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有很多錢，但卻過一個窮光蛋似的生活。
巴勃羅·畢加索
前面簡略敘述過黑貓酒館時代的蒙馬特爾、圖魯茲-勞特累克時代、德帕基時代、布爾波特時代、蘇珊·瓦拉東時代和郁特里羅時代的蒙馬特爾山上藝術家們的生活；也敘述過他們在“洗衣船”時代的蒙馬特爾山、穿藍色工作服時代、肆無忌憚地隨意開槍時代和在“機靈兔”酒館聚會時代在蒙馬特爾山上的創作。後來，蒙馬特爾的這些藝術家跨過塞納河，同生活在塞納河左岸的詩人阿爾弗雷德·雅里、保爾·福爾和布萊斯·桑德拉斯攜手共同戰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們如同爆炸後的鉛沙子彈，紛紛離開巴黎，星散於法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蒙巴那斯經歷了飢寒交迫的時期、組織秘密集會的時期，也重新組織過和平展覽。莫迪利阿尼的去世構成了這個可怕時期的最後一幕悲劇。停戰協議簽署之後，生活逐漸恢復正常。人們即將忘記戰爭，蒙巴那斯也同樣發生了變化，昨天已經成為過去，蒙馬特爾播下了種子，蒙巴那斯即將收穫其成果：巴黎出現了超現實主義思潮。同其他許多人一樣，詩人和畫家們也拋棄了四輪馬車，換乘上汽車，徑直而快速地奔向未來。
在“洗衣船”居住的畫家們、野獸派和立體派藝術家們曾經是一個十分激進的藝術先鋒派。戰後，這些藝術先鋒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四分五散，各奔東西了：畢加索溜了，馬克斯·雅各布準備退避到盧瓦爾河邊，荷蘭人凡·東根穿著裁剪合體的鹿皮外衣和潔白無瑕的襯衣，手挽著珠光寶氣的女伯爵或男爵小姐混跡於上層社會的人群之中。白天陪同她們到畫家們的畫室做模特兒，夜間偕同她們到夜總會等聚會場所大肆揮霍。
安德烈·德朗已經收藏有一整系列的布加蒂汽車，還準備購買一輛賽車。他也計劃購買一些房地產：杜瓦涅-盧梭街的一座私人公館、阿薩斯街的一套公寓套房、瓦萊納街的另一套公寓套房、波拿巴街的一間畫室和桑布西的一座別墅。
弗拉芒克身穿粗花呢上衣，手持大粒霰彈槍密切地窺視著他的敵人（他有許多敵人），時刻準備為捍衛自己的領地而扑出去戰鬥。他散佈一系列言論詆毀畢加索、德朗、基斯林以及幾乎一半以上的藝術家。當獸性般的狂怒達到無法控制的程度時，他就衝出門去，或爬山，或到野外的鄉間公路上，緩解一下緊張的神經。他的外出常常嚇得周圍雞飛狗跳。
胡安·格里斯一直保持著從前同其他人之間的距離。他經常到南方去治療他的哮喘病。醫生認為哮喘同他的結核病有關係。雖然很重，但不會致死。但是，在1927年，不治之症白血病最終奪去了他的性命。
勃拉克也住在杜瓦涅-盧梭街，是德朗的鄰居。他不僅遠離了畢加索，也同其他人不再來往了。
十五年過去了，金錢升值了。然而，除漂亮的房子、汽車和地產之外，原來一貧如洗的這些藝術家的腦袋都變成存錢罐，整天只琢磨著撈錢和攢錢。他們也許已經成為資產階級，但是無論如何，他們也只能算得上是一些小資產階級。達尼埃爾-亨利·卡恩維萊十分了解他們，從他們剛踏入巴黎時起就了解他們。他經常說：
