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品。
馬塞爾·杜尚
1914年，喬治·勃拉克參加了步兵第224團。起初被任命為中士，後來提升為中尉，並且在前線的第一線戰鬥。 1915年5月，在卡朗西戰鬥中頭部負傷。接受了手術之後，於1916年復員。
萊歇參加過阿爾戈和凡爾登戰役，是毒氣的受害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幾個月退役。
1915年9月，德朗參加了砲兵第82團，參加了凡爾登和舍曼·代·達姆的血腥戰役。戰後，恢復了他的平民生活。
羅歇·德·拉弗雷納伊一直在步兵服役，直至1918年患結核病住進醫院臥床不起。
基斯林在卡朗西戰役的一次肉搏戰中負傷。桑德拉斯在香檳省失去一隻胳膊。阿波利奈爾在布特斯森林負傷之後回到巴黎……所有這些人一致譴責那些戰前是他們的朋友，而當他人在前線冒著生命危險保衛祖國的時候，卻仍然悠閒自得地在這里或那裡繼續作畫、繼續出售作品的人。他們譴責的不是那些被軍隊拒絕了的人，例如莫迪利阿尼和奧爾蒂茲·德·扎拉特，而是那些臨陣脫逃的人，例如德勞內躲避到了西班牙，畢卡比亞和克拉萬去了美國。
去美國的事開始於戰前。戰爭結束之後幾個月，他們將都陸續返回巴黎，重新定居在蒙巴那斯。
1913年2月17日，在紐約舉辦了一個“現代藝術國際博覽會”，也被稱為軍械庫展覽。這是首次在美國舉辦的國際藝術博覽會。埃萊娜·塞凱爾認為“與其說這一展覽是藝術市場的誕生，還不如說它是藝術市場的重新崛起”。這次展覽的影響非同小可，因為這次博覽會為歐洲藝術家們第一次提供了相聚的良好機會，在博覽會之後，藝術作品收藏家們於20世紀20年代大批大批地紛紛湧入巴黎。
軍械庫展覽的作品集中在一個昔日的兵器展廳，位於格林尼治村Greenwich，美國紐約市作家、藝術家聚居的地區。附近。這次展覽的發起人是一位美國律師——約翰·奎因。他經過無數次的奮力拼搏之後，終於使一些前衛的優秀藝術作品免除了進口關稅，為大量作品參展創造了先決條件。在亨利-皮埃爾·羅歇的幫助下，他得到了大量從法國購買的作品。將埃利·富爾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沃爾特·帕齊也為這次展覽收集了幾幅作品，多數是立體主義者中金派的作品。
軍械庫展覽上展出了近1600件歐洲藝術家的作品，其中有塞尚（正是在這一展覽會上大英博物館獲得了塞尚的首件作品）、勃拉克、高更、格萊茲、康定斯基、萊歇、馬爾古希、畢加索、杜尚和畢卡比亞。
1913年，惟有畢卡比亞有能力遠涉重洋到美國去，因此只有一位法國藝術家出席了這次藝術博覽會。美國的新聞界用大量篇幅介紹了這位躍身於前衛人物之列的畫家。
他的父親為古巴人，母親是法國人。他在青年時代信奉印象派，後來成為點畫派、野獸派的邊緣人物，泛泛地認同立體主義。據阿波利奈爾講，畢卡比亞也信奉俄耳甫斯教義。他在美國對機械與技術產生了興趣。他發現汽車的確速度很快，見到了電動機，也覺察到了現代意識的豐富內涵。於是，他開始了一個愛好機器的階段。紐約令畢卡比亞著迷，他認為美國的城市就是未來人的城市，是立體主義的未來。
回到法國之後，這位富有的花花公子接到了征兵通知，他的反感情緒溢於言表。經過一番周旋之後，他當了一位常駐巴黎軍官的司機。在巴黎總比在凡爾登前線好得多。當需要向波爾多撤退時，畢卡比亞請他的父親出面幫忙。通過古巴駐巴黎大使館的干預，他被派往哈瓦那，從事商務工作。
