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循循善誘地啟發的結果是：莫里斯整天打字，而維特拉克整天無所事事……
安德烈·布勒東
1928年的一天，瑤基·藤田在布雷阿街的白鸛酒吧喝酒。在鄰桌上坐著一位穿燕尾服的男子朝這位年輕婦女微笑，這一舉動令她十分惱火。那位男子額頭上耷拉著一縷頭髮，手裡拿著一把稻草正在編著玩。看見瑤基對他玩的把戲有興趣，他起身來到她的桌邊，讓她看他最新發明的超現實主義遊戲：他把已經編好的草片連接起來，就形成一隻蜘蛛。接著他在上面灑了一滴水，這只蜘蛛的腳就動起來了。
這位男子放聲大笑，並作了自我介紹：羅伯特·德斯諾斯。
瑤基對他的一套表演完全無動於衷。
第二天，瑤基和在蒙巴那斯的舞廳跳過舞有點兒認識的布勒東一起喝開胃酒。她向對方講述了第一天發生的事，並且向他坦言德斯諾斯的行為令她不快。布勒東立即喊來一個服務生，要求給他拿來紙和筆。他馬上給他的超現實主義同夥寫了一封口氣十分嚴厲的信，批評他不懂得在酒館如何對待女士。瑤基試圖阻止氣得要發瘋的布勒東，但沒有用，信還是發出去了。
又過了幾天，瑤基在另外一家酒館發現了德斯諾斯。她請他到自己的桌邊來，對她把那天發生的事情告訴布勒東向他道歉。但德斯諾斯對此毫不在乎。他剛從古巴回來，是自由人。
瑤基邀請他當天晚上到藤田在蒙蘇里公園附近的家里共進晚餐。於是，他們之間建立了友誼。幾年之後，瑤基·藤田成了瑤基·德斯諾斯。
瑤基和德斯諾斯在白鸛酒吧相遇之後，布勒東向這位惹是生非的青年人寫的那封烈火熊熊的信件，反映出布勒東對屬下的管制十分嚴格。薩爾瓦多·達利後來在為勒內·克勒維爾的《艱難的死亡》寫的序言中，評價布勒東是一位“正直廉潔和嚴格刻板”的人。總之，布勒東要求他的屬下必須時刻嚴格地跟著他的指揮棒轉。
布勒東干預的方面很多。例如，他認為繪畫作品買賣（他本人和艾呂雅都在做)是一種崇高的行為，而新聞工作卻相反，德斯諾斯、克勒維爾、蘇波以及其他許多人都由於從事新聞工作而使自己的名譽受到了損害（德斯諾斯在《巴黎晚報》工作；克勒維爾擔任《新文學》的編輯部秘書；1944年，蘇波在紐約巧遇迫於生計從事新聞工作的布勒東：皮埃爾·拉扎雷夫僱用他任電台播音員。他給自己劃定了一個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逾越的界限：可以播送除涉及他這位超現實主義教皇之外任何內容的文章）。
在噴泉街，很難聽到或者很少聽到馬松、德斯諾斯和城堡街及勃洛梅街黑人舞廳的常客們喜歡聽並且常聽的音樂。即使偶爾聽一下，也必須偷偷地背著布勒東。
布勒東永不放棄的一個信條就是：純潔的愛情是一種高尚品德，而同性戀卻是道德敗壞的行為。 《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第11期發表了超現實主義者們在一次關於一個特別問題（“如何看待雞姦行為？”）的圓桌會議上的發言。普雷韋認為沒有什麼不好；凱諾持同樣立場，他認為在超現實主義派中流行的反對同性戀是一種偏見，他為此深感遺憾。佩雷、於尼克和布勒東站出來反對，特別是布勒東。他說除薩德之外所有的同性戀者，都在“企圖用精神與道德上的空虛向人性的容忍性發起挑戰”。 ［摘自菲利普·蘇波的《遺忘的回憶》］
這種嚴格作風或許能夠部分地解釋超現實主義者們對科克託的蔑視，以及布勒東對居住在巴黎但效忠於莫斯科的伊利亞·愛倫堡的敵對情緒。
法國人布勒東對這位俄國人不滿的主要原因是他猛烈抨擊過超現實主義派，而並非因為他不斷地變換手法討好黨的領導。伊利亞認為超現實主義者是一些整天遊手好閒、過著寄生蟲生活的人，幾乎僅僅關心罪中之最的雞姦活動的人。在為革命作家和藝術家聯合會全國大會做準備工作期間，布勒東在蒙巴那斯遇見愛倫堡從家裡下樓到酒吧去購買香煙。他尾隨著他，並趕上去狠狠地打了他幾個耳光，而對方未作任何反應。
《超現實主義宣言》的作者——布勒東對不忠者一律嚴懲，無論是動手或者動口，或者二者同時並用，一概毫不留情。而且經常是在對方毫無思想準備的情形下，打他個措手不及。例如，當他1929年與西蒙娜·布勒東離婚的時候，他還把別人同他的妻子打招呼也視為褻瀆君主罪。有人甚至猜測布勒東與皮埃爾·納維爾翻臉，可能是因為納維爾的女伴（未來的妻子）丹尼絲·萊維是西蒙娜的表妹。
誰違背了布勒東的意志，布勒東與他斷絕關係是必然的。無論同誰斷絕關係，布勒東必定會同他進行一場激烈的廝打或咒罵。達達派及後來的超現實主義派的野蠻粗暴的言行不僅僅對外，他們自己也自食其果。當懲罰或開除組織內的成員時，也每每使用同樣野蠻粗暴的手段。 （布勒東在1946年發表《再版超現實主義宣言（二）的通告》中，對他本人的“不適當的暴躁”和“過於倉促地作出判斷”表示懊悔。）
超現實主義的奠基人之一、《磁場》一書兩作者之一的蘇波同樣被無情地拋棄，這是三十年之後許多人被無情地從斯大林主義的大家庭中驅逐出去的先兆。與蘇波同時被開除出黨的還有許多知識分子。被開除出黨之後，他們都感覺成了無依無靠、無家可歸的孤兒。被開除出與之命運相關的超現實主義派之後，蘇波一度處於神經質的意志消沉當中。
以下是菲利普·蘇波對他被開除經過的敘述：（1926年11月的一天晚上，蘇波被傳喚出庭。與審判巴萊斯大會一樣，審判由布勒東主持）：
