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cktail，詞意為“雞尾酒”，其複數形式為Cockteaux，與科克託名字的發音相同。 ——譯註
……拉迪蓋，戴著單片眼鏡，時常心不在焉，甚至自命不凡，自以為他就是上帝塑造的神童……
皮埃爾·布拉瑟爾
1922年1月10日起，科克託在路易·穆瓦澤的“屋頂牛”酒吧鄭重其事地工作起來了。他同他的那幫人都投入了資金。他那幫人把巴黎幾乎所有追逐時髦的人全部集中在那裡：“六人團”、佳吉列夫、科科·沙內爾以及其他幾個人。僅僅這些人就足以把這個地方變成前進中的先鋒派在塞納河右岸的活動中心。
科克托手持火炬，維內和杜塞彈鋼琴，威廉負責打擊樂器。沒有人聽他們的演奏，人們來此的目的是露面、喝酒，並且欣賞畢卡比亞的《卡可基酸眼》。這幅畫在獨立派畫展時被拒絕參展，後被穆瓦澤買下。畢卡比亞在畫中表現的是正在接受用卡可基酸治療其炎症的一隻眼睛（在此暗示特里斯坦·查拉的一種退熱鎮痛藥“安替比林”）。他要求他的朋友們在上面簽名，並且可以寫幾個字：
伊莎多拉全心地愛著畢卡比亞（鄧肯），我覺得他十分酷（特里斯坦·查拉），我沒有什麼可以對您說的（喬治·奧里克），我從1892年起就叫達達（達呂斯·米約），我喜歡沙拉（弗朗西斯·普朗克），令人憂傷的榮譽（讓·科克托，還貼上自己的照片）……
最初幾次闖蕩蒙巴那斯之後，科克托就在那裡闖出了自己的道路。於是，他就成為一切活動中不可或缺的人物。
詩詞《索福克舞蹈》的年輕作者（1917年創作該詩時，年僅25歲）具有常人少有的策略意識。在用他的戰略目光看透了世上的這些人之後，他似乎在躲避而離開了他們。當他返回來見他們的時候，帶來了豐盛的禮品。他的禮物令這些人對他產生了一種盲目的崇拜，而且到了五體投地的程度。從那以後，他就徹底地征服了這些人。
［摘自安德烈·薩爾蒙的《蒙巴那斯》］
薩爾蒙的用詞也許誇張一些，但他說得十分正確。科克託來到巴黎的藝術界十來年之後，他就在那裡有了立足之地，而且站穩了腳跟。從那之後，在社交活動中人們常常見到他那裝飾有花邊的服飾。他不僅被社交界接納了，而且人們還在追求他，力圖想得到他。人們也十分理解這一現象，因為他是那麼出色，他也十分需要得到人們的愛！的確如此。
另外，在青年一代的眼裡，科克託的頭上有一個燦爛的光環，他成了年輕人追逐的偶像。當有人建議年輕的皮埃爾·布拉瑟爾去認識一下科克託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後來他寫道：“結識科克托是1923年所有男孩子的願望。”［摘自皮埃爾·布拉瑟爾的《我雜亂無章的生活》］
於是，這位未來的戲劇演員皮埃爾·布拉瑟爾來到安茹街，見到了“我們大家十分崇拜的那位瘦高個兒”。年輕人著迷了，特別是對詩人的那雙手：“他不僅用它們拿畫筆繪畫，用它們拿鵝毛筆寫字，甚至還揮動著那兩隻手向人問好，用手勢來加強他說話的語氣。他的那兩隻手簡直可以頂四隻用。總之，一句話，那是我從未見過的一雙秀美而靈巧的手！”
主人（讓·科克托）帶領客人參觀他的整所房子，一直把他帶到浴室。在那裡，他一邊刮鬍須，一邊不停地同客人聊天。
他說話時經常將詞彙顛倒使用，意思前後矛盾，構成的句子酷似字謎……讀起來像崩豆子，連續不斷地發出劈劈啪啪的聲音。隨便添加一個詞，就可以構成一句富有韻味的笑話；省略一個詞，就可以將他美妙的思想變成一幅優美景象呈現在人們的面前……在這個傢伙的頭腦中，類似的組詞技藝數不勝數，層出不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科克托第二次帶領布拉瑟爾到他的臥室時，客人看到房間四壁牆上寫滿了電話號碼。
另外一個來訪者是時任《巴黎報》記者的喬治·夏朗索爾。到他的住處拜訪讓·科克托，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門廳的豪華。正對著大門高高懸掛著由雅克-埃米爾·布朗什為房子的主人創作的肖像，然而他的臥室卻出奇的簡陋。由於布拉瑟爾當時的年齡還過小，未能作出如此細膩的比較。而且由於他剛一進門，就看見從床下冒出來一個巨人。此人滿臉皺紋，嘴巴上黏黏糊糊，也許是鴉片。他們二人可能已經為此消磨數小時之久了……
科克托指著那個迷迷糊糊的人說：“瞧，這就是我在夜裡生的孩子：約瑟夫·凱塞爾。”［摘自皮埃爾·布拉瑟爾的《我雜亂無章的生活》］
約瑟夫·凱塞爾。
