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基？人們視她為蒙巴那斯女皇。這是她應得的稱號。
安德烈·薩爾蒙
冰冷的陽光高懸在停戰後的巴黎上空。參軍上前線的人們復員了，遊客來了。最先到達的遊客是隨同遠征軍來歐洲參戰的美國人。戰爭時期，他們發現了法國。停戰後，他們脫掉軍裝，換上便裝，作為遊客來到法國。
蒙巴那斯的新老小酒吧生意興隆。巴那斯酒吧就是一例，它甚至可以同羅童德相媲美。
利比翁老爹悶悶不樂地觀察著這一切。令他煩惱的並不是酒吧之間的競爭，而是戰後當局的所作所為。他們屢次對他罰款，數次勒令他關門：最初是因為開小差（或者自稱為開小差）的士兵在他的酒吧里喝酒；接著是因為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同情者常來他的吧台停留，例如基科因，他被檢舉同俄羅斯革命派有聯繫；現在是因為吸煙的顧客過多，因為利比翁購買好像是走私來的黃香煙送給他最窮的客人吸了幾口。有人反對他的這種做法。利比翁就威脅說要出售香煙，而且他果然出售了。於是，一切都完了。
利比翁老爹發現了一個奇怪的人，他曾經見過她同蘇丁在一起。他認出了她，因為她頭上戴一頂男士的大禮帽，肩上披著一條打著補丁的破舊披肩，腳上穿著一雙過大的鞋。這是一個年輕姑娘：最多不過18歲，皮膚白淨、黑色短髮、長相秀美、聰明活潑，從她的一舉一動和言談話語中都看得出她為人直爽，甚至肆無忌憚。然而，這一次，當基斯林轉過身去大聲地問利比翁老爹“這個新來的婊子是誰？”時，她卻出奇地一聲沒吭。
她只是從口袋中掏出一根火柴，劃著，吹滅火焰，用黑灰細心地塗抹著她的左眉。
“餵，這個婊子到底是誰啊？”年輕姑娘仍然一言不發，等著基斯林將在頭腦中仔細醞釀出的新的辱罵劈頭蓋臉地向她潑來。果然不出她所料，波蘭人使用“熱尿”、“娼妓”、“老梅毒”及其他笑料詞語咒罵她，惹得整個酒吧都大笑不已。那個時代真是令人不可思議，在如此臭罵一通之後，畫家基斯林又僱用這位姑娘為他做繪畫模特兒長達三個月之久。
這位名叫阿麗絲·潘，別名“基基”、“蒙巴那斯基基”的姑娘，就這樣成為蒙巴那斯區的女皇、畫家們的福星和傳奇式的面孔，並且在全世界都有了名氣。她先後給下列著名畫家做過繪畫模特兒：基斯林、藤田、曼·雷、裴科羅格、蘇丁、德朗和其他許多畫家。她受到瓦萬街所有畫家的保護，成為戰後蒙巴那斯區的形像大使。她用自己放蕩不羈的熱情，使得戰爭的硝煙從歐洲蔓延到美國。
一直到那個時期，基基的運氣都十分不佳。她的生活時而攀升至幸福的頂峰，時而跌入貧困的深淵。她出生在法國勃艮第大區的金邊省。她做木材和煤炭生意的父親早已離家出走，沒有了踪影。她被迫在小小年紀就早早地流落街頭。
基基的首要悲劇是她是私生子，這個事實也影響到了她的母親。那個時代，鄉下人的思想習俗迫使她離開家鄉，奔赴巴黎。她在巴黎博德洛克婦產醫院找了份護士的工作，但是婦產醫院的工作對帶著私生子而且再次懷孕的單身婦女過於艱難。
因此，小阿麗絲被送到外祖母家，與一大群同她一樣為私生子的表兄弟表姐妹們生活在一起。外祖父是養路工人，一天掙1．5個法郎；祖母在當地的有錢人家做工。母親也儘自己所能給她寄點兒錢。學校的老師不喜歡身無分文的孩子。於是基基每天整個上午都縮在教室後面，下午靠著牆根被罰站。晚上，家中的大鍋裡連豆角都沒有時，她和表姐就去找科耐特修道院的嬤嬤乞討。