他們中的任何人都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哪怕德朗，特別是畢加索，他們都沒有改變……我們所說的了解他們的生活，不是他們的私生活，而是這些畫家的家庭生活。從根本上講，他們需求的東西很少。在日常生活上，他們完全沒有資產階級化。
［摘自達尼埃爾-亨利·卡恩維萊的同弗朗西斯的談話《我的畫廊與我的畫家》］
他們之間幾乎不再相愛了，而且也不再尋找理由相聚了。然而，有一件事把他們重新集合在了一起：這就是拍賣對立體派繪畫作品十分青睞的德國畫商卡恩維萊1914年前收集的全部作品。
在五年的戰爭期間，同於德及其他德國僑民一樣，卡恩維萊的財產全部被查封。 《凡爾賽條約》簽署之後，德國被迫向同盟國賠償由戰爭造成的一切損失，並且在條約中還附帶逾期罰款的規定。人們開始談論拍賣從敵人手中奪回的財產，以賠償債權人的損失。但關於拍賣繪畫作品，畫商中某些人讚成，為首的是萊昂斯·羅森伯格；另外的人反對，卡恩維萊自然屬於反對者之列。萊昂斯·羅森伯格在內心深處有著自己的盤算。他認為贊成拍賣被查封的繪畫作品，他可以一舉兩得：一方面，阻止德國商人卡恩維萊重新收回他原來收藏的幾百幅繪畫珍品，從而可以保住他本人在該領域立體主義主要保護人的地位，從而也保護了自己；另一方面，他預計立體派作品的價格即將飆升，他現在把它們都買下來，將來他可以從中大撈一筆。然而，他失算了。後來的事實很快證明，800幅作品同時上市，市場很快飽和，其結果是手中的存貨滯銷，賣不出去。
1908年的獨立派畫展拒絕了勃拉克的作品參展。十五年後的今天，有一些人仍然願意、希望甚至夢想這一次拍賣德國商人的收藏品能夠對立體主義構成真正的打擊，能夠徹底將它打倒，使它永無抬頭之日。所有這些人都支持萊昂斯·羅森伯格的觀點，堅決支持拍賣。然而當希望與愚蠢聯手時，產生出的結果一定是愚昧主義……
卡恩維萊於1920年2月（即莫迪利阿尼去世一個月之後）返回巴黎。他與童年時的一個朋友結盟，使他得以繞過了禁止無法國國籍者在法國從事經營活動的規定，在阿斯托格街開了一家西蒙畫廊。接著，他開始兩面出擊：首先，同在大戰期間和他失去聯繫的畫家們重新建立聯繫；接著，他有效地控制住了拍賣被查封作品對他構成的威脅。
他失去了畢加索，而且沒有很快同他恢復關係。他們兩人之間在兩個問題上存在著糾葛：西班牙人（畢加索）譴責德國人（卡恩維萊）沒有聽從他的勸告申請加入法國國籍，如果聽了他的話，早點兒獲得法國國籍，就可以避免這一次收藏品被查封的事件發生；畫商一直欠著畫家2萬法郎，因為他沒有能力支付。
他們二人似乎一直到1925年付清那筆債務之後，才重新見面。正因為如此，畢加索的畫商一直是羅森伯格兄弟。繼萊昂斯·羅森伯格之後，畢加索選其弟弟保羅·羅森伯格為其畫商。
以格里斯為首的其他一些畫家始終忠實於卡恩維萊。而有一些，例如弗拉芒克、德朗、勃拉克和萊歇只在幾年之內選擇卡恩維萊，後來他們也站到了羅森伯格一邊。
卡恩維萊以及他所有朋友中的任何人都沒有能夠阻止出售法國從德國畫商手中沒收的繪畫作品。他只是通過秘密手段購回了他愛不釋手的幾幅，其中沒有一幅是畢加索的作品：因為他們之間的關係仍然很僵。由於國籍問題決定了他無法以公開的身份活動，卡恩維萊和幾個朋友及他的家庭成員組建了一個協會，他們以協會的名義活動。