哈瓦那可不是美國，他十分不情願去。後來在他的妻子加布里埃爾·比費的督促下，勉強去了，但僅僅待了兩個月，接著又去了美國。從那裡，他去了西班牙的馬德里，到瑞士旅遊，又回到紐約，第二次到了西班牙。
1914年的夏天，德勞內和他的妻子以及詩人兼拳擊運動員阿爾蒂爾·克拉萬也都去了西班牙。
桑德拉斯對德勞內、畢卡比亞和克拉萬三人十分地不客氣。他們是朋友，他們一起參加過無數放蕩不羈的活動，也在一起開懷痛飲。人們看見過他們穿著裝飾鮮豔或破破爛爛的服裝一起在舞廳跳探戈，克拉萬穿著沾有繪畫顏料的褲子，襯衣上到處的大小窟窿露出文身花紋。這一切也都激起過周圍的人們極大的憤怒。
戰爭的爆發使這些人趨於理智，恢復了常人的生活習慣。昨日的痞子們都到了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重新集結了起來。但很快，葡萄牙也向德國宣戰。於是他們到了西班牙的首都馬德里，但是，那裡的邊界也不可靠。
克拉萬決定赴美國。為了解決橫跨大西洋的經費問題，他想出一個絕妙的主意：組織他與拳擊手傑克·約翰遜爭奪重量級世界冠軍的比賽。以前他們兩人曾經在柏林和巴黎的訓練館見過面。據桑德拉斯回憶，當時的約翰遜是脫產的專職拳擊運動員。
他們二位商妥後，比賽在馬德里的一個競技場舉行（桑德拉斯當時在巴塞羅那）。新聞界對此作了大量的廣告宣傳，將它吹噓為一場真正的決鬥。比賽的前一天，克拉萬在即將起航赴紐約的一艘橫跨大西洋的客輪上預定了一個座位。他知道自己不是對方的對手，所以他預先要求對方出手不要太重，至少在將他打翻在地之前讓他幾個回合。
比賽比人們想像的要結束得快得多。桑德拉斯作為目擊證人描述比賽當時的情景：克拉萬嚇得發呆，縮作一團，在競技台的一個角落裡一動不動。他在群眾的喝倒彩中，面對氣勢洶洶的約翰遜完全不知所措，而約翰遜看到這個局面首先非常高興，接著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腳，想要他動一動，最後在他臉上狠狠地打了一拳，將這位奧斯卡·王爾德的外甥打翻在地。
“一、二、三……”裁判喊著數。
克拉萬已經逃跑了。當群眾、賽事的組織者和發誓要他命的約翰遜到處尋找他的時候，這位“勇敢的戰士”已經上了赴紐約的船，正在衛生所包紮他的傷口。
在紐約，他也激起了人們的公憤。由於杜尚和畢卡比亞聽說上流社會的女士們組織了一次報告會，要請人給她們講現代藝術。於是，他們決定給這些沒有文化但自認為高雅的聽眾派遣一個他們當中最激進、最狂熱的一位。他們選中了克拉萬。在他去之前，他們請他吃了午飯，他吃得很少，但喝了許多。他準時到達了報告會大廳。對報告人欽佩得五體投地的那些頭戴羽冠、一群一伙的闊太太正在痴迷地等待著他。報告人背對著她們，首先脫去外衣，接著鬆開褲子背帶，脫掉襯衣和褲子，轉過身來，開始辱罵第一排的人，接著辱罵其他排的人，直到最後被警察關進警車拉走，這場鬧劇才算結束。他的朋友支付了擔保金後，他才被放出來。
接著，克拉萬去了加拿大，又喬裝打扮成一名婦女從加拿大逃跑，接著被一隻開往加拿大東部紐芬蘭島的漁船作為技工僱用。後來在墨西哥城開了一家拳擊培訓學校，最後娶了美國作家米娜·洛伊之後，就消失在墨西哥灣的大海中杳無音信了。
至於傑克·約翰遜嘛，從那次以後，沒有人在拳擊場上再見到他。
桑德拉斯雖然一直承認阿爾蒂爾·克拉萬有“巨大”的創作詩的才能，但他永遠也不能原諒克拉萬在戰爭爆發前夕離開法國的逃兵行為。桑德拉斯同樣不能原諒在紐約的那些朋友，那些“在歐洲吹起的戰爭風暴面前將他們的本來面目赤裸裸地暴露無遺的形形色色的膽小鬼”。他們是一群“歐洲的逃兵、國際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中立派的大雜燴”。 ［摘自1949年發表的布萊斯·桑德拉斯的《瓜分天空》］
