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現實主義：是在無論用口頭或者書面形式表達思想的真實運作中運用的純心理自動性，運用它時杜絕施加任何理性控制，不顧及任何美學或道德觀念，惟獨注重的是如實地記載現時的所思所想。
安德烈·布勒東
羅伯特·德斯諾斯結束其兵役生活時剛滿20歲，布勒東26歲。後者被這位小弟弟的“倔強違拗和咄咄逼人的充沛精力”震撼。從這方面講，德斯諾斯的確是一位非同尋常的人。他小矮個兒，一縷褐色頭髮覆蓋在眼睛上，牡蠣般的淡紫色眼珠周圍鑲嵌著茶色，穿著隨便，毫不講究。狂熱、易衝動，對待有點兒理性的敵人要么愛得瘋狂，要么恨之入骨。作為博諾特幫無政府主義者的朋友，德斯諾斯也動輒使用拳頭。但是他不會打架，於是他的女友給他上過幾次拳擊課。然而，因為一旦遇見不平之事，他總是第一個衝上去，所以學會了拳擊也沒有免除他經常受皮肉之苦。
德斯諾斯不僅不惜肉體挨打負傷而經常勇敢出擊，而且在寫作文字中也同樣毫無畏懼，無所顧忌。他純粹是一位文字魔術師：他常常寫藏頭體詩，巧妙地運用每行詩句的第一個字母連讀就構成了作者的姓名或者詩的題目；通過改變一個詞中字母的位置構成另一個詞（例如將gare改為rage）；對字母或音節做戲謔性的次序顛倒構成新的詞或詞組（例如將sonnez trompettes寫成trompez sonnettes）；或者隨心所欲地創造各種音節和單詞。他在文字方面表現出來的自由，完全打破了語言邏輯和語法規則，與當時出現的超現實主義潮流不謀而合。在這一點上，布勒東有先見之明。
德斯諾斯在他工作的報社什麼都寫，表現出了他罕見的寫作天賦。起初，他將一些廣告宣傳材料翻譯成他一字不識的語言，接著他翻譯有關根瘤蚜蟲病、甜菜種植、帆船航行、壓死狗等各種類型、各種內容的報導文章。
德斯諾斯是歐仁·梅爾的朋友。歐仁·梅爾有一副金子般的好心腸。他是《巴黎晚報》（1930年讓·普魯沃購買了該報社）和《白色梅爾》報社的創始人。 1919年之後，該報每個星期六出諷刺版，先後出了充滿無政府主義樂天派諷刺意味的報紙共8000多份。 1927年的一天，歐仁·梅爾突發奇想，要創辦一份新日報——《巴黎早報》。他求《巴黎晚報》報社寫作最NFDA5嗦的編輯、一位24歲的年輕人——喬治·西姆農幫助他，為他的報紙寫文章。西姆農雖然年輕，卻很有幾套成功的辦法。德斯諾斯高興地在旁邊看著他們，並且在暗中支持他們。梅爾和西姆農串通一氣，將設置一個具有兩個暗道機關的圈套。他們將簽署一項合同。合同中規定簽署合同的作家必須保證三天三夜完成一本小說，《巴黎早報》為他發表。為了使情節更加能夠吸引讀者，西姆農自然將在選題上盡量投讀者所好，並且極力強化對人物的描寫，甚至允許公眾直接參與小說的選題。例如在描寫男女之間的私生活時，不是關起門來寫，相反，作者要在盡可能多的人面前寫，以便隨時聽取他們的意見。具體如何做呢？在紅磨坊（巴黎最著名的紅燈區）前設立一個玻璃亭子，喬治·西姆農將在這個亭子裡寫作，不時地徵求出入紅磨坊的人們的意見和建議。
玻璃亭子將修建起來。合同開始履行之後，喬治·西姆農應該能夠領取合同總金額10萬法郎中的2．5萬法郎，作為預付款。這種做法被視為一舉幾得、對多方都有利的絕妙主意，可以傳至子孫後代，而且也受到了那個時期目擊者的歡迎。尤吉·德斯諾斯寫文章吹捧這個計劃，安德烈·瓦爾諾表示祝賀，弗洛朗·費爾斯欣賞這一構想，路易·馬丁-肖非耶也為此欣喜若狂……歐仁·梅爾覺得很好玩兒，因為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玻璃寫作亭，也從未有過三天寫成一本小說的奇蹟，也無人見過如此著迷的公眾。惟獨西姆農是個講求實際的人，在計劃臨近實施的最後時刻，他將活動取消了……
