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飯後，我在卡蒂納街我的房間裡坐下來等派爾，他說過，"我最遲十點鐘左右來找你。"等到半夜以後，我再也坐不住了，於是下樓走到街上去。許多穿黑褲子的老婆子坐在樓梯口：那會兒是二月，我想她們是嫌床上太熱了吧。一個三輪車夫慢吞吞地蹬著車向河邊駛去。我可以看見在他們卸新到的美國飛機處燈火通明。
長街上四處都見不到派爾的踪影。
當然，我心想，他可能是在美國公使館有什麼事一時走不開，不過那樣的話，他早就會打電話到餐館去了——他對這些小節一向很在意。我轉身要回進屋子去，一眼看見一個姑娘在隔壁門口等人。我看不見她的臉，只看見那條白綢褲子和那件有花的長旗袍，可是看見這些我已經知道她是誰了。她以前就常常在這個時候站在這個地方等我回家。
"鳳兒，"我說——這意思是鳳凰，不過如今一切全都不再是寓言般的，火後餘灰中也不再有鳳凰出現了。她還沒來得及告訴我，我已經知道，她也在等派爾。
"他沒有來。"
"Jesals．Jetalvuse ulghfen Etre．"
"你還是上樓去等吧，"我說。 "他這就要來啦。"
"我可以在這兒等。"
"最好別在這兒。警察會把你逮去的。"
她跟我上了樓。我想到自己可以說出來的幾個有刺兒的、不愉快的笑話，可是她的英語和法語全都不夠好，不會懂得我的嘲諷。說也奇怪，我並沒有想要傷她心的意思，甚至也沒有想要傷我自己心的意思。我們走上樓梯口的時候，那些老婆子都轉過頭去。等我們剛走過，她們的嗓音又一起一伏，彷彿一塊兒在唱歌似的。
"她們在說些什麼？"
"她們以為我又回來了。"
在我房間裡，幾星期以前中國新年時，我陳設的一盆樹，上面的黃花大半都已經落下了。它們落在我打字機的鍵縫裡。我把那些花瓣一片片掏出來。 "Tuestroublo"鳳兒說。
"這不像他的為人。他一向挺守時間。"
我解下領帶，脫掉鞋子，在床上躺下。鳳兒點著了煤氣爐，動手燒水泡茶。這情景就跟六個月前差不多。 "他說你不久就要走了，"她說。
"也許。"
"他很喜歡你。"
"得啦，我可不稀罕，"我說。
我看到她正在改變她的頭髮式樣，讓那一頭黑髮一直披到肩上。我想起以前她的頭髮梳得很考究，她以為那才像個大戶人家的女兒。派爾有一次批評過那種發式。
我閉上眼睛，她又和過去一模一樣了：燒開水，叮鐺響著拿茶杯倒茶，夜間某一時刻的需要，而且保證我可以一夜休息得很好。
"他這就快來了，"她說，彷彿他不來，我需要安慰似的。
我不知道，他們兩人在一起時，究竟談過些什麼。派爾為人很認真。他那一大套關於遠東的演講，我早受夠了。說到遠東，他在遠東待的月份跟我待的年數差不多。民主主義是他的另一個話題——他對於美國在為全世界所做的事情的那一套看法，說來很明確，很令人氣惱。鳳兒呢，她又天真無知得出奇，要是我們在談話中偶然提到希特勒，她就會插嘴問希特勒是什麼人。要跟她說清楚，那就更困難了，因為她從沒見過一個德國人或是一個波蘭人，對於歐洲的地理只有一點兒最模糊的知識，儘管關於瑪格麗特公主，她知道的當然比我多。這時候，我聽見她把煙盤在床頭放下。
"他仍舊愛你嗎，鳳兒？"
跟一個安南女人上床睡覺，就像帶一隻小鳥睡覺一樣。她會在你的枕邊吱吱地叫呀唱呀。有一個時期，我曾經覺得沒有一個安南女人的嗓音有鳳兒的這麼好聽。
我伸手過去，摸摸她的胳膊——安南女人的骨頭也像鳥兒的那麼脆弱。
"是他來了嗎，鳳兒？"
她大聲笑了。我聽見她劃著一根火柴。 "在戀愛嗎？"——也許戀愛是一個她不懂的詞語。
"要我給你燒一袋煙嗎？"她問我。