1921年和1923年，在德魯奧先後組織了五次卡恩維萊戰前收藏繪畫作品的拍賣會，其中四次出售的是他畫廊中的作品，一次是他的私人收藏品。從各個方面評價，這些拍賣會都是失敗的，而且簡直可以說是災難性的失敗。羅伯特·德斯諾斯買了一幅木炭畫，標籤上寫的是勃拉克的名作，而實際上是畢加索的作品。德斯諾斯氣憤之極，而且不僅僅因為搞錯了作品的作者。他在其文章《談畫家》中寫道：
要出售的作品雜亂無章地堆放在一起，捲著的畫折疊在紙箱子裡，畫家仔細地簽字蓋章的畫作捆紮成捆，想購買的人甚麼也看不見，其他作品或者隨便地扔在筐內，或者被埋在展台後面的雜物之中。整個銷售會場的髒亂程度無法用語言形容。這一切都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被涉及的畫家勃拉克、德朗、弗拉芒克、格里斯、萊歇、馬諾魯、畢加索先生們採取的報復行動不無道理。
1921年6月13日第一次拍賣。在會上，勃拉克首先開火了。據格特魯德·斯坦說，勃拉克是受同行們的委託向晉升為專家的萊昂斯·羅森伯格發起攻擊的。他們不能選擇格里斯或畢加索，他們是西班牙人；不能選擇瑪麗·洛朗森，她結婚後成了德國人；也不能選擇雕塑家利普西茨，他是立陶宛人。弗拉芒克沒有資格，因為他在背後指揮戰鬥。人們本來可以委派德朗或萊歇，但是勃拉克更加具有優勢，有老資格：他是法國人，是被授予了戰爭十字勳章和榮譽勳位的軍官，再加上在前線受過重傷。
他勇敢地接受並執行了大家交給他的這項任務。他拳腳並用地向萊昂斯·羅森伯格發起進攻，斥責他背叛了立體派藝術，是一個地道的卑鄙無恥的混蛋和懦夫。萊昂斯·羅森伯格毫不示弱，責罵攻擊他的人是一頭“諾曼底豬”。結果被勃拉克打翻在地。巡邏警察恰好路過，把鬥毆的二人扭送到警察局，發生在德魯奧的這場毆鬥才告結束。馬蒂斯正好在此時趕到。在格特魯德·斯坦對他講述了事情的原委之後，馬蒂斯全力為立體派畫家的代表辯護，他說：
“勃拉克做得對，這個人是法國的強盜！”
傷口被包紮好了。拍賣估價人再次來到畫商們的面前，他們當中有小貝爾南、迪朗-呂埃爾、保爾·紀堯姆、利奧波德·斯波羅斯基以及其他許多外國人。來參加拍賣會的人當中也有銀行家、畫家、作家、文學藝術事業的讚助人和法國博物館的負責人。十分遺憾的是由於這些負責人很少舉手，因而他們與戰前的大部分優秀作品失之交臂。
畫商們購買得很少：萊昂斯·羅森伯格是因為沒有錢；他的弟弟是因為盼望盡可能多地買進畢加索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的作品；外國人買得少，是因為除畢加索和德朗之外，他們不了解其作品被拍賣的其他畫家。因此，所有畫家的作品都沒有售出高價。
於是，卡恩維萊創立的協會成功地購買了格里斯和勃拉克作品中的大部分。德朗的作品銷售得最好，接下來的是弗拉芒克。隨著拍賣會的進展，越來越顯示出萊昂斯·羅森伯格原來的算計是重大錯誤，被查封的繪畫作品的銷售價格不僅沒有飆升，反而直線下跌。市場沒有能力消化吸收全部參賣作品。拍賣會的真正受益者不是職業藝術家，而是知識淵博的繪畫業餘愛好者，他們往往是為別人而購買。例如，瑞士畫家夏爾-愛德華·讓納雷買了大量畢加索的作品，送給一位企業家——拉烏爾拉羅什；路易·阿拉貢花240法郎為自己購買了勃拉克的；安德烈·布勒東購買了萊歇、畢加索、弗拉芒克、勃拉克和凡·東根的一些作品；特里斯坦·查拉和保爾·艾呂雅也購買了不少。
