了，我不知道這消息是否已經傳到了鳳兒的耳裡。我從此就不再做記者了：我得去發表意見，而作為這個空洞特權的報酬就是，剝奪我跟派爾競爭的最後希望。我有經驗，可以對付派爾這個臉皮嬌嫩的小青年，在男女兩性之間的花招上，年齡也是一張王牌，就和青春一樣，但是如今，我連再競爭十二個月這個有限的前途也提不出來了，而前途卻是王牌。我嫉妒那些受到懲罰在這里送死的、最思念家人的軍官。我真想大哭一場，但是欲哭無淚，我的淚管就和這裡的熱水管一樣乾枯。哦，讓他們有家吧——我只要我在卡蒂納街的那間屋子。
在河內，天黑以後就很冷，燈光也不及西貢的明亮，比較配合這裡婦女顏色較深的衣服和戰爭這一事實。我沿著岡貝塔街走到和平酒吧去——我不願意到大都會酒店去跟在那兒喝酒的法國高級軍官、他們的妻子和女友一塊兒喝酒。等我快走到酒吧時，我聽到了遠遠的大砲聲，是朝和平府那個方向發去的。白天，有車輛往來，聽不見炮聲，可是現在，一切都很寂靜，只聽見車鈴聲丁丁噹噹，那是三輪車夫拼命在兜生意。皮埃特利還坐在他的老地方。他生著一個古怪的長腦殼，高踞在肩頭上，活像一隻梨子擺在碟子裡，他是一個警官，娶了一個美貌的東京女人。這和平酒吧就是他女人開設的。他也是一個並不特別想回老家的人。他是科西加島人，不過他比較喜歡馬賽，至於拿馬賽跟河內比，他願意任何一天都坐在岡貝塔街的人行道上：他更喜歡他這個寶座。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經知道我這封電報的內容了。
"來賭一下，怎麼樣？"他問。
"幹嗎不來呢？"
我們擲起骰子來。在我看來，我離開了岡貝塔街和卡蒂納街，喝不到這種淡淡的味美思黑茶和雞尾酒，聽不見這種普通的擲骰子的聲音，看不見大砲的火花像一隻大鐘的時針那樣在天邊轉來轉去，我就似乎不可能再活下去了。
我說："我快要回去啦。"
"回家嗎？"皮埃特利問，一面擲出了一個：四一一點來。
"不是。是回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