這一切對一個年輕人來說，自然會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屋頂牛”酒吧開張的那一天，畢加索和瑪麗·洛朗森一起閒聊著，布朗庫西和他從前在科克託的陪伴下認識的一個年輕人閒聊著。這個年輕人的長相並非十分帥氣，皮膚白淨，小小的近視眼毫無神氣，而且頭髮蓬亂。他不停地在捲著煙卷，菸絲撒得到處都是。他從衣服口袋中取出一副打碎的眼鏡，把它像單片眼鏡似的貼在一隻眼睛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安德烈·薩爾蒙介紹這位年輕人進入了科克托幫。當時科克托正在撰寫《強硬派》一書。 1917年，他和他的一位當畫家的老朋友聯繫，希望他推荐一些可以作為書的首頁插圖的素描畫（薩爾蒙已經以這種方式幫助過藤田）。他的這位老朋友接受了他的建議，每星期向他提供兩幅畫。因為他住得距離薩爾蒙較遠，於是他把送畫的任務交給了自己的兒子。
他的兒子當時還是個孩子，年僅14歲，經常穿著短褲。
這是一個很可愛的小男孩兒：他頭戴鴨舌帽，額頭上留著一縷濃重的劉海兒，劉海兒的陰影后有一雙仍然充滿著稚氣目光的眼睛。但是他的目光中透著大人的智慧，而且可以看得出他長大後的性格將會是嚴厲而冷酷的。
［摘自安德烈·薩爾蒙的《無限的懷念》］
他的名字？
雷蒙·拉迪蓋。
雷蒙·拉迪蓋每個星期兩次送他父親的畫到安德烈·薩爾蒙的家。來過幾次之後，一天，他張嘴同安德烈·薩爾蒙說話了：
“您知道嗎？我也畫畫呢！”
薩爾蒙不答腔。
“我給您看看我的畫怎麼樣？”
男孩子打開放著他父親繪畫作品的畫夾子，取出了他自己作的畫。記者兼編輯薩爾蒙驚訝得目瞪口呆。
“怎麼樣？”
安德烈·薩爾蒙一時語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些畫或許也能對您有用，或許有一天您可以把它們發表……”
因為畫得還不賴，薩爾蒙接受了。即使畫得不好，他也會要的，因為這個小孩子需要錢。但有一個條件，孩子必須換個簽名，不能簽其父親的名。
“這沒有任何問題。”雷蒙·拉迪蓋迫不及待地回答說。
編輯吃驚地看著他抓起一枝筆，快速地以“Rajki”為名字畫了押。
一個星期過去了。雷蒙·拉迪蓋再次來的時候，拿出他父親的畫之後，也拿出他自己的。而且接著說：“上次我沒有對您講，我還寫詩呢。”隨手拿出了他寫的詩。
“這你應該去找馬克斯·雅各布。”安德烈·薩爾蒙建議道。
第二天，雷蒙·拉迪蓋給馬克斯·雅各布打電話。接著，他又來問薩爾蒙是否可以幫助他，他希望當記者。於是，薩爾蒙介紹他去見萊昂斯·羅森伯格，讓他參加了為紀念紀堯姆·阿波利奈爾而組織的詩歌朗誦會。他朗誦了一首詩，令出席這次朗誦會的科克托十分感動。他立即喜歡上了這位年輕人。馬克斯·雅各佈為此感到十分欣慰。
“屋頂牛”酒吧開張的那天晚上，布朗庫西覺得在酒吧里無所事事，就邀請雷蒙·拉迪蓋去散步。他們朝蒙巴那斯的方向溜達著。拂曉來臨時，雕塑家突發奇想，提議他們去乘火車。
“好吧。可是咱們去哪裡呢？”
“去南方。”
他們二人去了火車站，登上來到面前的第一列火車。然而它是開往西部的布列塔尼的。從那裡他們又換車，次日晚上到達馬賽。直至那時，他們身上穿的仍然是參加酒吧開張時的禮服：燕尾服。
他們覺得馬賽氣氛沉悶淒涼，接著去了尼斯；又嫌尼斯荒涼毫無生氣，他們又去了阿雅克修（科西嘉島拿破崙的家鄉）。他們嫌阿雅克修沒有女人，於是開始參觀這個島。他們嫌該島太小，十一天之後，返回巴黎。讓·雨果在他的《回憶》中寫道：“從南方回來後，布朗庫西徑直地把拉迪蓋送往'屋頂牛'酒吧，走了之後，就再沒有回來。”
同皮埃爾·布拉瑟爾一樣，保爾·莫朗Paul Morand（1888—1976），法國作家和外交家。第一次在保爾·普瓦雷家組織的化裝舞會上遇見雷蒙·拉迪蓋時，就斷言他是一個沉默寡言、高傲自大、自命不凡的人。被他迷戀並且愛上了他的科克託在後來寫的文章中，與其說是在批評對方，還不如說是在作自我批評：
如果他當時有個計劃，如果他能實施一個長期規劃的話，他也許早就已經將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了。並且能夠一步一步地使它們獲得成功，讓他在文藝界名聲大振。
［摘自讓·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但是他沒有那樣做嗎？科克托沒有幫助他嗎？
當雷蒙·拉迪蓋開始寫他在大戰期間同一位比他年長的女人（瑪爾特）來往的故事時，詩人科克托介入了。介入到什麼程度，無人知曉。或許僅僅如同他自己說得那樣，只是為了克服他懶惰的毛病，他把雷蒙關在臥室內不許他外出。但是科克托去格拉塞出版社讀過那部作品的樣稿，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出版社的貝爾納·格拉塞立即就明白了科克托充當的角色：一個青年作家，乃至整個巴黎文學藝術界和社交界的介紹人與保護人。
當雷蒙·拉迪蓋的《魔鬼纏身》於1923年3月出版的時候，科克托長期採取的策略見效了。那個時代，各家報紙雜誌爭先恐後地搶登廣告，朋友們也在報紙上為該作品登廣告（尤其是科克託在《法國新雜誌》上刊登廣告）。結果是兩個星期內售出50 000冊。 “小孩子”（科克托這樣稱呼雷蒙·拉迪塞）該高興了。
