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從事的活動開始於1919年3月，我們同蘇波與阿拉貢之間最初的幾次會面。它最初體現在文學領域，後來在達達運動中出現了爆炸性的大發展，在超現實主義運動時期達到了頂峰。
安德烈·布勒東
醫院為阿波利奈爾做了頭部的環鑽手術。手術後，他仍然住在醫院，身穿病號服，頭上纏著繃帶，頭髮被剃得精光，但他身體還好，只是情緒不夠穩定，容易被激怒，時常感覺疲倦。然而，他完全能夠接待朋友，說起話來仍然滔滔不絕，待人照舊慷慨大方、寬宏大量。
皮埃爾·阿爾貝-比羅不久前發現了阿波利奈爾的大量手稿，於是來醫院要求手稿的作者與他合作，為他的雜誌撰寫稿件。其實，阿波利奈爾還在戰爭前線的時候已經給《SIC》寄去一首詩，題目為《未來》，發表在該雜誌的第四期上。他答應阿爾貝-比羅，重新開始經常性地為該雜誌撰寫稿件。他言而有信，毫不食言：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他經常不斷地給雜誌社寄去作品。不久之後，他們二人共同出版了《蒂雷亞斯的乳房》。阿波利奈爾還為《SIC》出版社後來出版的《三十一首袖珍詩》作了序。阿波利奈爾離開醫院之後，他準時出席該社長每個星期六在自己家中舉行的會議，並且還拉他的朋友塞爾日·費拉特、皮埃爾·勒韋迪、馬克斯·雅各布、布萊斯·桑德拉斯、羅克·格雷及其他人一道去參加。這樣一來，大批撰稿人的加盟大大地豐富了該雜誌的內容，於是雜誌的聲譽大為提高，影響也隨之擴大。儘管有時皮埃爾·阿爾貝-比羅同他耍小孩子脾氣，阿波利奈爾也不同他計較，始終忠實地支持該雜誌的工作，始終是阿爾貝-比羅的忠實朋友。該雜誌的社長先生利用這一優勢，長期在其雜誌中發展他的“世界主義”理論。這是一種要求在詩歌、繪畫和戲劇中優先體現世界主義、普遍主義的藝術，然而這一理論並未得到很多人的響應。
皮埃爾·阿爾貝-比羅和查拉的關係，卻比和其他人要復雜得多。
達達運動的鼻祖特里斯坦·查拉從蘇黎世向世界各地郵寄他的雜誌。後來他發現了《SIC》，於是就給皮埃爾·阿爾貝-比羅郵寄去他的詩詞作品。接著，他又發現誕生了另一份雜誌《南北》。查拉將其全部身心投入到了自己從事的事業之中。他千方百計地同處於戰爭中的歐洲的所有前衛藝術家們建立聯繫，向他們推薦他的報紙與雜誌。桑德拉斯、勒韋迪、馬克斯·雅各布和阿波利奈爾自然都成為他的撰稿人。阿波利奈爾由於身體的康復需要時間，答應得比較晚一些。 1916年，《伏爾泰酒館》雜誌未經他批准發表了他的一首詩，阿波利奈爾也沒有特別生氣。但是，他有點兒擔心：在受瑞士當局嚴格查禁的雜誌上發表作品合適嗎？這個國家所持的中立立場難道不會由於該國半數以上的人講德語而發生動搖，傾向於維護德國的立場嗎？
阿波利奈爾在猶豫，查拉也在猶豫。前者最終決定給查拉回信。在分別寫於1916年12月和1917年1月的兩封信中，他批評查拉麵對德國的瘋狂侵略，沒有為保衛法國而進行強有力的鬥爭，他批評《伏爾泰酒館》編輯部“由各種不同國籍的人員組成”，“其中有幾位具有鮮明的親日耳曼傾向”。他以幾個口號結束他的信件：“法國立體主義萬歲！法國萬歲！羅馬尼亞萬歲！”［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爾給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馬克·達西的《雜技團馴獸師——特里斯坦·查拉》。 ］
查拉在達達第二支部所在地為阿波利奈爾豎起一座祖國衛士的雕像，阿波利奈爾對此十分感激，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他於1918年2月6日給查拉回信如下：
我想在目前錯綜複雜的戰爭形勢下，無論其精神多麼可貴，同一個擁有德國合夥人的雜誌合作遲早定會使我受到連累。
［摘自1917年1月14日，阿波利奈爾給特里斯坦·查拉的信，引自馬克·達西的《雜技團馴獸師——特里斯坦·查拉》］
拋開他的極端愛國主義情感不談，阿波利奈爾是害怕瑞士的新聞檢查部門拆查來自外國或發往外國的郵件的惡劣行徑嗎？
