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之前，蒙巴那斯大街的各家酒館中有的只是派別與派別之間的激烈交鋒；在他之後，人們都失去了理智，個個爾虞我詐，使用各種手腕向他人傳授他本人的“矇騙”藝術。
安德烈·薩爾蒙
阿波利奈爾從部隊請假，千里迢迢奔赴阿爾及利亞看望他的未婚妻。在瑪德萊娜的懷抱中度過甜蜜溫馨的兩個星期之後，阿波利奈爾返回部隊途中經過巴黎，僅僅停留幾個小時。返回巴黎的人對他的行為都感到困惑不解。巴黎市雖然也處於戰時，但遠不是前線。齊伯林飛艇Zeppelin，20世紀初德國人製造的一種飛艇。的確在夜間經常來轟炸：警報拉過之後，這些灰濛蒙、橢圓形的傢伙從巴黎上空約150米的高空飛過。城市四處的防空高炮齊鳴，發誓將它們都消滅。好奇的巴黎人在探照燈光中，有時能夠看到飛艇吊艙上高舉手臂、手中拿著殺人炸彈的投彈兵。觀戰的人數並不多，因為家家戶戶都躲進了地下室，等待著警報的撤銷。
另外，挨餓受凍的人不計其數，在後方工作的軍人也十分多。據讓·雨果講，萊昂-保爾·法爾格用同一個士官的關係讓他的朋友們都復員了。阿波利奈爾把他那些貪生怕死、躲在工廠的同伴狠狠地諷刺挖苦了一番。桑德拉斯對躲避到西班牙和美國的人們也不客氣。 1915年，德朗與弗拉芒克之間鬧了一陣矛盾，他指責弗拉芒克躲在後方不上前線。
那麼，那些退伍的人和沒有能夠參戰的人在做些什麼呢？
他們在羅童德的奶油—咖啡酒館裡喝酒，在等待戰爭結束。遠離祖國的難民們選擇了蒙巴那斯作為臨時棲身地，窺視、等待可能發生的革命。
列寧住在阿雷西亞附近的馬麗-洛斯街Marie-Rose，位於巴黎十四區。 ，馬爾托夫、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ourg（1891—1967），蘇聯作家兼記者。 （靠從事翻譯和在巴黎給遊客當導遊維持生計）和托洛茨基也都住在那裡。後者接受了基輔一家報社（Kievskaya Mysl）的建議，任該報駐法國特派記者。
托洛茨基於1914年11月底來到蒙巴那斯。他先在奧德薩街的一家旅店租了一個房間，他的妻子和孩子們來以後，搬到蒙蘇里公園附近的穆謝海軍上將街。除完成報社記者的工作之外，他還參與由俄羅斯移民剛辦起來的一份小日報的工作。在法國逗留了兩年後，他被法國當局驅逐出境。
托洛茨基經常去羅童德，也常去位於蒙巴那斯大街和拉斯帕伊大街交叉處的巴蒂酒館。傳說阿波利奈爾大力宣揚該酒館的酒好，有錢人都來這家酒館聚會，卻留下一堆賒賬單。
幾年之後，這些俄羅斯革命家在法國的逗留受到了猛烈的抨擊，甚至在一些諷刺漫畫中增加了這方面的內容。例如，弗拉芒克一天在羅童德遇見托洛茨基，後者對他說：
我很喜歡你的繪畫作品……但你應該畫礦工、建築工人和勞動人民！大力讚美勞動，歌頌勞動人民！
［摘自莫里斯·弗拉芒克的《去世前的畫像》］
大家都承認：不是因為托洛茨基是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畫家。的朋友（很長時間之後，托洛茨基到墨西哥投奔了這位迭戈·里維拉），他和他的布爾什維克同志們才有時間從事藝術領域的事情……
他們之間的有些聚會簡直是難以令人想像的。試想一下，列寧、托洛茨基和馬爾托夫這一幫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分子在煙霧繚繞、充滿乙醚氣味的羅童德酒館，右邊莫迪利阿尼在呼喊著反軍國主義的口號，左邊赤身裹著件大衣的蘇丁不停地哼哼唧唧，再遠點，那天正在休假的德朗用硬紙板折疊製作成小小飛機，扔得到處都是，甚至扔進了這些先生的酒杯……那是一種什麼景象。