雷蒙·拉迪塞的確十分高興。他為勝利而瘋狂地飲酒，並且很快學會了吸鴉片，開始為所欲為。他完全不顧《魔鬼纏身》中的主人公瑪爾特。瑪爾特為他的行為痛苦萬分，經常哭著到出版社編輯部找他；曾經瘋狂地愛過莫迪利阿尼的貝阿特麗斯·哈斯丁在布朗庫西家中遇見雷蒙·拉迪蓋之後，也同樣瘋狂地愛上了這個小男孩兒。此時，她也為雷蒙的敗落而痛心；讓·科克託的心情也不比他們二人輕鬆。他為雷蒙的頹廢而一蹶不振，甚至發展到拒絕接受雷蒙·拉迪蓋帶回的布羅尼婭·佩勒米泰。這是一個祖籍波蘭的年輕模特兒。蒙巴那斯的藝術家們都希望請她做他們創作的模特兒。尼爾斯·達代爾和基斯林都為她畫過肖像。一天，她穿著服裝大師普瓦雷做的連衣裙到“屋頂牛”酒吧，雷蒙·拉迪蓋就把她帶回到他居住的旅館。
兩位年輕人說他們想結婚，整天躲在特爾農街的福堯特旅館裡不出門。他們千方百計地躲避一個人——科克托。不久，一些愛搬弄是非的嚼舌者給科克托起了個外號“屋頂鰥夫”在此用“屋頂鰥夫”代替“屋頂牛”，因為法語中的“牛”是Boeuf，而“鰥夫”是Veuf，兩個詞中元音發音相同。意思是掌管“屋頂牛”酒吧的科克托失去了他心愛的雷蒙·拉迪蓋，成了鰥夫。 ——譯註。許多專欄作家在他們撰寫的文章中，將科克託的名字Cocteau一詞變成單數，成了Cocktail，於是科克托就這樣被他們叫成了“Cocktail——雞尾酒”。
當時，蒙巴那斯的藝術家們到處組織晚會、舞會、演出等各類活動。剛在這裡喝過，又接著到別處去喝；大批的美國人也為能夠生活在這個自由而美麗的城市而不斷地碰杯慶賀；巴黎，無論是塞納河的左岸還是右岸，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成了一口鍋，一口沸騰著的大鍋。這一切，讓來自各國的遊客驚愕不已。當時正沉浸在成功給他帶來的光環虛幻中的拉迪蓋，也隨著無論真真假假或者大大小小的藝術家們，不惜一切糟蹋著自己年輕的生命：他整天整天地泡在蒙巴那斯的輕歌曼舞和花天酒地之中，天天注射酒吧和飯館裡的老鴇們發給的可卡因，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魔鬼纏身》一書出版之後僅僅幾個月，雷蒙·拉迪蓋的光環開始逐漸黯淡，消失了。 1923年12月12日，他患上傷寒，病倒了。當人們把他從福堯特旅館送到巴黎十六區的一家診所時，為時已晚。由被嚇傻了的科克托派來的主任醫師也未能診斷出病情，雷蒙·拉迪蓋在萬分痛苦的掙扎中，結束了他年輕短暫的生命。
整個葬禮由科科·沙內爾主持進行。棺木、鮮花、馬匹和馬俱，一切全部為白色。痛不欲生的科克托未能參加葬禮。幾年之後，他寫下了以下美妙的詞句：
拉迪蓋自由過了頭，過度地放縱自己，毫無節制。是他教會了我不依靠任何人和任何東西，只依靠自己……我所具有的少許洞察力也正是來自他。因而，他在未給我任何指點時就離我而去，使得我失去了前進的方向，我的創作也失去了動力。
［摘自讓·科克多的《生活的不易》］
雷蒙·拉迪蓋去世時，年僅20歲。
你們，參加過戰爭的年輕人，你們是被毀掉的一代。
格特魯德·斯坦
在美國，有禁酒法。而在歐洲，人們可以盡情地喝，沒有任何人干預。在歐洲還有其他好處：生活費用不算貴，而且到處可以遇見許多整天想幫助他人的朋友。
例如西爾維婭·比奇，她的書店成了接待站。人們不僅可以到那裡歇腳，而且可以把郵件直接寄到她那裡，她負責保管和分發。她組織人們的見面會，而且還組織人們之間的思想交流與物質交換。
她的書店地處市中心的繁華地段。如果有人從她那裡出來想喝幾杯，只要穿過盧森堡公園，在十字路口向右轉第一條街10號，就有美國人剛剛買下來的一家酒館兼經營餐館——“流浪者之家”。白天在這裡用餐比較昂貴。天一黑，喝酒的人成群結隊地接踵而至。弗洛希·馬丁是在橫跨大西洋的遊輪上跳大一字開舞蹈的一名女舞蹈演員，她許諾支付她的朋友們在“流浪者之家”的一切開銷。因此，人們在那裡狂飲著，操著美國的揚基腔海闊天空地聊著。 “流浪者之家”成了美國人在巴黎的一個活動中心。在巴黎的美國作家有數百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晚飯之後常到這裡來聚會：舍伍德·安德森、桑頓·懷爾德、尤金·喬拉斯、辛克萊·劉易斯、阿奇博爾德·馬克·利思、約翰·多斯·帕索、威廉·西博格、德朱納·巴恩斯、米娜·洛伊、羅伯特·馬克·阿爾蒙（後來他撰寫了《我的美國朋友》)，還有在巴黎旅館客房裡寫出《一個美國人在巴黎》的喬治·格甚文；首批來到巴黎的美國人之一艾茲拉·龐德，任《文學評論》雜誌駐巴黎記者，1924年離開法國去了意大利；納塔莉·克利福德·巴尼與他的女伴——羅馬尼亞人戈得德·布魯克，在雅各布街他們的住處經常慷慨大方地盛情款待來自四面八方的朋友；亨利·米勒於1928年來到法國。在他逗留的兩年中，天天來“流浪者之家”，採用一種萬無一失的方法討飯吃，而且保證能夠吃飽：一進來，找個位子坐下，就著手寫12個字，分別送到在場的12個人的手中，要求每個人每星期請他吃一次晚飯。而米勒呢，他撰寫有關塞納河左岸最大的妓院——“鳳凰院”（1931年開張）的廣告分發給在場的男士。去妓院的男士還另外給他錢。