無論如何，這位極端敵視德國人的阿波利奈爾仍然同勒韋迪之間產生了矛盾，而且成為矛盾的根源。事實上，勒韋迪很早以前就要求查拉加入《南北》雜誌社。然而，社會上流傳著有關這位羅馬尼亞人的一些流言蜚語：人們懷疑他被列入了德國間諜的“黑名單”。當人們聽說瑞士警方就同日耳曼—布爾什維克搗亂分子來往的事審問過查拉時，自然產生了濃厚興趣……
阿波利奈爾儘管並不相信達達運動，但他還是再一次——儘管是間接地——充當了《伏爾泰酒館》雜誌那個圈子與未來的超現實主義者們之間的牽線人。安德烈·布勒東在聖日耳曼大街202號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的住所發現了《伏爾泰酒館》雜誌的第一、二期，證實了這種看法。
布勒東與阿波利奈爾的首次見面是在1916年5月10日。地點在阿波利奈爾剛剛做過環鑽手術的巴黎瓦爾德格拉斯部隊醫院。阿波利奈爾年長，36歲；布勒東比他小，剛滿20歲。布勒東是個相當英俊的小伙子：綠眼睛，圓圓的臉盤、五官端正……一年前，他給自己從心底里敬佩的這位“十分偉大的人物”寫過一封信，並且幸運地被允許去拜訪他。
布勒東於1915年2月參軍。在砲兵17團度過三年之後，終因他手中的醫學畢業證書而被調到南特的部隊當護士。他選擇醫學並非因為他具有在此領域工作的天賦，而是應用了“排除法”。因為他覺得“惟有醫生職業能夠允許他從事一些其他的智力活動，例如從事他的寫作工作”。 ［摘自安德烈·布勒東1962年7月的《同瑪德琳娜·沙普薩爾的談話》，以及1973年發表在《UGE》上的《作家》］
安德烈·布勒東是在南特的部隊醫院偶然遇見雅克·瓦謝Jacques Vache(1896—1919)，法國作家，達達主義者。的，並且受到這位曇花一現人物的巨大影響。沒有一個人真正了解瓦謝。他英年早逝，於1919年僅22歲時死於吸毒過量。布勒東為瓦謝在當時那麼嚴酷的時代中追求絕對自由的行為、坦蕩的言行以及絕不附和他人的反抗精神所傾倒。他從不同任何人握手。他常常身穿可以隨時變換——時而為輕騎兵，時而為航空兵——的軍服在南特大街上溜達。每當遇見一個熟人，他便用手指著布勒東，說道：“請讓我向您介紹安德烈·布勒東。”因為布勒東當時沒有薩爾蒙那樣高的名望。
瓦謝只有一點與阿波利奈爾相同：他十分敬佩雅里。而在其他方面，他們二人之間毫無共同點。布勒東本人同他南特的同志——瓦謝的關係密切，只是瓦謝經常火藥味十足的言辭使詩人兼砲兵的布勒東無法忍受。在默茲大屠殺的前線度過三個星期之後，瓦謝認為這場戰爭就是迄今為止所有戰爭中最殘酷的。同未來超現實主義精明靈巧的擊劍手路易·阿拉貢、保爾·艾呂雅、邦雅曼·佩雷以及菲利普·蘇波一樣，他過去也憎恨他在戰爭的旗幟下度過自己的青春年華，並且出於與其他四個人同樣的考慮，毅然決然地脫離了軍隊。他們一致認為：只有在所有領域進行一場全面徹底的革命方能洗滌這一野蠻行徑，真正實現純潔的人類文明。正是出於這一考慮，他們覺得達達主義是少數幾種可能拯救人類文明的途徑之一。這一途徑更加接近瓦謝的思想，而與阿波利奈爾的思想稍有距離。此外，後來布勒東承認他將原來對南特朋友——雅克·瓦謝寄託的希望，全部轉移到了特里斯坦·查拉的身上。
但當他見到阿波利奈爾之後，面對這位偉大人物崇高的精神境界，他同所有人的所有分歧便一掃而光。
阿波利奈爾是當時偉大的詩人，而崇拜狂布勒東，時而崇拜蘭波和洛特雷阿蒙，時而又崇拜梅里美，最後由於阿波利奈爾的魅力、影響、豐富的文化知識以及目光中體現出來的新思想而拜倒在了他的腳下，聲稱：認識阿波利奈爾是上帝給予他布勒東“罕見的恩賜”。
阿波利奈爾之所以能夠征服我，是因為他總是在大街上的百姓當中尋找自己的創作源泉，並且能夠迅速地將素材，甚至是一些支離破碎的休閒聊天的片段，經過整理，寫成詩詞。
［摘自安德烈·布勒東1962年7月的《同瑪德琳娜·沙普薩爾的談話》］
只是到了1917年6月，當《蒂雷亞斯的乳房》上演時，這些分歧又重新大白於天下：當時在劇場內的瓦謝讓布勒東終於擦亮了眼睛，最終看清了圍繞在他身邊的這兩個人之間深刻的分歧所在，他作出了自己最後的選擇——瓦謝，而遠遠地離開了阿波利奈爾。
