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除戈雅之外，我從未見過其他任何人可以與蘇丁媲美。
薩納·奧爾洛伏
“他（巴恩斯）買了我的幾十件作品，付了3000美元。”蘇丁說。
“我也搞繪畫呢，我給你看看我的畫吧。”基基講。
“再說吧，”這位立陶宛人回答說，“我的作品的標價相當於一輛布加蒂Bugatti（1881—1947），祖籍意大利，汽車製造商。轎車。如今，我的一幅畫售價一萬美元！”
基基圓睜雙眼，目不轉睛地瞪著蘇丁。他已經遠遠不是大戰臭蟲年代的他了。當年，他的畫室內到處都是臭蟲：整個房間無任何一處稍微暖和點的地方。於是，那些臭蟲都躲進了他的枕頭取暖；他經常囊空如洗，衣不蔽體，食不果腹，外出時，只在裸體外套件大衣；為了打扮自己，只好拿腰帶當領帶，雙臂伸進短褲的褲腿里當襯衣。
蘇丁比其他任何人受的苦都多。他對當今的生活仍然不滿意，他很懷舊，想念家鄉：現在吃不到孩童時代常吃的食物，經常夢想吃家鄉有滋有味的飯菜、鯡魚、沙司醬……
但他變了，變得不是從前的他了，認不出來了。從前他作為移民，整天或者閉門不出，或者躲在羅童德最不顯眼的角落裡學習法語。而如今，他穿著花襯衣，打著他過去做夢都想得到的鮮豔領帶。他最早與巴恩斯打交道的時候，有一天，美國收藏家要求他陪同去旺多姆廣場的一家賣真絲領帶的高檔商場。收藏家一口氣買了三打領帶，這位衣衫襤褸的藝術家羨慕地盯著他，他都沒有想到送給他一條。這件事讓蘇丁感覺受到了極大的凌辱。
從那以後，蘇丁一心想著要報復。現在，他不僅有能力去旺多姆廣場購買他需要的任何東西，而且也可以在他面前揮動那擦過香脂的漂亮雙手。手指甲上不再被繪畫塗料玷污：過去他經常因為生氣，扔掉手中的畫筆，使用手掌和手指充當畫板和畫筆從事創作。他一頭烏黑的頭髮閃閃發光，因為他請一位窮人家的小姑娘定期地為他用香精軟膏洗染。他甚至還有一輛汽車和一個司機——達內羅勒供他使用。他對基基說，這一切都不屬於他本人，而屬於靠著巴恩斯和發了財的利奧波德·斯波羅斯基。美國人巴恩斯到約瑟夫-巴拉街看蘇丁的作品。波蘭人利奧波德·斯波羅斯基每從他的床下取出一幅畫，美國人都用驚訝的口吻喊道：“太棒了！美極了！”
從那以後，利奧波德·斯波羅斯基就在塞納河街開了一家畫廊，展出鬱特里羅、德朗、弗拉芒克、基斯林、杜飛和弗里茲的作品。他在安德街還有一座房子，他的畫家們和女合作夥伴們，例如波萊特·茹爾丹（她有時為蘇丁和基斯林做繪畫模特兒）都常去那裡與他聚會。
蘇丁想去地中海邊時，就叫達內羅勒來。他躺在汽車後座上睡上一夜，次日就在海邊了。他不喜歡巴黎，終日躲避著不想見到過去的熟人，不願意去他過去常去的地方，害怕觸景生情，回憶起從前悲慘的生活；他批評莫迪利阿尼，其實此人是惟一在大戰期間支持他的人；他生埃利·富爾的氣，然而正是此人寫了第一本有關他的書；莫里斯·薩克斯發表了讚頌他的作品的文章，而他見到此人連招呼也不打一下；當酒館裡的顧客認出他，站起來，走到身邊同他說話時，他卻很不客氣，無精打采地說：“我不認識你。”
當對方堅持說認識他時，他便說：“我從來沒有見過你。”說著離開餐桌，揚長而去。
蘇丁的傲慢使他吃了不少虧，甚至差點讓他錯過會見卡斯坦夫婦的機會。對他來說，卡斯坦夫婦是和巴恩斯同等重要的資助人。
卡斯坦夫婦住在巴黎西南大約150公里的薩爾特市附近的一座城堡。他們十分熱愛繪畫藝術。馬塞蘭·卡斯坦在一家雜誌社任編輯部秘書，同時負責該雜誌的藝術專欄。他經常去蒙巴那斯會見藝術家。
巴恩斯回到巴黎前不久的一天晚上，馬塞蘭在他妻子瑪德琳娜的陪同下去了羅童德。蘇丁恰好從那裡經過。一位畫家建議卡斯坦夫婦購買蘇丁的一幅畫，他說：這位俄羅斯人身無分文，連吃飯都十分困難。於是，卡斯坦夫婦叫住蘇丁。馬塞蘭要求看看他的畫。蘇丁同他們定下在第一戰役街一家酒館的後廳見面，但他手裡拿著兩幅畫姍姍來遲。卡斯坦夫婦在昏暗中匆匆瞅了一眼，提議次日再來，並給他100法郎作為訂金。蘇丁接過錢來撕得粉碎，扔了，說：“我不是乞丐！你們連看也沒有看我的作品，就給錢！我不乞討！”
他發火了。卡斯坦夫婦只好離去。
幾個星期之後，蘇丁在瑪德琳娜附近的一家畫廊中展出他的《番茄雞》，卡斯坦夫婦想買這幅畫，他們找到蘇丁的畫商斯波羅斯基。但是他沒有權利出賣這幅畫，因為它屬於弗朗西斯·卡爾科。斯波羅斯基沒有說明從前蘇丁的畫一文不值，他早就將這幅畫送給而不是賣給了作家卡爾科。
卡斯坦夫婦堅持要買。斯波羅斯基只好去見卡爾科。後者十分客氣地把畫還給他，沒有接受這位波蘭畫商付給他的錢。於是，卡斯坦買下了畫。從此之後，他們經常來畫家的畫室，一逗留就長達十個小時，還一幅又一幅地買他的作品。
後來，蘇丁經常去卡斯坦夫婦的城堡做客，一住就是數個星期。慷慨資助蘇丁的這對夫婦對畫家倍加寵愛，特別是女主人瑪德琳娜，還為畫家當繪畫模特兒。她迷戀此人的韌勁：他身上帶有的那股無法形容的力量和能量；他為自救而頑強拼搏的硬骨頭精神；他到處尋找17世紀的油畫作品，只要畫面有顏料顆粒他就心滿意足，因為創作時畫筆在畫布上移動時並不是平行滑動；他跪在地上懇求一個為他當模特兒的洗衣女工恢復原有的表情；他花費數小時甚至數天的時間修改作品中的一點兒微小的缺陷；創作的時候，他要求周圍絕對安靜，任何人不得靠近他，不得同他講話；天濛濛亮，他就起床要求盡快備好汽車，立即拉他去市場買魚，而且只買魚，因為他要畫魚；一天早上，他懇求卡斯坦夫婦陪同他到田裡去，因為他曾經在那裡見到過一匹十分漂亮的馬。他們見到了那匹老馬。它瘦得皮包骨頭，渾身泥漿，正在街頭為一個街頭藝人拉車。