等我睜開眼睛的時候，她已經點亮了煙燈，煙盤也已經擺好了。在她皺著眉頭，湊近燈火，全神貫注地燒著一小粒鴉片煙泡時，她手上的煙簽滴溜溜地轉著，煙燈的光把她的皮膚照成了深黃的琥鉑色。
"派爾至今還不抽這個嗎？"我問她。
"不抽。"
"你應該讓他抽上癮，要不他就不回家來了。"這是她們中的一種迷信，認為一個情人只要抽鴉片，就總會回來，哪怕他跑到法國去。抽上鴉片，一個男人的性功能也許會受到損害，不過她們總是寧願有個忠實的情人，那方面差一點也沒關係。
這會兒，她正把那個小小的燒熱了的煙泡緊貼在煙斗邊上捏著。我已經可以聞到鴉片的香味了。沒有什麼香味比得上它的。床邊，我的鬧鐘指到了十二點二十分，不過我的緊張已經過去。派爾已經逐漸消逝了。在鳳兒全神貫注，彎身在煙燈上照料著那柄長長的煙槍，像照料一個孩子那樣時，煙燈照亮了她的臉。我很喜歡我的煙槍：兩尺多長的一根筆直的竹筒，兩頭都嵌有像牙。竹筒往下三分之二的地方就是煙斗。它像一朵翻轉的旋花，凸圓的周邊因為經常揉捏鴉片，已經磨擦得又光又黑了。這時候，她把手腕一轉，把煙簽插進煙斗的小眼去，把煙泡裝上，又把煙斗在煙燈上轉過來．握定煙槍，等我去拍。我吸著時，煙泡就流暢地微微起著泡沫。
老煙鬼一口氣能抽下一袋煙，我可不成。我總要幾口氣才抽得完。一拍完，我就直挺挺地躺著，脖子靠在皮枕頭上，讓她去安排第二袋煙。
我說，"你知道，真個的，事情非常明白。派爾知道我臨睡前要拍幾斗烟。他不願意打擾我。清早，他自然會上這兒來的。"
煙簽插進了煙斗，我又抽了第二袋。在放下煙槍時，我說，"沒有什麼可擔心的。壓根兒沒有什麼可擔心的。"我呷了一口茶，一手摸著她的災收窩。 "你離開了我以後，"我說，"幸好我可以靠這個混混。奧爾梅街那邊有一家好煙館。我們歐洲人多愛大驚小怪啊。你不應該跟一個不抽煙的男人同居，鳳兒。"
"可是他要和我結婚，"她說，"就快啦。"
"當然，那又是一回事。"
"要我再給你燒一袋嗎？"
"好"
我心想，要是派爾一直不來，她這一晚會不會答應跟我睡覺，不過我知道等我拍了四袋煙後，我也就不再需要她了。當然，感到她睡在床上，大腿挨著我，那也很愜意——她總是仰著睡。早晨一覺醒來，我就可以拍上一口，也免得一個人寂寞。
"派爾現在不會來了，"我說。 "就待在這兒吧，鳳兒。"她把煙槍遞給我，搖搖頭。等我把那袋煙抽下後，她在不在我身邊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了。
"派爾為什麼不來呢？"她問。
"我怎麼知道？"我說。
"他是去找泰將軍了嗎？"
"我也不會知道。"
"他曾經告訴我，要是他不能跟你一塊兒吃晚飯，他就不會上這兒來。"
"別擔心。他會來的。再給我燒一袋菸吧。"在她俯身湊近煙燈時，我想起了波德萊爾的這首詩："MO flenkfi，……"下文是什麼呢？
Aimerd lolslr
Aimere tmotlrlr
Anpays quiieres semble。
外面河邊停泊著許多船隻，"donthu me ures tvaga bonde．"我想，要是聞聞她的皮膚，那一定帶有淡淡的鴉片煙香味，她的膚色也正像煙燈的小小火焰的。她衣服上繪的這種花，我在北方那些小河邊曾經看見過。她像一片芳草那樣天真自然，我真不願意丟下她回老家去。
"我要是派爾就好了，"我大聲說，不過我這會兒感到的痛苦是有限的，還忍受得住——這是抽了鴉片的好處。有人在房門上敲了一下。
"是派爾，"她說。
"不。他不是這樣敲門的。"
有人急躁不耐地又敲了一下。她很快地起床，碰到了那棵開黃花的小樹，花瓣又紛紛落在我的打字機上。房門開了。 "福勒先生，"一個人大聲喊著。