羅伯特·西姆農也愛賭博，但他與其老闆的賭法不同。布勒東把他叫做“隨時保持警覺的瞌睡蟲”。因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敏感，更加容易受到超現實主義主張的催眠、夢境與幻覺的誘惑。
是勒內·克勒韋爾Rene Crevel（1900—1935），法國作家。於1922年將催眠、困倦術引進到超現實主義者的圈子中來。一年之前，由於他具有通靈天賦，得到一位女招魂巫師的讚揚。
催眠困倦，與其他產生於夢幻或未受任何控制的心理活動等現象相同。它對超現實主義來說，是一個獨立存在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末，“超現實主義只要抹掉夢幻與現實、意識與非意識之間的界限，不期求其他任何東西”，“超現實主義是一種邊界現象，其任務是在負責供給的非意識與負責接受與開發的意識之間建立聯繫”。 ［摘自1976年日內瓦斯基拉出版社出版的加埃堂·皮宮書中引用的《超現實主義報》］。
不久，他們都醉心於這種酷似集體靈媒的沉眠之中。克勒韋爾帶頭從事這種沉眠實踐：他與馬克斯·莫里斯、羅伯特·德斯諾斯和安德烈·布勒東手拉著手，關在一個隔絕一切聲音的昏暗屋子裡，他逐漸進入了昏昏欲睡的狀態。在困倦與睡夢之中，他朗誦、唱歌、嘆息，而且還講故事……他醒來時，絲毫回憶不起他在睡夢中所做的任何事情。
下一次輪到了德斯諾斯從事此類沉眠實踐。在完全沒有意識的情形下，他輕輕地撓著桌子。據克勒韋爾說，這種撓痒癢的動作反映出他希望書寫的願望。人們在處於睡夢中的德斯諾斯面前放了一張紙，在他的手中放了一枝筆。奇蹟出現了，他動手寫了起來。克勒韋爾仔細地觀察著他，其書寫速度快得令蘇波等周圍觀看的人們吃驚（在實際生活中，惟獨阿拉貢有能力用同樣快的速度撰寫作品）。德斯諾斯在一股沸騰的熱情推動下，用如此快的速度寫出了不少書。然而，德斯諾斯本人卻始終不相信那是在無意識的情形下進行的，在他看來，“書寫”與“無意識”兩個詞語是相互矛盾的。但他完全保持沉默，什麼也不說。
恩斯特、艾呂雅和莫里斯無論如何努力，也無法進入夢幻狀態。蘇波和阿拉貢待在一旁觀看。德斯諾斯經常在布勒東家裡似睡非睡，同時既寫又說，還做夢，並且不停地擁抱莫爾菲。一天夜裡，由於怎麼也叫不醒沉眠中的德斯諾斯，布勒東只好去叫來一位醫生，但迎接醫生的卻是德斯諾斯的一陣叫罵。
還有一次，德斯諾斯與在紐約的馬塞爾·杜尚通過心靈感應建立了聯繫，杜尚對他講了幾句話，他全部記錄下來。最後，杜尚還通過羅斯·塞拉維之口向德斯諾斯表示過敬意：
羅斯·塞拉維十分了解鹽商。
［摘自1953年羅伯特·德斯諾斯出版的《羅斯·塞拉維》］
在一天集體練功期間，克勒韋爾要求參加的人們到衣帽架上去上吊。德斯諾斯得寸進尺，手執菜刀，在院子裡追趕艾呂雅，聲稱要殺死他。布勒東用盡了全身力氣才避免了一場災難發生。這一切愈走愈遠的發展傾向，促使他們的頭目布勒東終於明白了必須立即終止此類活動。他在《莽撞行為的前景》中寫道：
羅伯特·德斯諾斯在許多年中全身心地投身於（從靈魂到個人財產全部投入到）超現實主義的一切出於自動性的活動之中，即從事一切活動完全憑心理自動性，嚴禁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我從開始擔心他的體質抗不住時起，就曾經多次試圖阻攔他繼續從事這樣的實踐。是的，我繼續相信在這條道路上，在超越我所擔心的界限之後，有可能發生精神分裂。
布勒東的確勸阻過德斯諾斯，但有一個問題仍然存在：在相信動作和語言自動性的信徒們參加的一些招魂集會上，德斯諾斯是在裝睡嗎？
在清醒的時候，無論是在運用語言上還是動拳頭，德斯諾斯都相當靈活。
在把德斯諾斯介紹進入“文學”社之後，布勒東把他當做未來鬥爭的主要依靠力量之一。他沒有忘記他們的首要目標：達達運動始終是他們的瞄準線。在發起最後衝鋒之前，還必須繼續進行訓練。 1922年4月，在巴黎大會失敗八個月之後，爭論又起。