“我想畫它！”蘇丁高興地說。
他激動得圍著那匹馬轉來轉去。馬塞蘭·卡斯坦開始同那些街頭藝人談判。藝人們同意到卡斯坦夫婦的城堡逗留一下，條件是必須向他們提供吃喝。藝人們在城堡的草坪上安頓下來之後，蘇丁帶著那匹瘦馬遠離人群，接著他畫出了一幅名作。
蘇丁對自己的要求嚴格得令人難以置信。他從不參加集體畫展，擔心被淹沒在其他藝術家之中。無論是他自己的、卡斯坦夫婦的或者他的親朋好友的任何畫，只要不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評，他就毫不吝惜把它撕毀。
據曼·雷說，蘇丁過去一直連做夢都想看看大海。巴恩斯買了他的繪畫作品後，蘇丁興奮不已，完全陶醉了。他叫了一輛出租車，直接拉他到了南方，去了東比利牛斯省的塞萊特，後來又去了阿爾卑斯省海濱卡涅的海邊。
回到巴黎兩年之後，他系統地毀掉他在南方創作的畫作：他在其畫商利奧波德·斯波羅斯基處見到多少，就燒掉多少；聽說哪個畫廊有他的畫，就去全部買回來或者用他最新的作品把那些舊的換回來。運回家後，全部將它們剪掉；有時他把撕毀、剪毀的一些碎片縫合成為新作，但大部分被扔進垃圾桶。除他的司機達內羅勒有時將他扔進垃圾桶的一些碎片撿回送給斯波羅斯基外，剩餘的全部被一些繪畫業餘愛好者回收，送給馬扎蘭街的一位酒館老闆——雅克。老闆用針線把它們縫合成新畫之後，這些業餘愛好者再把它們賣給畫廊。
最初他只毀壞他在塞萊特創作的作品，後來其他作品也逃不掉這樣的厄運。每當蘇丁到畫商勒內·冉佩勒家時，畫商準將蘇丁的畫掛到高處，而且絕對不能讓他單獨留在展有其作品的畫廊內。
蘇丁毀壞所有他的畫，包括帶有他簽名的假畫、他在所有他居住過的地方作的畫。
到了1925年，他惟一喜歡的畫作只有他的《死牛》(圖59)。那是他在聖戈塔爾街的畫室內試驗創作的作品。住在卡斯坦家的城堡的時期，他經常去城堡周圍的菜市場或附近的農場。回來時常常帶著一些宰殺後的或者儲藏變質發臭的雞、鴨、火雞或兔子。他把它們掛在鉤子上，畫在畫布上。但牛卻是另一碼事。蘇丁畫的牛是效仿他十分欣賞的倫勃朗的風格的結果，也是孩童時的蘇丁經常見村子裡的屠夫屠宰牲畜，而且曾經被關在冷庫裡挨了一頓狠揍之後，被強迫畫一些無視傳統觀念的畫的結果。在以下的一段文字中，他十分清晰地承認了他的牛是如何畫出來的：
我在孩童時代見過村子裡的屠夫一把抓起一隻鳥，把它的頭剁下，將血放淨。我痛苦得直想大聲叫喊，而我看見屠夫卻十分高興時，我的喊聲被壓在嗓子眼兒裡沒有能夠釋放出來……但我始終覺得這喊聲堵得我喘不上氣來。我有一次畫侮辱老師的肖像時，我試圖將這一喊聲釋放出來，仍然未能夠實現。然而當我畫《死牛》時，終於將一直憋在嗓子裡的那股喊聲釋放了出來。
［摘自保存在藝術圖書館中1955年出版的埃米爾·斯吉特雅的《蘇丁與他的時代》一書］
蘇丁去巴黎郊區的維萊特買了一頭屠宰過的整牛，回來用一些鐵鉤掛在畫室的屋樑上。天長日久，等到牛開始變質腐爛時，和斯波羅斯基一樣對蘇丁忠心耿耿的波萊特·茹爾丹，為了讓牛骨架保持顏色鮮豔，到許多屠宰場尋找牛血塗抹腐爛的牛。蘇丁在畫之前，有時也幫助她用刷子將找來的血刷在死牛腐爛了的肌肉上。
很快，蒼蠅越來越多，可是蘇丁對此視而不見；惡臭氣味越來越大，鄰居們紛紛告狀。一天早上，市政府衛生部門的人員找上門來。向來害怕穿制服的官方人員的蘇丁嚇得躲藏起來。於是，只有波萊特·茹爾丹出面解釋在室內保存死牛的原因。她成功地說服了市政府的這些僱員為畫室進行了消毒。他們還向她講解瞭如何才能夠避免牛屍體的腐爛和散發臭氣。其實問題很簡單，只要給死牛注射一些氨液就可以了。
從此以後，蘇丁無論到哪裡，都隨身帶一個注射盒。每當遇見死去不久的動物，他都給其註射氨液，然後帶回家來做他的繪畫標本。
基基十分想向蘇丁表達對他的愛慕，但她沒有說出口來。她知道蘇丁早已不像從前那樣是獨身一人了。他重新找到一個他青年時期的心上人——德博拉·梅勒尼克。有人傳說他們已經舉行了宗教婚禮，並且有了一個女孩子，但蘇丁很快終止了他們之間的婚姻關係。當人們同他提到他的女兒時，他說自己沒有女兒，而且立即轉移話題。他不想知道任何事情，但沒有過去蠻不講理了。從此以後，身邊總有女人在陪伴著他。
1937年，他愛上一位德國猶太移民、社會黨人——熱達·格羅特。他給她起了個別名“看護小姐”。因為在他們相識後不久，他患了急性胃潰瘍。在他臥床不起的時候，格羅特守護過他整整一夜。很快，他們一起住到勃艮第大區約訥省的索拉。大戰期間，他們一起回到了巴黎。
1940年，格羅特被關進了集中營；1943年，她奇蹟般地返回巴黎。在此期間，卡斯坦夫婦在一次藝術展覽會開幕式上向蘇丁介紹了一位聰明美貌，但也十分任性的女子——瑪麗-貝特·奧朗斯。她曾經是馬克斯·恩斯特的第二任妻子。從此，她成為蘇丁的最後一位伴侶。