雕塑家桑迪·考爾德同樣也來“流浪者之家”，他的金屬絲雕塑盡人皆知。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美國小說家。 、澤爾達和小斯科蒂也都來。菲茨杰拉德的《塵世樂園》在1920年出版發行以來，各大報紙都在追逐作者，欲獲得首家新聞，而且他的《偉大的蓋茨比》不久就要出版。因而，他有足夠的錢供他不假思索地消費……
菲茨杰拉德正是在“流浪者之家”遇見了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1961），美國作家。 1954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海明威第一次來巴黎是在1921年。後來他返回美國過了一年之後，攜帶他的妻子——哈德利和他們的孩子再次來到巴黎。海明威認識在巴黎的所有盎格魯-撒克遜人，與喬伊斯的交往尤其頻繁，他們經常在一起喝酒（這位愛爾蘭作家喝醉了，就放聲大唱戲劇小調），海明威還給他上課，教他拳擊。
海明威的家起初住在巴黎五區，後來搬到了市中心的聖母院街。他的家剛來巴黎之初，海明威依靠給《多倫多之星》撰寫體育文章掙錢養家NFDA4口。後來他聽從了格特魯德·斯坦的勸告離開報業後，曾經試圖用非記者身份向美國各大報紙提供新聞賺錢度日，但卻遭到一家又一家報社的拒絕。
海明威經常在丁香園寫作，因為那裡比多姆酒館安靜。有時他帶著兒子一起去丁香園。他寫作時，兒子在一邊牙牙學語。到了該吃飯的時間，他惟一可以耍的把戲就是更換地方，到沒有任何可以誘惑食慾的地方去，否則拿什麼錢支付飯費呢？
海明威找到了一條對他這樣窮到無能力吃飯者適合的路線：先到盧森堡公園，那裡樹木和花草散發著誘人的芳香，它可以令人忘記垂涎欲滴的飯菜。從盧森堡公園的另一側出去，在觀像台廣場和沃日拉爾街之間散步。在那裡，飢腸轆轆的人沒有風險，因為那裡沒有任何餐館。
如果想換個環境，離開公園，到大街上看看風景，海明威建議你沿著費魯街朝塞納河方向去，沿途沒有任何誘人的餐桌。塞納河邊的麵包店、糕點鋪和其他供應吃的店鋪自然很多。最好在奧德翁街向右轉，避開有三家餐館的奧德翁廣場，一直向前到這條街的12號。書店的西爾維婭·比奇總會十分友好地接待你，甚至可以藉書給你。海明威正是在這裡閱讀到屠格涅夫Tourgueniev(1818—1883)，俄國作家。 、果戈理和契訶夫Tchekhov(1860—1904)，俄國作家。的大量經典著作。
晚上，海明威經常去“流浪者之家”。他在那裡第一次見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一天，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連乾了許多杯香檳酒，最後是別人將他抬上出租車的。
幾天之後，他們二人又在丁香園見面了。菲茨杰拉德向海明威介紹他如何在美國報紙上發表短篇小說的經驗：先給《郵報》寄一篇，被發表之後，再將同一篇小說進行剪貼和稍微修改之後，寄給另一家報社。海明威聽後跳起來，責罵他對面的這位同胞為“卑鄙小人”。菲茨杰拉德也大聲喊道：“可我的許多好書就是用這樣的方法寫出來的！”
在爭吵之後，菲茨杰拉德請求海明威幫他一個忙：陪同他到里昂，取回由於天氣惡劣他和澤爾達不得不留在那裡的雷諾汽車。
海明威同意了。隨之而來的就是十分離奇可笑的旅程：出發時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沒有趕上火車，火車拉走了歐內斯特·海明威一個人；第二天，他們二人重逢之後，斯科特又喝得酩酊大醉。接下來是為開車旅行做準備。在去汽車修理站取汽車之前，他們購買了大量路途上需要的食品。到了修理站時，那輛雷諾已經修理一新，正等待車主來出發。那是一輛轎車，但沒有頂蓋。海明威覺得非常奇怪，斯科特解釋說：車頂蓋在馬賽被撞得凸凹不平，澤爾達讓修理工給鋸掉了。這就是他們把汽車留在里昂的真實原因。
他們二人在車內就座，斯科特坐在方向盤前，海明威在他的旁邊。上路不久，瓢潑大雨又迫使他們停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幾乎每次停車都補充葡萄酒，斯科特十分高興，以前他從未直接對著瓶嘴喝過酒。但突然，在兩口酒之間，他咳嗽了起來。難道這有可能是肺充血的先兆嗎？
“絕對不是。”海明威回答說。
“肯定是。”菲茨杰拉德十分有把握地說。
如果真是這樣，問題就嚴重了。據他所知，已經有兩個人死於肺充血。他堅持認為這就是肺充血的症狀，而他又不能讓同樣的命運落在自己的身上。
他們在沿途的一家旅館停下來：他生病了，必須臥床休息。