馬克斯·雅各佈到藝術家們泡時間的此類地方，還有點兒具有實際意義的事。
1916年的一天，詩人（馬克斯·雅各布）推開門，進到羅童德。他向在那裡的所有人講述他最近做了些什麼：他在巴黎北郊的昂基安當了一個月的救護車司機；在一個漂亮的花園中哭哭啼啼的母親和妻子們中間待了三十天；由於傷員不多，他利用空閒時間整理了他的詩作和手稿，為今後發表他的著作做準備。
接著，他自然而然地談到畢加索。他小聲地抱怨他。因為愛娃患結核病數月之久，醫治無效去世，畢加索正在服喪期間。他們少數幾個人送她到墓地，包括胡安·格里斯。這一切都十分令人痛心，於是馬克斯·雅各布不斷地喝酒，大量地喝酒。喝醉之後，雅各布常講一些無聊的故事，說他和送葬隊伍中的馬車夫已經成為十分要好的朋友。人們都譴責他不知道自愛。
畢加索對雅各布非常不滿。馬克斯為他付出那麼多，現在他卻十分痛恨馬克斯·雅各布。
在酒館大廳的另一端，一位年輕人一直豎著雙耳，專心致志地為畢加索窺聽著周圍人們的談話。
他坐在吧台、老闆利比翁的對面，搖晃著他那系至腳脖子的飛行員皮鞋，筆挺筆挺的紅褲子上掛著黃皮小環，配上黑色上裝，效果特別好。他的衣袖上裝飾著白色花邊，手中漫不經心地搖晃著他那頂淡紫色的頭盔。
他從戰場回來，首先被派往巴黎軍需處，後來被調往由艾蒂安·德·博蒙指揮的救護隊，他感覺這份工作棒極了。
剛剛推開門進了羅童德酒館的弗拉芒克，經過廳中央時就認出了科克托活躍而優美的雙臂。
他徑直地走到薩爾蒙和卡爾科身邊，他們正並排坐著，一邊端詳著那位尊貴的士兵，一邊說笑。
弗拉芒克小聲地說：“他是畢加索和馬克斯·雅各布的精神之子，但被寄養在安娜·德·諾瓦耶家裡。”
薩爾蒙舉起他的酒杯。
“為沙龍中的阿里耶爾乾杯！”
卡爾科與他碰杯。
“為老年婦人們的紅人乾杯！”
接著補充說：“為香噴噴的理論家乾杯。”
“為輕浮淺薄的王子乾杯！”弗拉芒克最後說。
這是五年前（即1910年）科克托發表的一本書的題目。這本書幾乎沒有受到塞納河左岸的畫家與詩人們的賞識。因為他們討厭右岸的花花公子們搞的任何東西，哪怕他們脫離原來的黨派。科克託本人強行加入一個不願意接納他的圈子，在那里扎了根，而且成為幾乎所有人的知己，但前些年的現實沒有得到絲毫改變：他仍然被人看做局外人。
弗朗西斯·卡爾科承認科克託的一大功勞：“如果沒有讓·科克托，誰能相信那些冒充高雅的人竟然能夠接受立體主義呢？”據菲利普·蘇波說，阿波利奈爾不怎麼欣賞他，他說過：“你們不要輕易相信科克托……這是個善於弄虛作假的人，是個變色龍。”勒韋迪認為科克托是一個“反詩人者”，另外他“有暴露心裡秘密的嗜好、愛模仿、有成就狂，是個狡猾的騙子”。安德烈·薩爾蒙對科克託的評價比其他人都更加嚴厲，更加不講情面，他寫道：“從右岸過來之後，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與速度，哎！出租車！爭取從此再也不在右岸出現。在他滿口精細地道的方言令整日泡在羅童德奶油—咖啡酒館裡的人們折服之後，詩人……走了。”［摘自安德烈·薩爾蒙的《蒙巴那斯》］