德國人佔領法國期間，蓋世太保一直在追捕無國籍的猶太人蘇丁。在巴黎，他盡量少出門。萬一出門，他總把帽子拉得很低，幾乎扣在眼上，他以為這樣就能夠不被人認出。他已經不能吃別的東西，每天只吃土豆泥和蔬菜湯，瘦得皮包骨頭，十分嚇人，並且大把大把地掉頭髮。為了保護頭髮，他在頭頂上打了個雞蛋，像個雞蛋餅似的扣在頭上，然後再戴上帽子。
他最後躲藏在瑪麗-貝特·奧朗斯在植物園街的一位朋友家裡，只有夜間才敢出門。看門人向佔領當局告發他之後，他逃到了安德盧瓦省的桑比尼。瑪麗-貝特·奧朗斯領著他一個又一個地更換旅館，直至他們找到了一座僻靜的住房，在那里安頓下來。但那時蘇丁的身體已經十分虛弱。 1942年8月，他的胃病日趨嚴重，出現了胃穿孔，被送進西農醫院。他央求醫生立即為他手術，但瑪麗-貝特拒絕了，她堅持要去巴黎的一家醫院，找一個專家為他進行手術。他們租了一輛救護車。瑪麗-貝特·奧朗斯想回住處取他的繪畫作品帶回巴黎。她要求救護車返回桑比尼，然後又到別的地方取其餘的畫作。這樣一來，來回耽擱了二十四小時。當他們最後到達巴黎時，蘇丁的胃已經大面積穿孔。 1942年8月7日進行了手術，9日早上六點，蘇丁停止了呼吸。送葬的藝術家的人數少得可憐，但其中有畢加索和還沒有去集中營的馬克斯·雅各布。他被埋葬在了蒙巴那斯墓地。帕森和他的女人們在那裡已經等待他十二個年頭了。
塞姆·蘇丁墳墓的地皮屬於奧朗斯家族。他的墓上沒有插猶太教的五角星，而是一個天主教的十字架。雖然不合情理，但絕非獨一無二。他墓碑上的題詞不僅出生日期被搞錯了，連他的名字也被寫錯了……
……於是出現了一些奇怪現象，起初幾乎沒有引起家人的警惕，直到有一天在公眾中發生了一些極端行為，人們才知道他是詩人。
路易·阿拉貢
1925年7月的一天上午，文人們再次在丁香園酒館聚會。這是《新文學》雜誌在為天主教的象徵主義詩人聖-波爾·魯克斯退居法國西部菲尼斯太爾省的卡馬萊而舉行的餞行宴會。超現實主義派人士均受到了邀請，因為《新文學》雜誌專門為詩人聖-波爾·魯克斯出版了一期專刊，而超現實主義派人士似乎都為該期刊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超現實主義派人士們認為聖-波爾·魯克斯是屬於以馬拉美為代表的象徵主義詩人，也就都原諒了他頑固的宗教觀念。安德烈·布勒東給他的題詞是“世上的明白人”。二十年後，阿拉貢在他的《共產黨人》一文中，向這位被他稱為“十分了不起的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布勒東和他的朋友們都出席了這一餞行宴席。除了他們之外，參加聚會的人還有雅里演出《於布王》的那個劇院老闆呂涅·坡。布勒東譴責他在大戰期間曾經被反間諜機構僱用當過反間諜特工。宴會由在主席台就座的拉希爾德女士主持。布勒東後來承認：“主席台（拉希爾德女士）的幾句話使我們大家勃然大怒。”［摘自安德烈·布勒東的《與安德烈·帕里諾的談話》］在場所有人的神經立即都緊張了起來。不應該把人們的火冒三丈僅僅歸結於小文人們出席宴會，而超現實派人士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裡。另外一個主要原因是：不久前，法國駐日本大使保爾·克洛代爾閣下向《Comoedia》發表談話，稱超現實主義和達達主義的實質是“男子同性戀”，他在文章中同時還回顧了在大戰期間他的偉大功績：他從拉丁美洲購買肉品養活盟軍。超現實主義中的好事之徒們利用了這一高尚的集會，對這位大使閣下進行報復。他們散發了大量帶有血腥味的血紅傳單，其內容如下：
只有一種思想道德是站得住腳的，即一個人不能既是法國駐外大使，同時又是詩人。我們利用這一機會公開宣布我們從思想到行動上均同所有法國的東西決裂，劃清界限。我們在此申明，為一個出售豬狗的國家利益服務的行為屬於背叛行為，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我們永遠地把您視做學究和流氓惡棍，不惜名譽受到損害。
［摘自1977年出版的讓-雅克·布羅希耶的《超現實主義者們的冒險行為》］
宴會上的氣氛緊張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只要有一點兒小小火星，就會引發爆炸。拉希爾德女士在達達主義盛行的時期，曾經號召這些勇士向社會那個無憂無慮的堡壘進攻，鼓勵他們糾正把一切都不放在眼裡的年輕一代。在這一天的宴會上，她的發言火上澆油，引起了衝突。因為她重複了幾天前在一次採訪中她已經表達過的反德國言論：“法國女人都不應該嫁德國人！”她說話的聲音並不大，但所有人都聽見了。這一言論恰好觸及了超現實主義者最敏感的問題——德國。正如阿拉貢所說，超現實主義者經常幫助法國的敵人——德國，特別是在《凡爾賽條約》簽訂、盟軍佔領魯爾河之後，甚至在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左派領袖之一。德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1919年1月5日被艾伯特反動政府殺害。和卡爾·李卜克內西被殺害之後，他們仍然一如既往地幫助敵人。另外一個原因是布勒東站起身來十分冷靜地說：“女士，您的講話對我們的朋友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1891—1976），祖籍德國的法國畫家。德國科隆達達運動的奠基人之一，超現實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極大的侮辱。”