在臥室裡，斯科特換上睡衣，躺在床上。在閉眼之前，他要求海明威答應照顧他的女兒和夫人。海明威很痛快地答應了他的要求，因為他的脈搏正常，氣色很好。但是需要為他量量體溫。於是，他叫服務生來。
菲茨杰拉德鄭重其事地說：“如果有好轉，我們必須乘火車，我必須立即到巴黎的美國醫院去住院。”
體溫表拿來了。斯科特把它夾在腋下。五分鐘後取出，結果十分正常：37．6℃。
“高嗎？”病號問。
“沒有什麼。”
“那你的是多少？”
出於友誼，海明威也測量了自己的體溫。
“多少？”斯科特十分擔心地詢問道。
“37．6℃。”
“可你沒有生病吧？”
“絕對沒有。”
菲茨杰拉德從床上跳下來，脫掉睡衣，穿上衣服：“我每次生病都恢復得特別快。”
在巴黎還有一個美國人，海明威不認識。這就是住在弗萊律斯街的格特魯德·斯坦。海明威第一次到她家時，他27歲。在她眼中他十分英俊，對人也非常尊重。夫人對他的到來十分高興，因為他不僅可以替代那個因毀壞一把椅子被她趕出門的艾茲拉·龐德，而且他比龐德更加優秀：他乖乖地坐在她的面前，安靜地聽她講話，並且還徵求她的意見。他不是還請她到他的住處去看他的手稿嗎？
他拿自己的手稿給她看，他覺得它們寫得不賴，但小說中有一段非常蹩腳。出於指導他的目的，她讓他讀了她的最新作品《美國人的素質》。海明威驚訝得目瞪口呆：這才稱得上是著作。格特魯德·斯坦在她的《阿麗絲·道格拉斯的自傳》中寫道：“海明威對她講，他和他這一代人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將他們的一生用於設法將這本著作發表，讓它與讀者見面。”
的確，後來他為此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他重新抄寫手稿、校對小樣，為它的出版幫了許多忙。這位大男子漢十分和藹可親，十分忠心耿耿。當格特魯德·斯坦建議他退出新聞報業，全力投身於寫作時，海明威雙手緊貼褲縫，做出立正的姿勢發誓，並且他確實履行了自己的諾言。他毅然決然地回到美國工作，目的是當他返回法國時，不再從事記者工作。
真是一個好學生。在格特魯德·斯坦和舍伍德·安德森一起談到海明威時，異口同聲地說：“一個多麼好的學生啊！”
為何指出他這樣的優點，而非其他的優點呢？格特魯德寫道：因為他有兩位好老師——舍伍德·安德森和她本人格特魯德·斯坦。是的，她的確認為是他們二人共同培養造就了這個小傢伙。同時，她也不否認他有才能：他善於囫圇吞棗，不懂的東西也能記住。她拿他同德朗比較，海明威的身上透出一種帶古老韻味的現代氣息。
海明威的看法顯然不同。首要一點是他來格特魯德·斯坦家經常是單獨一人，因為女主人不喜歡夫人們跟著來見她，她們由阿麗絲·道格拉斯照顧。
海明威也喜歡這樣的拜訪，他不僅可以盡情地飲酒，而且可以慢慢地仔細欣賞掛在牆壁上的精緻漂亮的油畫。他與女主人之間的談話也不錯，起碼不令人討厭。沒有外人在場，她更加輕鬆自在，談論的主題更多涉及造物主們生活的閒話，而不是他們二人的創作與作品。她不惜花費時間給來訪者開的性教育課十分荒唐可笑：她竭盡全力想說服對方相信，男人之間的同性戀是骯髒的、墮落的，而女人之間的同性戀卻是美麗與高尚的。
其實，格特魯德·斯坦吸引海明威的只有她的作品，僅此而已。他覺得她的《美國人的素質》有一些優點，但也存在缺點：過長、重複、缺乏條理。他盡力撮合該作品的出版、校對小樣都是出於友誼，僅此而已，別無他意。
然而，他們最關心的話題仍然是緊緊圍繞格特魯德·斯坦自己：她的生活、她的著作。斯坦小姐希望她的著作能在《大西洋月刊》或者《星期六早報》上發表，她認為海明威根本別指望在這些報紙上發表東西，因為他還沒有資格，他並非一個好作家。其他的美國作家或使用英語的作家也不比海明威強多少。
在格特魯德·斯坦眼裡，所有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作家都只滿足於整天泡酒館，不顧一切地酗酒，他們是“被毀掉的一代人”。從那以後，鑑於它的荒謬，這已經成為一句名言。
由於格特魯德·斯坦無休止地侮辱這些年輕作家，乃至所有人，最後發展到同過去常去她家的許多朋友鬧翻了，只有胡安·格里斯例外，因為他當時已經不在人世了。包括她的哥哥萊昂·斯坦在1934年出版的回憶錄中，也同其他人結盟一致反對她。勃拉克、畢加索、查拉、馬蒂斯和薩爾蒙後來都分別發表文章批評這個女人的胡言亂語、貪天功為己有，為自己戴上了許多桂冠，而且說她不是根據作品本身的質量，而是根據個人喜好評論他們的繪畫作品。
比其他人更加寬宏大量的海明威也對她煩了。後來只同意去見她，可無論如何也無法同她親近了。他們之間的友誼在很久以後——60年代，他去世前不久才恢復。在自殺之前，他為懷念青年時代在法國巴黎度過的自由浪漫生活，撰寫了《歡樂巴黎》。
他的帽子扣在後腦勺上，絕對不像一個富有吸引力的迷人畫家，反倒酷似上世紀末紐約百老匯大街劇院的一個戲劇人物。他上吊自殺之後，我更願意經常回憶起的是他在多姆酒館那天晚上的樣子。