1922年12月11日，在安托萬劇院上演了兩部戲：雷蒙·魯塞爾的《Locus Solus》和一部愛國戲《閒散戰》。
布勒東和他的伙伴們仍然是以達達運動的名義，而不是以超現實主義的名義全力支持雷蒙·魯塞爾。阿拉貢、德斯諾斯、布勒東和其他幾個人分散在劇場內的四處。在《Locus Solus》的演出過程中，他們都帶頭鼓掌，不顧其他觀眾的責罵，大聲地相互呼應，一起向作者表示祝賀。 《閒散戰》引起了這些超現實主義者的不滿，他們同時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怒。阿拉貢在劇場的一側故意拖長聲音大聲地喊道：
“德國萬歲！”
“打倒法國！”德斯諾斯在另一側呼應道。
“那又怎麼樣？”一位演員問道。
“那麼都是王八蛋！”布勒東從看台上叫喊道。
整個劇場變得一片混亂。雷蒙·魯塞爾從心底里感到高興：
此事在巴黎引起了很大的轟動。結果是一夜之間我就成為無人不知的名人……我的一部作品的名字廣為流傳。
［摘自雷蒙·魯塞爾的《我是如何寫我的一些作品的》］
於是，他在當年又寫出另外兩部戲劇《Cocus Solus》和《Blocus Solus或者les btons dans les Ruhrs》。
十個月之後，超現實派再次全力捍衛雷蒙·魯塞爾的《前線明星》。再次引起在場觀眾極大的公憤，以至於演到第三幕時只好收場。當一位氣憤的觀眾向德斯諾斯喊叫說“你們都是被雇用來捧場的”的時候，羅伯特·德斯諾斯反駁說：“我們是受僱用來捧場的，而您呢？”啪！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那位觀眾的臉上。
下一次活動於1923年7月6日在米歇爾劇場舉辦。這一天，查拉把他所有的朋友都拉來觀看一場十分平靜但混亂得離奇的節目。他們向觀眾表演了斯特拉文斯基和“六人團”的作品，朗誦科克托、蘇波、艾呂雅和阿波利奈爾的詩，表演舞蹈，放映最新電影和演出特里斯坦·查拉的三幕劇《氣心》。
問題是在組織這次活動之前，沒有任何人徵求蘇波和艾呂雅的意見。他們兩人都沒有預料到能將自己的詩作與科克託的詩作同時在這次活動中朗讀。因此，他們出席表演活動時，都帶著跟隨他們的保鏢。
演出開始時，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但在樂曲演奏結束之後，一個年輕的達達分子皮埃爾·德·馬索走上舞台，開始宣讀一篇攻擊紀德、畢卡比亞、杜尚和畢加索的文章。恰好畢加索和布勒東當時也都在現場看演出。於是，布勒東上台為畫家（畢加索）辯護，德斯諾斯和佩雷跟著布勒東也上了舞台。他們兩位上前抓住馬索，布勒東舉起手中的手杖，打在了馬索的手臂上，並且發生了骨折。全場向侵犯他人的那幾個人發出了憤怒的吼聲，並且將反對的矛頭一致轉向布勒東。站在遠處觀戰的查拉報了警。布勒東、德斯諾斯和佩雷被驅趕出劇場之後，劇場內才終於平靜下來。遺憾的是在短暫的平靜之後，查拉的戲劇剛剛開幕，一個與眾不同、目光迷茫、金黃色頭髮的大個子年輕人站起來，點名要求查拉給大家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他為何要把布勒東驅趕出劇場？
剛來的治安警察仍然在劇場內。他們立即向保爾·艾呂雅衝過去，然而，艾呂雅的朋友們和保鏢們馬上在他的周圍築起一道銅牆鐵壁。於是，詩人們和警察動手打起來了。此時，查拉跳上舞台，艾呂雅改變了他的進攻目標，轉身撲向查拉，重重地打了他一記耳光。全場群情激憤，鬥毆很快擴展到了觀眾和劇場的工作人員當中，繼而擴展到了劇場之外。劇場內外驟然變得一片混亂。第二天，劇場經理拒絕接受新的演出，理由是：搞藝術可以，打架，不行。