馬克斯·恩斯特隨聲附和其上司的意見。然而，布勒東對德國的失敗十分失望，恩斯特卻為法國的勝利深感自豪。這一下子，宴會的會場就炸鍋了。
冷不防從空中飛來了一個蘋果砸在布勒東的身上，接著第二個、第三個，布勒東將一塊餐巾扔到了拉希爾德女士的臉上，口中喊道：“女土匪！”
“她誣衊我們！”一個與會者推波助瀾地責罵。
聖-波爾·魯克斯努力勸說雙方，企圖讓局勢平靜下來，他大聲嚷道：
“好了，好了。不能這樣對待一位女士，我們應該禮貌待人！”
“禮貌？什麼禮貌？我們必須以牙還牙！”
這樣一來，整個大廳亂了起來。帶汁的魚、蔬菜、盤子、碟子、酒與杯子像砲彈一樣在空中飛來飛去……
菲利普·蘇波“嗖”地一下跳起來，雙手抓住固定在屋頂上的吊燈支架，身體懸空，雙腿甩動，阻擋著漫天飛舞的“流彈”。路易·德·貢扎格從旁邊一個包間衝出來，加入了反對超現實主義派的行列。安德烈·布勒東用拳頭砸碎玻璃，打開窗戶，看見人行道上已經聚集了好大一群人。馬克斯·恩斯特用雙手合成喇叭筒，大聲呼喊：“打倒德國！”
“打倒法國！”米歇爾·萊里斯喊著作為對他的回答。
“中國萬歲！”第三個人喊道。
“里夫人Rifains，摩洛哥北部的一個部落民族。萬歲！”有人喊道，意為懷念在摩洛哥起義的柏柏爾人。
聚集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有一位婦女朝窗戶方向投過一道目光。她是俄羅斯人，不到30歲，名叫艾爾莎·特里奧萊。透過被打開的窗口，她發現了一位身穿禮服的美貌男子不聲不響、文質彬彬，在眼前的一片大喊大叫、大打出手的混亂之中，他一直保持著十分平靜的態度。
這位男子沒有註意到她。他有如鶴立雞群，不久他就轉過身去，伸手擋住向桌子飛去的一把香蕉。特里奧萊向她旁邊的一個人打聽此人是誰。顯然，誰都不認識他。她在聖米歇爾大街的路邊上發現一張長凳子，她登上那張長凳子，繼續向那個位置看的時候，那人已經不見了。她繼續尋找，沒有任何結果。於是，她從長凳上下來，走了。她的心像被此人帶走了似的，她明白剛才見到的正是她長期尋覓的心上人。
丁香園酒館內，聖-波爾·魯克斯在一片狼藉中仍然在極力勸說大家恢復冷靜。但絲毫不起作用。米歇爾·萊里斯又來到窗口，大喊一聲：“德國萬歲！”
聚集在人行道上看熱鬧的人們勒令他下來，給大家講明他的道理。人們則把他打了個半死，及時趕到的警察把他帶到警察局，關起來又狠揍了一頓。藤田認為是羅伯特·德斯諾斯在警察局找到愛德華·埃里奧這個後門，為米歇爾·萊里斯說了情。他才被警察局釋放。
丁香園醜聞影響頗大。第二天，新聞媒體異口同聲地一致反對超現實主義派，說他們是“蒙巴那斯大街的恐怖分子”。文人協會、戰鬥作家協會與《法國行動》報協同一致，號召所有新聞媒體從此不得讓這些危險分子的名字見諸報端，以切斷他們與公眾的一切聯繫。
在巴黎市，搗亂分子鬧事這並不是第一次。但在蒙巴那斯，特別是在丁香園酒館，詩人、畫家和作家間為藝術以外的原因發生打架鬥毆的現象過去從未發生過。
安德烈·布勒東也承認：“為聖-波爾·魯克斯餞行宴會事件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超現實主義派與那個時代的其他思想派別從此徹底決裂了。”
舉行餞行宴會的當天上午，布勒東和他的朋友們參加了一個反對摩洛哥戰爭的組織，並且準備派遣法國志願軍參加反對阿卜杜拉-埃勒-克里姆Abd-el-Krim（1882—1963），摩洛哥民族主義運動領導人。的鬥爭。在1925年7月的這一天發生了震撼丁香園酒館的醜聞之後，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現象。法國詩人保爾·福爾和他那些整天吟詩作畫嬉笑吵鬧的幽靈似的伙伴從此沒有了踪影。在超現實主義派人士的影響下，蒙馬特爾和蒙巴那斯又要再次改變歷史了，詩人們即將發現一個新的時代：政治時代。
超現實主義者的活動場所
我們的主啊，您在天上，請您就在那裡吧。
雅克·普雷韋
超現實主義者們的活動場所有好幾處：好幾家酒館、布勒東家和巴黎十五區的城堡街。但這些先生（除了西蒙娜·布勒東之外，超現實主義者們中的婦女很少，而且她們經常保持沉默。）最喜歡去的地方還是小酒館。他們並不在吧台前聚會，總是在酒館的最裡面。他們把大廳裡所有位置全部包下來。如同上班一樣，他們在晚上六點準時到達。然後就開始他們的約會，玩塔羅牌、撲克牌或者從事問答遊戲（這是一種回答未知問題的遊戲）；也有人在這些人中間進行調查，特別是常向他們提一些有關性或者個人隱私方面的問題。此類問題常常會引起衝突，造成緊張氣氛；參加者常對新聞界的新聞報導、國內外形勢及周圍發生的大小事件進行分析、發表評論或者認真仔細地算賬。所有這些活動都很少在心平氣和中進行，朋友們相互邀請在中午或晚上七點聚在這裡喝上幾杯，申請加入該派別的人有時在這裡接受審查和參加考試。