"我就是福勒，"我說。來的是一名警察，我才不會為一名警察起身哩——即使不抬起頭來，我也看得見他穿的卡其短褲。
他用幾乎使人聽不懂的越南法語解釋說，公安部門要我立刻去——馬上——快去。
"是法國公安部門還是越南公安部門？"
"法國的。"在他嘴裡，"法蘭西"這個詞聽起來就像"佛朗松"。
"為了什麼事？"
他不知道：他只是奉命來叫我去。
"TOIlllssi，"他向鳳兒說。
"跟女士說話，你得客氣點兒，"我對他說。 "你怎麼知道她也在這兒？"
他只是重複了一遍，說這是他奉到的命令。
"天亮後，我就來。"
"Suriec hung，"他說，這是一個穿得齊齊整整、相當固執、身材矮小的傢伙。
跟他爭吵並沒有什麼用，於是我就起來，打好領帶，穿上鞋。在這兒，什麼都是警察說了算：他們可以收回我的通行證，他們可以禁止我參加記者招待會，只要他們樂意，他們甚至可以拒絕發出境證給我。這些都是公開、合法的辦法，而在一個正在打仗的國家裡，合法並不是必不可少的。我就認識一個人，他的廚子突然無緣無故地不見了——他四處找尋，找到越南公安部門去，那裡的警官告訴他，他的廚子給找去詢問過後已經獲釋了。廚子家裡的人從此就沒有再看見過他。也許他已經參加了共產黨，也許他已經給徵募進了一支私家軍隊。這種私家軍隊在西貢附近很多——不是和好教軍，就是高台教軍，再不就是泰將軍的部隊。也許，他給關在一座法國人的監獄裡。也許，他正在華僑聚居的堤岸那一帶靠姑娘們大發橫財。也許，在他們盤問他的時候，他的心髒病發作了。我說，"我可不走著去。要我去，你得花錢叫一輛三輪車。"一個人得保持自己的尊嚴。
這就是我何以到了公安部門，拒絕那個法國警官敬我香煙的緣故。抽了三袋鴉片後，我覺得腦子清楚、靈活：容易作出這類決定，不至於一下忘卻主要的問題——他們找我來，想從我這兒得到什麼呢？以前，在幾次宴會上，我會見過維戈特——我注意到他，因為他看來過分疼愛他的太太。那位太太不大理睬他。她是個裝飾華麗而俗氣的金發女人。這時候已經是半夜兩點鐘，維戈特還坐在香煙煙霧中，疲倦、頹唐，又熱又悶，頭上戴著綠色遮光罩，桌上攤開一本帕斯卡的作品，用以消磨時間。當我拒絕離開，容他單獨詢問鳳兒後，他立即讓步，只嘆了一口氣，這也許是表示他對西貢，對這悶熱的天氣，或是對整個人間情況全都感到厭倦了。
他用英語說道，"很對不住，我不得不請你來。"
"我不是給請來的，是奉命來的。"
"哦，這些本地的警察——他們不懂事。"他的兩眼盯住了《冥想錄》的一頁，好像他仍然全神貫注在那些傷感的議論上。 "我想問你幾個問題——是關於派爾的。"
"你最好問他本人。"
他轉臉對著鳳兒，用法語嚴厲地訊問她。 "你跟派爾先生同居了多久啦？"
"一個月——我記不太清楚啦，"她說。
"他付給你多少錢？"
"這一點你沒有權問她，"我說。 "她不是可以用錢買的。"
"她過去跟你同居過，是嗎？"他突然這樣問。 "同居了兩年。"
"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是來報導你們的戰爭的——這就是說，要是你們允許我報導的話。可別要求我也向你們刊登流言蜚語的報紙投稿。"
"關於派爾，你知道點兒什麼？請回答我的問題，福勒先生？我並不想問。不過這事相當嚴重。請你相信我，事情很嚴重。"
"我不是一個告密的人。關於派爾，我能告訴你的，你全都知道。年齡：三十二歲，在美國經濟援助代表團工作，國籍：美國。"
"從你的口氣聽來，你是他的一位朋友，"維戈特說，眼光從我又移到了鳳兒身上。一個本地警察走進來，送來三杯清咖啡。