我進到一間相當大的房間。那裡的燈光昏暗。我早已意識到，根據慣例，出席類似審判儀式的人很多，布勒東主持，路易·阿拉貢和馬克斯·莫里斯協助。他們指控我的訴狀充滿敵意，甚至謾罵。我絲毫沒有料到過去我一直視為朋友、在他們遇到無論何種困難，我都盡全力幫助的人們竟然會如此對待我。我很快就明白，他們預先早已精心策劃好。這一次他們非要凌辱我，直至把我完全整垮為止。組織者們完全沒有要聽取我辯護的意圖，因為他們已經做出了最終的決定。我感覺他們的這種做法荒唐可笑、荒謬絕倫。
［摘自菲利普·蘇波的《遺忘的回憶》］
他們指控菲利普·蘇波什麼呢？沒有經常出席超現實主義者的組織會議，為一些“資產階級”雜誌工作，寫了一些引起爭議的書，以作家的身份從事“烏七八糟的文學活動”，拒絕加入共產黨，抽比工人們抽的無產階級黑色煙卷更加貴族化的英國煙。
阿爾託也同樣被開除了，他們對他的指控是什麼呢？行為卑劣，不講道理；形而上學；“為人卑鄙下流”；他負責的《超現實主義革命》雜誌第三期中的文章全部帶有“半極端自由主義”、“半神秘主義”［摘自安德烈·布勒東的《與安德烈·帕里諾的談話》］的色彩，這就有可能將運動引導到與其創始人的意圖背道而馳的方向上去。而運動的創始人本來正想依靠該雜誌同上述傾向作鬥爭。
兩年之後，阿爾託在阿爾弗雷德-雅里劇院上演了《夢幻》，他又成為一切行為都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和“為個人牟取私利”［摘自安德烈·布勒東的《超現實主義宣言（二）》和讓-雅克·波韋爾的《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的告密者。天才的戲劇家聽到對他如此指責，滿不在乎，只聳聳肩膀，一笑了之。
仍然是在1926年，馬克斯·恩斯特和若昂·米羅也被送上了被告席，原因是他們同意為佳吉列夫導演的一部最循規蹈矩的戲劇《羅密歐和朱麗葉》製作佈景。在戲劇上演的當天，布勒東、阿拉貢和他們的弟子們一起來到劇場，從劇場的樓上撒下數百份謾罵性的傳單，眾口一詞地說兩位藝術家在金錢利益的誘惑下毀壞自己的名聲。萊里斯在距離舞台不遠處突然打出一面大旗，上面寫著：“洛特雷阿蒙萬歲！”穿著時髦雅緻的阿拉貢在佩雷和德斯諾斯的大吼大叫聲中，破口大罵在場的群眾……很快，憲兵隊的口哨聲掩蓋了他們的喊叫聲。結果是他們都被關進了看守所。
接著就輪到了德·契里柯。人們十分欣賞他前期的創作，而討厭其後期的創作。 1928年3月，為了與展出新繪畫作品的萊昂斯·羅森伯格抗衡，布勒東違背德·契里柯的意願，派遣雷蒙·凱諾從德·契里柯在蒙巴那斯的畫室取了畫家前期的繪畫作品，組織了超現實主義畫廊。
1929年3月11日，在城堡街進行了另一樁清算案。不是在原來的房客居住的那座房子裡（他們已經將它讓給了更加正統的喬治·薩杜爾和安德烈·蒂里翁），而是在對面的酒吧。布勒東召集超現實主義的全部人馬到那裡討論幾個重大問題：革命，在斯大林統治下托洛茨基的命運以及應該採取的共同行動……
一些重要人士選擇了不參加會議，他們是：納維爾、阿爾托、維特拉克、蘭布爾、馬松、蒂阿爾、巴塔耶。鑑於他們“所從事的工作”以及他們的“性格怪異”，超現實主義中央委員會沒有通知原來住在城堡街的兩位房客杜阿梅爾和普雷韋參加會議。曼·雷和唐居伊雖然被人“忘記”，還是去參加了會議。
這次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些新加入運動的小字輩：以《大遊戲》雜誌命名的大遊戲派的羅歇·吉爾貝-勒孔特、勒內·多馬爾和羅歇·瓦揚被指責為：搞神秘主義；支持朗德呂Henri Landru（1869—1922），謀殺十名婦女和一名男孩的法國殺人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而不支持薩科和王擇蒂Nicola Sacco et Bartolomeo Vanzetti，兩位移民美國的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分別於1891年和1888年出生，1921年被判處死刑，1927年執行。其罪名是持槍搶劫美國馬薩諸塞州的一家工廠，但沒有找到有力的證據。因而導致了風起雲湧的大規模遊行，該運動在歐洲的規模更大。 ，於是他們得到了“《大遊戲》雜誌教唆犯”的罪名；羅歇·瓦揚在《巴黎午時》上發表了一篇讚揚警察局長夏普的文章。但讚揚中含有嘲弄和諷刺挖苦的意味，文章一開頭就把警察局長比喻為“送給子孫大量禮物的祖父”（這裡的“子孫”顯然指的是來到巴黎的外國客人），而以直戳“我們首都的淨化器——警察”心臟的梭鏢為文章的結尾。瓦揚是記者，他寫了這篇文章就激起了超現實主義者們的無比憤怒。
審判大遊戲派的第二天，裡伯蒙-德薩涅發出一封信，宣布塞納河右岸的超現實主義噴泉派同塞納河左岸的超現實主義斷絕關係，他們再也無法忍受“上帝”及其信徒們在審判中表現出如此冷酷的激情。
1930年，布勒東發表了《超現實主義宣言（二）》。他一方面重新整頓他所領導的運動，另一方面重申他的原則，同時抨擊背叛運動、腐敗墮落了的“懦夫、偽君子和機會主義者”。