布勒東從不缺席，阿拉貢也幾乎從不缺席。他們兩人的性格各具特色，前一位脾氣暴躁，動則暴跳如雷；後者文質彬彬，從來都保持威嚴與寧靜，他那出奇的冷靜在發生激烈口角時十分有用。 《超現實主義宣言》的鼻祖布勒東只對他（阿拉貢）一個人懷有無限崇敬的感情，只同他一個人說話時客客氣氣。
他們喜歡色彩斑斕，所以喝石榴果汁。他們喜歡什麼酒的名字，就喝什麼酒。
他們就餐總執行一條不可動搖的規則：實行AA制，各人付各人的賬。布勒東在拍賣卡恩維萊的收藏品時，低價購買了大量的繪畫作品。在需要的時候，他適時適量地出售一些。所以他比較富有，他經常為他人缺錢的事犯愁。保爾·艾呂雅也有錢，而且有很多錢，遺憾的是像他那麼有錢的人只有他一個。因此，每當他們一起就餐時，必須選擇大家都能夠接受的餐館。
他們還有另外一條規則：幹事必須兢兢業業。阿拉貢不願意接受布勒東制訂的清規戒律，更願意同南希·居納爾手挽手閒逛，人們就看不慣。艾呂雅經常高興地向周圍的人們展示加拉的裸體照片，人們口頭上同意看，但總是找種種藉口婉言謝絕到場。人們都清楚他喜歡加拉，加拉也愛他，但她也同樣地愛著馬克斯·恩斯特。而恩斯特愛加拉，但也同樣地喜歡艾呂雅。只要別人不妨礙他的利益，艾呂雅並不感到這種三角戀愛有什麼不好。但無論如何，在布勒東組織聚會時，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藉口缺席。尤其是出現屢次缺席的現象時，他們這位統帥、整個集會的“教皇”——體魄粗壯、腰板挺直、深色著裝（墨綠色）、向後拳曲的頭髮——他神情威嚴地、以特有的犀利目光審視著整個會場，清點著到會者和缺席者的人數。發現一個婦女到來時，他站起身來，十分禮貌地親吻一下她的手。於是，吻手後來就成為超現實主義派的內部規矩。
他們主要在哪一家酒館聚會呢？超現實主義的前身達達運動時期，在聖米歇爾大街的“蘇爾斯（Source：意為泉水）”。這裡距離布勒東和阿拉貢所在的瓦爾德格拉斯和布勒東生活的“偉人”旅館都不遠。布勒東正是在“蘇爾斯”，讓他最要好的朋友阿拉貢朗誦了他與蘇波合著的《磁場》一書中的兩節。 （《文學》雜誌發表過該書的前三章。）布勒東、查拉和阿拉貢在這裡接待要求加入他們運動的申請人以及他們的朋友，例如馬塞爾·杜尚、馬克斯·恩斯特、讓·阿爾普和年輕貌美、總是充滿激情的造反派勒內·克勒韋爾。
塞爾塔酒館為處於困難關頭的阿拉貢提供了掙錢的條件：有一個時期，阿拉貢身無分文，他的朋友菲利普·蘇波向在絕望中掙扎的他為《歐洲雜誌》約了一篇稿子，因為蘇波當時是該雜誌的編輯部負責人。而阿拉貢正是在塞爾塔酒館撰寫了這篇文章，此文被收進了阿拉貢的《巴黎的農民》一書。
在20年代，布勒東搬到噴泉街之後，他所創立運動的總部起初就設在他家中，後來遷移至巴黎十八區克里西大街，直到1929年達利Salvador Dali（1904—1989），西班牙畫家、作家。 1929年至1939年期間為超現實主義運動成員。和布努埃爾Louis Bunuel(1900—1983），西班牙電影工作者，是電影界超現實主義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加入了超現實主義運動為止。
他們二位跨過塞納河，到左岸之後，超現實主義者們就經常到聖敘爾皮斯廣場的市政府酒館聚會了。從1928年起，曼·雷、阿拉貢和德斯諾斯及其追隨者重返蒙巴那斯的古堡酒家，畫家們也去。阿爾托和其他許多人仍然是多姆和羅童德的忠實顧客。然而，他們大家都經常集體到位於蒙巴那斯的勃洛梅街，因為那裡是塞納河左岸超現實主義者們的聖地。
位於沃基拉區的勃洛梅街，有從遍地荒草中挺拔而起的一棟磚瓦結構的房子。 1922年，安德烈·馬松Andre Masson（1896—1987），法國超現實主義畫家。和若昂·米羅Joan Miro（1893—1983），西班牙畫家、雕刻家、陶瓷學家。各自住進這裡。米羅在西班牙的巴塞羅那結識了畢卡比亞，通過後者也接觸到了法國文化。他們的巧遇促使他於1919年來到巴黎。他在蒙馬特爾結識了安德烈·馬松，安德烈·馬松同樣是馬克斯·雅各布的朋友。
馬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負傷，留下了嚴重的戰爭後遺症。戰爭結束後，他在精神病醫院住了一段時間。出院之後，生活十分拮据。 1922年，馬克斯·雅各布把他介紹給卡恩維萊。這位德國畫商向他提議，簽署一項向馬松購畫的合同。得到這一完全出乎意料的恩賜之後，他才得以同妻子和女兒搬到勃洛梅街來居住。馬鬆的朋友米羅幾乎同時也搬進了勃洛梅街，但他們二人對此彼此都一無所知。
1924年，羅伯特·德斯諾斯帶領布勒東來到勃洛梅街見馬松，馬松帶他去見了米羅。首次見面，布勒東就購買了米羅的繪畫作品《耕地》(圖60)，後來他還買了其他的油畫，並且在《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上發表了其中一些畫的複製品。在他的眼裡，米羅毫無疑問是他的人。
