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天早晨，派爾來到大陸酒店門前的廣場上時，我早已看夠了我的那些美國記者同行了。那些傢伙個子都很高大，鬧鬧嚷嚷，到了中年仍然孩子氣十足，一談到法國人就尖酸刻薄地挖苦諷刺。其實，說到頭，這場戰爭還是法國人在打。每隔一些時候，碰上一場戰鬥順利地結束，傷亡官兵從戰場上運走以後，這些美國記者就給邀請到河內去，搭乘將近四小時的飛機去到那兒，聆聽法軍司令官的一篇講話，然後被安頓在一個記者營裡住上一晚（他們常常誇口說，記者營裡的酒吧侍者是全印度支那最出色的），再飛到剛打過仗的戰場上去，在三千英尺的高空中俯視一番（重機關槍打不到三千英尺那麼高），然後又安全而鬧鬧嚷嚷地回到西貢的大陸酒店，像一次學校的遠足旅行那樣。
派爾很文靜，似乎謙虛莊重，我們初次見面的那天，我有時候不得不探身向前，才聽得見他說的話。而且他總是十分嚴肅。有好幾次，聽到樓廳上美國記者的吵鬧，他似乎變得沉默寡言——大家都認為樓廳上要安全些，不大會遭到手榴彈襲擊。但是他並沒有批評誰。
"你讀過約克·哈定的著作嗎？"他問。
"沒有。沒有，大概沒讀過。他寫過些什麼？"
他注視著街道那邊的一家牛奶房，夢幻般的說道："那鋪子真像一個冷飲櫃。"我心想，在一個這麼陌生的場地上，他很獨特地選中了這個來觀察，不知道他內心裡多麼懷念家鄉啊。不過我自己初來的時候，走在卡蒂納街上，不是也首先註意到那家陳列著蓋爾蘭香水的商店，心想歐洲離開這兒畢竟也不過只有三十小時的飛機航程，這樣來安慰我自己嗎？他的眼光戀戀不捨地從牛奶房移開，說道："約克寫了一本書，書名叫《紅色中國的進展》。那是一本議論精闢的書。"
"我沒有讀過這本書。你認識他嗎？"
他嚴肅認真地點點頭，便沉默不響了。過了一會兒，他又開口來糾正一下他給我留下的印象。 "我跟他並不熟，"他說。 "我大概只見過他兩次。"他這種態度就叫我喜歡——認為說自己認識那人——他叫什麼來著？ ——約克·哈定——那未免有點兒誇耀、我後來才知道，他對於他所謂的嚴肅作家非常尊重，而他所謂的嚴肅作家，並不包括那些不寫他所謂的當代主題的小說家、詩人和戲劇家。即使這樣，我們也還是讀直截了當的東西，像約克所寫的那些，更為好點兒。
我說，"你知道，要是你在一個地方住久了，你就不再去閱讀描寫那個地方的東西了。"
"當然啦，我一向喜歡知道在場的人想要說的話，"他謹慎小心地回答。
"然後再拿約克書上說的話來核對一下嗎？"
"是的。"也許他已經覺察到我的譏諷，因為他又以他慣常的彬彬有禮的態度說道，"如果你有時間跟我談談這兒的大概情形，那我真是求之不得。你知道，約克兩年多以前曾經來這兒待過。"
我喜歡他對哈定的這份忠誠——且不管哈定是個什麼人。派爾的這種態度跟新聞記者們愛低毀別人，愛說一些半生不熟的諷刺話截然不同。我說，"再來一瓶啤酒，我來把這兒的情形概括地向你說一說。"
他專心致志地望著我，像一個得獎的好學生那樣。我先給他解釋了一下北方的形勢。在東京那一帶，法軍當時正死守著紅河三角洲，它包括河內和北方的唯一港口——海防。那一帶是產大部分稻米的地區，每年一到收穫的季節，爭奪大米的戰鬥就展開了。
"這是北方的情況，"我說。 "法國人，那些可憐的傢伙，在那一帶也許可以守下去，假如中國人不來幫助越盟的話。一場叢林、大山和沼澤地的戰爭，你走過稻田，水淹到齊肩頭這麼高，敵人乾脆就看不見，他們埋藏起武器，換穿上了農民的衣服。不過在河內的潮濕氣候裡，你也可以舒舒服服地腐爛掉。他們在那邊是不丟炸彈的。上帝知道這是為什麼。你可以管它叫作一場正規戰爭。"