當時，人們就知道馬松十分嫉妒馬克斯·恩斯特和畢加索，同阿爾託一樣，他也缺乏“社會棄權主義”；人們對德斯諾斯的得意忘形也十分清楚；任何人都不懷疑已經加入共產黨的納維爾（其父親非常富有）很快就退出，其目的是自我宣傳；人們猜測喬治·巴塔耶和米歇爾·萊里斯馬上會受到懲罰，因為前者創辦了一家競爭性雜誌《文獻資料》，後者擔任該雜誌的編輯秘書，他們二人都向超現實主義運動的叛徒德斯諾斯、普雷韋、馬松、蘭布爾等人的文章開了綠燈。
《宣言（二）》添油加醋地說：維特拉克為劇團寫的東西中“充斥著一些十分骯髒的思想”，蘭布爾的筆鋒中帶有“文學中慣用的獻媚取寵、賣弄風騷”，蘇波只不過是個“整天圍著大老鼠打轉轉的小耗子”的“無恥之徒”。 ［摘自安德烈·布勒東的《超現實主義宣言（二）》］
總之，布勒東對屬下的譴責面面俱到，甚至信口開河，諷刺挖苦侮辱之詞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為反擊布勒東，裡伯蒙-德薩涅、維特拉克、蘭布爾、莫里斯、巴龍、萊里斯、凱諾、布瓦法爾、巴塔耶、德斯諾斯和普雷韋發表了一份題目為《一具死屍》的小冊子，對安德烈·布勒東進行了強有力的反擊。實際上，布勒東只是他們中一些人的假兄弟、另外一些人的假教皇或者主教、許多人的假朋友、所有人的警察。他是地地道道的能置某些專業知識分子於死地，能隨時將他們送進監牢的惡魔。
這些偶像破壞者在他們的文章中引用了1924年紀念阿納托爾·法朗士逝世時，阿拉貢一夥散發的宣傳冊採用的題目《一具死屍》。他們也使用了布勒東在他為紀念阿納托爾·法朗士逝世而寫的《悼念》文章的結尾部分：“此人應該得到死無葬身之地的報應。”這句話使得布勒東氣急敗壞，兩眼血紅，頭如針扎。
面對自己昔日信徒們的分崩離析，布勒東並不甘心，他仍然努力要將手下的新舊信徒團結在自己周圍。為了把他的理想變為現實，必須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他終於找到了這個目標——向蒙巴那斯作最後的衝鋒。丁香園已經隨著第一批超現實主義派的衰敗而衰敗，第二批蒙巴那斯超現實主義派選擇了埃德加-吉內街新開的一家集酒吧—舞廳—晚餐—高湯功能為一體的酒館，作為他們聚會活動的場所。這裡距離德帕爾街和蒙巴那斯火車站都不遠。不幸的是，洛特雷阿蒙伯爵的騎士們不能容忍在這個作為他們夜間娛樂場所的酒館的門上，掛著取自洛特雷阿蒙的著作《馬爾多羅之歌》的名字《馬爾多羅》。
1930年2月14日晚上，超現實主義者為此組織了對該酒館的討伐。他們並非全部到場，而且新加入運動的成員布努埃爾、賈珂梅蒂、馬格利特、達利、薩杜爾、蒂里翁也並未全部上第一線。他們中只有幾個人出面幫了阿拉貢、佩雷和唐居伊一把。布勒東口中喊著他是洛特雷阿蒙邀請的貴客，跨進馬爾多羅酒館的門，並且帶頭抓起桌子上的酒杯菜碟向門窗玻璃砸去。
“超現實主義的人襲擊我們了！”一位穿皮衣的女士驚慌失措地尖叫起來。
蒂里翁當胸挨了一拳，一個盛著新鮮黃油包香檳酒蝸牛的盤子砸在唐居伊的身上，一塊幹火腿甩在艾呂雅臉上。他毫不相讓，立即手腳並用，亂打起來。於是，整個酒館內混戰的規模愈來愈大，範圍愈來愈廣。穿晚禮服的女士和穿燕尾服的男士們都縮在洗手間一側。勒內·夏爾朝一塊桌布開了一槍，一大塊蛋奶酥中的厚厚的蛋奶在用花邊裝飾的桌布上流淌；一隻香檳酒桶中的酒氣泡四濺；服務生班長扔出一個水果正中阿拉貢的後腦勺，導致了一場用波爾多酒桶、桌子加椅子的進攻戰。被扔出的這些桌子椅子砸在廚房門窗上，伴隨著劈裡啪啦的響聲，都碎了。三個廚師衝出來，其中一個聲嘶力竭地喊道：“快去叫警察！”
酒瓶、鹹辣芳香的火腿繼續在空中飛舞。警笛鳴響的警車向事發地點駛來，詩人們重新集結在一起。他們發現勒內·夏爾大腿挨了一菜刀，正在淌血，布勒東的襯衣也被撕碎。
肇事者們都縮進門裡，留出空讓警察進來。在周圍人們的一片喧嘩嘈雜聲中，布勒東注意到馬爾多羅酒館內一片狼藉：滿地杯盤碗碟碎片，桌椅斷裂，牆上地上到處流淌著菜湯、肉汁、調味品。為洛特雷阿蒙的榮譽得到報復，他深感痛快淋漓。
超現實主義者們撤了。夏爾被出租車帶走送到醫院，剩餘的人沿著蒙巴那斯墓地的方向去了。布勒東的眼睛中閃爍著打完群架之後常有的喜悅火焰。佩雷又在摩拳擦掌，因為他發現一位教士從百米之外的人行道上正朝這裡走來。阿拉貢的上嘴唇開了個大口子，於是他丟下所有人，向德朗布街走去。到達瓦萬街十字路口，又向左拐經過多姆和羅童德酒館，一直到了一家掛著絳紅色帷幔的餐館。從兩年前這家餐館開張的那個晚上起，艾爾莎·特里奧萊一直在那裡等待時機。
半年來藝術家們迅速地離開蒙巴那斯，而且速度愈來愈快。他們如同逃跑似的從昂貴的飯店和畫室撤離。他們的畫室變成了一些美國闊佬的工作室，風景優美、視野別緻的地方掛起了十五個夜總會的廣告宣傳牌，有的被貪圖私利的地方報紙和雜誌佔據。
羅歇·瓦揚
古堡酒吧佔地1400平方米，是個集餐館、舞廳、溫馨、誘惑、幽會和掠奪鬥毆的多功能場所。一層是餐廳，地下室是娛樂廳，二層是滾球廳。
奧弗涅省人弗羅和拉豐合夥於1926年買下了塞萊特酒吧對面的煤炭和木材庫房。在這之前，他們向尚邦老爹重新要回多姆酒館，而尚邦老爹在忠實服務三年之後，又要回了自己的財產。他們的夢想遭受到失敗之後，接著又制訂了另一個計劃：在蒙巴那斯開一個如果不是首都最大的，也應該在蒙巴那斯一帶最大的酒吧。