應母親的要求，12歲的基基離開外祖母家，到了巴黎。她的母親每年見她一個月，所以小姑娘同外祖母的關係更加密切。外祖母不僅把她養大成人，而且十分疼愛她。在火車上，她守著外祖母給她帶的旅途食品——蒜腸和紅酒，不停地哭，但整個車廂的人都看著她樂……
在巴黎，小姑娘第一次看見四輪馬車和乾淨而筆直的林陰大道。
“媽媽，你說，那裡那麼明亮，是有人在上面放了點燃的雪茄嗎？”
她的母親心情並不好，但這話把她逗笑了。她離開博德洛克婦產醫院，去了一家印刷廠當排字工人。她希望女兒能夠繼承她的事業，送女兒上了市鎮學校。基基對學習十分反感：“我13歲就永遠地離開了學校。我只學會認字和數數……僅此而已！”［摘自1929年發表的基基的《回憶錄》］。
小姑娘進了一家印刷廠當裝訂工學徒，每星期掙50生丁。後來，她以自己的方式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進了一家軍鞋廠。在這些軍鞋被送往前線之前，小基基為它們消毒、上油，使它們變軟，再用錘子修飾。她從鞋廠的學徒轉為焊接工，後來又先後進了製造飛艇、飛機和製造手榴彈的工廠。但無論到了哪裡，都是生活在貧困與黑暗之中：吃的是如同石頭子兒一樣硬的扁豆和大眾化菜湯，腳上穿的是從垃圾堆裡撿來的40碼男人鞋。
14歲半，她被巴黎十五區聖夏爾街的一個女麵包商人僱用，吃住在她家，才得以洗澡。每天五點鐘起床，伺候去上班的工人吃飯；七點鐘出發給仍然在睡覺的懶漢們送麵包；九點鐘回來做家務、採購、做飯，並且給麵包店的小伙計當下手。這個剛滿15歲的小伙計，已經具有了那個年齡的男子漢應有的氣質。
“你迷上他了嗎？”
“還沒有。”
但是，當小阿麗絲從臥室的小窗戶看見廣場上談情說愛的男男女女摟摟抱抱、相互親吻時，她的心也亂了：“我感覺怪怪的！接著在床上打起滾來……後來我害怕起來。”［摘自1929年發表的基基的《回憶錄》］。
慢慢地，她就不害怕了……
小姑娘決定打消膽怯，勇敢地把他身邊的小伙子拉到店鋪後，一陣陣熱烈的親吻和撫摩把他們送上了九霄。他們的感情繼續發展時，感覺就不那麼好了。還必須等等……
她那個年齡還沒有到化妝的時候，可是基基開始化妝了。一天，老闆娘發現她正在用五顏六色的化妝品在臉上塗抹，於是就大聲喊道：“你這個小娼婦！”
這話是多餘的，毫無用處。但她的行為讓老闆娘心裡十分膩味。挨罵之後，小東西跑了。
她跑到一個畫家的畫室，給他做裸體模特。第一次，一切非常順利。第二次，因受到斥責而草草收場。鄰居告訴阿麗絲的母親，說她的女兒在同一個幾乎是老頭子的人混在一起，美其名曰搞一種什麼美學藝術，她對此絲毫不懂。母親找上門去，證實確有其事，就暴跳如雷，大喊大叫地罵了起來：“娼妓！……無恥的小娼婦！”
母女二人從此鬧翻了，她們之間的關係也就此結束了。母親回到了她未來的丈夫——一個比她年輕的排字工人的身邊。女兒在一個歌劇院女歌唱家的家裡落腳，當了用人，什麼活兒都乾。歌劇藝術家無法容忍用人經常擅自外出的行為。有一次被主人趕出來後，基基到了她的朋友愛娃家裡避難。愛娃也只有一間很小的房間。床很大，但也不夠三個人睡。因為愛娃為了能夠得到兩個法郎和一根香腸，時不時地讓一個年齡比她大的科西嘉工人來她這裡睡覺。那個人自然是可以任意支配那張床及其主人。愛娃對她的朋友說：“瑪特，這樣也好，你可以學學。”