有不少詩人也參加了拍賣會，但他們不再是戰前的那些詩人。戰前的詩人有的去世，有的銷聲匿跡，不知去向了。後來者代替了大家已經非常熟悉的那些詩人。這些後來的詩人即將獲得“洗衣船”畫家們的作品，成為過去穿藍色工作服的畫家們和新文學藝術贊助人之間承上啟下的中間人。這些詩人佔領了昨天的文人們留下的陣地，並且將為改變蒙巴那斯的面貌做出貢獻。 20世紀初，在德魯奧拍賣會上已經有超現實主義者存在。超現實主義的時代從那個時候起就誕生面世了。
……正是在那個時期，我和安德烈·布勒東發現了這種藝術表現手法（那個時期，在我們看來，這僅僅是一種表現手法）——“超現實主義”，我們採用這種手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紀念紀堯姆·阿波利奈爾。
菲利普·蘇波
1919年，安德烈·布勒東在先賢祠廣場偉人旅館內十分寒酸的房間裡，接待了來看望他的父母親。他們來此的目的，是命令他停止從事只有神經病的小丑才參加的達達運動。如果兒子不恢復他的醫學學業，他們就終止供給他生活費用。
布勒東服從了父母的命令，離開原來居住的旅館，到位於塞巴斯蒂安-博丹街的加利馬爾出版社當了一名僱員。出版社領導分派給他的任務是：給訂戶送他們出版的《法國新雜誌》和校對馬塞爾·普魯斯特的作品《蓋芒特一家》。但布勒東在那個時期的重要作品是與菲利普·蘇波合著的《磁場》。安德烈·布勒東在他的作品《漫步》中談到他們二人寫作《磁場》時，寫道：
1919年，我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不怎麼太完整（多少有點兒不完整）的句子。當它們單獨存在時，有點兒令人摸不著頭腦。雖然不可能從中發現作者預先已經確定了每個單句最後組合得出的結果，但透過這些單句，人們可以發現其中包含的某些思想。這些句子形象、逼真，句法結構正確嚴謹。在我看來，它們屬於第一流的優秀詩句。
連續兩個星期，每天上午，布勒東和蘇波都在聖日耳曼大街的溫泉酒館或偉人旅館裡寫作。他們在寫作過程中始終遵循的原則是：不講邏輯、單憑靈感，突出情景、形象與效果；寫作的速度與進展隨機應變，但杜絕刪除與修改；根據需要使用的協作方法：時而兩人一起寫，時而分開寫，時而一先一後。天天日出始，日落終，日復一日，周而復始。他們如此刻苦撰寫這部作品，是基於令布勒東激動不已的一個發現：夢幻、催眠、靈感隨筆。這一發現構成了超現實主義運動的核心思想。
《磁場》的作者認為該作品是超現實主義的出生證，隨著《磁場》的誕生，超現實主義運動也隨之誕生了。在那個時期，它還不叫超現實主義，而叫達達運動。
這一運動真正開始於1920年1月，即查拉從瑞士到達巴黎之後幾天。以布勒東和阿拉貢為首的文人們在聖德尼街藝術宮朗讀完一些詩詞之後，公眾們等著聽安德烈·薩爾蒙題為《兌換危機》的報告會（廣告和報紙上都是這麼公佈的），但他們看到的卻是一排不三不四的人在朗讀蘇波、查拉、阿爾貝-比羅和其他一些人的詩。這些詩既與“兌換危機”毫無關係，也與在正廳裡展出的畢卡比亞的作品毫不沾邊。
幾天之後，即1920年2月5日，未來的超現實主義者們在巴黎的大宮組織了第二次達達運動的公開活動。