說乾就乾，1927年1月動工。一年之後，工程結束，開張的一切準備工作就緒。建成的餐館共三層，三種風格：一層的客人們在正在雕樑畫棟的藝術家們的眼皮底下用餐；人們從面向大街的旋轉門進來，就是酒吧，服務生博佈在吧台後準備隨時為您服務。推開連接兩個大廳的一扇門，就從酒吧進入了餐廳。
願意玩滾球的人們從大廳後右側的樓梯上二層。那裡是一個大平台。夏天，人們在那裡用餐，一年四季，人們都可以在那裡玩滾木球遊戲。遊戲經常是由畫家奧東·弗里茲組織安排。
過夜生活的人去地下室。那里長年有兩支樂隊伴奏，一支奏布魯斯舞曲，另一支奏探戈舞曲。跳舞的人們可以根據自己愛好的節奏從中選擇。
下午，這裡被佈置成為茶室，換成了另外一種情趣。一些濃妝豔抹、上了點兒年紀的婦人來此尋覓身無分文的年輕人。人們用他們特有的本領換取點兒小錢。
如此經營一直持續到70年代，收益似乎一直不錯。
為何要去古堡呢？古堡餐館其實和多姆及羅童德酒館屬於同一家族。弗羅和拉豐在為他們的這個酒吧起名為“古堡”之後，讓人在建築物頂上真的加建了一個圓頂，用於排放地下室娛樂廳內的污濁發臭的空氣。
古堡酒吧開張的那天晚上，有2000人參加了開館儀式，名為表示祝賀，實際是趁機大吃大喝。晚宴開始不久，1200瓶香檳酒已經告罄。出租車奔赴巴黎的四面八方接人來赴宴，返回時，酒菜台周圍的人擁擠得水洩不通，機靈的小滑頭們拿到足夠多的酒和菜之後退出，到附近的塞萊特、多姆和羅童德酒館去。他們在那裡要些酒杯，為慶祝新蒙巴那斯的和平生活慢慢地盡情享用。
1914年在羅童德酒館裡，利比翁老爹僅有三名助手。而如今的古堡酒吧有員工400多名。弗羅先生的別名叫“酒吧雪鐵龍Citroen是法國的大汽車製造商的名字。”。他的工廠？就是古堡酒吧。該酒吧開張前四年，安德烈·瓦爾諾就曾經預言：
在此開第一家酒吧的工業家也許能夠發財，而且藝術家們將離開蒙巴那斯，到別處去安營扎寨。
［摘自安德烈·瓦爾諾的《新畫派的搖籃》］
酒吧開張了，藝術家們仍然在蒙巴那斯，並且還要在那裡滯留很長時間。那麼，他們過的仍然是原來的生活嗎？不。德朗從此駕駛著他的布加蒂汽車，曼·雷購買了一輛瓦贊Gabriel Voisin（1880—1973），法國工程師、工業家。 1908年，他創建了世界上第一家飛機廠，從1918年起製造汽車。 ，基斯林擁有兩輛美國的威力-克尼格，畢卡比亞有一輛六缸的德拉熱，桑德拉斯買了一輛阿爾法-羅密歐。利奧波德·斯波羅斯基非常富有，但無駕駛執照。藤田也沒有汽車，他用瑤基的“子彈頭”小汽車換了一輛頂蓋可以折疊的德拉熱，但司機拒絕折疊，原因是折疊頂蓋會出現褶皺。更換頂蓋其實花費不了很多錢。稅務員交給他應交納的稅費清單中的金額高達幾百萬法郎。藤田辭退了他的全部人員，並且準備搬離蒙蘇里的住處。他在日本舉辦了一個大型畫展，指望能夠從中賺到大錢，否則他必須賣掉汽車。
只有帕森沒有任何變化。他是同夥中最富有的一個，但絲毫看不出來。他總是在他的模特兒和忠實信徒們的簇擁下，步行來羅童德。在停滿路邊的無頂蓋老式汽車中闢出一條通道進入酒館，來到吧台前，在請所有隨從喝一杯的同時，他用目光到處尋覓呂西·克羅格。眼下，他的情緒甚佳，他剛剛從美國旅行回來。在整個旅行中，一直有這位呂西姑娘陪伴在他的身邊，而且她懷孕了，懷的是他的孩子。當時，他還不知道這樣一位天使般的女人，已經給他帶來了惡魔般的命運。
對任何人都一貫忠實的帕森也一直忠實於他對呂西·克羅格的愛情。而其他人的生活卻過得雜亂無章。
瑤基正準備離開藤田，投入羅伯特·德斯諾斯的懷抱，而藤田已經同時裝模特兒和歌唱家馬蒂·勒克開始了他們新的生活。
保爾·艾呂雅孤身一人周遊世界回到巴黎之後，失去了加拉。而他接著在大街上未花一文錢，撿來了努絲什陪伴他。長期以來，加拉一直在艾呂雅和恩斯特之間猶豫不決。她讓他們二人協商解決，而她卻趁機選擇了達利。
布羅尼婭剛從拉迪蓋去世的悲傷中掙脫出來，將要嫁給在一次巡迴演出中遇見的勒內·克萊爾。
基基與美國攝影師曼·雷多次大吵大鬧，因為曼·雷正在考慮同一個美國姑娘結合。她是一個出色的時裝模特兒，性格果敢。她來法國學習攝影。一天，她來到第一戰役街拜會曼·雷。曼·雷不在家，她到附近的酒吧等他。曼·雷進到酒吧後，她走上前來直截了當地對他說：
“您好。我名叫李米勒，您的學生。”
“你說什麼？”
“李米勒，從今天起，我就是您的學生。”
“可是我沒有學生啊！”曼·雷看著她，結結巴巴地說。
“不對，我就是您的學生。”
第二天，曼·雷要出發去法國西南部的海濱城市比阿里茨。他將此事告訴她時，她甜蜜蜜地微笑著提了一個問題：“您的火車幾點發車？”
曼·雷這個善於勾引女人的傢伙，對任何一個男人接近李米勒都嫉妒。從此，他的手槍常裝在衣袋裡，隨時準備殺掉任何一個企圖奪取他在李米勒身邊的位置的人。基基對此忍無可忍，在古堡酒吧的吧台前，她抓起擺放在面前的一摞碟子，徑直地朝曼·雷的臉上甩去。
曼·雷在餐桌間繞來繞去，躲避著基基的追逐，最後躲在桌子底下。這就是生活，生活中的幸福與煩惱總是並存，時刻伴隨而行。地球仍然在轉動，生活仍然在繼續。
而基基本人呢？她找了一個名叫亨利·布羅卡的記者兼畫家結了婚。布羅卡在巴黎創辦了幾份報紙。基基的繪畫作品儘管仍然很稚嫩，但在幾次畫展期間出售了不少。從此她的名聲大振，並且被選為“蒙巴那斯王后”。