基基坐在那裡，看著那裡發生的一切，她等待高潮過去。這對她來說不冷不熱。她也很高興，因為她可以吃那兩個人剩餘的香腸。但她不明白自己是否還完全正常。愛娃問：
“為什麼？”
“我還是處女呢！”
“14歲？”
“我差不多也經歷過這樣的事。”
“這太可怕了！跟我來，咱們看看這個問題如何解決。”
兩個姑娘在斯特拉斯堡大街等了許久。愛娃許諾一定為她的朋友找一個年紀大的人，她說：“第一次，最好同年紀大的，這樣不太疼……”
基基遐想著。年紀大的人，她了解他們。曾經有過一兩次，她曾經拉著一個到了蒙巴那斯車站後面的一個小窩棚裡，那是她的住所。付兩法郎，他們可以看看她的乳房；付五法郎，可以摸摸她的乳房。但從未有過更多的舉動，也從未往下去。基基不是婊子，她只是需要錢吃飯。
第一天在斯特拉斯堡街，愛娃發現一個還勉強可以接受的50來歲的人。她把他介紹給基基。他覺得不錯，就同意了，交換條件是給她奶酪和香腸。愛娃走開了。基基跟著那個幸福的人到了他家裡。這是一個小丑藝人。他給她看了他漂亮的演出服裝，給她吃了一塊豬排，喝了好酒。然後去洗漱，並給她穿上他的睡衣，抱起她放到床上。基基真有點兒愛他，她任由他摟抱，聽著小丑藝人的琵琶催眠曲，在一些小小的不舒服的感覺之後，她睡著了。
第二天的總結：她達到了六重天，但小姐未遭受任何損失。
她遇見了一個藝術家羅伯特。他送給她一塊巧克力，把她帶到家。他自己先脫衣服，襪子前面大張口，基基笑個不停。 “過去我從不知道襪子和手套一樣也露指頭！”
羅伯特生氣了：“這是時髦。”
他們試著來，但無論如何都配合不好。羅伯特突發奇想，他從多姆酒館拉來兩個女人，說：“你看著別人是怎麼做的，給你上上課。”基基看了一次、兩次、三次。她跟課很認真，但自己卻無論如何做不到。羅伯特最終喪失了耐心，把她趕到了大街上。
她發現了羅童德，發現了那裡的詩人和畫家。她和利比翁老爹的其他寄宿者一樣，也在那裡的盥洗室洗漱，也學著把僅有的一點兒錢放進賭博機，指望賺到一個麵包。
她得到的比希望的多得多：蘇丁。他收留她住在自己家裡，把半間畫室加熱給她取暖，並將她介紹給其他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啟發姑娘進入人造天堂。
最後，一個波蘭畫家莫里斯·蒙迪基表現出他是一個拯救天使。這正是基基長期以來等待的人。他給姑娘起了“基基”這個名字，是阿麗絲的希臘語發音。
蒙迪基是基基生活中的第一個男人。她做他的繪畫模特兒。後來她也給基斯林和藤田做過模特兒，這兩個人後來都成為她最好的朋友。
她第一次去日本人在德朗布街的家。她光著腳進到他家，穿著一件大衣和一件紅色連衣裙。
畫家說：“請您脫掉大衣。”
她脫去大衣，裡面什麼也沒有穿：紅色連衣裙是她在大衣的下擺上用別針別了一小塊紅布造成的假象。藤田看著他的模特兒，走上前去，看看她的皮膚，問：
“沒有汗毛？”
“您畫著畫著，它就長出來了。”
基基伸手操起隨便放在桌子上的一枝鉛筆，在自己身上隨便畫了些汗毛，並問畫家：
“您喜歡嗎？”
“真滑稽！”
基基把畫家從畫架前推開，她站在他的位置上，命令道：“請別動！”
模特兒拿起一些鉛筆，含在口中，在畫板上為本來該畫她的畫家藤田畫起了肖像。畫完了，她說：
“請付我給您當模特兒的錢吧。”
被她的這種膽大妄為驚呆了的藤田，糊里糊塗地就付給了她錢。基基拿起她作的畫，說了句：“先生，再見。”出門走了。