"你們還是情願喝茶吧？"維戈特問。
"我是一位朋友，"我說。 "為什麼不該是呢？總有一天，我要回老家去，對嗎？我又不能帶她回去。她跟他待在一塊兒也挺好。這是一個合理的安排。而且他還要和她結婚，他這麼說。他是很可能這麼做的，你知道。按他的為人講，他很不錯。嚴肅認真。不像大陸酒店裡那些大聲吵鬧的王八蛋。是一個文靜的美國人，"我這樣確切地對他下斷語，就像我可能會說"一隻藍色的蜥蜴"，"一隻白色的大象"那樣。
維戈特說，"是的。"他似乎在他的桌子上尋找詞句，好仿效我這樣確切地來表達他的意思。 "一個很文靜的美國人。"他坐在那間悶熱的小辦公室裡，等待我們倆誰先說話。一隻蚊子嗡嗡地飛來叮人，我注意看看鳳兒。鴉片煙能使人心思敏捷——也許就因為它能安定神經，穩定情緒。一切事情，即使是死亡，似乎全都不重要了。我想，鳳兒還沒有註意到維戈特的淒涼、決絕的語調。她的英語很差，一面坐在那張辦公室硬椅子上，一面還耐心地等待著派爾。那時候，我已經放棄等待了。我看得出維戈特把這兩種情況全都看在了眼裡。
"你第一次是怎麼遇見他的？"維戈特問我。
我為什麼該向他解釋說，是派爾遇見我的呢？去年九月，我看見他穿過廣場，向大陸酒店的酒吧間走來：一看就知道是一張年輕而毫無經驗的臉，突如其來地出現在我們眼前。兩條過於瘦長的腿搖搖晃晃，一頭划船隊員式的短髮，一雙大眼睛，看起人來一派大學生神情，他似乎決做不出什麼害人的事情。街邊的餐桌那會兒大半都坐滿了。 "您不介意吧？"他嚴肅而謙恭有禮地問。 "我姓派爾。是初次到這兒的，"他拉開一把椅子坐下，叫了一杯啤酒。然後，他很快地抬起頭來，向中午耀眼的天空張望。
"是一枚手榴彈的爆炸聲嗎？"他激動而滿懷希望地問。
"很可能是一輛汽車的輪胎爆炸，"我這麼說，突然又對他的失望感到過意不去。一個人很快就會忘記自己的少年時代：以前，我曾經對於人們找不出更好的名稱而叫作新聞的東西，很感興趣。但是手榴彈爆炸在我早已平淡無奇了，它們是本地報紙列在最末一版的新聞——昨兒晚上在西貢發生了多少起，在堤岸發生了多少起。這種事在歐洲如今根本就上不了報。大街那頭這時候走來了幾個很逗人愛的身材扁平的娘兒們——白綢褲子，又長又緊、有粉紅色和紫色花樣的短上衣，衣衩開到大腿以上。我注視著她們，知道我將來永遠離開這一帶地方時，準會懷念她們的。
"她們很逗人愛，是嗎？"我一邊喝啤酒一邊說。派爾在她們沿卡蒂納街走去時，粗略地瞥了她們一眼。
"哦，的確，"他滿不在意地說：原來他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人。 "公使很關心這些手榴彈爆炸事件。"他說，"假如鬧出一件事來，那會很尷尬的，——我是說，假如涉及到我們一個人的話。"
"涉及到你們一個人？是呀，我想那樣事情就嚴重了。國會可不會樂意的。"我何苦要戲弄這個天真無知的人呢？也許不過十天以前，他還從波士頓的公地上走回家去，懷裡抱滿了關於遠東和中國問題的書籍。那是他動身上這兒來前趕著在讀的。這會兒，他甚至沒有聽見我說的話：他早已一心專注在民主的難題和西方的責任上了。不久以後我才知道，他是決心要來做些好事的，不是對哪一個人，而是對一個國家，一個大陸，一個世界。是的，他可以說是正得其所哉，要來改良整個宇宙。
"他這會兒在停屍房裡嗎？"我問維戈特。
"你怎麼知道他死了？"這是個警察的愚蠢問話，配不上這個讀帕斯卡文章的人，也配不上這個特別疼愛自己妻子的人。一個人沒有敏銳的洞察力，就不會談愛情。
