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心活像一堆髒衣服，明天才是洗滌的日子。
馬克斯·雅各布
戰爭的前線距離巴黎100公里，戰局在不斷擴大。像患了高燒和蕁麻疹，人們在不斷地更換醫生，時而起用霞飛元帥，時而任命利奧泰元帥，而且施用重藥，即採取火焰噴射器和毒氣等死亡療法，但一切都難以根本扭轉失利的局面。人們在談論使用飛機攻擊，也有人說美國人將出兵與同盟國聯合作戰。人們同時也擔心遭受動亂之苦的俄羅斯人改變立場，背叛同盟國。成千上萬的屍體堆積在戰壕，傷員們潮水般地從前線向後方撤退。
巴黎蒙巴那斯區人們的生活一切正常：人們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勉強地解決了飢餓與乾渴的問題，局勢緩解了。牛角麵包在羅童德酒館、瑪麗·瓦西里耶夫家、薩馬利泰爾麵包店裡重新出現了。在宵禁的晚上，為了消磨漫長的時光，畫家、詩人等藝術家們穿過燈光昏暗的街道，去奧特伊或帕西區的一幢豪華住宅。居住在那裡的穿著得體的一個幸運兒可以向他們提供酒喝。他惟一的目的就是同藝術家們一起一醉方休。其他晚上，有一個作坊開門。整整一個通宵，一些互不相識的人不顧禁止通行的禁令，陸陸續續地來到這裡，將他們口袋中所有的一切——麵包和奶酪，全部拿出作為捐贈物發給他人。
獨臂將軍桑德拉斯無疑是守著他的斷臂，基斯林守著砸碎他胸腔的槍托，勃拉克和阿波利奈爾守著砸穿他們腦殼的刀子、鋸子和斧頭，熬度著他們充滿噩夢的日日夜夜。但是，在生活的快樂和歡娛中，他們的傷口及心靈也許能得到一定的寬慰。
1916年7月，在一個亭廊內舉辦了昂坦畫展。緊接著，服裝大師保爾·普瓦雷在他的公館也開設了一個畫展展廳。普瓦雷的姐姐熱爾梅娜·邦加爾已經舉辦過幾次此類大展。但是，最近的這一次無可爭辯的是規模最大的繪畫展覽。這是安德烈·布勒東的傑作，他曾經想在其中體現法國藝術與外國藝術的巧妙結合，以重振法國藝術與外國藝術的協作精神。克里邁尼的畫作在馬蒂斯的旁邊，緊接著懸掛的是塞韋里尼的作品，距離他不遠處依次為萊歇、契里柯、基斯林、凡·東根、扎拉特……馬克斯·雅各布也出席了展覽會，他是法國人，而且是布列塔尼人，他本人要求一定要明確指出這一點。
保爾·普瓦雷的公館位於昂坦大街26號。一條穿過凡爾賽式花園的小徑直達他的公館。繪畫展覽在一家面積不很大的畫廊中舉行。整個一面牆被一幅早已完工，但由於畫家本人決絕的態度而使公眾從未與它謀面的巨型大畫佔據：《阿維尼翁的少女》。
室外的地盤留給詩人們展出他們的作品。馬克斯·雅各布朗讀了他的《基督在蒙巴那斯》。斷臂將軍桑德拉斯和頭上仍然裹著繃帶的紀堯姆·阿波利奈爾受到了人們熱烈的歡迎。
晚上，組織了一場音樂會。正是在那些音樂家中間，科克托突然想出一個如何徹底地抓住畢加索的主意。
幾天之後，他向畢加索建議與一個他和埃里克·薩蒂為之寫過劇本的現實主義芭蕾舞團及俄羅斯的芭蕾舞劇團進行合作。劇本反映的是，馬戲團的演員們為吸引馬路上看熱鬧的人們進入馬戲團表演場地內而表演節目的故事。
好像正是畢加索的加入促使俄羅斯芭蕾舞劇團的團長佳吉列夫作出了最終的決定。佳吉列夫根本不去關心在劇場門口招攬顧客的滑稽表演。他在秋天會見了畫家畢加索、作曲家薩蒂和劇作家科克托，並且同意與他們合作。作曲家和劇作家立即投入了工作。畢加索呢？他離開原來的畫室，搬遷到蒙圖茲街的一座獨立的小屋。他在那裡將不會住多長時間。
1916年底，又開設了一些其他供藝術家們聚會的地方，其中之一位於惠更斯街6號院子深處。一位瑞士畫家——埃米爾·勒熱納將他的畫室貢獻出來，供願意展出他們的作品、朗讀和表演他們作品的詩人、畫家和作曲家們使用。