"南方這邊又怎麼樣呢？"
"法國人控制著交通要道，到傍晚七點鐘為止：七點以後，他們只控制著崗樓和市區——而且只是一部分市區。這並不是說你就安全了，也不是說大飯店門前就可以不裝鐵柵了。"
這一切，我以前不知解釋過多少次。我好像是一張唱片，為了新來的人——來訪的英國議員，新來的英國公使等——經常播放。有時候，我半夜醒來，嘴上會在說，"拿高台教的情形來說吧。"或者說和好教或平川派，這些全都是私家軍隊，誰出錢就替誰賣命，或是為誰報仇。陌生人覺得這幫傢伙生動有趣，但是陰謀猜忌中可沒有什么生動有趣的地方。
"如今，"我說，"又出現了一個泰將軍。他本來是高台教軍隊的參謀長，可是他已經把隊伍帶上山去，同兩方面打仗，法國人，共產黨人……"
"約克，"派爾說，"寫到說，東方所需要的是一支第三勢力。"也許我早應該看出那種狂熱的興奮表情，那種對一句話的敏捷反應以及那些數字的具有魔力的聲音："第五縱隊"，"第三勢力"，"第七日"。我可能會省卻我們大夥兒許多麻煩，甚至可能會救了派爾，如果我當時就認識到那個不屈不撓的年輕人在動什麼念頭的話。但是我沒有多待下去，撇下他去琢磨那些局勢背景的枯燥無味的實質，自己卻沿著卡蒂納街作每天的散步去了。派爾只得自個兒去了解像一種特殊氣味那樣擺脫不了的真實背景：斜陽下稻田裡的那片金黃色：漁夫的脆弱的白鷺像蚊子那樣，飛翔在田野上，老和尚法壇上的一杯杯茶，他的床和他的廣告日曆，他的水桶和破杯子，他穿了一輩子的破舊衣服，洗出來就掛在他的坐椅邊，公路上地雷爆炸以後，前來修路的女工戴著的蚌殼形帽子，南方到處都可見到的金黃和嫩綠以及鮮豔的衣裳，北方則是一片土黃、黑色的衣裳，以及四周那些敵對的重重大山和飛機的嗡嗡響聲。我初來的時候，老在計算我出差的日子，像一個學生計算還有多少天才放假那樣，我想我那時候還念念不忘倫敦，布盧姆斯伯里廣場和乘坐七十三路公共汽車穿過尤斯頓大街的長廊，也不忘乘在公共汽車上所見到的託林頓廣場上的春天景色。現在，廣場花園裡的蘭花應該早已開放，我卻覺得無所謂了。我只要天天有搶先的新聞報導發出去，可能是汽車車胎爆胎，也可能是手榴彈爆炸，我只要在悶熱的中午看到那些穿綢褲子的女人風姿綽約地走動，我要鳳兒，我的家已經搬了八千英里，不在英國了。
我在法國高級專員公署那兒拐彎，那兒有"外籍軍團"的士兵戴著白色軍帽、佩著鮮紅色的肩章在站崗。我從大教堂門外走過，沿著越南保安局的牆走回來。那道牆陰沉沉的，似乎使你聞到了尿臭，想到種種不公正的事情。然而這也是家的一部分，就像小時候你不敢上去的那些高樓上的黑暗過道那樣。新的黃色刊物又在碼頭附近的書攤上擺了出來——有《禁忌》與《幻象》，水手們在人行道上喝啤酒，正是土製炸彈的好目標。我想起了鳳兒，她這會川大概正在左邊第三條街上跟賣魚的討價還價，隨後還要到那家牛奶房去買牛奶和餅乾（那些日子，我總知道她的行踪）。這時候，派爾自然早已不在我的心上了。當我們在卡蒂納街我們的房間裡坐下吃午飯時，我甚至沒有向鳳兒提到他。鳳兒那天穿上了她最漂亮的花綢旗袍，因為那天是我們在堤岸大世界初次見面的兩週年紀念日
2
第二天早晨醒來時，我們誰都沒有提到他。我還沒有清醒過來，鳳兒已經起身，而且把茶點安排好了。一個人對於死去了的人是不會嫉妒的。這一天早晨，重新過起我們舊日的同居生活，這在我說來，似乎很容易。