布勒東對查拉請警察來幫助將他驅趕出米歇爾劇場一事一直耿耿於懷，不能原諒。在他的作品《漫步》中，他寫給達達運動之父查拉的題詞如下：“贈給1924年的小說家、五毒俱全的騙子、警察的耳目特里斯坦·查拉。”《漫步》中包括一篇題為《放棄一切》的文章，文章充分地表明作者與達達運動徹底決裂的決心：
放棄一切。
放棄達達。
放棄您的妻子和您的情婦。
放棄您的希望與恐懼。
到森林深處去重新播種。
放棄您的獵物，到不為人知的地方去。
放棄舒適生活和他人為您的未來提供的一切。
邁出堅實的步伐，走自己的路。
［摘自安德烈·布勒東的《漫步》］
很長時間之後，布勒東和查拉這兩位冤家對頭還將見面，但這要等到《超現實主義宣言（二）》發表之時。
超現實主義運動在1924年發生了重大轉折。布勒東並不滿足於發表他的《漫步》，他也發表了《超現實主義宣言》。與此同時，阿拉貢發表了《放蕩不羈》，佩雷發表了《永存的疾病》，艾呂雅發表了《永存的死亡》，布勒東當年結識的阿爾托Antonin Artaud(1896—1948），法國作家、戲劇家和戲劇演員。發表了《煉獄的中心》。
這個超現實主義小集團除發表了上述作品，在文人界獲得一席之地之外，他們在格勒內爾街15號還有一個“超現實主義研究辦”。這個辦公室每天下午四點半至六點半開門辦公。不久的將來，他們要在雅克-卡洛街開一個陳列室，由想像天才羅朗·蒂阿爾主持領導，遺憾的是他從不寫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即將創辦一份雜誌《超現實主義革命》。首期將在社長皮埃爾·納維爾和邦雅曼·佩雷的主持下，於1924年12月份出版。
1924年也標誌著安德烈·布勒東生活的重大轉折。這一轉折與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國小說家，1921年10月加入法國共產黨，同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逝世以及超現實主義者們針對這一事件製造的醜聞有關。
布勒東憎恨作家阿納托爾·法朗士，他曾經在他的《與安德烈·帕里諾的談話》中寫道：
他吹噓說他的寫作風格清晰明了，但在閱讀他的作品的過程中，我們絲毫也體會不到這一點。特別令我們反感的是他過重的懷疑心理……在做人方面，我們認為他十分不光明正大，這一點是最令人鄙視的：他吹噓自己在調解左派與右派的痛苦方面做了所應該做的一切。由於獲得過多的榮譽和生活在無憂無慮之中，他在道德上墮落了。
在舉行阿納托爾·法朗士的葬禮的時候，阿拉貢、布勒東、艾呂雅、德爾泰伊、德里厄和蘇波發表了異常激烈的誹謗阿納托爾·法朗士的文章：《一具死屍》。布勒東還特別在題為《拒絕埋葬》的文章中寫道：
我們應該將除掉這不吉利的三個人——洛蒂Loti（1850—1923），法國小說家。 、巴萊斯和法朗士的這一年標上白色標記，因為他們分別是白痴、叛徒和奸細。
阿拉貢愉快地緊接著布勒東問道：你們扇過一個死人的耳光嗎？
我堅持把欣賞阿納托爾·法朗士（France）的所有人全部看成是墮落的人。在思想方面，他簡直是一個可惡的江湖騙子。法國人民高興地將法蘭西（France）的名字借給他用，而他卻給他們帶來如此大的恥辱，平心而論，他對得起這個名字嗎？ ……有的時候，我真想用一塊橡皮將人類的這一污垢擦去。
集體抨擊阿納托爾·法朗士的文章讓安德烈·布勒東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正是這些極其激烈的攻擊性文章，使他失去了佔據多年的工作崗位。而正是因為他佔有這一崗位，他才得以出席了在德魯奧舉行的卡恩維萊收藏畫的拍賣會。在那次拍賣會上，他利用職務之便不僅給自己購買了許多著名的繪畫作品，而且還給僱用他完成這項使命的一個人買了許多。這是一個在許多年中使得蒙巴那斯的大多數藝術家（包括畫家和詩人）得以生存下去的人，他就是大力資助文學藝術事業的時裝大師雅克·杜塞。