"沒有犯什麼罪吧，"我說。我心裡想他果真死了。難道派爾不是一向自行其是的嗎？這時候，我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情緒，甚至是受到一個警察的懷疑所感到的憎恨，可是什麼也沒有。除了派爾外，誰也不該負什麼責任。我們全都死了，是不是更好點兒呢？鴉片煙在我內心裡這麼推論著。但是我審慎地看看鳳兒，因為這件事對她說來，是很不好受的。她以她的方式一定很愛他：她難道沒有喜歡過我，後來又離開我到派爾那兒去嗎？她自動喜歡上了青春、希望和嚴肅認真，現在這一切又比上了年紀和令人失望的我使她更加痛苦。她坐在那兒，望著我們兩個人。我覺得她還沒有明白出了什麼事。也許在事情沒有完全暴露出以前，我能設法把她帶走，那也許會是一件好事。我準備回答任何問題，只要我能使這次審問含含糊糊地很快就結束，我就可以稍緩一點兒私下里再告訴她，不在一個警察的眼面前，離開辦公室的這些硬椅子，離開好些蛾子繞著飛的這只沒有燈罩的燈泡。
我向維戈特說道，"你想知道的是我在哪一段時間的活動？"
"六點到十點的那一段時間。"
"六點鐘，我在大陸酒店喝酒。那裡的侍者們會記得的。六點四十五分，我走到河邊碼頭上去看美國飛機從船上卸下來。我在美琪大飯店的門口碰見了美聯社的威爾金斯。後來，我就進了隔壁那家電影院。他們也許還想得起——我買票時他們得找我一些錢。從電影院出來，我叫了一輛三輪車去老磨坊酒家——我想我是八點半左右到那兒的——獨自一人吃晚飯。格蘭傑當時在那兒——你們可以問問他。隨後我又坐了三輪車回家，那時大約是九點三刻。你們或許可以找到那個三輪車夫。
十點鐘，我正在等派爾來，可是他沒有來。 "
"你為什麼在等他？"
"他打過電話給我，說他得見我，有點兒要緊的事。"
"你知道是什麼事情嗎？"
"不知道。件件事在派爾看來全都是要緊的。"
"還有他的這個女人呢？——你知道她那時候在哪兒嗎？"
"午夜的時候，她在外邊等候他。她很著急。她什麼也不知道。喲，你難道瞧不出嗎，就連這會兒她還在等他。"
"我瞧得出，"他說。
"你總不會當真認為，我出於嫉妒把他殺了——或是她為了什麼而殺了他吧？他就快跟她結婚啦。"
"對"
"你們在哪兒發現了他？"
"在通往達科的那道橋下面的水里。"
老磨坊酒家就在那道橋旁邊。橋上有武裝的警察，酒家還裝有一道鐵柵，使手榴彈扔不進去。晚上，走過那道橋是不安全的，因為河那邊天一黑就是越盟的世界。
這麼說來，我昨兒晚上吃飯的時候一定離開他的屍體還不到五十碼。
"問題是，"我說，"他的社會關係太複雜了。"
"說實在的，"維戈特說，"我一點兒也不難受。他惹的亂子真不少。"
"願上帝永遠保佑我們，"我說，"不碰上一些天真的老好人。"
"老好人嗎？"
"是呀，老好人。就他的為人而言。你是一個天主教徒，不會賞識他的那一套作風的。不管怎麼說，他反正是一個倒媚的美國佬。"
"請你辨認一下屍體，成嗎？很對不住。這是一件例行公事，一件令人不很愉快的例行公事。"
我沒有操心問他，為什麼不等美國公使館的人來。這點道理我早明白了。用我們冷漠的標準來衡量，法國人的方法是有點兒老式的：他們相信良心，犯罪感，應該讓一個罪犯面對他的罪行，說不定他會垮下來，露出破綻。我再次告訴我自己：我是無辜的，同時維戈特走下石級，到冷凍機嗡嗡響著的地下室去。
他們把他拖出來，像拖一盤冰塊那樣。我留心察看了一下。幾處傷口已經凍結起來，很平滑。我說，"你瞧，這些傷口在我面前並沒有再裂開。"
"要評論上幾句嗎？"
"這不是你們的目的之一嗎？用一件實物來考驗一下。但是你們已經把他凍僵啦。在中世紀，可沒有很強的冷凍設備啊。"
"你認得出是他嗎？"
"哦，當然認得出。"
