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是野蠻生活的合法重現。
保爾·萊奧托
1916年3月17日。某部隊139排。
紀堯姆·阿波利奈爾正在貝里-奧巴克陣地佈特斯森林中的戰壕中為自己佈置一片安身之地。他在護牆上方支上一塊帳篷布，這是預防流彈砲彈片從頭而降的臨時措施。他戴上頭盔，席地坐在土堆上。他請假在阿爾及利亞的拉木爾同瑪德萊娜及其母親度過一段時間之後，於1月份返回部隊。接著，他領導其部下參加了兩個月的強化訓練。 3月14日，他們再次開往前線。出發的那一天，他給瑪德萊娜寫了封信，重申她為他所有財產的繼承人。這樣的信他已經寫過無數，這僅僅為其中之一。
他們幾乎天天通信。他向她許諾永遠愛她，發誓一旦有時間，就開始為辦理結婚手續做必要的準備。每封信都柔情脈脈，但少了些狂熱的激情。瑪德萊娜好像有點兒為此新現象擔憂，他一再地安慰她，讓她放心，含蓄地說軍隊中對來往信件的檢查甚嚴，禁止男女之間柔情蜜意的誓言，以防影響軍隊的戰鬥意志。有時，他好像對她的一再追究表現出不耐煩。他勸她要“聽話”，並要求她閱讀一些文學方面的書籍，以提高思想境界。他還建議她加強學習英語，不要吃魚，學會休閒娛樂，特別注意為那雙病腳多費點兒心：“每天晚上從腳趾到腳背輕輕按摩兩分鐘……”
所有這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他們之間的交往給人的印象，完全是規規矩矩地按照正規程序履行手續的本分人家的做法：向未婚妻母親求婚、訂婚、無微不至的關心和照顧……這真是紀堯姆·阿波利奈爾所渴望的嗎？
他不再給路易絲寫信了，他們之間的關係徹底地終止了。他給她的最後一封信於1月份寄出，他在信中要求她將一張尼斯的當票寄給他，他想把以前典當的一塊手錶贖回。然而，他還時不時地給瑪麗·洛朗森寫一些充滿感情的信件。他同巴黎的朋友們之間也有書信來往，尤其是常給畢加索寫信，他還贈送給畢加索一枚自己親手做的戒指。
他堅持寫詩，也給《法國信使》雜誌寄去幾頁關於戰爭、未來主義、司湯達或聖女貞德的詩作。無論在任何情形下，他的衣服口袋中都有一本書，每當前線的戰事有間歇，他就掏出來閱讀幾頁。
他從來沒有怨言，但他心情憂鬱，“十分傷感”。好像不是因為遠離瑪德萊娜，而是因為戰爭本身。他早已習慣了風雨、泥濘、兵營的生活、長途行軍、戰地作業和令人窒息的氣味。但他無論如何無法忍受指揮官們的愚蠢、蠻橫與武斷。他寫過一個報告，講解為什麼臨近其他團的士兵都戴軍帽，而他所在團的士兵戴頭盔。或許他對軍中紀律過嚴的事實瞭如指掌：許多自殘的士兵被處以死刑；凡是手負傷，而傷口周圍留有黑色痕蹟的士兵都可能被處決，據說因為這些痕蹟有可能是炸藥，而這傷口證明負傷者距離炸藥如此之近，不可能是敵人所為。大量士兵因為手被敵人砲彈的彈片炸傷而被處決。
不服從命令也一律受到十分嚴厲的處置。 1915年，步兵336團二營突然接到襲擊敵人戰壕的命令。士兵們都不動，拒絕執行。因為一會兒進攻，一會兒反攻，搞得他們筋疲力盡，再加上，他們必須越過一片150米寬、佈滿鐵絲網，並且被德國人炸得稀爛的開闊地。在這樣的條件下進攻，等於去自殺。
面對如此典型的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該步兵師師長計劃用大砲轟炸自己軍隊的戰壕，在砲兵上校再三懇求干預下，他才改變了決定。他要求在年紀最小的當中選出六個下士和十八個士兵。經過軍事委員會批准後，這些人被立即處以死刑。
有時，士兵們因拒絕迎著敵人的猛烈炮火沖鋒、拒絕穿越由自己戰友屍體覆蓋著的戰場前進或者拒絕躺在戰友們的屍體上躲避德國人砲彈的襲擊，而被處以死刑。被處決的人不是由軍官指認，而是由士兵自己抽籤，抽中的人就去做替死鬼。副營長阿波利奈爾對這一切自然不會無動於衷，特別是對一個20歲、步兵98團的機槍手軍官、名叫夏普朗的少尉的事他沒有保持沉默：1914年10月，在洛傑斯樹林中，他遭到德國人的襲擊。德國人包圍了他、四名士兵和兩挺機關槍，他受了傷。敵人活捉了他們，他在鐵絲網中被關了兩天。當擔架兵將他抬回後，他被送到上校面前。上校把他移交給軍事委員會，為什麼？因為他曾經被敵人捉過。夏普朗躺在擔架上聽了對他的最後判決：死刑。還不是普通的死刑：人們把他捆綁在擔架上，然後把擔架垂直地豎起來，向他射了十二發子彈。