布萊斯·桑德拉斯、讓·科克托和奧爾蒂茲·德·扎拉特是這個詩畫協會的創始人。這裡每天接待的民眾五花八門：瓦萬街附近那些上了歲數穿毛衣褲子、破衣爛衫的居民，也有讓·科克托從塞納河右岸拉來的西裝革履、珠光寶氣的上等人。在一個時而熱得如同酷夏、時而凍得像在嚴冬的房間裡，這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的人交流著、相識著。院子外面，一輛輛鍍金小汽車佔據了大部分的空地，給藝術家們運送參展作品的手推車和從盧森堡公園拿來的椅子留下可憐的一小塊地盤。
11月19日是第一個詩畫展覽開展的日期，基斯林、馬蒂斯、莫迪利阿尼、畢加索和奧爾蒂茲·德·扎拉特將他們的繪畫作品掛在一起。保爾·紀堯姆也將他保存的代表黑非洲藝術的主要雕像貢獻了出來。晚上，為演奏達達主義樂曲，埃里克·薩蒂從住處徒步抬來一架鋼琴。這些樂曲的題目為：逃跑曲、斜舞曲、世俗經文、狗序曲。
以後的數日內，由當時被人們稱做“新青年”的六個人在此組織活動。他們後來形成了“六人團”：阿蒂爾·奧涅格、達呂斯·米約、弗朗西斯·普朗克、喬治·奧里克、路易·迪雷、熱爾梅娜·塔伊費爾。
11月26日，桑德拉斯、馬克斯·雅各布、勒韋迪和薩爾蒙朗讀了他們的詩作。科克托背誦了阿波利奈爾的一首詩，因為阿波利奈爾身體過於虛弱無法親自朗讀。他身穿前一天剛剛從商場買來的一套高檔的軍官服裝，腳登一雙皮靴，在大廳中稍微靠後一點兒的地方就座。他時不時地撣一撣天藍色上衣無人知曉是否存在的灰塵，自豪地用手觸摸一下纏繞在額頭上的黑色繃帶。一位年輕女子的手搭在他的手臂上。她叫雅克琳娜，但阿波利奈爾根據她紅棕色的頭髮給她起了另一個名字——呂比（紅棕色的法文為Roux，而她的新名字呂比的法文為Ruby）。她認識的人很少，他是在幾次見到她陪同其未婚夫——詩人朱爾-熱拉爾·若爾當之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將她拉到了自己的身邊。這位未婚夫於1916年在蒙馬特爾布特斯森林的樹上摔下死亡，而紀堯姆·阿波利奈爾那次也負了傷。
1916年12月31日，為慶祝阿波利奈爾的詩集《被謀殺的詩人》出版發行，他的朋友們決定組織一次小範圍的午餐會，參加的人有200名，地點選在梅恩大街奧爾良宮內一個舖有地毯的地方。馬克斯·雅各布和紀堯姆·阿波利奈爾本人經過精心研究確定的菜單如下：
立體主義、俄耳甫斯主義、未來主義冷盤，
朋友梅里塔爾特魚，
克羅尼亞芒塔爾牛腰肉，
異端鼻祖閹雞，
美學沉思沙拉，
奧費送葬隊伍奶酪，
（希臘寓言家）埃少譜宴會水果，
戴面具士兵餅乾。
魔法師白酒，
阿爾蒙魔盒紅酒，
砲兵香檳酒，
巴黎晚會咖啡，
各種燒酒。
宴會獲得了圓滿成功。隆重的午宴最後演變成為毫無價值的爭論戰，爭論的一方是坐在同一張桌子上的拉希爾德、保爾·福爾、安德烈·紀德和其他幾位文學藝術界的名流，另一方是一些大吵大鬧、毫無教養的年輕藝術家，但最終宴會結束時，大家都十分開心。
兩個星期之後，人們又組織了一次類似的宴會。這一次是在瑪麗·瓦西里耶夫家，其宗旨是給做完手術從部隊復員的勃拉克接風洗塵。由阿波利奈爾、格里斯、馬克斯·雅各布、勒韋迪、馬蒂斯、畢加索、梅景琪以及其他幾個人組成的組織委員會邀請了他們的朋友，參加者交納六法郎（安德烈·薩爾蒙確認在整個戰爭期間，畢加索從未給勃拉克寫過任何信件）。
這一次宴會組織得不十分成功，因為瑪麗·瓦西里耶夫邀請了同莫迪利阿尼分手的貝阿特麗斯·哈斯丁。她出席了，但不是單獨一個人，由她的新情夫——雕刻家阿爾弗雷德·皮納陪同她來。人們勸說阿姆多·莫迪利阿尼到別處去，避開她。但阿姆多還是出席了，他進門交納了六法郎，認為交了錢，就有權看一場好戲。在向周圍的賓客們熱情地打了招呼之後，徑直走到貝阿特麗斯·哈斯丁的身邊，開始在她的耳邊背誦意大利詩人但丁和法國詩人蘭波的詩作。當雕刻家剛剛打算干涉時，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掄起拳頭試圖將他打翻在地。在此情形下，雕刻家拔出了他的白朗寧自動手槍。他的這一舉動把所有在場的人都嚇壞了，氣氛突然變得十分緊張。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爾出面企圖作裁決，驚慌失措的胡安·格里斯呆呆地註視著這兩位像鬥架的公雞，面紅耳赤、大喊大叫，活像是魔鬼附身的瘋子。蓄著小鬍子、戴著眼鏡的馬蒂斯穩定沉著地出面平息了事態。最終大家一起努力將阿姆多·莫迪利阿尼推到門外，送到大街上，事情才算結束。