當時提出的問題十分簡單：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參加這樣的活動呢？他們迅速地找到了答案，在媒體發一個公告，宣布目前正在巴黎的夏爾·卓別林要到大宮看他的達達派朋友，因為布里·鄧南遮Gabriele 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國唯靈論哲學家，新康德主義、實證主義和唯物主義的反對派。和摩納哥王子夏洛以及一些類似的頭面人物都剛剛加入了這一運動。這些人既是他的朋友，同時也是他的同黨。
然而，夏爾·卓別林、鄧南遮和柏格森誰也沒有到會場，只有查拉、布勒東和阿拉貢向擠滿了大廳的聽眾們宣讀了他們運動的宣言。他們與聽眾間的對話辯論進行得十分激烈。
1920年3月27日，發生了一起新的挑釁性事件。地點是二十五年前由於上演《於布王》引發醜聞的那個劇場。 “演員們”以揭露古典戲劇規則的荒謬性為名參加“表演”，他們的行為真可謂肆無忌憚：裡伯蒙-德薩涅演奏了鋼琴曲《皺葉菊苣舞》。那完全是靠隨意地胡亂彈奏而湊合而成的曲子，震耳欲聾，使觀眾忍無可忍；安德烈·布勒東胸前掛著一塊用硬紙板製成的盔甲，紙板上面畫了一個射擊靶子，他向觀眾們宣讀了由弗朗西斯·畢卡比亞撰寫的《殘酷的宣言》。宣言結尾的幾句如下：
達達他沒有任何特殊感覺，他什麼、什麼、什麼也不是。
如同你們的希望：微不足道。
如同你們的天堂：微不足道。
如同你們的偶像：微不足道。
如同你們的政治家：微不足道。
如同你們的英雄：微不足道。
如同你們的藝術家：微不足道。
1920年5月26日，在加沃大廳舉行了一次達達狂歡節。新聞媒體和胸前掛廣告牌的人們在首都的大街小巷中添油加醋地宣傳說：達達派成員都將在大庭廣眾下剃頭；台上（在台上表演的將有阿拉貢、布勒東、艾呂雅、弗拉恩凱爾、裡伯蒙-德薩涅、蘇波和查拉）台下都將有豐富多彩的表演節目。但願台下的觀眾能夠爆滿。
幕布拉開，查拉手舉一個氣球——氣球上豎立著用硬紙板做成的、標有“達達生殖器”的一個巨型男生殖器，首先出場。後面緊跟著“著名魔術師”菲利普·蘇波，他全身被塗成黑色，穿著睡衣，手舉一把大刀。他手舉五個氣球，每個上面書寫一個已經死去人的姓名：一位教皇——伯努瓦XV，一位軍事指揮官——貝當，一位國家領導人——克列孟梭，一位女作家——拉希爾德夫人和第一個受到超現實主義詩人的利劍戳穿要死的人——科克托。
整個大廳里頓時吵吵嚷嚷亂作一團。雖然紀德、道格拉斯、朱爾·羅曼、布朗庫西、萊歇、梅景琪坐著一邊不動，而其他人卻個個情緒激昂，西紅柿、胡蘿蔔、白蘿蔔和橘子在座位上方橫飛，一直扔至舞台。首先命中的是正在舞台上表演的里伯蒙-德薩涅；台下有的唱《修女歌》，有的唱《馬賽曲》；一位觀眾責備畢卡比亞，並且勒令他對他們的行為作出解釋；稍遠處，一個矮胖的青年人站起來大聲喊道：
“法蘭西和炸土豆條萬歲！”
這是邦雅曼·佩雷。稍晚些時候，他即將離開普通大眾，也登上超現實主義的舞台。
到底是達達主義還是超現實主義呢？到底是二者並存還是一個當中包括另一個呢？眼下還無人知曉。布勒東已經厭煩了，是查拉令他失望了。他尊重作為詩人的查拉，而不是作為社會活動家的查拉。因為在蘇黎世行得通的東西，在巴黎不一定行得通。只喊口號無濟於事，必須付諸行動，必須講求實效。達達運動是追求自由的運動，布勒東完全同意這一結論，他說：“達達是一種思想……達達運動追求的是藝術領域的思想自由。”［摘自安德烈·布勒東的《漫步》］然而，查拉的思想更傾向於極端自由主義，布勒東的思想卻傾向於列寧主義，也就是說在方法問題上，與斯大林更加接近。