德朗以與曼·雷最寵愛的前模特兒同樣激烈的憤怒，了結了與他自己的情婦之間藕斷絲連的關係。德朗有一個非常有錢的情婦，名叫瑪德琳娜·安斯帕克，是一位比利時銀行家的妻子。他喝得酩酊大醉，她眼睜睜地看著他滿臉通紅，順手操起古堡酒吧的杯子、椅子和桌子砸得粉碎，接著跳上他的布加蒂汽車，以170公里的時速向東南方向的巴爾比宗飛馳而去。次日，他返回酒吧，表示深深的歉意，向酒吧賠償了損失，並且大夸特誇他那輛小小汽車發動機的性能之好，任何藝術珍品都無法與之相比。瑪德琳娜贊同他的意見，同時要求他給她兩隻銀狐。多數時候是他讓步，滿足她的要求。
但古堡酒吧的常客中最癡情的應該算是路易·阿拉貢，人人都見到過他追逐愛情的滑稽場面。
在艾爾莎進入他的生活之前，詩人阿拉貢瘋狂地愛過西蒙娜·布勒東的表妹、不久將成為納維爾的妻子的丹尼絲·萊維以及南希·居納爾。
南希在1926年和1928年經常與阿拉貢來往擁抱。她手腕上時常佩戴著象牙手鐲，因而，也常在阿拉貢的臉上留下她手鐲的印記。她頭戴帽子或面紗，身披一件斗篷。她的伴侶阿拉貢同樣經常身披一件斗篷和手持一根手杖。他從事手杖收藏，有許多手杖。男子標致英俊，女子窈窕美貌，是天生的一對。他們二人都是自由人：因為她最重視實現自己追求的願望，而且家財萬貫，可以隨便在任何飯店或大西洋遊船上揮霍，因而也使實現其願望成為可能。他是一位超現實主義作家，而她是一位慷慨大度的靈感啟迪者。她時而帶他到這裡，時而到那裡。當她最終決定在古堡酒吧的常客中選擇了他之後，立即就要帶領他到她的一座房子裡上床。他順從她的意願，服服帖帖地跟她去了。
那是1926年初的一天，阿拉貢在倫敦發現了一個女人。她不僅自由，而且獨立。她已經成功地避免了懷孕，而且想要哪個男人，就能夠把他搞到手。她仔細地審視他們，要了他們，帶他們到她願意去的地方。他們一起酗酒，一起玩，然後她將他們拋棄。而阿拉貢被留了下來，他拜倒在她的腳下。她可以用滿口英國腔的法語詞句任意地咒罵他，冷酷地看著他。在馬德里飯店的房間裡，將一千五百頁《為無限辯護》的手稿投入大火燒毀，指責他嫉妒、心胸狹窄、單一的性關係等等，而他始終單膝跪地，對她痴迷到對一切辱罵都麻木不仁、無任何反應的地步。
他們一起去西班牙、荷蘭和德國。 1928年7月，他們在威尼斯。阿拉貢正等待出售他於1922年在卡恩維萊收藏品拍賣會上購買的勃拉克繪畫作品所得款的到來。他花了240法郎買下，六年之後，售價長了百倍，但錢遲遲不到。他不能吊在南希身上，依靠她養活。他的心上人正在同一個名叫亨利·克羅德的男人在聖馬可廣場上散步。克羅德是一位鋼琴家，是居納爾家族的女繼承人南希把他從鋼琴邊拉出來散步的。
阿拉貢一人孤苦伶仃地待在飯店的房間裡。他想死，而且也做過嘗試。後來他對別人講他跳進了大運河或者服了安眠藥，也許兩種辦法都用上了。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及時地得救了。好在錢終於到了，他才回到了巴黎。
返回巴黎之後，阿拉貢在城堡街住下來。這座房子從前是普雷韋、唐居伊和杜阿梅爾居住的。 1928年，兩位南錫的青年人（一個是共產黨員，一個是超現實主義者）安德烈·蒂里翁和喬治·薩杜爾向他們要回了那套房子。阿拉貢回來之後，他們向他提供了其中的一個房間。
南希從威尼斯回到巴黎。他們之間的交往重新恢復，一直維持到何時？直到一輛與德朗的那輛十分相似的布加蒂汽車停在古堡酒吧門前的那天。
汽車停穩之後，從車上下來一位妙齡女子。她褐色頭髮，神情活潑，頭戴一頂無邊軟帽，懷裡抱著一隻白色大耗子。她是一個舞蹈演員，剛從維也納回來，名叫萊娜·安塞爾。她立即被人群包圍起來，但她選擇了阿拉貢。阿拉貢領她離開了古堡酒吧。安德烈·阿拉貢後來寫道：
那個時期，我心想我愛上了另一個女人、一個德國女人……我假裝不愛另外一個、一個英國女人。
［摘自路易·阿拉貢的《尋死》］
同“德國女人”的愛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因為在酒吧的角落裡，另外一個女人一直在盯著他。她想她出面的時刻到了。她彎下腰，對一位正在小口地喝著啤酒的朋友——羅朗·蒂阿爾說：
“我希望你給我介紹一下那位男子。”
“阿拉貢？”蒂阿爾問道。
“對，阿拉貢。”女子回答說。
“為什麼選擇他呢？”
艾爾莎·特里奧萊用她特有的黑眸子緊緊地盯著這位既未寫過任何作品，也未畫過任何畫的藝術家的眼睛，只簡單地回答說：
“因為我等待這一刻，已經等了三年了。”
愛情可以表現為歸結生命，也可以發展生命。
路易·阿拉貢
1928年11月4日，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iakovski（1894—1930），俄羅斯詩人、劇作家。坐在古堡酒家的一張桌子旁。馬雅可夫斯基是俄國的一位偉大詩人。幾天前他剛剛來到巴黎，住在伊斯特里亞旅館。是艾爾莎·特里奧萊邀請他來此的。艾爾莎從童年時代就認識馬雅可夫斯基，而且馬雅可夫斯基曾經愛過艾爾莎。但最終是艾爾莎的妹妹莉莉·布里克劫持了他。布里克是她丈夫的家姓。同加拉和馬克斯·恩斯特交往時艾呂雅的態度一樣，布里克對艾爾莎和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也並不太在意。當時的艾爾莎正投入到特里奧萊的懷抱，特里奧萊是1917年來到莫斯科的法國人。後來，特里奧萊帶她到過太平洋的塔希提島，最終在巴黎落腳。而在巴黎，特里奧萊同她結婚之後離開了她。