馬克斯·雅各布也批評科克托，科克託也雞蛋裡挑骨頭，挑雅各布的刺：《搖骰杯》的作者是一位“天主教暴發戶，是個事事插手的溫柔而骯髒的人”或者“是廁所裡的讓-雅克·盧梭……”然而，這並不妨礙兩人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到，在後面還將看到，在馬克斯·雅各布被關在德朗西集中營期間，畢加索躲得無影無踪的時候，科克托卻千方百計地設法要救他出牢籠，遺憾的是為時已晚。 1942年，他也曾經為自己向維希政府求過情。正因為他的這一卑劣行為，使菲利普·蘇波對他痛恨之極。蘇波講，他在1983年信件和手稿原件的公開出售會（在這次出售會上，他出讓了《磁場》的手稿）上，發現了1942年2月科克托寫給貝當的兩封信。在讓·馬雷和科克託本人受到憲兵監視，同時成為與偽政權合作的新聞界的攻擊目標之後，科克托請求貝當元帥出面調解，能讓本該被禁止演出的劇作《Renaud和Armide》在法國歌劇院繼續上演。蘇波引述了信件的一些節選：
我已經與法國歌劇院商量，決定為該歌劇院寫一部宣揚閣下教導我們的……大型抒情歌劇。我的一生無可指責，我的作品沒有污點。我是達爾蘭海軍上將的表弟。元帥先生，我之所以向您提出上述請求，是因為我尊重您、熱愛您。
［摘自菲利普·蘇波的《遺忘的回憶》］
在1942年2月之前很久，超現實主義者們就十分鄙視讓·科克托。安德烈·布勒東甚至為在其作品《漫步》中提及科克託的名字而請求大家原諒。他譴責科克托是個貪圖名利地位、一心向上爬的瘋狂野心家，千方百計巴結比波斯科公主、波莉尼亞克公主、歐仁妮皇后、羅馬尼亞的喬治·基卡親王的妻子李阿娜·德·布基，以及同他有著愛金首飾和逛沙龍共同嗜好的法國作曲家雷納爾多·阿恩和畫家雅克-埃米爾·布朗什。其實，蒙馬特爾的詩人和畫家們早已看透了他的一切。
讓·科克托愛出風頭，到處炫耀自己。他到達蒙巴那斯的時候，到處炫耀他的一件最漂亮的寶物——俄羅斯芭蕾舞劇團的一枚閃閃發光的飾物。
伊斯庫斯特瓦芭蕾舞團於1898年在聖彼得堡成立。在俄羅斯舞蹈設計家福基納的領導下，這個劇團招募到了一些畫家和音樂家。 1909年，該劇團在巴黎的夏特萊劇院站穩了腳跟。福基納和塞爾日·佳吉列夫懂得如果想同古典芭蕾舞決裂，他們的劇團中就必須增加現代藝術家。從這個角度講，他們是現代芭蕾舞的奠基人。他們同當時流行的音樂徹底決裂，由全新的作曲家為他們的作品配樂：奧里克、德法拉、米約、普羅科費耶夫、薩蒂、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i（1882—1971），俄國作曲家，後來加入法國籍，接著又加入了美國籍。 。繼巴克斯特之後，該劇團也同德朗、勃拉克和畢加索簽訂了參加佈景設計的合同。
尼金斯基和卡薩維娜的演出引起了法國人對芭蕾舞的狂熱……或者憤怒。 1913年5月，在香榭麗舍劇院演出的克洛德·德彪西的《牧神午後前奏曲》，特別是伊戈爾·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這真是可以與第一個《歐那尼》相媲美的大醜聞1830年2月23日首次在法蘭西歌劇院演出維克多·雨果的劇作《歐那尼》或者叫《卡斯蒂里亞暴行》時，發生在劇院正廳里古典派與羅曼派之間的激烈爭吵。 。全巴黎的藝術界和文學界的名人全部出席了：德彪西、拉威爾、紀德、普魯斯特、克洛代爾、薩拉·伯恩哈特、利佳納、伊薩多拉·鄧肯……當然還有讓·科克托，整個劇院似乎即將被出席的賓客們的華麗首飾與高檔皮毛服裝壓垮。
幕布剛一拉開，爭吵立即開始。整個大廳分成了兩派：維護斯特拉文斯基和尼金斯基的舞台設計者為一派，其他所有人為另一派。這一邊，人們在歡呼和鼓掌；另一邊，在咒罵和用手杖敲打地板。觀眾的爭吵聲完全掩蓋了音樂聲。舞台上，鎮定自若的舞蹈演員們若無其事地仍然在表演著。頭戴大禮帽、手戴嶄新的米黃色手套、身穿禮服的阿波利奈爾從一排排的座位間走過，當那些漂亮女人沒有註意看他時，他挨個兒地親吻著她們的手。 《春之祭》的醜聞也可以同幾個月前在獨立派繪畫博覽會上展出立體主義派繪畫作品時引起的轟動相媲美。