歐內斯特·海明威
漫步在蒙巴那斯大道上，要上格特魯德·斯坦家，或者是要去西爾維婭·比奇的書店時，海明威總從多姆酒館門前經過。每次他都見到一個男子坐在一張桌子前作畫。有兩個姑娘在旁邊陪伴著他。一個是褐色頭髮，另一個年齡很小，但很漂亮。那位男子穿著十分考究：藍色西裝，領帶、淺色襯衣熨得平整，皮鞋擦得鋥亮。脖子上掛一條雪白的真絲長圍巾，一頂瓜皮帽扣在前額。臉色稍顯灰暗，黑色的眼珠發出深邃的炯炯目光，但在眨眼間時而流露出無限的憂愁。他的嘴角上叼著一枝捲菸。
他打了個手勢，請海明威到他身邊去。
“跟我們一起喝一杯吧！”
海明威要了一杯啤酒。畫家說他有錢，可以喝威士忌。接著，他向作家介紹說那兩位女孩是他的模特兒，並且推荐一位給作家，還答應讓出他的畫室給他們消遣使用。於是大家一起大笑起來。
酒館的服務生給他們送來賬單時，那位男子接過那張紙，揉皺，開始在上面作畫。接著他拿起一根火柴，點燃那張紙，然後將火撲滅，再拿起那張點燃過的紙在仿羊皮紙上來回移動，稀釋了原來紙上的咖啡渣線條，三下兩下就勾畫出了坐在他對面的那個女孩子一幅惟妙惟肖的肖像。在作畫的同時，他還不停地和周圍的人們說著話。他的聲音溫和而甜美，帶點兒中歐人的口音。他一邊用蘇打水稀釋著他的水彩畫，一邊向他邀請來的客人提出無數的問題。聊著聊著，又一幅畫完成了，畫家朱勒·帕森Jules Pascin（1885—1930），祖籍保加利亞的美國畫家和雕刻家。把它扔在他的椅子上，又要來一張紙，接著畫……
海明威離開他們後，帕森向兩位姑娘提議再為他乾一杯，然後他們到了阿爾費雷多餐館。那裡的飯菜檔次很低，但價格卻很高，讓帕森有一種他在巴黎的高檔餐廳邀請自己的貴客用餐的感覺。
午夜12點時，同他們一起吃飯的共計15人，包括其他模特兒、畫家和一幫夜間遊蕩的閒人。帕森為大家付過賬後，他們就到蒙馬特爾或者蒙巴那斯的一家妓院打發剩餘的夜晚時光。他們中有的上樓，有的在一層待著。帕森繼續畫那裡的姑娘。時而許多人圍著誇獎他、讚美他，大家一起開懷大笑；時而他一個人帶著鉛筆、畫筆和酒杯，躲在一個角落不停地畫著。他喝得很多，喝得過多。他的朋友們常常玩弄詭計，用別的飲料冒充酒灌他，而他卻從來學不會他們使用的技巧。
哪裡熱鬧，那裡就準有帕森。他能經常帶領他的那一幫人搭乘朋友的汽車到鄉下或馬恩河邊遊玩。他帶的人中總是女人比男人多。下水游泳沖澡時，他們常常半裸露著身體一起吃冷餐，一起喝酒。晚上很晚回到城裡，還要到一家酒吧去告別一天。
帕森每星期起碼發出一次大量的請柬或氣壓傳送卡，邀請他的朋友們到他家——克里西大街36號來做客，而且可以帶願意帶的任何人來。
最先到達的客人總見到主人還穿著睡衣在剃鬍鬚。他帶著滿臉的肥皂沫在走廊裡悠閒自在地遊蕩，而他最寵信的模特兒們卻跑前跑後，為擺放火腿、雞、羊腿、酒和飲料而忙得不亦樂乎。
艾伊莎是帕森在大街上發現的一個黑白混血兒。她出生在法國的下加萊省，對帕森最忠實最依戀，但也時而為基斯林、凡·東根、藤田及其他許多畫家當模特。她也為在畫室內騰出更多的空地給大家活動而幫著擺放椅子和坐墊，整理家具。人們將在一起唱、跳、喝、笑，也許還有一支管弦樂隊來演奏……總之，活動將是簡單而隆重。這將不會是凡·東根式的社交聚會。活動結束時，帕森也許突發奇想，提議大家去馬賽附近的聖特羅佩海灣玩一趟。他已經這樣幹過一次。那天拂曉，五十來個吃喝玩樂之徒臨時決定乘上火車到了海邊，在狂歡暢飲了幾天幾夜之後，一個個醉醺醺地返回了巴黎。
另外一次，帕森在馬賽宴請他所有的朋友。因為座無虛席，他一個人到隔壁的餐館吃飯去了。這是弗朗西斯·卡爾科講述的有關帕森的一個故事。這未免有點兒過於離奇，也許是卡爾科編造出來的。但這也無關緊要，不管怎麼說，它完全符合帕森的天性：他喜歡熱鬧，喜歡到了發狂的程度。他絕對無法忍受獨處的時光，這對他是一種殘酷的折磨。
他最大的嗜好是請大家一起喝酒……如果你沒錢，又想喝酒，那就去找帕森。他整天無憂無慮、喜氣洋洋，他十分風趣，能夠講許多幽默的故事，也採取各種辦法激勵周圍的人們講故事，並且認真地聽他們講，大家邊講邊聽邊喝。喝醉了，大家，包括酒館裡的所有人，開始狂飲亂舞，縱酒狂歡。喝得愈多，他們愈高興、愈狂熱……然而，人們發現他偶爾也痛苦，似乎有一種無依無靠、無家可歸的感覺，甚至在蒙馬特爾，周圍到處是朋友的時候，他也會這樣。
［摘自弗朗西斯·卡爾科的《20歲在蒙馬特爾》］
凌晨，帕森替所有人結賬之後，單獨回到家中。醉醺醺的他此時的心情十分沉重。
上午，他養活的其他女孩子來了。他常常把她們打扮得怪裡怪氣，供給她們吃喝，以她們為模特兒創作繪畫作品，有時也同她們上床……她們給他買顏料，為他整理房間。這些女孩中間有跳舞的，他就給他們上舞蹈課，其他人學習當廚師或女僕。從理論上講她們都有各自的分工，但這些分工絲毫不影響她們穿上十分性感的輕薄透亮的服裝和花邊衣裙，為帕森做繪畫模特兒。他既是她們的雇主，也是她們當中有些人的情人，但他是她們所有人的朋友。