伊利亞·愛倫堡派的許多人經常圍繞在馬雅可夫斯基的身邊，都成為他的好朋友。馬雅可夫斯基與眾不同：大高個兒，寬肩膀，栗色厚發，手掌大得如同球拍，但目光卻柔和而安詳。
他的身邊坐著一位18歲的姑娘塔蒂亞娜。他愛這位姑娘，但他比她年長20歲，還不屬於同一種族，他是紅皮膚，而她是白皮膚。除此之外，他也不大可能帶她回到他的蘇維埃老家。
阿拉貢從古堡酒吧大廳中間走過。馬雅可夫斯基派人叫他過去。兩位詩人相互久聞大名，但至今還從未謀面。俄國人一個法語單詞不會，法國人一個俄語字母不懂。幸運的是，有翻譯在場。他們藉助翻譯熱烈地交談起來。阿拉貢邀請馬雅可夫斯基第三天去城堡街，他將組織宴會，為馬雅可夫斯基接風洗塵。 11月5日，阿拉貢來到古堡酒吧時，他的一位朋友羅朗·蒂阿爾招呼他到他的身邊。蒂阿爾對他說：“我想給你介紹一個女朋友。”這位女朋友——艾爾莎就坐在另外一張桌子旁。她頭戴天然色羊毛帽子，身穿皮大衣，內著黑色連衣裙。她身材矮小，棕紅色頭髮，皮膚白淨，看上去為人十分嚴肅。阿拉貢坐下。當時是晚上六點鐘，天色還沒有黑。阿拉貢邀請艾爾莎參加次日為馬雅可夫斯基組織的活動。 “我一定來。”她說。她的確來了，混在其他的來賓中。阿拉貢並未特殊關照她，他關心的是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朋友、由於失戀而心緒不佳躲在陽台上的安德烈·蒂里翁。阿拉貢到陽台上陪伴蒂里翁。艾爾莎從下面看到那裡發生的一切，她立即明白自己的機會到了。她上了陽台，用目光審視一下周圍，像在開玩笑地說：“這裡是乾什麼用的？是用來做愛的嗎？”說著，她緊緊地貼在阿拉貢的身上。蒂里翁看著眼前發生的一切，驚呆了。
在1988年出版的安德烈·蒂里翁的《沒有革命的革命派》中，就此事寫道：
她絲毫不顧羞恥地向他立即發動進攻，而且十分頑強、很有耐心，堅信自己一定能夠征服他。在後來的一生中，她的這種性格還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看到面前發生的一切，蒂里翁自己反倒感到有點兒難為情，知趣地離開陽台，下了樓。一刻鐘之後，這一對情人面帶微笑地回到來賓們中間，隨著伴奏的樂曲歡快地跳起舞來。
以後事態的發展不難想像。他們經常在城堡街幽會，但他們的第一夜是在伊斯特里亞旅館度過的，馬雅可夫斯基在那裡的樓梯上遇見過他們。此外，他們幽會的那一天，艾爾莎是在弗拉基米爾·波茲內陪同下去赴約的，她並且要求波茲內在適當的時候悄悄地離開［摘自1994年出版的伊里亞·馬爾古的作品《艾爾莎·特里奧萊，其眼睛與頭腦》］。
接下來，阿拉貢與艾爾莎這一對情人之間的關係發展得併不順利。他們只開了個頭，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創造其神話。
我那時本來就不愛你，不愛你。我從未對你說過我愛你，因為我那時根本就不愛你。
［摘自路易·阿拉貢的《尋死》］
當時，艾爾莎的眼睛中還沒有後來阿拉貢讚賞的那種神奇的目光。阿拉貢更喜歡舞蹈演員萊娜·安塞爾的眼睛、她的美貌和活潑性格。然而她很滑稽，與南希·居納爾一樣，過分開放，她也同其他男人調情，同一個雕塑家特別難捨難分。
艾爾莎想見他的情夫阿拉貢而找不到他時，就立即揪住蒂里翁或者薩杜爾問：“您看見阿拉貢了嗎？”
“沒有啊。”他們回答的同時，目光躲躲閃閃。
他們當然知道他在哪裡，但阿拉貢要求他們為他保密。他順手牽羊地選擇了俄羅斯人，不是為她的美貌，而是為萊娜和她的雕塑家報仇。起碼他對蒂里翁是這麼說的。他還說他不相信艾爾莎，她的糾纏不休到了令人畏懼的程度。而且她守不住秘密，嘴巴不嚴。他懷疑艾爾莎是為監視共產黨員的警方工作的內奸。憲兵怎麼就不可能派遣這樣一位青年女子，來城堡街的臥室裡收集在枕邊洩露的機密呢？
在這一點上，阿拉貢是過於多慮了。實際上，艾爾莎愛他到了要死的地步。如果說她第一步輕而易舉地獲得了成功的話，而第二步卻沒那麼容易，至少她還必須奮鬥幾個星期。於是，聰明伶俐的她玩起了令人吃驚的也是最後的手段。
一天晚上，阿拉貢要求蒂里翁去“叢林夜總會”告訴萊娜，他無法在十一點鐘準時赴約，他將遲到一會兒。 “叢林夜總會”是在“賽馬師夜總會”的老闆去世之後，埃萊納·呂班斯坦購買下第一戰役街和蒙巴那斯大街夾角處的一整塊地皮，建起的一座現代建築。它足以滿足那些夜間出來游盪、過夜生活的人繼續他們喜歡活動的需求。 “賽馬師夜總會”的那些常客來此，仍然是踩著同樣的布魯斯舞曲跳舞。於是，“叢林夜總會”代替了“賽馬師夜總會”，只不過換了個地方而已。
十一點差幾分，蒂里翁進了“叢林夜總會”大廳，在一張桌邊就座。夜間活動剛開始，大廳裡的人稀稀拉拉。城堡街的送信人邊喝酒邊等。十一點過幾秒鐘，一個青年女子進了大廳，徑直地過來坐在了他的面前。但來人不是萊娜，而是艾爾莎。氣氛突然變得緊張起來，討論的話題立即轉向：阿拉貢在哪裡？這是一個一方興趣甚濃，而另一方卻十分反感的話題。
蒂里翁苦於找不到脫身之計，恨不能找個地縫溜之大吉，而同時擔心阿拉貢真正的情婦到來。最後只好邊戰邊退，步步為營，一點兒一點兒地往外倒：