直至月底，我一直沒有任何事情可做，只好到田地裡度日如年地煎熬著，躺在草叢中不停地吸煙，不停地胡思亂想……多虧了杜塞先生，我才得以有了今天。
布萊斯·桑德拉斯
1924年的時候，雅克·杜塞先生已經不算太年輕，而且對高檔時裝也已經沒有多少興趣，再加上他也討厭人們把他當做時裝師傅。的確，他曾經是，而且一直是“美好時代”婦女的偉大救星。是他在為她們製作的服裝中引進輕薄透明的織物、花邊、打褶和刺繡，是他決定不能繼續把婦女們禁錮在人工製作（支撐裙子用）的鐵圈和緊身胸衣當中，是他為她們製作出了花樣翻新的貼身、凹領、能夠體現婦女美麗身段的連衣裙。
他那個時代最高貴的婦人們都穿他製作的時裝。他製作的時裝表演會的確是真正的藝術展示。每個星期天，那些公爵、伯爵小姐太太都愛到隆尚賽馬會上展示他為她們製作的色彩鮮豔、柔軟輕便、手工精細的漂亮服裝。許多藝術家都是他的朋友，薩拉·貝納爾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國劇團團長兼戲劇演員和電影演員。和雷雅娜Rejane（1856—1920），法國戲劇演員。都是他的知心朋友。然而，他的惟一願望卻是出售他的服裝店。因為他雖然是時裝大師，但他首先是一位收藏家。儘管表面上看不出來，其實他實際上有點兒異常。他相貌英俊，穿著講究，銀灰頭髮，鬍鬚柔軟、修剪整齊。他腿上帶護腿套，腳上穿閃閃發光的靴子：傳說他使用特殊的上光漆，並且每天脫下鞋子後都把它們放進爐子裡烤。
儘管他同巴黎的大多數文人都有來往，但由於他性格比較粗暴，朋友不多。然而，他是個感情豐富、多愁善感的人。遺憾的是，他的愛心往往得不到應有的回報而時刻感到十分孤獨。他愛過一個年輕姑娘，但遭到拒絕；愛上了第二個姑娘，當她還沒來得及接受他的求愛，便去世了；後來他愛上一位已婚女子——R夫人，他打定主意要勸她離婚。在他計劃送給未來新娘的禮物中，有他已經讓人開始在布洛涅森林附近的斯蓬蒂尼街修建的一座私人公館。當他漂亮的心上人終於同意答應他的求愛時，雅克·杜塞購買了大量拉圖爾、弗拉戈納爾和布歇的油畫、瓷器、中國的小擺設，再加上他原有的華托、戈雅和夏爾丹的油畫、雕刻作品以及一百來件18世紀的作品（1906年德魯奧第一次大拍賣時，大師已經購買了上述作品收藏起來），無疑，新娘將擁有一座博物館似的公館。
令人遺憾的是，這位R夫人從未來過這座夢幻般的宮殿。因為在她丈夫終於同意她離婚請求的前幾天，她突然去世了。
杜塞從此一蹶不振。 1912年，他賣掉了全部收藏品。他決定把由此獲得的700萬金法郎用來修建一座藝術圖書館。
從1909年起，他在斯蓬蒂尼街私人公館的對面租了一座房子，在裡面集中存放經過他精心挑選購買到的一些稀有手稿和出版物。他僱用了藝術評論家勒內-讓協助他工作。他擴建了這座房子，它後來成為法國最大的圖書館之一。在大戰期間，先後由安德烈·蘇亞雷斯、安德烈·布勒東和瑪麗·多爾穆瓦負責管理這座圖書館。雅克·杜塞最後將它遺贈給了巴黎大學。
收藏家杜塞處處表現出他的慷慨與大方。一天，他參加在其時裝店舉辦的試衣活動，一位顧客大聲地嚷嚷道：“我一旦聽到《特里斯坦》的曲子，我就欣喜若狂，就可以隨便別人怎麼擺佈，他們要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好極了。”時裝大師自言自語道，心想這下可找到知己了。
歷史書中沒有記載杜塞是否喜歡瓦格納，但他為這位女顧客擺設筵席盛情招待了她，這就足以體現他是多麼尊重這位女顧客。他租了一套房子，在裡面佈置了十分考究的家具擺設，並且請了女音樂家。她來了。貴客剛剛關上客廳的門，優美的樂曲就在隔壁房間響起。
“請您來看。”杜塞說。