1925年11月，在波拿巴街皮埃爾畫廊舉辦了一個藝術作品展覽會。大多數超現實主義者都出席了該展覽的開幕式：布勒東、阿拉貢、蘇波、艾呂雅、納維爾、維特拉克、克勒韋爾（他在追隨一段時間達達運動之後，最終歸順了布勒東）、萊里斯、馬克斯·恩斯特等。同往常一樣，超現實主義的展覽會開幕式在夜間十二點舉行。不反對超現實主義的米羅也出席了，但條件是必須允許他根據自己的意願同他們拉開一定的距離。
在對待超現實主義運動的態度上，馬鬆比米羅積極。他經常向布勒東的雜誌提供素描畫，一直到1928年，他再也不願忍受“頭頭”的專制才疏遠了他。與其他許多人一樣，這一疏遠的結果是被達達運動開除。
最初幾年，超現實主義者們——萊里斯、阿爾托、羅朗·蒂阿爾、巴塔耶（他始終積極靠近該運動，但沒有加入組織）、蘭布爾和阿拉貢，無論資歷深淺，一律都到勃洛梅街。他們在那裡一起讀書看報，一起開懷暢飲，一起抽鴉片。 1926年，雕塑家安德烈·德·拉里維利、畫家喬治·馬爾金那和詩人羅伯特·德斯諾斯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以同樣的熱情與他們同飲同樂。
羅伯特·德斯諾斯不再愛泰萊絲·十三，而愛上了一位比利時女演員。她為他唱歌，他向她提供滋補品。德斯諾斯在不睡覺的時候，就去黑人舞廳。他曾經為開辦該舞廳做了許多的工作。他也常沿著車站後面的城堡街向上朝蒙巴那斯墓地方向走去，不遠處就是原來的瑪麗·瓦西里耶夫食堂。他在54號門口停住腳步，伸手推開柵欄。在他的面前，出現了一座二層小樓。過去這裡是一個出售兔子皮的店鋪。他登上幾級台階，進入了一個十分寬敞的房間。房間的牆上有一幅呂爾薩創作的立體畫。地面上到處亂扔著一些從跳蚤市場或者附近的垃圾桶中撿來的破爛東西。
門對面的牆根處放著一套奇怪的家具：很高，帶有一個壁櫥，一個玻璃缸裡裝有沙子和一些活的遊蛇，一台很不錯的電動留聲機。在這套家具的上面有一個籠子，裡面有一窩歡蹦亂跳的白色耗子。這面牆的外側是一個涼廊。臨時來的朋友就住這個涼廊裡。經常來住的人是邦雅曼·佩雷。後來，1928年1月6日到7日，路易·阿拉貢同南希·居納爾住進了這個涼廊。
這裡住著三人。底層一扇門的後面就是他們三人之一的畫家伊夫·唐居伊Yves Tanguy（1900—1955），祖籍美國的法國畫家。的畫室。伊夫·唐居伊曾經在他們公用廳的牆上畫過一幅血跡斑斑的耶穌像。他在一輛公共汽車頂層發現了德·契里柯的畫之後，回來就將這幅畫擦掉。從那以後，他放棄了印象主義，而開始創作許多無視傳統觀念、無視聖像的作品，並且在《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上發表了它們的複製品。
二層住著另外兩個人。馬塞爾·杜阿梅爾目前是一家旅館的老闆。因為他是三名住戶中最富有的，房子的修繕工程款就由他支付。
這三人當中的最後一位雅克·普雷韋Jacques Prevert（1900—1977），法國作家，超現實主義詩人。當時已經戴著後來成為傳奇式的那頂鴨舌帽，嘴角上已經叼著煙頭。他經常寫電影劇本，但沒有人要。他同德斯諾斯合作創作歌曲，並建議基基唱。基基認為這些歌曲不適合她，也不願意接受。
他在朋友們演出的電影中當群眾演員。他沒有上過幾年學，從16歲起就靠站櫃檯叫賣東西維持生計。他詭計多端：向真的顧客開假髮票，把商店裡所有的鐘錶調到在客流量最大的時間同時響起。因為當時他還沒有與西蒙娜結婚，他就向在稍遠一點兒的地方工作的一位年輕女售貨員求愛。但女孩子的父母想方設法保護他們的女兒不受他的侵犯。一天，人們看見他在商店前的人行道上奔跑，兩名警察在後面緊追不捨。
他曾經在法國的默爾特-摩澤爾省和伊斯坦布爾服過兵役。在服役期間，認識了他的兩位好朋友杜阿梅爾和唐居伊。
一天，歌詞的作者雅克·普雷韋在蒙巴那斯的一家酒館遇見了《身體與財富》的作者羅伯特·德斯諾斯。當時酒館裡有個人大吵大鬧，普雷韋正準備狠揍他一頓時，恰好進來的德斯諾斯舉起拳頭向他打去，保護了那個受攻擊的人。在場的弗洛朗·費爾斯見情況不妙，急忙起身介紹他們二位認識。
他們兩人收起拳頭，緊緊握手。接著，普雷韋就帶領德斯諾斯去見唐居伊和杜阿梅爾，他立即就和他們成為好朋友。不久以後，他們發現了他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四人都出生於1900年，他們認識的時候都年僅25歲。
這樣一來，常在勃洛梅街和城堡街活動的超現實主義者們會合了。接著，塞納河左岸的蒙巴那斯與右岸的噴泉區活動的兩幫超現實主義者也會合了，並且為他們信奉的理念賦予了一個正式的名稱——“超現實主義”。儘管他們的“教皇”布勒東和那些習慣於尋釁滋事的普通成員實踐他們共同理念的方式不同，但他們還是一致為這一會合深感欣慰。
我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蒙巴那斯這個永久性集市上閒逛。