而畢加索卻坐在大廳的一個角落，在帕克萊特——他在普瓦雷家找到的他心愛的模特兒的耳邊神秘地談論著。然而，他那田園詩歌般的愛情沒有持續多長時間，就短命地結束了。
一個月之後，畫家從巴黎消失了。他去了意大利，首先參觀了那不勒斯和龐貝，然後到羅馬找到了佳吉列夫，並且倒在了奧爾加的懷裡。畢加索於1917年5月18日回到了巴黎的夏特萊劇院舞台。
那裡正在上演由讓·科克托作劇情簡介、埃里克作曲、畢加索作服裝設計的獨幕劇《滑稽劇》。
那天晚上，貴族階級的許多人來這裡，希望能夠享受到科克託在其節目中極力捍衛的立體藝術的溫馨美。結果卻遠遠出乎預料，到場的觀眾們受到了不小的驚嚇。開頭的《馬賽曲》沒有任何可挑剔的。三色幕布、小丑、女演員演馬戲和其他雜耍藝人的表演還勉強可以接受。但接下來：那個戴尖帽子姑娘！黑人服務生！那匹長翅膀的馬！背上背著摩天塔的牧童！加上那毫無曲調只是一片噪聲的音樂！簡直讓人無法接受！
戴著冠冕髮飾的歐仁·繆拉公主煩躁不安。每當她的跟班和分立在她左右手的僕人不附和人們喝倒彩的口哨聲大喊大叫時，她就用“我親愛的”稱呼她的跟班，用扇子扇她的左右僕人。沙布里揚伯爵夫人和韋桑侯爵夫人大聲地喊道：“外國佬！逃兵！真丟人！不害臊！”這一切具有極大的煽動性！平民百姓中的婦女到處尋覓粗俗不堪的藝人，使用帽卡子戳他們，挑逗他們；一些穿黑色禮服的貴夫人驚慌失措，緊緊抓住穿燕尾服或者穿著佩戴榮譽軍人飾帶的先生們的胳膊不放。為了讓紀堯姆·阿波利奈爾懂得不僅僅他一個人參軍服過役，另外一些婦女，如波莉尼亞克公主，也穿著護士服裝。因為紀堯姆·阿波利奈爾頭上裹著繃帶，表明他不僅參過軍，而且負過傷，以此維護他那一類人的利益。在阿波利奈爾身邊的科克托時不時地蹦得老高，想知道大廳裡是否坐滿了他編劇的目標觀眾，這些人至今是否仍然支持他的立場與觀點。他的袖子偶然碰到一位先生。這位先生對他的鄰座講：“我要早知道這戲劇如此愚蠢的話，我絕對不會帶我的孩子們來看這樣的鬧劇！”
第二天，媒體上大張旗鼓的批評展開了。人們認為《滑稽劇》是對德國藝術最好的宣傳，它會得到德國人的熱烈歡迎。專欄作家們寫大量文章搞大轟炸。他們將佳吉列夫的一切醜事公佈於眾，因為他在幾個星期之前不幸地在布爾什維克小紅帽裡藏了《火鳥》。他們希望將他從此釘在恥辱柱上，使他永遠不得翻身。
記者們攻擊的第一個對像是埃里克·薩蒂。 《一周新聞》一方面批評他侮辱了法國人的興趣與愛好，另外還說他缺乏所從事職業必須具備的才能與想像力。在接受該報紙專欄作家的採訪時，薩蒂好像作了以下回答：
先生，親愛的朋友，
您是一個混蛋，一個十分無聊的混蛋！
因為他辱罵記者和褻瀆記者職業，記者們把他控告到輕罪法庭。薩蒂被判處蹲監獄，緩期執行。他受到了極大的震撼，如同當年畢加索由於偷竊古伊比利亞雕像被傳喚到預審法官面前時一樣。他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名字也上了犯罪記錄，著作權遭到查封，並且禁止他外出（他的外出也僅限於往返於巴黎與他們流派總部所在地阿爾克伊之間）。他沒有錢，請不起律師為他辯護，無法就判決上訴。以格里斯、科克托和馬克斯·雅各佈為首的朋友們到處尋找關係幫助這位作曲家。
在此期間，即1917年5月，法蘭西共和國普安卡雷總統任命了菲利普·貝當為武裝部隊司令，因為當時在北方平原地區作戰的軍隊，儘管犧牲慘重，但還是走出戰壕作了最後的拼搏。
貝當為了殺雞給猴看，下令槍殺了400名逃兵。除被自己同胞殺戮的這400名士兵外，在舍曼·代·達姆，法國軍隊還被德國人消滅了40 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