"你今兒晚上住在這兒嗎？"吃早點羊角麵包時，我盡可能隨意地問鳳兒。
"我得去拿我的箱子。"
"警察可能在那邊，"我說。 "最好還是由我陪你去。"這是那天我們的談話中最接近提到派爾的幾句。
派爾在迪朗東街附近一幢新別墅裡有一套房間，離一條大街不遠。法國人總愛把那些大街一分再分，來紀念他們的將軍們——因此戴高樂街過了第三條橫街就變成了勒克萊爾街，早晚也許突然會一下變成德拉特爾街。一定是有什麼要人要從歐洲飛來了，因為沿著通向高級專員官邸的路上，每隔二十碼就有一名警察面向人行道站崗。
在通往派爾那座公寓的石子車道上，停放著幾輛摩托車。一個越南警察查看了我的記者證。他不許鳳兒進屋子去，所以我就進去，想找一個法國軍官交涉。在派爾的浴室裡，維戈特正用派爾的肥皂在洗手，又在派爾的毛巾上把手揩乾。他穿的熱帶軍裝袖子上有一塊油污——大概是派爾的油吧？我猜想。
"有什麼消息嗎？"我問。
"我們發現他的汽車停在車房裡。汽油用光了。昨兒晚上，他一定是坐三輪車出去的——再不然就是坐別人的汽車。也許，汽油是給人放掉啦。"
"他甚至也可能是步行，"我說。 "美國人的作風，你是知道的。"
"你的車是給燒掉的，是嗎？"他沉思地說下去。 "你還沒有買一輛新車嗎？"
"沒有。"
"這一點無關緊要。"
"對寸。"
"你有什麼看法嗎？"他問。
"太多啦，"我說。
"請你告訴我。"
"哦，他可能是給越盟幹掉的。他們在西貢暗殺了許多人。他的屍體是在通往達科的那道橋旁邊的河裡發現的——晚上你們警察撤走以後，那一帶就成了越盟的地區。也可能他是給越南保安局殺死的——他們隨便殺人，誰不知道。或許他們不喜歡他結交的一些朋友。或許他是給高台教軍人殺死的，因為他認識泰將軍。"
"他認識他嗎？"
"人家說他認識。或許他是給泰將軍殺了的，因為他跟高台教的人有往來。或許是和好教分子下的手，因為他勾引他們將軍的姨太太。或許只不過是有人謀財害命罷啦。"
"或許只是一件簡單的嫉妒情殺案，"維戈特說。
"再不然或許是法國保安局幹的，"我繼續說下去，"因為他們不喜歡他結交的那些人。你真的要尋找殺了他的人嗎？"
"不是，"維戈特說。 "我只是要打一個報告，就是這麼一回事。只要這是戰爭中的一次行為——哦，每年有千千萬萬的人給殺死了。"
"你大可把我排除在外，"我說。 "我並沒有捲進去。沒有捲進去，"我又說了一遍。這早已是我的信條之一。人世間的情況就是這樣，讓他們去打鬥，讓他們去愛，讓他們去殘殺吧，我可不牽連在內。我那些新聞界的同行自稱是通訊記者，我寧願要新聞記者這個頭銜。我只寫我所看見的事：我從不採取行動——甚至表達意見也是一種行動。
"你來這兒乾什麼？"
"我來取鳳兒的東西。你們的警察不許她進來。"
"好吧，我們來找找看。"
"謝謝你，維戈特。"
派爾有兩間住房，一間廚房和一間浴室。我們走進睡房去。我知道鳳兒會把她的箱子放在哪兒——放在床底下。我們一塊兒把箱子拖出來，箱子裡放著她那些圖畫書。我從衣櫥裡取出了她那幾件換洗衣服，她的兩件漂亮的旗袍和她那幾條長褲
你會有這麼一種感覺，認為這些衣服只在那兒掛了幾小時，並不屬於那兒。它們像一隻蝴蝶飛進了房裡，只不過暫時經過。在一個抽屜裡，我發現了她的幾條小三角褲和她收藏的許多頭巾。實在沒有多少東西來放進箱子去，比在英國一個客人周末出去度假所帶的東西還要少。
在起坐間裡，有一張她和派爾合影的照片，是在植物園裡那條大石龍旁邊拍的