他拉著自己不久之後的意中人進了一間房間，那裡有一些音樂家正在演奏《特里斯坦》的片段。那裡的氣氛像在天堂。
杜塞對在大戰期間和大戰以後資助的藝術家們也表現出同樣的慷慨，完全如同對他的美人兒一樣。他要求他們每人送給他一份禮物。他要的不是人，而是他們的作品。因為他不僅僅收集初版書籍和手稿，無論這些手稿是何等的稀少（例如波德萊爾、蘭波、夏多布里昂、魏爾倫、馬拉美、福樓拜、克洛代爾、雅姆、紀德的手稿），也希望他資助的作家和詩人為他寫些東西。
杜塞在他最先接觸到的文人中選擇了安德烈·蘇亞雷斯，交給他一項任務：每星期給他寫一封信，內容是有關現代文學或者當前形勢。 1916年，皮埃爾·勒韋迪經常寫涉及那個時代藝術運動的文章，每篇可以獲得酬金50法郎。 《南北》雜誌創辦之後，杜塞不僅從物質上給予支持，而且經常給他提出大量的建議。正是在杜塞的督促下，勒韋迪把讓·科克托從該雜誌編輯部開除出去。但這也並不妨礙在談到雷蒙·拉迪蓋接受杜塞的幫助（每個星期寫一篇專欄文章，得酬金50法郎）的時候，讓·科克託對拉迪蓋說：“嘿，是我的那位老朋友杜塞啊！”［摘自弗朗索瓦·夏蓬的《雅克·杜塞——資助藝術的藝術》一文］
安德烈·薩爾蒙發表他對文學的觀點也獲得酬金，馬克斯·雅各布也一樣。雅克·杜塞也希望從雅各布那裡得到有關文學藝術前衛戰士的最新消息。他經常可以從雅各布那裡得到消息，但不是他希望得到的。詩人向他詳細報告：勒韋迪和迭戈·里維拉在拉彼魯茲家裡打架鬥毆的經過：《蒂雷亞斯的乳房》的上演引起的糾紛；作曲家埃里克·薩蒂與評論界的衝突等等。馬克斯·雅各布向資助人杜塞坦率地表露他對文學和詩歌方面的愛好與厭惡。但當杜塞要求他談論畢加索時，他卻決不向其資助人的要求讓步：
我沒有寫過任何有關畢加索的東西。他對人們寫他十分反感，他對別人的不理解和洩露他人秘密的行為十分厭惡。我非常崇拜他、尊重他，也非常感激他，我決不做任何令他不愉快的事情……有些朋友靠他的名聲度日，但我相信將來總有一日……咱們看吧……
［摘自馬克斯·雅各布的《通訊錄》］
馬克斯·雅各佈出售給杜塞幾部書的手稿：《圍困耶路撒冷》、《搖骰杯》、《基督在蒙巴那斯》，有些是原始手稿，有的是重新抄寫的。雅各佈建議杜塞去找阿波利奈爾和名聲小一些的作家或者一些窮困畫家。馬克斯·雅各布缺錢時，會毫不猶豫地去向他的資助人提前支取稿費。為了表示感謝，他送給資助人一些水粉畫。
杜塞也找布萊斯·桑德拉斯。那個時期，後者恰好經常身無分文，連吃飯都成問題。他常到《法國信使》送一些詩作。一旦對方接收了他的作品，桑德拉斯就提出預付一點兒的要求。
對方總是差點兒背過氣去似的驚呼道：
“預付什麼？”
“錢，請您行行好吧。”
氣氛立即變得緊張起來。桑德拉斯的臉漲得通紅。
“先生，您要知道，《法國信使》報社是從來不給詩詞作者預付款的。”
“那沒有關係，您就把它改成散文吧。請您無論如何給我六個生丁吧。”作者聳聳肩膀爭辯說。
他沒有拿到錢，但無人知曉他是否將其作品留給了報社……
據悉，在不久之後，雅克·杜塞的僕人來拜訪了桑德拉斯，並且向他轉達了其主人的建議：每月給他寫一封信，作為交換，他每月可以得到100法郎。他感覺這筆買賣簡直不可思議，他在《上天的賜予》中寫道：
那時杜塞先生也不是我的朋友，沒有任何理由給他寫信，再說對他說些什麼呢？ ……我甚至沒有資格認識他。
於是，他作出了否定的答复。桑德拉斯寫了一封拒絕信。這簡直是一份禮物，因為對於收藏家杜塞來說，這是一封不用付酬金的免費信件。桑德拉斯在這封信中提出了一個反建議：他同意為杜塞寫一本書，條件是每月交付一章。
杜塞的僕人回到斯蓬蒂尼街杜塞的公館。接著他又返回桑德拉斯家，在他的桌子上放下100法郎和一封信。信中表示他們的買賣成交了。作為答复，桑德拉斯又給杜塞寫了兩封免費信件！詩人進一步明確了他們合同的具體條款：這是一本小部頭的書，用12個月完成，每月多少頁，每頁多少行，每行多少字；每月1日預付當月酬金；版權歸作者所有。 《通曉天文、自然和占卜的高盧僧侶》就是這樣寫出來的。桑德拉斯說，他與杜塞只在這一件事上打過交道。