在他們當中，有一位現代藝術的主要代表：馬塞爾·杜尚。他也許是中立的，但絕對是和平主義者，無論從什麼角度說，他都是一個逃兵。
他在美國做了些什麼呢？
一言以蔽之，醜聞。
他於1915年到達紐約，在到達紐約之前，他在紐約已經是臭名遠揚。兩年之前，他曾經是軍械庫展覽中的歐洲明星。他的《下樓梯的裸女》(圖48)曾經激起了一些人的憤怒、一些人的反感、一些人興奮不已，而另一些人狂熱崇拜……新聞界有人恭維他，將他捧上天堂享受所有的恩惠；有人嘲笑他，將他架在地獄的火上燒烤。
對他，這不是第一次。 1912年在巴黎舉辦獨立派繪畫展的時候，他的立體派朋友們已經要求他摘下那幅畫。格萊茲和勒·福柯尼埃催促他們的兩位兄長雅克·維龍和雷蒙·杜尚-維龍說服他們的小兄弟，放棄展出他那幅在設計上過於大膽的《下樓梯的裸女》，以避免遭受人們的譴責。馬塞爾·杜尚服從了，只一次，第二次他不干了：第二年，他的《下樓梯的裸女》在立體派中金派的畫展上展出。然後，他就跨過大西洋去了美國。
馬塞爾·杜尚在軍械庫展覽上出售了他的全部參展作品，得到了他離開歐洲奔赴紐約所需的經費。他是因為心臟功能有一些缺陷從部隊退役的。他承認自己身上缺乏時代需要的愛國主義精神，但心裡絲毫不覺得不安。當美國參戰之後，他在法國軍隊中已經擔任了六個月秘書。
到達紐約以後，杜尚承認自己的藝術淵源：一點兒印象派、一點兒野獸派、一點兒立體派，對塞尚並不特別欣賞，但是特別喜歡莫奈，對馬蒂斯十分尊重。 1910年舉辦勃拉克繪畫作品展覽的時候，他的作品受到了來自卡恩維萊的抵制。
然而，對杜尚影響最大的並非畫家，而是一位作家：雷蒙·魯塞爾Raymond Roussel（1877—1933），法國作家、詩人。 。杜尚從不否認他是在紀堯姆·阿波利奈爾陪同下在安托萬劇院觀看過《非洲印象》之後，才開始創作《被她的獨身者們脫光衣服的新娘》。
雷蒙·魯塞爾作品中主人公的原型是“美好時代”（指1900年之前的幾年，被一致認為是全民都無憂無慮的美好時代）上層社會中一位有錢的年輕人。他讓菲利普·蘇波想起了普魯斯特·德·卡布爾：他們同樣的風度翩翩，在吃穿方面有著同樣的嗜好，在文學方面有著同樣的需求和願望。
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失敗之後，魯塞爾得了“一種可怕的病”[HTH]［摘自1963年發表的雷蒙·魯塞爾的《我的有些書是如何寫出來的》］，此病折磨了他很長時間。後來，由於其文學創作無法到達最崇高的境界，他在狂怒與失望情緒的折磨下，痛苦到竟然倒在地上打滾的程度。
他乘坐一輛房車到處遊逛，車裡裝配有幾個房間、一個衛生間和一個廚房。車輛行進過程中，他一直在堅持寫作。所有的窗簾都放下，以免窗外的一切干擾他的工作。他的家裡僱用一個園丁照顧他的花園，園中有著大量的鮮花，而他卻整日忙於寫作，對它們視而不見。他花錢資助出版自己的書籍，出版的書卻沒有銷路；自己出資排演戲劇，而在社會上的反映平淡，或者如果有反映，也是議論、憤怒和咒罵，例如《非洲印象》出版時，就發生了受到社會抵制的情形。
他曾經產生過將其一本書搬上舞台的主意，以便爭取不去書店購買他的書的那部分民眾。惟有埃德蒙·羅斯唐歡迎他的這一行動。觀眾卻炸了，他們強烈反對的恰恰是令馬塞爾·杜尚著迷的東西：語言的新穎性、劇目的現代性，特別是那些人肉機器，其中一個是擊劍手。魯塞爾創作的源泉與那些先鋒人物同出一轍：技術革命、運動、速度和電影技術……