是阿波利奈爾將他的崇拜者之一菲利普·蘇波介紹給布勒東，阿波利奈爾曾經幫助他在《SIC》上發表過一首詩。很快，兩個人發現他們之間存在著大量的共同點。蘇波是醫生的兒子，他是一位穿著講究的花花公子。雖然也參過軍，但他從未見過戰壕。同其他許多人一樣，他也被充當實驗品使用，但其中許多人都送了命，而他卻安然無恙，原因是他在上前線之前註射了抗傷寒疫苗。由於充當實驗品中毒，他在醫院住了數月。
同其他許多人一樣，蘇波對這場沒完沒了的戰爭也懷著無限的痛恨。該如何表達他內心強烈的憤慨呢？只有拿起手中的筆做刀槍。他瘋狂地寫著寫著。一天，他在一家酒館飲酒時，突發靈感，他當即向服務生要了一枝筆，排除周圍的一切干擾，專心致志地寫出了一首詩。他是即席創作法的提倡者，並且與布勒東合著了《磁場》。
超現實主義三劍客中的第三位也是一位學醫的，當時他還是大學生，在瓦爾德格拉斯醫院上課。他比布勒東大一歲，蓄著小鬍子，看上去倒好像是布勒東的哥哥。他的父親名叫路易·安德里厄，曾經當過國民議會議員、警察局長、大使和參議院議員，當時是職業律師。他的兒子沒有姓他的姓。此外，沒有任何東西，起碼在戶籍登記等民事手續方面，可以證明他是安德里厄的兒子。因為當安德里厄的情婦、比他小33歲的瑪格麗特·圖卡-馬西永生下這個孩子的時候，市長先生自作主張在出生登記處給他起名為路易·阿拉貢，未登記父母的姓名，使得他成為無名氏。為什麼取了阿拉貢呢？人們傳說是因為其父親的一個西班牙情婦的家姓是阿拉貢。
如此嚴重的錯誤，不僅對戶籍登記處，而且對左鄰右舍都必須嚴格保密。於是，他們教小阿拉貢叫他的外婆媽媽，而且說她僅僅是養母，因為他們認為三重保護總比兩重更加慎重、更加保險。他的生身父親時而被介紹為他的教父，時而被介紹為監護人，而他自己的生母成了他的姐姐。採取如此謹慎的措施，玩弄如此多的手腕，挖空心思地變換身份，表面上看起來很可靠、很保險。但也正是這些保險措施才使得小路易·阿拉貢得以安心地在訥伊從事他的學業，並且考入大學的物理化學專業。 1917年，市長要求路易的母親向兒子講明她並非他的姐姐，他的生父也並非他的教父，因為如果這位青年去參軍，在戰爭中有可能犧牲。他有權在犧牲前知道自己的真正父母親到底是誰……
阿拉貢參加了戰爭，他為了獲得戰爭勳章，表現得十分勇敢。他安然無恙，幸運地保住了性命。當他遇見安德烈·布勒東的時候，二人的處境十分相似：他們當時都是正在參戰一段時間，再去從事一段時間醫學學業，然後又去參戰，再回學校從事學業，如此輪番地交替進行。
在瓦爾德格拉斯醫院，他們是同住一間宿舍的戰友，並且相互發現了對方細膩的感情以及他們共同的愛好。他們常常一起談論畢加索、德朗、馬蒂斯、馬克斯·雅各布、阿爾弗雷德·雅里、馬拉美、蘭波以及洛特雷阿蒙。阿拉貢最早是在位於奧德翁街7號的一個小書店（現在已經成為一家特大書店）的借書目錄卡中，發現了這些人中間的第一位。
這位學醫的大學生給布勒東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其廣博的文化知識。他博覽群書，知識淵博，在當時的青年人中像顆璀璨的明珠，十分出色。從他的言談話語與穿著打扮的考究，可以看出他懷有希望得到人們矚目的願望。他的穿著入時，舉止文雅，同討好他的人或者對他非常崇拜的人談話時，措辭豐富而且風趣，時而熱情洋溢，時而諷刺挖苦。
他們離開瓦爾德格拉斯醫院，離開那些被戰爭折磨出神經病的士兵們後，阿拉貢和布勒東經常在奧德翁街7號的小書店見面。在那裡他們可以買書，可以藉書，可以聽一些作者朗讀他們的作品，也可以翻閱一些先鋒派雜誌，例如《SIC》、《南北》和《達達》。處於上升中的一代作家與詩人們從那時起都與這些雜誌合作，為它們撰寫文稿。在《南北》雜誌的封底上，人們可以看到兩個訂閱地址：皮埃爾·勒韋迪的住處(科爾托街12號)和奧德翁街7號的書店。這個朋友書屋於1915年開辦，對傳播20年代的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書店的主人是一位長著銀絲般的秀發、面色紅潤、身體微微發胖的小個子女人，名字叫做阿德里安娜·莫尼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