1921年5月13日，再次舉行了達達主義行動。 “巴萊斯訴訟案”的庭審於20點30分在丹東街學會廳開庭。這是一次對作家莫里斯·巴萊斯的控告和刑事起訴庭審的預演。由誰審判呢？公開說是達達派，實際上是安德烈·布勒東。為什麼呢？因為巴萊斯是“文學派”以及某些左派和許多各種流派的文人最最憎恨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和保守主義的代表。
特里斯坦·查拉反對進行這樣一次審判，他認為達達派沒有從事審判的資格。布勒東反對查拉的這一思想。他一方面設法阻止這一思想的傳播，另一方面竭盡全力使得這一審判能夠如期進行。他這樣做的結果不僅是審判巴萊斯，而且也是審判查拉。從這一角度看，布勒東認為這一起訴包含著雙重意義：
因為達達派認為執法權服務於否定一切思想的時候到了。於是，他們下定決心無論如何必須行使這一權利反對有可能阻止他們實行專橫跋扈的人們，而且必須立即採取措施打擊他們的抵抗。
於是，莫里斯·巴萊斯的抵抗被指控為“反對思想安全罪”。
在審判席上就座的有：一位庭長，安德烈·布勒東和兩位陪審官，皮埃爾·德瓦爾和泰奧多爾·弗拉恩凱爾，控方代表喬治·裡伯蒙-德薩涅，辯護方代表路易·阿拉貢和菲利普·蘇波。
證人的數量很多，他們當中有達達派，也有出於各種動機毛遂自薦的知名人士：邦雅曼·佩雷、德里厄·拉羅謝爾、特里斯坦·查拉（屬於違心地參加）、拉希爾德夫人、象徵派詩人路易·德·貢扎格-弗里克……
被告沒有出庭，他在接到出庭的通知後，匆匆忙忙離開了巴黎。於是，在被告座上擺放了一個用布製作的假人，假人頭頂上方掛著一條橫幅，上面寫著：“任何人都不能推脫說對達達運動一無所知”。審判席上的所有人一律頭戴法官帽，身穿醫學院學生的白色外衣。
布勒東宣讀由他親自起草的起訴書。整個起訴顯得軟弱無力，與其說是在指控巴萊斯，還不如說是在犧牲查拉（裡伯蒙-德薩涅十分不情願地扮演著擔任的角色）。辯護有力而且到位，證人們也個個恰到好處地履行各自的職責。
“無名戰士”也被傳喚出庭作證。他穿著一套滑稽可笑的服裝，戴著防毒面具，走起路來活像一隻大企鵝似的左右搖晃。他在舞台的出現激起了台下在此情形下通常出現的情景：有的喝倒彩，有的吹口哨，有的唱《馬賽曲》。向來對吵嘴打架反感之極的畢卡比亞，自然立即離開現場。
很好地扮演了其角色的邦雅曼·佩雷此時到了後台，摘掉了防毒面具。人們期盼已久的證人特里斯坦·查拉替代了他。他的對面便是布勒東，二人之間唇槍舌劍，互不相讓：這是蘇黎世與巴黎之間的爭鬥、過去與未來的爭鬥，以及達達派與超現實主義者之間的爭鬥。
查拉搶先發言：
我不相信任何法庭，即使由達達派開的法庭我也不信。庭長先生，您一定會同我一樣，承認咱們大家都是一幫壞蛋，因此，我們之間僅僅有大壞蛋和小壞蛋之分而已，這都無關緊要……
布勒東：您明白為何讓您出庭作證嗎？
查拉：自然是因為我是特里斯坦·查拉。儘管我還未完全明白讓我出庭作證的必要性何在。
蘇波：辯方認為證人嫉妒被告，您是否敢於承認這一點呢？
查拉：證人要對辯方說的是：你們統統在信口雌黃……
布勒東：除了莫里斯·巴萊斯，您還能找出更加卑鄙齷齪的人來嗎？
查拉：是的。安德烈·布勒東、泰奧多爾·弗拉恩凱爾、皮埃爾·德瓦爾、喬治·裡伯蒙-德薩涅、路易·阿拉貢、菲利普·蘇波、雅克·里戈、皮埃爾·德里厄·拉羅謝爾、邦雅曼·佩雷、塞爾日·沙爾舒納。