安德烈·布勒東同其他大批人一樣，也得到了這位時裝大師的鼎力相助。 1920年12月，他被聘用為杜塞圖書館的管理員。任務是選擇他認為符合他那個時代敏感性的著作和向他這位70歲的老闆傳授現代藝術。於是，他將會讓其老闆購買下《阿維尼翁的少女》（花了2．5萬法郎）、盧梭海關的《玩弄蛇的人》(圖58)以及德朗、德·契里柯、修拉、杜尚、畢卡比亞、恩斯特、馬松、米羅等畫家的作品。
1922年，布勒東向雅克·杜塞提議擴建圖書館，並且自作主張聘任了阿拉貢，二人共同製訂一個擴建計劃，其宗旨是收集和購買傳統文學和官方文學不接受或者不知曉的文學作品。除了他們已經接納的洛特雷阿蒙和雷蒙·魯塞爾的作品之外，他們二人提議該圖書館向帕斯卡爾Pascal（1623—1662），法國作家和哲學家。 、康德Kant（1724—1804）,德國哲學家。 、黑格爾Hegel（1770—1831），德國哲學家。 、費希特Fichte（1762—1814），德國哲學家。 、柏格森、薩德Sade(1740—1814），法國著名作家。 、雷蒂夫·德·拉布勒托納Restif de la Bretonne（1734—1806），法國作家。 、蘇Sue（1804—1857），法國作家。 、雅里和達達等人的作品開放。他們還向杜塞建議購買讓·波朗、特里斯坦·查拉、保爾·艾呂雅、邦雅曼·佩雷、羅伯特·德斯諾斯、雅克·巴龍和喬治·蘭布爾等作家的手稿。
布勒東毫不掩飾他的雄心壯志。他想幫助他的朋友，而且確實做到了。杜塞很喜歡阿拉貢，同資助其他人一樣，也資助阿拉貢。他說服作家寄給他《巴黎的農民》一書中一些篇章的手稿，並且獲得了阿拉貢有關文學的兩封信。家住在巴黎訥伊-帕西區的這位服裝大師就是通過這樣的方式，為這一幫年輕文人維持生計默默地做著無私的貢獻。然而，這些放蕩不羈的年輕文人卻經常在巴黎的許多街區內製造一些惡作劇，不斷地引起社會各界的議論與公憤。
在阿納托爾·法朗士去世時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杜塞與藝術家們之間田園牧歌式的日子在1924年突然發生了變化。面對他的年輕朋友們的猛烈抨擊，雅克·杜塞利用他當老闆手中的“橡皮”，一舉抹掉了他同超現實主義者們之間的一切聯繫，中斷了他們之間的全部合同。據布勒東說瑪麗·多爾穆瓦有不同的看法，她認為是有人告知杜塞說他的朋友們在背後對他不敬，散佈了大量冷嘲熱諷、令人生氣的言論。在聽到這些令他傷心的消息之後，他召集所有超現實主義派成員到他的辦公室，宣布他將付清欠他們的全部錢，但除阿拉貢之外，他與其他人之間的合作從此中斷，不再繼續。
1926年，阿拉貢愛上了居納爾海洋運輸公司女繼承人南希·居納爾。南希的母親是英國王宮的常客，這一背景給杜塞服裝大師的事業提供了極大的方便條件。於是，杜塞給阿拉貢的月薪增加了一倍，同時要求他隨時向他提供巴黎上流社會的年輕人何時喜好從事何種娛樂活動等方面的消息。阿拉貢在杜塞手下從事此項工作直至1927年。阿拉貢加入法國共產黨之後，由於政治觀點各異，就徹底中斷了同雅克·杜塞的聯繫。
再晚些時候，安德烈·布勒東承認服裝大師兼收藏家的雅克·杜塞道德高尚。大師在他生活的各個困難時期，都給了他慷慨而且無私的幫助（例如他1921年結婚時，杜塞給他送禮，出錢讓新婚夫婦去旅遊，而且為他能夠養活妻子，還給他增加一倍工資)。但他在讚美其恩人的時候，又有意識地降低調門：
因為我不認為這涉及職業機密，而且我認為在當今社會搞清楚藝術家與業餘愛好者之間的關係不無好處。請允許我在此指出，這筆資助款並非完全是為了年輕藝術家們的利益而授予的。
［摘自安德烈·布勒東的《與安德烈·帕里諾的談話》］