這些女孩子都十分年輕。帕森從未想過讓她們回家，更何況她們中的多數根本無家可歸，其餘的人所謂的家也只不過是一間陋室，或者是在街頭巷尾臨時搭的小草棚子。於是她們就都住在他的家裡。她們裹著被子睡在沙發上，甚至睡在地板上。帕森很喜歡平民家孩子的儉樸作風。
正如帕森的同胞畫家喬治·帕帕洛夫所說：“帕森是一位東方畫家，同時也是一位被驅逐、遭虐待而背井離鄉的猶太遊俠。”他為人豪爽、慷慨大方。他供養著一大幫人，他離不開她們，她們整天圍繞在他的身邊，無論他參加舞會還是酒會，總有這一大幫人浩浩蕩盪地尾隨其後。 “人們經常可以見到在帕森做東的餐桌周圍坐著各種膚色的人”，他的一位朋友，同時也是每餐必到的賓客皮埃爾·馬克·奧爾朗指出。 ［摘自1995年出版的皮埃爾·馬克·奧爾朗的《帕森之墓》］
帕森與莫迪利阿尼一樣不吝嗇，無論是他的繪畫作品還是錢，誰想要他隨手拿起就送給誰，誰需要什麼動手就可以拿走。他常把自己使用的物品送給他十分欣賞的朋友，把餐館裡結賬的零錢送給在同一餐館就餐者中最窮的人。當朋友去他家買畫時，帕森讓他任意選，答應以後郵寄賬單給他再結算，顯然這只是一種托詞而已，他根本不向他們郵寄結賬單：這是向他人送禮的一種方式。
在他的畫室有一個抽屜，裡面經常放滿錢。當有朋友手頭拮据時，他對朋友講：“開開抽屜，需要多少就儘管拿好了！”
他的繪畫作品有時被盜，因為抽屜裡所有的錢加起來也沒有他的一幅畫值錢。由於他的作品銷售得非常好，於是市場經常出現臨摹複製品。帕森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其氾濫。他賺的錢對他來說綽綽有餘，假如他是一個講究外表富有的人，他完全可以像畢加索和德朗那樣生活。他的所有作品都比德朗的售價高，只有兩幅畫比畢加索的售價低。但是他從不攢錢，掙來的錢全部花出去，而且花在別人身上的部分比花在自己身上的多得多。除了他的朋友、他的模特兒（他付給她們的錢比市場價格高出許多）和蒙馬特爾及蒙巴那斯的窮畫家之外，他還養活著兩個妻子（他已經結婚，可他愛著另外一個女人）以及所有做過他畫筆下模特兒的女子，她們中的大部分都是成年女子。他酗酒成性、愛好熱鬧、說話誇張、性慾旺盛，同時他又是一個背井離鄉、沒有國籍、四海為家、四處流浪的人。因此，在他豪爽、開朗、無憂無慮的表面現象背後，掩蓋著的卻是一個靦腆、焦慮和遭受著愛的痛苦折磨的人。
帕森出生在保加利亞的萊茵河畔。他的父親是富有的商人，有著土耳其和西班牙血統，母親是塞爾維亞—意大利血統。在世紀之初，為了發展生意，他們跨越邊界進入羅馬尼亞。帕森愛上了一個芬芳撲鼻的女子，從那以後，他如同吸了毒一樣惹上了性毒癮，由此引出的醜聞像幽靈一樣跟隨著他一生，始終未能擺脫。起初，只有15歲的他，愛上了一位30多歲的女人。全市對他們的歧視給全家在思想與精神上構成了難以承受的壓力。那位女子當時領導著一個效益非常不錯的企業，他家從這一方面得到了滿足，相對地減輕了一些精神負擔。然而，她的企業不是工商企業，而是布加勒斯特最大的妓院。這一點對帕森有著巨大的吸引力，但對他家庭的榮譽和家長的權威構成了巨大的挑戰。
於是，他的父親將帕森驅逐出羅馬尼亞，送他到了德國。帕森愛他的情人和那個妓院的妓女。同她們在一起的時候，他不停地在白紙上畫下她們窈窕的身材和秀美的臉蛋。在那裡度過的時光，使他無意識地學到了一些粗淺的繪畫知識。經過在慕尼黑、維也納和柏林潛心學習繪畫之後，他受聘於一家諷刺報紙《Simplicissimus》。該報紙經常刊登斯坦倫Steinlin（1859—1923），祖籍瑞士的法國油畫家、幽默畫家和廣告畫家。簽字的繪畫作品。帕森的這一決定讓他的父親更加氣急敗壞：他對兒子背叛了其家族歷來信奉的猶太教的行為早已忍無可忍；父親的生意興隆，本來能夠保障他有一個穩定、富有、無憂無慮的前景，他卻無力繼承；繼而又一頭栽進了可恥到令人難以啟齒地步的妓院中學會了男人的行當和畫畫，他的父親對此一直耿耿於懷；現在，他又決定為一份對世上所有人和一切傳統價值觀念一概不放在眼裡的垃圾報紙工作。真是大逆不道，令他忍無可忍！
為了不讓他進一步敗壞家族的名譽，父親命令兒子立即更改姓名，斷絕同家庭的一切關係。於是，他由原來的朱利尤斯·莫爾德蓋·潘卡改名為朱勒·帕森。同帕森的情形完全一樣，法國人勞特累克（Lautrec）同樣是接到了父親下的一道類似的命令，將原來名字中的字母顛倒一下位置，改名為特累克勞。他們二人改名的時間，前後相差只有幾個星期。不同的是，特累克勞很快放棄了他的新名字，而帕森卻將它保留終生。
朱勒·帕森於1905年12月24日到達巴黎，年僅20歲。帕森帶著自己選擇的名字，拋棄了有可靠保障的前途，同家人斷絕了一切來往，靠著報社給他的固定薪水過著舒適的生活。他終於成了一個真正的自由人。他到達巴黎時，有許多人到火車站接他。對於一個從東方來的移民來說，這是少見的現象。來接他的人中大部分是德國人，他們不辭辛勞地跨過塞納河，到右岸來迎接他，因為他們從報紙上已經久聞其大名。他們直接將他安置在蒙巴那斯區德朗布大街學院旅館的一個房間……他們之間花天酒地的日子從此便開始了！