讓·科克托像只到處採蜜的蜜蜂，正在坐收漁翁之利。
他在幾年前就認識了佳吉列夫，並且在1911年與斯特拉文斯基相見。一年之後，他寫了一部芭蕾舞劇《藍色上帝》，由雷納爾多·阿恩配樂，俄羅斯芭蕾舞劇團於1912年5月演出了這部舞劇。
從那時起，科克托心懷一個偉大理想：團結先鋒派人物，給佳吉列夫提供他還缺的東西：讓聖彼得堡劇團同畫家合作。現在他成功了，這一合作激起了公眾的憤怒，該輪到科克托出馬了，他要成為新藝術甚至整個藝術界的總指揮。
在經過多次努力之後，科克托開始靠近立體主義。為此他必須會見阿爾貝·格萊茲，格萊茲將他介紹給金派藝術家。但這僅僅是開始，還遠遠不夠。
到了蒙巴那斯一看，科克托立即意識到那裡與他同等出色的人都已經到了前線，他出人頭地的時刻到了，他寫道：“該奪取巴黎了。”
巴黎是什麼？巴黎就是畢加索。很早以前，科克托就已經開始揣摩他。讓·科克托沒有任何理由不渾水摸魚乘機大撈一把，而這位藝術家是否能夠歸順到自己的隊伍中來呢？這支隊伍必須是與馬克斯·雅各布、皮埃爾·勒韋迪和紀堯姆·阿波利奈爾齊名的藝術界名人。於是，他開始為實現自己的目的努力奮鬥了。他這位年輕人（當年他26歲）瞄準選中的對像下手了。每當有機會，他就給畢加索送點兒小禮物，例如香煙，也常常給他寫一些至悲至慘的信件，例如：“我親愛的畢加索，必須盡快地為我畫張肖像，因為我快死了。”
在愛娃去世前幾個星期，他比較輕易地進了畢加索位於舍爾歇街畫室的門。是埃德加·瓦萊茲幫的忙。詩人為此感嘆不已：“我認為我是為數不多的有資格即刻進入你的領地，並且有資格用我的語言將它準確翻譯的人。我認為咱們二人的方式雖然不同，但需求卻是完全一致的。”［摘自讓·科克託的《畢加索》］
從第一次拜訪起，科克託一直抱有一個夢想：能夠再去。因為和馬克斯·雅各布一樣，他已經知道畢加索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偉大的人物。不幸的是，如果他想達到自己的目的，就必須去羅童德酒館與他不十分理解的那一幫立體主義畫家交往。儘管他們衣著破舊，談話枯燥無味，但總是用鄙視的目光看待穿著講究、漂亮與雅緻的人。他的夢想是得到一幅由這位著名的西班牙畫家簽名的繪畫作品。為達到此目的，他在所不惜。
1915年1月，畢加索為馬克斯·雅各布畫了一幅石墨肖像。此肖像的繪製手法與在同一年為昂布魯瓦茲·沃拉爾德畫的那一幅相似。這兩幅畫在瓦萬街藝術家圈子裡引起了猶如一枚重型砲彈爆炸產生的轟動：畢加索要放棄立體主義了嗎？他要從事比黑非洲藝術還要古典的現實主義了嗎？甚至貝阿特麗斯·哈斯丁在她的《新世界》中也談到此事。
讓·科克托想，既然馬克斯·雅各布能做到，我為何就做不到呢？
但是，到底何時才能夠獲得這樣的恩惠呢？好渠道只有一條……然而，說實話。這也不是什麼新花樣。科克託在看畢加索在愛娃病危期間畫的《丑角》(圖46)的時候，突然萌生出了這樣一個念頭。因為買下這幅畫的萊昂斯·羅森伯格向他透露過，畢加索對馬戲臉譜情有獨鍾。
科克託在櫃檯上放了一枚硬幣，朝著利比翁微微一笑，以優雅穩重的動作從吧台前的高凳上下來，仔細拉平紅褲子上的皺褶，右手捏緊紫色帽盔的繫帶，十分禮貌地向所有在場的人致意表示再見之後，離開酒館，去完成在他聰明的腦海中已經形成的一整套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