畫家杜尚與作家魯塞爾一樣，當他們還年輕的時候，也許就應該放棄他們的藝術。他們都醉心於國際象棋，他們就是那個時代最出色的棋王。他們不參加任何派別。
杜尚不參加任何派別有一個很重大的理由：金派畫家將他的《下樓梯的裸女》摘下這件事，使得他對所有的派別永遠地抱有一種莫名的反感。無論在法國還是美國，他永遠是單槍匹馬，尤其是在當敘爾瓦日、格萊茲和阿爾西邦科將達達派畫家和作家們從金派中驅逐出去以後。
在紐約，年輕的杜尚待人溫柔寬厚，他常常口叼煙斗或者雪茄，在他眾多的崇拜者們中間踱著方步，他從一個沙龍到另一個沙龍地走來走去，在心底里暗笑著自己怎麼就成了或者被崇拜或者被憤怒譴責的對象。他是各種各樣先鋒派的領頭羊。他給一些十分美貌的小姐上法語課，他將法語中最粗俗的詞語也教給她們。他常常同曼·雷、音樂家埃德加·瓦萊茲、弗朗西斯·畢卡比亞、阿爾蒂爾·克拉萬和米娜·洛伊在一起，他初次發現了爵士音樂，他同他們一起下象棋、抽煙、喝酒和跳舞。婦女們來來往往，但他對她們並不留意。
金錢？沒問題，他沒有多餘的，只夠平時用。他的父親全力支持三個從事藝術的孩子，後來美國的資助人接著支持他們。杜尚一直在路易絲和沃爾特·阿倫貝爾家生活，後來他們買了他的全部繪畫作品，沒有付給他現金，而是抵了他的房租。在他們家的牆上，掛著塞尚、馬蒂斯、畢加索和勃拉克等名畫家的作品。阿倫貝爾夫婦是十分堅定的現代派，也是先鋒派的熱誠捍衛者。
杜尚正是同他們夫婦倆以及曼·雷共同創建了獨立藝術家協會。該協會的原則與巴黎的獨立派協會十分相似：不接受檢查，他們願意展出什麼就展出什麼。
他給所有獨立派藝術家們都寄去一幅畫，畫的是一個男用小便器，上面有日期，簽名為一個衛生潔具商：R.牟特。這構成了又一起轟動性的醜聞。這幅畫雖然未被逐出畫展，但是被藏在布簾後面。杜尚因此宣布辭去獨立藝術家協會的職務。
除了立即採取明顯的挑釁性行動之外，他還做了些什麼呢？他在尋求創造新的藝術形式。這種形式將繪畫從通常的繪畫工具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既不需要畫布，也不需要畫筆與畫板。他也開始思考用肉眼看不見的第四維空間。如他的就完全出於他研究中表現第四維空間的考慮。他的這一研究將為許多人的藝術天賦開闢新的道路：正如皮埃爾·卡巴納所說：“杜尚的榜樣的出現使20世紀後半葉的藝術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促使新達達主義最終發展成為大眾藝術。”［摘自1996年發表的皮埃爾·卡巴納的《杜尚和Cie》］
並非杜尚建議展出的第一幅完成畫作。 1913年的一天，在巴黎，他突然產生了繪製這些物品的思想：他在一張方板凳上固定了一個自行車輪子(圖49)，買了一個瀝水架。後來這些東西一直在他的家中隨便地亂扔著，長期以來，他從沒有想過它們還有什麼價值，也沒有想過給它們派任何用場。
在紐約，在畫之前，他買了一把鏟雪用的木鍁，一直懸掛在畫室的天花板上，作品的題目是《預言斷臂》。不久之後的作品《隱藏的噪音》畫的是夾在兩塊黃銅片之間的一團線(圖50)，《遊覽宣傳品》畫的是一個“下木”牌打字機罩，《LHO． OQ》給蒙娜麗莎加上了山羊鬍子和一撮兒八字胡(圖51)。
從20年代起，杜尚不滿足於只在現有作品上簽字，而是將這些作品匯總在一起。於是在1920年《為什麼不打噴嚏》面世，這是由裝在一個鳥籠中的一些立方體的大理石塊、一個溫度計和一塊墨斗魚骨組成(圖52)；《快樂的寡婦》是一個縮小了的雙扇窗戶，其簽名為一個匿名女性羅斯·塞拉維。杜尚後來經常使用這個簽名，人們在羅伯特·德斯諾斯的詩中也能見到這個簽名。