她直接去了多姆酒館。正在那裡的一個美國收藏家買了這幅藤田的肖像。
第二天，日本畫家在羅童德酒館見到了基基，對她說：“您必須回到我的畫室，讓我把您畫下來。”
“好吧！”基基毫不猶豫地回答說。
藤田創作了一幅大幅畫像《裸臥基基》(圖56)。過去藤田從未創作過如此宏偉壯觀的畫像。他送這幅畫參加了秋季藝術博覽會。所有的報紙雜誌都在談論這幅畫像，畫家為此得到了政府部長們的祝賀。畫像以未曾料想到的價格8000法郎出售。畫家邀請他的模特兒共同慶祝這一重大事件。在餐桌上，畫家給了基基幾張票子。基基立即離開了餐桌。幾個小時之後，她又出現在德朗布街藤田的畫室。她戴著一頂新帽子，穿著一件新連衣裙和一件嶄新大衣，腳上的一雙新鞋閃閃發光。藤田高興得喊出聲來：
“我必須畫一幅您這樣打扮的肖像！”
“不！我和另外一個人有約會。”基基回答說。
“是一個畫家嗎？”
“基斯林。”
那個時期，在蒙巴那斯有三個基基：凡·東根基基、基斯林基基(圖57)和基基基基。
藤田無可奈何，眼巴巴地敗在了基斯林的手下。
在蒙巴那斯繚繞的死亡幽靈
這是一個外星來的孩子，追求現實生活對他是不現實的。
利奧波德·斯波羅斯基
基斯林毫不動搖地等著基基。他約定九點，總是九點準時到達。而她呢，總起碼晚40分鐘。他們經常為此爭吵，而且已經成了習慣。耳根特別軟的薩洛蒙太太經常為此批評他們。基基和基斯林吵架時相互咒罵已經成為一種時尚，並且技藝高超，咒罵語言花樣翻新。
但是，他們的相愛也十分溫馨。基基夫人心裡不痛快時，基基先生想方設法逗她笑，為她唱歌，為她跳舞，拉著她和他一起唱，一起跳。兩個人比賽誰叫喊的聲音高，比誰的嗓門大。鄰居們找上門來抗議時，他們立即停止喧嘩吵鬧。斯波羅斯基或者一個愛看熱鬧的人常來看他們，以飽眼福。
莫迪利阿尼時而也來看望他們。他於1919年5月從尼斯回到巴黎，三個星期之後，讓娜也來到了他的身邊。 1918年11月，讓娜生了一個女孩。本來需要找一個奶媽，因為據布萊斯·桑德拉斯的第一位妻子說，無論是孩子的父母親還是外祖母都沒有能力照顧這個孩子。
讓娜到巴黎重新見到她女兒的父親時，她又懷孕了。 1919年7月7日，莫迪利阿尼立字據保證儘早——即一旦收到符合結婚要求的必要證件，就同她結婚。這份字據由另外三人會簽：讓娜、斯波羅斯基和路尼阿·傑科夫斯卡。許多年之後，路尼阿對莫迪利阿尼的女兒坦白說，自己經常在約瑟夫-巴拉街斯波羅斯基的家裡看護她。
莫迪利阿尼經常半夜三更，喝得醉醺醺地去敲斯波羅斯基家的門，想知道一些有關他女兒的情況。路尼阿從窗口大聲命令他別大聲喧嘩，他立即安靜下來。但他並不馬上離開，而是在門前的台階上坐許久後，才站起來戀戀不捨地離去。
［摘自讓娜·莫迪利阿尼的《平凡的莫迪利阿尼》］
莫迪利阿尼常喝酒，每次都喝得過多，而且不停地咳嗽。他發現了文學奠基人伊西多爾·迪卡斯，也叫做洛特雷阿蒙伯爵在他的雜誌上發表的詩作。莫迪利阿尼首先在觀像台大街的長凳上與安德烈·布勒東一起研讀，後來又去國家圖書館抄寫。
他在大茅草屋街的畫室接待模特兒，畫一筆，喝一口朗姆酒。他在到處是煤灰的黑糊糊的路上無精打采地走來走去。只有去酒館的時候，他才顯得精神煥發。他給別人畫像，換酒喝，吃一口三明治，咳嗽一陣，喝一口酒。把剩餘的一點兒錢分發給更加窮困潦倒的人。然而，他自己卻常跟著一幫朋友，在大街上，在阿萊齊亞教堂廣場上東倒西歪，跌跌撞撞地走著走著，栽倒在哪裡，就在那裡睡去，甚至倒在雨地裡，也就在雨地裡睡去。