馬塞爾·杜阿梅爾
以普雷韋為首的那幫人，為了顯得精神飽滿一些，在第一次去見布勒東之前吸了大量的可卡因。因為感覺在城堡街十分自在，所以阿拉貢、凱諾、馬克斯·莫里斯、米歇爾·萊里斯等人每天都到那裡去。第一天，米歇爾·萊里斯坐得筆直，拿起一瓶金酒，一飲而盡，然後坐得越來越直，越來越沉默寡言，越來越讓人猜不透。
後來他經常這樣。
邦雅曼·佩雷呢？他一到那裡就操起一架手風琴，深吸一口氣，雙手猛然往兩個方向一撐，手風琴突然從正中間斷裂成了兩塊。
後來，他再也不干那樣的蠢事了。
《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第八期上發表了馬塞爾·杜阿梅爾拍攝的一幅照片，解說詞是《邦雅曼·佩雷謾罵神甫》。這樣，就產生了佩雷最喜愛的體育運動是追逐神甫的笑話。當時，他們陪同普雷韋夫婦去接唐居伊夫婦，他們將一起赴馬鬆在尼斯附近薩那利的家度假。馬松不久之前在那裡租賃了一座房子。他們乘坐的汽車在快速行駛，車窗敞開，佩雷邊開槍，邊吼叫驅趕著沿途的行人，其中有一位教士。佩雷手槍不離身，而且到處濫用，一點兒不比二十年前的阿爾弗雷德·雅里遜色。
馬松十分了解佩雷的過激行為。在他搬家到勃洛梅街之前，佩雷每天到畫家在塞居大街的家看他。在半個月之內每天重複發生同樣的事情：佩雷每次從一家底層敞開的窗前經過，恰好看門人和他的妻子及孩子正圍坐在一桌熱氣騰騰的餐桌前吃午飯，飢腸轆轆的他每次都從窗口探頭進去，向一家人提出同樣的問題：
“這一盤盤的屎好吃嗎？”
他有一次甚至兩天滴水未進了。
在忍了兩個星期之後，受到挑釁的家庭忍無可忍，奮起反擊了。當佩雷又出現在面前時，看門人用力地清了清嗓子，小聲地嘀咕道：
“該死的德國鬼子！”
然後猛地把窗戶關閉，以免挨打。
佩雷十分欣賞布勒東，而布勒東也為此十分感激佩雷。佩雷擁護布勒東的一切思想和行為，時時處處為他辯護。只有每當根恩巴赫神甫坐到布勒東身邊時，佩雷就立即站起來，扇他幾個耳光，神甫只能離開。布勒東當時正在勸說神甫加入超現實主義運動，但他對佩雷毫無辦法，他的這位最忠實的信徒根本不聽從他的任何勸告。很久以後，佩雷向他人承認說：“根恩巴赫加入不加入超現實主義運動跟我有什麼關係。”這位神甫愛上一個女演員，常身穿長袍到“賽馬師夜總會”跳舞，常到羅童德喝酒，逛窯子。當他身無分文的時候，就退避老家——盧瓦爾河沿岸的索萊斯姆……但道貌岸然的他仍然是神甫。 《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第五期上登過該神甫同一個情婦小姐的一張照片。佩雷無權阻止雜誌做什麼，於是他在大街上予以報復。每當他在街上瞅見穿教士長袍人的影子，就怒火中燒，免不了衝上去教訓他一通。這類過激行為發生的時候，經常同佩雷在一起的普雷韋也不阻止，他從心底里贊同其朋友的做法。
一天晚上，布勒東和城堡街的超現實主義者們一起在克里西大街的人行道上等著電影院開門。街上閒逛的人熙熙攘攘，天下著雨，行人人手一把雨傘。布勒東特別討厭雨傘，尤其是當雨傘擋住了他去路的時候。此時，怒不可遏的他抓住一個路人的雨傘，雙臂一伸，不費吹灰之力將傘折成兩節。普雷韋看見很好玩，也學著他的樣子折斷了另一行人的雨傘。德斯諾斯也不甘落後，折斷了第三個人的雨傘。接著，佩雷、唐居伊和杜阿梅爾邊走邊奪過行人們的一把把雨傘，全部照此辦理……群眾被激怒了，責罵與抱怨聲連成一片。佩雷帶頭動起手來。很快警察趕到，結果顯而易見：事件平息了，但看電影就只能等下一回了。因為他們被帶走了。
另外一次，普雷韋、杜阿梅爾和唐居伊都在布列塔尼的海濱。普雷韋在用創作諷刺詞的方式搞了一些惡作劇之後，他躲進了一家酒菜豐盛的餐館。上甜點的時間到了，他敞開所有的窗戶，咒罵聚集在餐館前廣場上的農民。只因他的運氣好，才未被那些人揍死。幾天之後，一個騎自行車的人不小心撞倒了他，他起身狠打了那人一頓。
在周圍鄰居的心目中，城堡街54號是一個妓院，否則，整天有那麼多的人來來往往作何解釋呢？
白天，住在54號的人都不工作，他們整天在蒙巴那斯泡酒吧，逛電影院和劇院。據說德斯諾斯每天去一次電影院，普雷韋也一樣，因為他的弟弟皮埃羅是塞納河右岸電影院的放映員，可以放普雷韋和他的朋友們免費進去。有許多電影他們都反复看了無數遍。晚上，他們回來閱讀喬治·巴塔耶秘密出版的書——《眼睛的故事》。
他們一起住的人總是很多。以三個人的名義租的房子裡常常住十五六個人。每天睡覺之前，他們都聽美國的華爾茲舞曲的唱片，喝酒，吸煙，玩一些稀奇古怪的遊戲。
什麼樣的遊戲呢？
大家圍坐在一張桌子邊，桌子上擺放著一些紙片。他們輪流傳遞一張紙片，每人都背著其他人在紙上寫自己想寫的東西，折疊好，傳給下一個人。一圈結束後，另取一張重新開始。這種小紙片遊戲是查拉發明的，而普雷韋賦予了它文化內容：正是他給出了下面一句名言的開頭：
老鞋也將走出新路。
畫家和詩人們經常組成小組做遊戲：有時曼·雷、米羅、莫里斯、唐居伊為一組，有時布勒東、杜阿梅爾、莫里斯、唐居伊……為一組。他們中的詩人時而也拿起畫筆搞繪畫創作。