布勒東：證人的言外之意是否是說莫里斯·巴萊斯本人與證人剛才列舉的都是他朋友的那些卑鄙齷齪的人同樣好？ ……證人是想證明他是個十足的白痴，還是想讓人將他關入瘋人院？
查拉：是的，我的確是讓人當做一個十足的白痴，但是我並不想逃避對我的囚禁，相反，我打算在那裡度過我的餘生。
安德烈·布勒東或許希望莫里斯·巴萊斯被判處極刑。然而，由十二個觀眾組成的陪審團卻作出了另外的判決：作家被判處二十年勞改。判決一作出，布勒東就開始作第二手準備。
巴萊斯訴訟案一年之後，畢卡比亞與“文學派”社人士及查拉的朋友都疏遠了。他自己召開了一個“維護現代思想和確定方針的國際大會”。當時主要雜誌社的社長和一些獨立派藝術家：《法國新雜誌》的波朗，《新思維》的奧尚方，《冒險》雜誌的維特拉克，《文學》雜誌的布勒東、埃里克、德勞內和萊歇都參加了這次大會。
查拉認為這樣一個大會（當時被俗稱為“巴黎大會”）的宗旨與達達派主張的思想自由不相吻合，經過一番考慮之後，最終作出了拒絕參加巴黎大會的決定。布勒東認為查拉處處與他作對，凡是他所行之事，查拉一概反對與抵制。於是，他要求參加這次大會委員會的委員（波朗未參加）簽署一份新聞公告，公告宣告查拉為源於蘇黎世“一個運動的倡導者”，而且這一運動“已經過時，與當前局勢完全不符”。 ［摘自米歇爾·薩努耶的《巴黎的達達運動》］。為了使大家認清形勢，不至於上當受騙，大會委員會將查拉稱為“一個招搖撞騙的偽君子”。布勒東自己後來承認，他那時那樣做的確是做了件蠢事。
他們的做法實在有點兒太過分。為回擊布勒東的排外言論，查拉在艾呂雅、裡伯蒙-德薩涅和埃里克·薩蒂的支持下，在丁香園酒館召開一個會議，邀請達達運動成員、該運動的同情者和參加過巴黎大會的藝術家們參加。布勒東出席了會議。許多收到邀請的人都參加了會議。大多數參加者一致抨擊了布勒東在“巴黎大會”期間的做法是欺詐行為：那份新聞公報是他個人一手炮製的，卻冠以集體的名義，而且為了毀壞其名譽，肆無忌憚地咒罵一位知名人士。本來藝術家們出於對他的信任，委託他組織藝術家巴黎大會，現在他們撤回了對他的信任。於是，這次會議告吹了。
布勒東不服氣，他發誓要報復。幾天之後，《Comoedia》雜誌發表一篇文章，指責特里斯坦·查拉自稱為“達達運動”一詞的發明者，說其實他在起草《1918年達達宣言》中只發揮了微乎其微的作用，因為在他之前已經有過瓦謝、杜尚和畢卡比亞，因而，他對此運動也基本沒有起到決定性的影響……
最後，布勒東比較真誠地努力整頓了“文學”派的隊伍。在1919年創建的《文學》報社，布勒東視為像徵主義倖存者的紀德、瓦雷裡、法爾格，阿波利奈爾熟悉的詩人薩爾蒙、雅各布、勒韋迪、桑德拉斯、莫朗、吉羅杜以及德里厄·拉羅謝爾都參加了報社的工作。接著，曾經使瓦雷里和紀德黯然失色的瓦謝、艾呂雅和查拉出現在他們的隊伍中。曾經因為過於虔誠地篤信天主教而疏遠了超現實主義的勒韋迪也重新歸隊了。
巴黎大會失敗之後，報紙成了該運動打文字戰的工具。布勒東曾經短時期地放棄過對達達運動的攻擊，致力於整頓其戰鬥隊伍。他把阿拉貢、佩雷、蘭布爾和維特拉克等人重新組織起來，還招募了一位新兵，並且直接地將一個人列入了他小小部隊的突擊隊，這就是羅伯特·德斯諾斯。 Robert Desnos（1900—1945），法國詩人。 1922年至1930年期間為超現實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