他尋找斯波羅斯基，想向他借幾個錢。他忘了斯波羅斯基根本不在巴黎，早已到倫敦為他的一位客戶和朋友辦展覽去了。他跨過塞納河，爬上蒙馬特爾山丘。擁抱鬱特里羅和蘇珊·瓦拉東，並為他們唱一段之後，再下山回到塞納河左岸，在她母親寄來的貼有郵票的明信片上，匆匆地給母親寫封信求救。
他病倒了。但他從不讓別人知道他正在遭受著結核病的折磨，對讓娜·埃布戴爾納也不說。因為讓娜又瘦又弱，為了保護她，他必須對她保持絕對沉默。幾個月以來，斯波羅斯基一直在說服他去瑞士的一家結核病療養院治療，每次阿姆多總用同樣的話回答他：“請收起你那一套教訓吧！”
然而，他或許早已知道死神即將降臨到他的頭上。他整天狂飲，只是為了緩減病痛，為了麻痺自己，借酒消愁，淡忘窮困對他的折磨。外面的戰爭結束已經一年，他卻在內心世界中挖出了戰壕，留出做最後衝鋒的地盤。
1920年1月的一天晚上，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和他的朋友們一起離開羅童德。當時天正下著暴雨。他向伊索瓦墓地方向走去，在嚴寒暴雨中堅持了兩個鐘頭。他咳嗽不止，連喝酒的力氣也沒有了，倚著牆壁，搖搖晃晃地走到大茅草屋街。他艱難地攀登著通向畫室的十分陡峭的樓梯，進門癱倒在床上讓娜的身邊。他吐血了。
與他住在同一座樓的意大利—智利畫家奧爾蒂茲·德·扎拉特離開巴黎一個星期，回來後發現不僅他自己沒有莫迪利阿尼的消息，而且同樣在病中的斯波羅斯基和其他所有人都沒有他的任何消息。於是，1月22日，他來敲莫迪利阿尼家的門，連著敲了兩次、三次，屋裡沒有任何一點兒動靜和聲響。這位智利人又等了幾分鐘，後退幾步，下定決心用力把門撞開。
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在床上，躺在讓娜的懷裡，緩慢地喘息著，口中輕輕地呼喊著“意大利……意大利”。室內的火爐早已熄滅，地上散亂地扔著的沙丁魚盒子上蒙著薄薄的一層冰，酒瓶都是空的。整個屋子裡籠罩著死一般的寂靜。
奧爾蒂茲·德·扎拉特大步流星地衝下樓去，叫來一個醫生。醫生命令立即送病人到雅各布街的教會醫院。
兩天之後，即1920年1月24日20點45分，結核性腦膜炎無情地奪走了莫迪利阿尼的生命。消息立即傳遍了蒙馬特爾和蒙巴那斯。朋友們從四面八方趕來，詩人、畫家、商人和眾多的模特兒在醫院門前築成了一道人牆。人人都不敢，或者說都不願意相信莫迪利阿尼死了，個個都被莫迪利阿尼的死驚呆了、嚇傻了。
基斯林正在醫院的太平間裡俯在朋友的臉上，在瑞士畫家孔拉爾·莫里康的協助下，用經過石膏塗成雪白的雙手為死者做面模。取面模時，破碎了，並且還帶下了部分肌肉。他們趕緊去叫利普西茨來幫忙。利普西茨把麵模碎塊拼對在一起，以便以後在裡面灌銅液，製作雕塑模具。
第二天一大早，在人行道上的人群中間，有一個身穿孝服的身影。她身材瘦小，面色蒼白，雙手捧著懷孕的小腹，步履蹣跚，艱難地移動著那笨重的身軀。這是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讓娜·埃布戴爾納。她沒有在大茅草屋街過夜，而是在旅店裡過了一夜。她離開之後，用人在她的枕頭下發現了一把尖刀。