“阿拉貢在哪裡？”
“他同另一個女人在一起。”
“誰？”
“一個舞蹈演員。”
“這是臨時性的。”
“您說的完全正確。他愛她。在他為南希·居納爾的離去痛苦得不能自拔時，她給了他安慰，緩解了他的痛苦。”
“您是說他愛她嗎？”
“有點兒。”
“就一點兒，對嗎？”
“還多一點兒。”
“還多呢？”
蒂里翁像一個正在經受著多麼大苦難折磨的人一樣，長長地出了一口氣，接著嘆了一口氣，說：
“他的確愛她。”
艾爾莎受到了沉重的一擊，突然變得啞口無言。接著，痛苦地哭了起來。
就在此時，一對情人出現在了舞池的另一側。他們正是萊娜·安塞爾和路易·阿拉貢。
“糟了！”蒂里翁嘀咕道。
“啊！”艾爾莎驚訝得不由自主地喊出聲來。
她如同一股旋風似的從椅子上站起來。阿拉貢一看見她，一轉身，便消失得無影無踪。艾爾莎仔細地端詳了一會兒萊娜，然後對她說：
“請過來同我喝上一杯吧……”
兩位女人在蒂里翁的桌子旁落座。俄羅斯人艾爾莎轉身示意蒂里翁：“請你回到阿拉貢身邊吧，免得他幹出什麼傻事來！”
蒂里翁沒有等她重複，像一枝上了弦的箭，嗖地起身衝出了“叢林夜總會”，奔向第一戰役街。在拉斯帕伊街上加快了步伐，飛也似的從蒙巴那斯墓地後經過，在城堡街剎住腳步停了下來。
阿拉貢在那裡。他正在南希·居納爾的肖像前自我陶醉呢。
幾分鐘後，萊娜·安塞爾和艾爾莎·特里奧萊二人笑瞇瞇地推門進來。艾爾莎走到阿拉貢的身邊，溫情脈脈地宣布了她們的談判結果：萊娜明白了，與艾爾莎對阿拉貢懷有的激情相比較，她對阿拉貢的愛情簡直是微不足道。所以，她自動離開。阿拉貢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還沒有時間說一句話，萊娜轉身向安德烈·蒂里翁說：“請您陪我去找一輛出租車。”接著，就出門走了。
當這位信奉共產主義的超現實主義者（將來有一天他還會成為戴高樂主義者）蒂里翁返回來時，城堡街的那座房子裡已經關了燈，拉上了窗簾。詩人阿拉貢和他的繆斯，已經在從前邦雅曼睡覺的房間裡休息了。
以具有頑強的求愛精神並且獲得成果而名揚天下的瑪麗-洛爾·諾瓦耶將南希·居納爾比做罕見的夜蝴蝶，而將艾爾莎比做常春藤。正如1997年出版的多米尼克·德桑蒂寫的《阿耳戈乘坐快艇赴阿耳戈尋覓金羊毛的人。英雄》中所說：“常春藤很難纏，一旦粘上就難以擺脫掉。”
特里奧萊夫人（艾爾莎）沒有能夠嫁給馬雅可夫斯基成為馬雅可夫斯基夫人，而最終於1935年成為阿拉貢夫人。三十五年之後，艾爾莎仍然因為阿拉貢對南希·居納爾的戀情而耿耿於懷，當南希需要阿拉貢幫助時，艾爾莎阻止他做絲毫的表示。
南希·居納爾的繼承人艾爾莎此時已經將她的財富揮霍一空：全部給了超現實主義者、西班牙共和派和美國黑人。 1970年的一天夜間，為了避免在醫院的公用病房裡結束自己的生命，瘦得嚇人、重病中喝醉了的她死在一輛出租車中。
面對艾爾莎的死，阿拉貢無能為力，只好聽之任之。
萊娜·安塞爾在離開阿拉貢後很快就死了。 1929年11月3日，德朗向這位年輕的舞蹈演員提議，一起去巴黎南郊的巴爾比宗吃午飯。同時，帶上弗洛朗絲。一年前，馬克斯·恩斯特曾經成功地將弗洛朗絲誘騙到手。弗洛朗絲當時正準備回安德烈·蒂里翁在城堡街的住處。布加蒂汽車容納不下三個人，於是他們開了兩輛汽車。
他們帶著弗洛朗絲一起去了巴爾比宗。在返程的路上，德朗和萊娜各駕駛一輛車，在公路上你追我趕開得飛快。布加蒂汽車的速度很快，但有一個缺陷：它的馬力很大，但車身過輕，本來應該在行李箱中加一個重量砝碼方可快跑。德朗曾經想到過這一點，但萊娜沒有想到。當時正是收穫甜菜的季節，道路泥濘，很滑。在兩輛汽車的你追我趕中，布加蒂緊緊咬住畫家的車一步也不放鬆。突然，車輪一打滑，車身失去了控制，橫著打了一個滾、兩個滾、第三個滾。接著，汽車著火了。救援人員趕到時，一切都已經無可挽救，人們見到的只是兩具完全燒焦的屍體。
1930年2月14日，阿拉貢在砸了馬爾多羅酒館之後，推開古堡酒吧的旋轉門進了大廳。此時的阿拉貢已經成了只有自己妻子一個女人的男人，他也成了這個藝術家日漸減少的新蒙巴那斯的一根頂樑柱。
曾幾何時，藝術家們為蒙馬特爾帶來無數的遊客和金錢，繼而日漸衰敗。如今的蒙巴那斯也每況愈下，大勢已去，日薄西山。光彩奪目的豪華汽車和丁當作響的金錢銀幣還在，但畫家、詩人等藝術家們已經悄然離去，各自去尋找更加安靜的做愛之處。他們中的一些人去了聖-日耳曼-德-佩，他們在將來的某一天還會返回蒙馬特爾和蒙巴那斯高地，而大多數人到了別處。許多人完全改變了原有的生活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戰瓦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粉碎了他們時常在一起聚集的生活方式）。
畢加索很早以前就已經離開了那裡；馬克斯·雅各布逃跑到了另一條江（盧瓦爾河）邊；紀堯姆·阿波利奈爾去世了；弗拉芒克整天喝酒，喝醉後大喊大叫，大吵大鬧；凡·東根在諾曼底多維爾的海濱木板浮橋上同人談寫作合同；安德烈·薩爾蒙寫了大量的專欄文章，但也並不總是那麼安分；勃拉克獨來獨往，很少同他人接觸；德朗整天在計算為他的汽車應該交多少稅費；胡安·格里斯去世；莫迪利阿尼去世；基斯林每年到薩納里過冬；扎德基恩再也沒有什麼消息了；蘇丁從不再來；桑德拉斯整天旅遊。