她手上牽著派爾的狗——一條中國黑狗，連舌頭也是黑的。這條狗實在太黑了。我把那張照片收進她的箱子裡。 "這條狗怎麼樣啦？"我問。
"不在這兒。他也許是帶著狗出去的。"
"說不定它會回來，你們可以分析分析它腳爪上的泥土。"
"我不是勒考克，甚至也不是梅格雷，而且這是打仗的日子。"
我走到書架面前，仔細看了一下那兩排書——這就是派爾的藏書了。 《紅色中國的進展》，《對民主的挑戰》，《西方的任務蔔一這些，我猜想，就是約克·哈定的全部著作。還有不少《美國國會公報》，一本越南成語辭典，一本菲律賓戰爭史，一本現代文叢版的《莎士比亞戲劇集》。他靠什麼來消遣呢？我在另外一個書架上才發現了他的輕鬆讀物：一本袖珍版的托馬斯·沃爾夫小說，還有一本神秘的選集叫《人生的勝利》和一本美國詩選。另有一本講國際象棋難題的書。一天工作之餘，這些書似乎並算不了多少消遣，不過說到頭，他還有鳳兒陪他。藏在那本選集後面，還有一本紙封面的書，叫作《結婚生理學》。也許，他正在研究性的問題，就像他研究東方問題那樣，紙上談兵。關鍵的詞是結婚。派爾是相信捲入進去的。
他的書桌上光光的，什麼也沒有。 "你們倒收拾得很乾淨，"我說。
"哦，"維戈特說："我得代表美國公使館保管這些東西。你知道，謠言傳得多麼快。說不定有人會來亂拿東西。我把他的所有文件都封存起來了。"他說這幾句話時很嚴肅，甚至連笑也沒有笑。
"發現有什麼破壞性的東西嗎？"
"要是我們的盟友遭到什麼破壞，那我們可擔當不起，"維戈特說。
"如果我取他一本書留作紀念，你不反對吧？"
"我就裝作沒有看見。"
我挑選了約克·哈定的《西方的任務》，扔進箱子裡，和鳳兒的衣裳放在一起。
"你是我的朋友，"維戈特說，"有沒有什麼可以私下告訴我的嗎？我的報告已經全都寫好了。說他是給共產黨殺害的。也許，這是一場反美援運動的開端。不過，就在你我之間——聽著，這樣談話太枯燥無味啦。到街口去喝一杯味美思黑茶和雞尾酒，怎麼樣？"
"這會兒太早了。"
"他最後一次見到你時，沒有對你吐露出什麼秘密嗎？"
"沒有。"
"那是在什麼時候？"
"昨兒早晨。在那次大爆炸以後。"
他停下來，讓我深思——我的回答，而不是由他去深思。他直接地問道，"昨兒晚上他來找你時，你不在家嗎？"
"昨兒晚上？我一定是不在家。我沒有想到……"
"你哪天可能需要一份出境簽證。你知道，我們可以無限期地拖延下去不發。"
"你真的認為，"我說，"我想回家去嗎？"
維戈特凝視著窗外晴朗無雲的大白天。他很傷感地說道，"大多數人都想回家。"
"我很喜歡這兒。在國內——問題可不少。"
"他媽的，"維戈特說，"美國經濟專員這就要來啦。"他冷嘲熱諷地又說了一遍，"經濟專員。"
"我還是走開的好。他會想要把我也封存起來。"
維戈特精神不振地說道，"祝你好運。他可要跟我說個沒完沒了啦。"
我出來的時候，那位美國經濟專員正站在他的柏卡德牌汽車旁邊，很費力地向他的司機說明什麼。他是一個身體結實的中年人，屁股特別肥大，一張臉光光的就像從來不需要一柄剃刀似的。他大聲向我叫道，"福勒。你可不可以向這個倒媚的司機解釋一下……？"
我替他解釋了。
他說，"我就是這樣告訴他的，可是他卻總假裝聽不懂法語。"
"也許是口音的問題。"
"我在巴黎待過三年。我說法語的口音再壞，一個這種倒媚的越南人也該聽得懂。"
"是民主之音吧，"我說。
"你說什麼？"