人們帶領她穿過一個又一個走廊，來到棺木旁邊。應她的要求，眾人迴避，她單獨在棺木邊停留了很長時間。最後她剪下一縷頭髮，放在她的孩子們父親的腹部，離去了。大家都勸說她回到衛生院為她準備的房間去，但她拒絕了所有人的勸告，徑直地回到了阿姆堯特街她父母的家中。凌晨三點，她起了床，到了客廳，打開窗戶，抬腿跨過欄杆，從六層跳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一個工人發現了她那摔散了的軀體。工人把屍體抱上樓，不知道是她的父親還是母親開了門。開門的人拒絕接受女兒的遺體，要求那個工人送到死者在大茅草屋街8號的家中，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們為何如此無情。但人們完全可以想像當兩人面面相覷時，雙方表現出的無法用語言描述的驚愕與恐懼。
工人下了樓，把屍體放在他的獨輪車上，推著穿過雷蒙街、克洛德-貝爾納街、菲揚蒂納街、瓦爾德格拉斯街、蒙巴那斯大道，最後終於到達了大茅草屋街8號。但女看門人拒絕他入內，要求出示警察局的證明。工人又推著躺在獨輪車上的讓娜到了德朗布街的警察局，拿到證明，重新穿過蒙巴那斯大道，來到大茅草屋街。
朋友們得知消息之後陸續來到：讓娜·萊歇、薩爾蒙、基斯林、卡爾科。他們給死者鋪上瑪麗·瓦西里耶夫贈送的俄羅斯毯子。蒙馬特爾和蒙巴那斯的朋友們都來了。第二天，人們都從讓娜身邊走開，去參加莫迪利阿尼的葬禮了。基斯林通知了死者的家屬，並支付了葬禮的全部費用。阿姆多·莫迪利阿尼的弟弟埃馬紐埃爾寫道：“哥哥的葬禮組織得十分隆重，他受到了王子般的待遇。”
一支龐大密集的送葬隊伍默默地為阿姆多·莫迪利阿尼送終的時候，人人心中都想著死者的女兒，那個同時失去父母的孤兒——小讓娜·莫迪利阿尼。所有參加葬禮的人，無論是畫家、詩人，還是模特兒都出了份子錢。除了為死者買花之外，剩餘的留著補貼將來孩子在外祖父家的生活。當送葬的車輛、鮮花與花圈從大街上和十字路口經過時，警察們也必恭必敬地向死者行立正禮。商人們開始動腦筋尋求商機，在送葬的人群中尋覓擁有莫迪利阿尼作品的人。他們中的一位向弗朗西斯·卡爾科走來，向他提議購買他擁有的死者的全部作品。巨額財富終於敲開了畫家的大門，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這是一座墳墓的大門。
莫迪利阿尼被埋葬在拉雪茲公墓，而讓娜·埃布戴爾納將被埋葬在巴涅。
第二天一大早，為了避免打擾周圍的人們，時鐘剛剛敲過八點，一輛窮酸寒磣的柩車停在大茅草屋街8號院門前，車上放著一具窄小的棺材。在消息傳開之前，柩車在家人的陪同下已經快速地悄悄離開了。
消息迅速地傳開。在大茅草屋街口停放著兩輛出租車和一輛私人轎車：薩爾蒙、利奧波德·斯波羅斯基、基斯林攜帶著他們的妻子和鮮花，趕來為他們的朋友莫迪利阿尼的妻子讓娜送行。
十年之後，莫迪利阿尼家獲得了讓娜父母及其全家的同意，將讓娜移至拉雪茲公墓同阿姆多合葬。因為，此時的阿姆多已經再也不是一個無名之輩，再也不是遭人詛咒的猶太藝術家了。
那時，另一位親愛的逝者——文字藝術家紀堯姆·阿波利奈爾也已經葬在了拉雪茲公墓。
蒙馬特爾失去了一位，蒙巴那斯失去了另一位……他們的逝世不僅意味著戰爭結束了，而且也意味著一個時代結束了、一代人結束了、一段歷史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