他這時候看起來更不正常：他應該待在家裡的。我在他的一本家庭照相簿上看見過他，在一個度假農場上騎馬，在長島海濱游泳以及跟同事們在一座公寓第二十三層樓上的合影。 "他理應生活在摩天大樓和直達電梯，冰淇淋和純馬提尼酒：午餐喝牛奶，在商業大樓裡吃雞三明治那樣一種生活裡。
"他並不是因為這個傷口死去的，"維戈特指著胸膛上的一個傷口說。 "他是在爛泥裡給悶死的。我們在他的肺裡發現了污泥。"
"你們辦事倒挺快呀。"
"在這種氣候裡，不得不快。"
他們把屍體推回原處，關上了門。門上的橡皮邊低沉地響了一聲。
"你根本幫不了我們一點兒忙嗎？"維戈特問。
"一點兒忙也幫不了。"
我和鳳兒一路朝我的住處走回去。我這時候不再端起來了。死神帶走了虛榮心——妻子跟了別人，做丈夫的決不可以露出一點兒痛苦來，可是我當時連這點兒虛榮心也沒有了。鳳兒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我又沒有本事慢慢地、心平氣和地告訴她。我是一個新聞記者：腦子裡想到的盡是新聞大標題。 "美國官員在西貢遭人殺害。"在報館里工作的人不知道怎樣把壞消息告訴人，就連這會兒，我還不得不想到我的報紙，不得不問她："在電報局停一下，成嗎？"我讓鳳兒站在街上，一個人進去發了電報，又出來回到她身旁。這不過是做一種姿態：我很明白，那些法國記者早已得到消息了，或者就算維戈特不偏心的話（這很可能），那麼新聞檢查官也會扣下我的電報，直等到法國記者們的電報發了再發。我的報紙會先收到一條巴黎發出的電訊。並不是因為派爾這個人很重要。要是把他的真實經歷詳詳細細地發回去，說他死前至少對五十條人命負責，那又不成，因為那會損害到英美的關係，美國公使會很不高興的。公使對派爾非常器重——派爾得過一個好學位——是那種只有美國人才可以得學位的科目：也許是公共關係或舞台技巧，甚至也許是遠東問題（這一類書他讀過很不少）。
"派爾在哪兒？"鳳兒問我。 "他們找你幹什麼？"
"先回家去，"我說。
"派爾會來嗎？"
"他可能會來。"
那些老婆子還在樓梯口聊天，那兒比較涼快。等我打開房門後，我立刻看出我的房間已經被人搜查過了：一切都比我離開時更為整齊。
"要再抽一袋煙嗎？"鳳兒問。
"好吧。"
我解開領帶，脫下鞋。插曲已經過去：這一夜幾乎又跟平常一樣了。鳳兒蹲在床頭點著了煙燈。 Monenfant，masoeur——琥珀色的皮膚。 Sadouce languenatale。
"鳳兒，"我說。她正在煙斗上捏煙泡。 "estmort，鳳兒。"她手裡握著煙簽，抬臉望著我，像一個孩子那樣聚精會神，皺著眉頭。
"Pyk68tmart,ASSSSSllle．"
她放下煙簽，往後坐在腳後跟上，望著我。沒有哭喊，沒有眼淚，只是沉思——是一個人不得不改變生活的全部進程時的那種長久、私下的沉思。
"你今兒晚上最好就住在這兒，"我說。
她點點頭，又拿起煙籤來，開始燒鴉片。抽了鴉片後，我平時總熟睡上一會兒，至多睡上十分鐘，也好像休息了一整夜。那一晚，我從一次這種熟睡中醒來，發覺我的手又放在過去夜晚常放的地方，在她的兩腿之間。她睡著了，我幾乎聽不見她的呼吸聲。經過了這麼多個月後，我又一次不再是孤孤單單的了，但是我突然生起氣來，想到維戈特戴著遮光罩坐在公安局裡，想到美國公使館走廊裡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又想到我的手撫摸著溫軟光滑、沒有汗毛的皮膚，"難道真正關心派爾的就只有我一個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