如果說還有一個人仍然留在蒙巴那斯，這也許就是朱勒·帕森。他頭戴瓜皮帽，身穿深藍色制服，嘴角始終叼著一枝煙卷。他時不時地朝阿拉貢遞去一個小小的微笑。他和阿拉貢之間至少還存在一個共同點：他也是只有一個女人的男人。
最後一位放蕩不羈的藝術家
自由人。用他那雙流血的手推開金制的門。有血有肉的帕森不屑進行選擇。主宰生命，由自己安排死亡。
安德烈·薩爾蒙
愛情之舟在日常生活中被撞毀。
馬雅可夫斯基
帕森患了嚴重的肝硬化，其原因與呂西·克羅格有關，也與他自身心緒欠佳有關。在多年的繪畫創作中，他逐漸地喪失了創作的自由。他本來一直喜歡流暢的線條和隨意的水彩畫，但他必須作油畫，因為它可以賣出好價錢。小貝爾南向他提議簽署一份甚至連德朗和畢加索都渴望得到的高價合同，他沒有簽，因為他不想成為“繪畫界的男鴇”。
賺錢做什麼呢？他要讓呂西·克羅格有地方住，讓埃爾米娜·戴維有衣穿，讓他畫室中的十來個模特兒有飯吃，還必須養活人們送到他這裡來的一些年僅13歲的小姑娘。他讓她們做他的繪畫模特兒，他付給她們錢，但他不畫她們。每人擺三次姿勢，拿了錢，就高高興興地走了。
但她們接著還來，繼續養活她們對帕森來說逐漸變得困難起來。他開始像躲避惡魔般地躲避她們。他從一家旅館到另一家旅館，尋找酒和女子稀少的旅館，尋找無人能發現的他的畫室。
呂西為他在蒙巴那斯的邊緣地帶的萬屋門找到一個小小的私人公寓——山茶花別墅。他被安置在那裡。他希望呂西也到那裡同他一起生活。他也回克里西大街，在那裡溜達，在那裡創作。由於呂西常遲到，後來乾脆決定不再來見他，但他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忘記她，於是他就常給她寫一些令人撕心裂肺的信件。她責怪帕森過度飲酒，疏於工作，夜間遊蕩回來時常常滿臉鮮血，而他每次都說：“你壞，你這人真是太壞了。”
1930年5月的一個晚上，她對他說他們之間的一切都完了。帕森見他們之間的關係再無挽回的可能，提出要把在萬屋門公寓中他的衣物和幾幅畫取回來。她回答說：
“好吧，但必須在七點之前取走。”
“晚上七點？”
“不，早上七點。”
帕森請他的朋友帕帕洛夫來幫助他。他們在蒙巴那斯墓地的圍牆外等了整整一夜，攔了兩輛出租車，拉他們去了萬屋門。
帕森回到克里西大街他們的原住處，呂西也回去了。他們兩位既無法在一起生活，又無法果斷地分手，就這樣拖了十年。
1930年6月1日，帕森在畫室的桌子上工工整整地寫了幾行字。然後，從他的畫作中選了一幅，穿上他那件早已破爛不堪的海藍色制服。它和他的靴子和瓜皮帽一樣，哪怕已經破舊不堪，蒙馬特爾和蒙巴那斯的人也一眼就能認出來。為什麼要換呢？換給誰看呢？
他下樓去見他的醫生——特贊克大夫。自從特讓克大夫任他的醫生以來，從來沒有收他的錢。為了表示感謝，他送一幅畫給大夫。
如同從1905年以來他經常做的那樣，他跨過塞納河，去了瓦萬大街。他對那條街的每個門洞、每條長凳和每棵樹都瞭如指掌。他推開古堡酒吧的旋轉門進去。和通常一樣，服務生博布站在吧台後。帕森要了一杯白蘭地，然後將他從前的欠款全部付清。
“帕森先生，您結賬啊？”
“是的。”
帕森用了這一天的整個晚上和夜間告別巴黎。凌晨，他在皮卡爾廣場遇見作家皮埃爾·馬克·奧爾朗從一家酒吧出來。帕森對他說：
“請您過來，咱們喝上最後一杯吧！”
但十分疲倦的馬克·奧爾朗沒有留步，走遠了。
帕森自己獨自喝了最後一杯后，回到家，鎖上門。朝霞已經映紅了蒙馬特爾和它周圍的山丘，帕森的百葉窗緊閉，他不想看到外面的任何東西。
他在地上放了兩個墊子，墊子兩邊各放一個盆。在一張柏林展覽會請柬的背面，他給呂西寫下以下訣別詞：
呂西，請不要責怪我選擇現在的道路。謝謝你給我的東西。你太好了。為了你能夠幸福，我必須走了！
永別了！永別了！
他進了浴室，拿起剃須刀的刀片，割斷了左手腕上的動脈血管。接著回到畫室，重新讀了一遍他當天早上寫的遺囑：他將銀行的全部存款和所有的繪畫作品遺贈給埃爾米娜·戴維和呂西·克羅格。
他用右手食指蘸上從左手腕上淌出的鮮血，在壁櫥門上寫下“永別了呂西！”幾個大字。
他重新拿起刀片，割斷右手腕上的動脈血管。他靜靜地躺在墊子上，兩隻手臂分別放在墊子兩側的盆裡。
他等著。時間過得很慢，很慢。
在他的眼前出現了他孩童時代的一幅圖景：一個上吊自殺的男子。
他重新站起來，走到廚房，從一個抽屜裡找到一根繩子，打了一個活結後，套在脖子上。他又回到畫室，目光到處尋找，最後選擇了門把手。他走過去，將繩子的一頭系在上面，另一頭抓在手中，讓自己的身體沉下去、沉下去……
當6月5日呂西發現他時，她和開鎖的人同時尖叫起來。接著就是埃爾米娜·戴維的號哭，警察局長對現場的驗證和進行筆錄，朋友們送花……有關帕森自殺身亡的消息公佈之後，全巴黎都在為失去他而無限惋惜。舉行葬禮的那天，人們哭泣、嘆息，畫家們為他揮筆作畫，詩人們為他創作悼念詩篇。在蒙巴那斯墓地的三塊墓碑上，留下了生活在三個時代的三位偉大藝術家的名字：
紀堯姆·阿波利奈爾。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
朱勒·帕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