活動首先在12月25日晚上，從塞巴斯托博爾大街開始。有一個意外的驚喜，上天賜予了他們一份上等聖誕禮物：一位姑娘。
接著，這幫人一起奔赴盧浮宮。帕森和其他許多人大量臨摹了祖師們的作品，用他們使用顏料創作的圖像作品慶祝聖誕。
這樣的活動天天都有，每次都是在蒙巴那斯帕森居住的旅館收場。不久以後，帕森就有了畫室。從此以後，他的朋友們常來他的畫室。來客中總少不了寫帕森的作家：保爾·莫朗、皮埃爾·馬克·奧爾朗、安德烈·瓦爾諾、歐內斯特·海明威、安德烈·薩爾蒙和伊利亞·愛倫堡……
每天早上，帕森約大家到多姆酒館去會面，所以活動總是從那裡開始。
和莫迪利阿尼一樣，帕森同各種派別都有來往，但只在他們的外圍活動，從不在組織上正式參加任何派別。在“洗衣船”派活動高潮時期，他常在跑馬場同畢加索見面。帕森到巴黎的那天，他在德國結識的畫家維熱爾斯帶領其他人到火車站接他。後來維熱爾斯去世時，他的葬禮正是在帕森的主持下進行的。 “洗衣船”派藝術家們都參加了他的葬禮。畢加索和他的朋友們有的穿藍色或者黃褐色的工作服，惟有帕森全身黑色葬禮服，當時他的頭上已經歪戴著那頂傳奇式的帽子。
同莫迪利阿尼一樣，帕森迷戀女人、喜歡熱鬧和愛酗酒，但另一方面他熱情好客慷慨無度。還是和意大利人莫迪利阿尼一樣，他的周圍總有許多的朋友和崇拜者，他也受到人們同樣的熱愛。他們兩個屬於同一代人，都是背井離鄉、流落他國；兩位心頭都承受著劇烈的傷痛折磨，一個是由盧浮宮雕像的丟失導致一生的悲哀，另一個是因一個女人的逝世造成的一蹶不振。他們各自反映出處在不同時代的人們卻有著同樣悲劇的社會現實：前者處在戰前缺衣少食的貧困之中，後者處在戰後豐衣足食的富有時代，但是他們卻遭遇到同樣悲劇性的命運，而且二人都被內心的痛苦折磨致死，間隔僅僅十年的時光。
帕森其實是一位出色的畫家。他從1908年起一直參加秋季藝術博覽會，也參加柏林、布達佩斯以及其他地方的繪畫展。 1924年，他還為皮埃爾·勒布的畫廊開幕剪彩。
1907年他還住在學院旅館時，他和多姆酒館的酒友亨利·班格合用一間畫室。一天晚上，班格說第二天有人來拜訪。來訪者是一位年輕姑娘，她從事雕塑和在像牙微型雕塑上繪畫。帕森決定身穿睡衣、耳鬢戴一朵鮮花接待她。
來者大高個兒，褐色頭髮，目光游離。帕森只用了一個小時就征服了她。他給她灌了大量白酒，很快就把她放倒在長沙發上，並且發現她的襯裙下擺是被縫死的。這是母親為保護女兒的貞操而採用的慣用手法。這位名叫埃爾米娜·戴維的姑娘當年21歲。
這一天，埃爾米娜·戴維進入了朱勒·帕森的生活，並且成為他第一任妻子，也是惟一的合法妻子。但他們十年之後才舉行結婚典禮。在帕森正式搬進克里西大街的住宅之前的許多年內，他們一直住旅館，有時在一起，有時分居。
朱勒·帕森的第二個妻子名叫塞西爾·維迪伊。她比埃爾米娜·戴維重要得多，蒙巴那斯的人們習慣性地叫她呂西。她14歲在肉店當學徒，15歲學裁縫，後來到馬蒂斯繪畫學校當模特兒。她正是在那裡認識了她一生中的兩個男人：朱勒·帕森和佩爾·克羅格。
帕森聽到傳聞說這個女人是巴黎最美的女人之一，就去馬蒂斯繪畫學校。他的惟一目的就是認識這個女人。她長著褐色頭髮，皮膚白淨，體態豐盈出眾。帕森邀請她為他做模特兒。她痛快地接受了。他提出了得寸進尺的要求，她沒有拒絕，於是他們進了安維爾廣場的一家旅館，事完之後，兩位一夜情人在十年內從未謀面。佩爾·克羅格是克里斯蒂安·克羅格的兒子，愛德華·蒙克Edvard Munch，挪威畫家、雕塑家。的教子。他同樣是在馬蒂斯繪畫學校認識了呂西。她做他的模特兒，接著他帶她去了舞廳。他們墜入了情網。後來，他們二人都成了探戈舞專家。他們去了挪威生兒育女，後來回到巴黎，於1915年結婚。
當時帕森遠離法國。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個月，帕森離開他在法國巴黎約瑟夫-巴拉街3號的畫室，去了布魯塞爾，接著去了倫敦。從倫敦又去了美國。在美國，他也是小有名氣。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紐約、南美洲國家和古巴度過，並且不斷地給戰斗在前沿陣地的畫家朋友們匯款。 1920年，他獲得了美國國籍，1921年重返法國。
剛到巴黎，他立即到約瑟夫街3號尋找他臨走時存放在地窖裡的箱子。在約瑟夫街3號院子裡，他意外地遇到他走後住進他房間的女主人：呂西·維迪伊。她已經成了佩爾·克羅格的妻子——呂西·克羅格，有一個三歲的男孩子。但這也未能阻止他們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並且從此之後一起苦苦地廝守了十年，直至帕森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