在布勒東講的故事中，還有更加有損於杜塞形象的內容呢！例如：是布勒東本人勸說收藏家（而並非他本人自願地）買下在獨立派畫展上展出的一幅馬克斯·恩斯特的油畫。這幅畫畫的是在五個類似的花瓶中插著五束類似的花束，標出的售價為500法郎。但據他說杜塞當時建議說：“請您讓畫家給我們只畫兩個花瓶吧，我只出兩百法郎。”
據皮埃爾·卡巴納說，一天，布勒東帶領服裝大師到他家裡去買一幅靜物畫。畫家從衣袋中取出一個捲尺，量過杜塞大師十分渴望得到的那幅畫之後，對他的拜訪者說：“如果按精確到平方厘米的程度計算的話，這幅畫賣4000法郎。”杜塞二話沒說就離去了。
又有一天，杜塞對馬鬆的一幅微型畫說：“這幅畫上缺點什麼……”他手捋著鬍鬚嘀咕了好半天，突然似乎有了重大發現似的大聲嚷嚷道：“我必須去要求畫家在上面加點兒東西……一隻鳥！對了！增加一隻鳥，這幅畫就十全十美了！”
阿拉貢對他的資助人杜塞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在他的劇本《奧雷利安》中，他將杜塞叫夏爾·魯塞爾，並把他與一個叫賈莫拉（他不是別人，而是畢卡比亞）的畫家作比較。人們不難發現，他在小說中描寫了後者不少怪癖：熱中於社交生活，樂於接待“名賽馬師、公爵夫人、文人學者、遊手好閒的有錢人、各界美人、象棋手和外出旅遊時在大西洋輪船上結識的人”。 ［摘自1944年出版的路易·阿拉貢的劇本《奧雷利安》］
在同一部戲劇中，作者將前者描寫成一位穿著時髦標致的美男子：“梳妝打扮得像只鬈毛狗，穿著考究到引人注目的程度。”該劇中未把另外一個詩人梅內特雷爾（原形是布勒東）描寫得那麼標致，而是側重描寫他在超現實主義者們製造的一次醜聞中扮演了不受歡迎的角色。這齣戲講述的是一群“不喜歡科克托”的人們如何破壞科克託的一齣戲劇演出的故事：在一陣短促的對罵打鬥之後，梅內特雷爾（布勒東）鼻子受傷，領帶上到處是血；夏爾·魯塞爾（杜塞）立即帶他到了一家酒館，圓睜著貪婪的眼睛，氣憤地對他說：“你是否可以就今晚發生的如此奇特的事件給我的圖書館寫篇東西呢？我手裡已經有了劇本的手稿，是我向科克托買過來的……我將把你寫的東西附在劇本上……”
阿拉貢和布勒東一樣，時不時地也對他們本該無限感激的恩人表現出不夠尊重。那時，從基斯林、桑德拉斯、安德烈·薩爾蒙、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奈爾、拉迪蓋、科克托到德斯諾斯之間都互相傳話，說可以從雅克·杜塞那裡得到大量慷慨的資助。於是，他們的大多數人都以極其謙恭的態度給這位先生寫卑躬屈膝的信件。
儘管桑德拉斯說是杜塞先派了他的僕人來同他聯繫的，但這是吹噓。事實是桑德拉斯於1917年親自給杜塞寫信，為完成他的小說向杜塞要求贊助他500法郎。他還提議以向大師贈送他1912年撰寫的《紐約的複活節》一書的手稿作為交換條件。在這之後，他們之間就《高盧僧侶》達成了協議。因此，事實並非像桑德拉斯所說，他們之間只有一筆交易，至少有兩筆。而且絕對不是桑德拉斯自己決定交易的條件，甚至在第一筆交易中，他要500法郎，杜塞也只給了150法郎。桑德拉斯在他的《分天》中一直將杜塞稱為“老來俏”，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在給恩人的信件中對他給予的慷慨幫助感激得五體投地。任何人都沒有像他那樣活靈活現地描寫雅克·杜塞的圖書館：我們看到他陪同老闆在裝滿書籍和信件的一大堆一大堆由書箱組成的迷宮中艱難地跋涉；他在認真地聽老頭子不停地抱怨收到的東西太多了，最後以十分遺憾的口吻感嘆道：“他們還會繼續不停地寫下去呢！”
其實這是桑德拉斯在感嘆，而不是杜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