這些事實給士兵的打擊太大，人們十分氣餒，整個軍隊士氣低落。與其他人一樣，阿波利奈爾對這一切沒有無動於衷，一件件地看在眼裡，記在心上。德朗在給弗拉芒克的信中寫道：
白白地犧牲數万人的生命，好像這一切都算不了什麼。發了那麼多的命令，做了那麼多的計劃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有些人擁有無限的權利，將他人如同永不損壞、永不疲倦的工具一樣支配和使用，永無休止地要求他們作最艱苦的努力。發號施令的那些人可真是令人恐懼。
［摘自1917年3月1日安德烈·德朗寫給弗拉芒克的信件］
進入貝里-奧巴克陣地戰之前，阿波利奈爾請了兩天假。返回部隊時，他十分失望：戰時的巴黎是那麼溫馨得讓人戀戀不捨！馬克斯·雅各布的風涼話更加令他心裡涼了半截：他說據估計，這場戰爭將要持續三十年。這肯定是過於誇張了，但紀堯姆也不認為它能夠在1917年底到1918年初結束。
惟一的好消息——很長時間以來最好的消息，是幾天前他收到的一封官方來信。信紙抬頭印有司法部民事局大字的這封信，授予了名叫紀堯姆·科斯托維斯基、別名叫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的他法國國籍。啊！終於到手了！
阿波利奈爾將這封信珍藏在他的衣袋中，與一期《法國信使》放在一起。他用手摸摸那本雜誌，拿出來，把它打開，展放在面前。這份雜誌和這封信似乎就是他的護身符。周圍的轟炸仍然在繼續，但除了防衛之外，別無他法。
1916年3月17日下午4點鐘。
他專心致志地讀著那本雜誌，翻了幾頁。突然，驚雷般的爆炸聲在距離他四十來米處傳出的同時，他的右太陽穴部位的頭盔被什麼東西輕微地撞擊了一下。阿波利奈爾用手摸了一下他的頭，頭盔上有個窟窿，一股熱乎乎的東西順著面頰往下淌：是血。
他喊人來。他被撤往急救站，右太陽穴內進入了炸彈的碎片。 246團的醫師為他包紮好頭。人們拿來他的小行李箱，讓他睡覺。第二天凌晨兩點，他被塞進一輛急救車送往醫院。在那裡，醫生從他右太陽穴取出幾塊彈片。 3月18日，他在寫給瑪德萊娜的信中說：我受的傷不嚴重，只是感到很累。
22日，醫生為他拍了張片子。他感覺痛苦難忍。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在日記中記錄下當時的傷勢，也未耽誤他給瑪德萊娜、伊芙·布朗克和馬克斯·雅各布寫信。
25日，他必須從醫院向後方撤退，但他高燒不退，直到28日仍然無法起床。 29日，他到了巴黎的瓦爾德格拉斯醫院。他的朋友們都趕來探望他，他的神誌完全清醒。表面上看起來他的傷沒有惡化，傷口也癒合了。
然而，阿波利奈爾一直抱怨頭疼和頭暈。醫生們說他過度疲勞，需要充分休息。但他的左臂越來越沉重。 4月9日，當時在意大利大使館當護士的塞爾日·費拉特將他轉到位於巴黎塞納河邊蓋道爾塞的意大利政府醫院。日子一天天過去了，阿波利奈爾身體的癱瘓在日趨嚴重，而且經常昏迷。 5月9日，阿波利奈爾在莫里埃別墅接受了環鑽手術，切除了一個腦腫瘤。 11日，他給瑪德萊娜發了一份電報，告訴她手術進行得很順利。
他經常寫一些簡短的信件，隨時告知她病情的發展情形。 8月份，她表示希望能來探望他時，他懇求她不要來。他要求她寫信告訴他一些愉快的事情，不過一個星期不超過一封信。他請求她給他寄回他的砲兵手記、一本詩集《砲車》、瑪麗·洛朗森的兩幅水彩畫，以及他過去託付她保管的一枚戒指。他對待瑪德萊娜同對待路易絲一樣：收回屬於他的以及他給出去的一切東西。
不久，瑪德萊娜也離開了阿波利奈爾的生活。是因為另外一個女人來莫里埃別墅看過阿波利奈爾，而且不久以後取代了瑪德萊娜在他身邊的位置呢，還是如同他在最後一封發往阿爾及利亞的信中所說的那樣承認自己變得“更加容易發脾氣”了呢？總而言之，從他恢復平民生活之後，他身穿掛著6月份頒發的戰爭勳章的漂亮制服，摘掉了頭幾個星期纏在頭上的繃帶，換上皮質船形帽，紀堯姆·阿波利奈爾換了個人，不再是原來的紀堯姆·阿波利奈爾了。他表現出了極端的愛國主義熱情，令他的所有朋友大為吃驚。但他並不高興，整日悶悶不樂，他周圍處處可見的個人主義以及與前線的苦難相距甚遠的巴黎生活使他深感失望。
然而，他還是將要回到位於聖日耳曼大街他的房子裡去，將加入這樣的生活，也將去參加五彩繽紛的活動與宴會。但遺憾的是他只能堅持到戰爭結束：一共還僅僅能在人世間再生存27個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