他們在一起時也討論政治問題。他們的立場觀點與《光明》雜誌比較接近。該雜誌由亨利·巴比塞Henry Barbusse（1873—1935），法國作家。創辦於1919年。 1924年，它的革命立場已經變得更加徹底。喬治·格羅茲George Grosz，祖籍德國的美國畫家。 1919年時為柏林的達達運動成員。曾經說過：在這個“智力貧乏，甚至幾乎要崩潰”的國家——法國，光明社這支小小的政治隊伍是徹底革命的惟一希望。 “人們習慣性地經常視為最佳人道主義預言家的羅曼·羅蘭是一位與赫里歐Edouard Herriot（1872—1957），法國政治家，作家。政治立場同樣溫和的徹底革命家。”後來，該雜誌成為法國共產黨左派的機關報。而眼下，它是反對摩洛哥戰爭的先鋒。許多知識分子，包括超現實主義者們也參加了這一斗爭。但是，光明社同時也提出了共產主義的問題。布勒東為此發表了一篇長文《正當防衛》，一方面反擊《人道報》上對知識分子的攻擊，同時也回答皮埃爾·納維爾Pierre Naville（1904—1993），法國社會學家，是法國勞動社會學的一位奠基人。的質問：超現實主義者們“確實”做好從事革命“行動”的準備了嗎？布勒東的回答：是的。但是，“思想上”的革命與“行動上”的革命同等重要，不能說只有共產黨成員才可以從事革命鬥爭。
那幾年的最大問題是：超現實主義者們到底是否即將搭乘共產主義的列車。普雷韋曾經說過：“別人將把我編進黨的一個支部。”［摘自1972年出版的馬塞爾·杜阿梅爾的《請別講述你的生活》］在他看來，1929年組建的“十月小組”和工人聚集的郊區創辦劇團都無須建立黨組織。
萊里斯和唐居伊對是否加入共產黨組織猶豫不決，阿爾托和德斯諾斯明確表示拒絕加入。布勒東、阿拉貢、佩雷、於尼克和艾呂雅於1927年1月採取了果斷行動，從組織上加入了法國共產黨。 （但布勒東由於對共產黨的文化政策完全失望，很快就退黨了。)他們發表了一篇文章《告天下》，對外宣布他們的決定，講解做出這一決定的理由。文章的發表引來讓·波朗在《NRF》上發表了一篇尖酸刻薄的評論文章諷刺挖苦他們。布勒東在答辯文章中，稱波朗是“法國種的奸夫”。波朗派遣馬塞爾·阿爾朗和弗朗西斯·克雷米約以見證人的身份去見布勒東，要求同他決鬥，布勒東避而不見。波朗在《NRF》上發表了他給上述兩位朋友的一封信，內容如下：
親愛的朋友，
非常感謝你們二位。我勞駕你們跑了一趟，也沒有白費。現在人們都看清楚了表面上行為蠻橫粗暴與語言骯髒下流的這個人，內心深處是多麼膽小如鼠、貪生怕死。
［摘自1927年11月1日《NRF》］
阿拉貢後來給波朗寫了一封反擊信。這是一封超現實主義色彩很濃、極力為布勒東辯護的信件。他寫道：
先生，卑鄙下流的人有多種多樣，我總認為最壞的莫過於以匿名從事活動。而您正是以匿名從事活動的專家……但是，歸根結底您是太愚蠢了。我決不能允許您如此為所欲為，現在我徹底地不把您放在眼裡了。
注：您趕快派見證人來吧，過兩天我就要走了。
［摘自1994年發表的貝爾納·勒利奧寫的《阿拉貢通信錄》］
克勒韋爾也加入了共產黨。他在黨內的時間比較長。他為法國共產黨的雜誌寫過文章，參加過一些戰鬥行動。 1935年在召開保護文化的作家國際大會期間，他曾經不顧一切地為拉近共產黨員和超現實主義者的距離而奮鬥過，但沒有成功。他同布勒東產生了矛盾，雙方都十分惱火。他向薩爾瓦多·達利［見發表於1974年薩爾瓦多·達利為勒內·克勒維爾的《艱難的死亡》寫的序言］哭訴了他們決裂的經過。幾天之後，長期遭受肺結核折磨的他在徹底的絕望中自殺身亡。
佩雷在1926年就加入了法國共產黨，而且在其機關報《人道報》印刷廠做校對工作，能掙一點兒錢維持生計。當他發覺共產主義和超現實主義之間的分歧完全不可能彌合時，就脫離了共產黨。 1936年，他在西班牙支持該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中的托洛茨基分子。皮埃爾·納維爾同佩雷一樣：1926年加入共產黨，同年擔任《光明報》社的社長，1928年由於他成為托洛茨基分子，並且領導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工作，被法國共產黨開除。
在巴黎塞納河右岸，超現實主義者們的政治立場觀點同托派比同共產黨的更加接近。在左岸，他們的立場觀點更加接近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者樂觀、愛熱鬧，主張絕對自由、不拘泥於原則、不關心政治路線，比較靈活，不贊成動輒開除成員的做法。城堡街一側，老的蒙巴那斯精神延續的時間較長。金錢的困惑、思想啟蒙和現代意識的確限制了超現實主義派的騰飛，但在德斯諾斯和普雷韋身上有雅里和阿波利奈爾的精神。而布勒東常讓人想起馬蒂斯，哪怕是當他聲嘶力竭大喊大叫的時候，也不失他的莊重與沈穩。
蒙巴那斯的超現實主義派之所以能夠保持住蒙巴那斯人的原貌，他們之所以沒有同噴泉街的超現實主義派融合，是因為他們之間主要的區別在於：左岸的超現實主義派是以普雷韋為首的放蕩不羈的賴學生為王，而噴泉街一側是由他們中間嚴肅的好學生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