"我想，那是約克·哈定寫的一本書。"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他有點兒懷疑地看看我提著的箱子。
"你這箱子裡放著些什麼？"他問。
"兩條白綢褲子，兩件綢旗袍，幾條女人的襯褲——我想大概有三條。全都是本地貨。不是美援商品。"
"你到這屋子裡去過了嗎？"他問。
"去過了。"
"你聽說到這消息了嗎？"
"聽說啦。"
"真是一件可怕的事，"他說，"真可怕。"
"我想公使一定很不安吧。"
"可不是這樣。他這會兒正跟法國高級專員聚在一塊兒，他已經要求晉見一次總統。"他拉住我的胳膊，向離汽車遠一點兒的地方走去。 "你跟派爾很熟，是嗎？他會碰上這樣的事，我實在想不通。我認識他的父親。哈羅德·派爾教授——你應該聽說過他？"
"沒有。"
"他是世界聞名的水下侵蝕學權威。幾個月前《時代周刊》封面上剛登過他的照片，你沒有看見嗎？"
"哦，我想起來了。背景是一座崩潰的岩石，前景是金邊眼鏡。"
"對了，那就是他。我不得不草擬一封電報，通知他家裡。這件事真糟。我很喜歡這個小伙子，就像是我的兒子一樣。"
"這就使你跟他爸爸有很深的關係啦。"
他把那雙儒濕的褐色眼睛轉向著我，說道，"你怎麼啦？這麼好的一個年輕人……怎麼這麼說……"
"很抱歉，"我說。 "人死了，各人的反應全都不一樣。"也許他真的很愛派爾。 "你在電報裡怎麼說呢？"我問。
他一本正經地把電文一字一句背給我聽："令郎為民主事業像軍人那樣犧牲了．特此奉告，並深致哀悼。這份電報是由公使簽名發出的。"
"像軍人那樣犧牲，"我說。 "這會不會使人有點兒搞不明白呢？我是說，對於國內的人。經濟援助代表團聽起來並不像是軍隊。你們也得紫星勳章嗎？"
他壓低了聲音說，含含糊糊地顯得很緊張，"他負有特殊的任務。"
"哦，對了，我們大夥兒全都猜到了。"
"他沒有說過，是嗎？"
"哦，沒有，"我說，這時候又想起了維戈特的那句話，"他是一個文靜的美國人。"
"你有什麼預感沒有，"他問，"他們幹嗎殺了他？是誰殺的呢？"
我突然一下生起氣來了，我厭惡他們這幫傢伙以及他們私下貯藏的可口可樂，他們的活動醫院，他們的過於寬大的汽車和他們不太新式的槍砲。我說，"有預感
他們殺了他，因為他太天真了，不能容他活下去。他年輕，無知，愚蠢，而且給牽扯進去啦。他跟你們每一個人一樣，對大局一無所知。你們給他錢，給他約克·哈定寫的關於東方的書，又對他說，放手幹吧。為民主主義把東方爭取過來。他始終沒有見過什麼他在教室裡沒有聽見過的事情。他讀的那些書的作者和他聽過的那些演講人，使他上了大當。當他看見一具死屍時，他連傷口在哪兒都找不著。一場紅色威脅，一個民主軍人。 "
"我原以為你是他的朋友呢，"他用責怪的口氣說。
"我是他的朋友。我情願看見他留在國內，閱讀星期日報紙副刊，注視著棒球新聞。我情願看見他平安無事地跟一個典型的美國姑娘待在一塊兒，而那姑娘倒是個讀書俱樂部會員。"
他很尷尬地清了清嗓子。 "當然啦，"他說，"我忘了那件不幸的事。我是站在你這邊的，福勒。他那次搞得很不好。不瞞你說，為了那個女人，我跟他長談過一次。你瞧，我有這種有利條件，因為我認識派爾教授夫婦。"
我說，"維戈特在等你，"說完就走開了。這時候，他才第一次看見鳳兒。當我回頭看看他的時候，他還在痛苦而迷惘地註視著我：是一個永遠不理解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