杜尚對他選擇這個匿名作了解釋：他希望改變其身份，起初他想選擇一個猶太名字，最終決定改變名字的性別。當畢卡比亞要求他除了他的朋友們（梅景琪、塞貢扎克、讓·雨果、米約、奧里克、佩雷、查拉和道格拉斯）之外，增加他的簽名時，杜尚產生了使用羅斯·塞拉維的想法，他將畢卡比亞的簽名寫成：畢卡比亞·梅景琪，雅克·維龍，馬塞爾·杜尚，庫普卡，畢卡比亞，洛特，塞貢扎克，羅斯·塞拉維，最後縮減為羅斯·塞拉維。他最後下結論說：
所有這些僅僅是一些文字遊戲而已。
［摘自馬塞爾·杜尚的《同皮埃爾·卡巴納的談話錄》］
杜尚酷愛文字遊戲。在他1915年至1923年間創作作品的題目中經常加上“甚至”一詞，《被她的獨身者們脫光衣服的新娘，甚至可以是（大玻璃——杯子上的八根垂線）》便是一例(圖53)。題目的後一部分與內容毫不相干，其實毫無意義，這是他有意所為。布勒東對杜尚的這一點十分欣賞，他認為杜尚是20世紀最聰明的人。
然而，杜尚也如此評價雷蒙·魯塞爾，認為他也是20世紀最聰明的人。他們二人在這方面的確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們對文字遊戲及預料之外的突變等表現手法有著共同的觀念。在魯塞爾的畫作《法國的第一皇帝拿破崙》中，也同樣使用了羅斯·塞拉維的簽名。
在杜尚最要好的朋友弗朗西斯·畢卡比亞身上，有著同樣的現代觀念。對他來說，美國同樣是他為開闢未來前途做準備的實驗室。
他們兩人一個胖得像一隻水桶，另一個瘦得如同一根竹竿，卻經常結伴在美國城市的人行道上散步。畢卡比亞身材矮小豐滿，但他將鞋跟墊得很高希望能夠予以彌補；杜尚是一位大高個子。二人都在急切地盼望著歐洲戰事的結束。他們常常在一位祖籍奧地利的美國攝影師阿爾弗雷德·斯蒂格利茨在第五大街291號開的畫廊見面。歐美大陸的藝術界先鋒派人物常常在那里相聚。斯蒂格利茨在其畫廊中展出一些畫家的作品，並且將賣畫的收入全部給畫家本人，他自己僅靠其攝影收入維持生活。
該畫廊還創辦了一份報紙《291》。畢卡比亞受其啟發，於1917年1月在巴塞羅那創辦了一份雜誌《391》。由於戰爭既不能阻止人們旅遊，也不能阻止他們之間的接觸，於是該雜誌在1924年出現在了巴黎的街頭。畢卡比亞在巴塞羅那、紐約和瑞士之間穿梭往來，與他的朋友們克拉萬、格萊茲、羅歇、瓦萊茲、杜尚、瑪麗·洛朗森和伊莎多拉·鄧肯同甘苦共患難。他每天作畫、寫作，去瑞士的伯爾尼探望他的孩子們，赴洛桑請一位神經病醫生為他作治療。他在蘇黎世見到一位戴單片眼鏡、個頭矮小的男人——特里斯坦·查拉，這位法國古巴混血兒正在為撰寫有關他的書而做著準備工作。
在桑德拉斯眼裡，特里斯坦·查拉是一位“為藝術而藝術的冒險家”，是流亡在瑞士的各種類型的間諜、所謂的藝術家及和平主義者們的中堅人物。
杜尚幾乎是所有斷臂傷員中惟一存活下來、沒有被處決的人。然而，他與其他人一樣，被戰場上紛紛落地的炸彈爆炸嚇得神經稍有錯亂。以特里斯坦·查拉為中心的達達主義者們經常在蘇黎世伏爾泰酒館聚會，克拉萬、杜尚和畢卡比亞三位超現實主義者經常來往於紐約的沙龍。他們雖然身在異地，卻有著一個共同的主張：反對戰爭。遺憾的是在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他們的這一主張完全不能被接受，甚至連聽也不愛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