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家首要的資格：必須是個騙子。
布萊斯·桑德拉斯
“我想告訴你，我的一位朋友、目前最優秀的詩人之一布萊斯·桑德拉斯的一隻胳臂被截了。”
1915年11月6日，紀堯姆·阿波利奈爾在寫給瑪德萊娜的信中，告訴了她俄羅斯公民弗雷德里克·索塞（又名布萊斯·桑德拉斯）負傷的消息。正是這位桑德拉斯和意大利人利西奧托·卡努多聯名號召在法國的外國人參加法國保衛戰。
桑德拉斯，不滿30歲。他15歲離家出走，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反復多次地去過許多地方：德國、英國、俄羅斯、印度、中國、美國和加拿大，最後於1907年第一次來到法國，第二次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年，最終在法國定居。
他從事過無數職業，同各種各樣的民眾與各個社會階層有過接觸，他為極端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大聲疾呼，同時他也是詩人，是愛好遊歷的詩人。
1912年，當紐約的人們在歡度聖母升天節的時候，處於飢寒交迫中的桑德拉斯進入長老會教堂，目的是可以坐在那裡取暖，邊聽奧地利作曲家海頓的《創世記》。他重新回到自己的房間，也坐到桌邊開始寫一首詩。寫著寫著，他睡著了，幾個小時之後醒了，繼續寫，就這樣他寫了整整一夜。清晨，頭腦清醒，他重讀了一遍這首在困境中產生的第一首詩，並且賦予了一個題目：《紐約的聖母升天節》。
三個月之後，桑德拉斯來到巴黎。他勉強但勇敢地生活著，同幾個無政府主義者朋友共同創辦了一份雜誌《新人》。他用在王宮劇院組織演出售票的收入資助了雜誌第一期的出版。他與一位詩人合租住在聖艾蒂安迪蒙街的一家旅館。生活仍然十分貧困。他常常在“蜂箱”區遊蕩，常到“五街角”酒館喝白酒，與幾家雜誌社合作，出售幾年前搞到的一些原版書勉強維持生活。一天，在“蜂箱”區偶然碰上莫迪利阿尼、夏加爾和費爾南·萊歇。在一次有關無政府主義的報告會上，他偶然遇見了他的第一本小說《金子》的俄語翻譯家維克多·塞爾日。
但是，他最大的願望是結識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為什麼一定要結識他呢？因為惟有他奮不顧身地為先鋒派人士辯護，他認為被懷疑偷竊了《蒙娜麗莎》的人一定是個冒險家。
從美洲回到巴黎之後，桑德拉斯曾經將他的《紐約的聖母升天節》寄給阿波利奈爾，但沒有收到任何回音。 1912年9月的一天，桑德拉斯從庫存出版書店前經過，發現了《異端分子首領》一書。他開始讀這本書，對它有著濃厚的興趣，因為身無分文，將書裝進衣服口袋後，離開書店。不巧，恰好被一個從書店經過的警察發現。布萊斯·桑德拉斯被抓起來，關進了拘留所。怎麼辦呢？他寫信給《異端分子首領》的作者，要求他到庫存書店為他付書款，並且找些關係把他放了。但是，他的信還未發出，他就被釋放了。
幾個月之後，桑德拉斯在福樂爾酒館見到了阿波利奈爾（這是米利姆·桑德拉斯為之辯護的說法，其他人的說法是：阿波利奈爾收到《紐約的聖母升天節》之後，要求桑德拉斯來見他）。
阿波利奈爾比《紐約的聖母升天節》的作者大七歲。布萊斯·桑德拉斯見到他的時候，羅伯特·德勞內和他的夫人索尼婭·德勞內都在阿波利奈爾的身邊。如果薩爾蒙的話可信，德勞內是因為他使用藍顏色畫紅魚出名的。他完全沒有思想，而且從來不苟言笑。阿波利奈爾將他視為“俄耳甫斯教”的大師，而且常常誇獎他與夫人著裝打扮的方式十分特殊別緻：索尼婭紫色套裝，用玫瑰紅、藍色和鮮紅色的塔夫綢及珠網紗布料拼成的緊身胸衣；羅伯特藍色領口的紅色大衣、雙色皮鞋、綠色上裝、藍色坎肩配紅色領帶。這一切是戰前的事，1914年8月份，德勞內夫婦溜到西班牙去了……
布萊斯首先同索尼婭搭上了腔，他與她之間講俄語。索尼婭歡迎桑德拉斯去她位於大奧古斯特街的畫室參觀。當著在場所有賓客包括阿波利奈爾的面，桑德拉斯朗讀了他的《紐約的聖母升天節》：
上帝啊！今天是您的日子，
我在一本古書中讀到過您受難的英勇壯舉，
書中充滿了您為普通人操心、努力
和至真至善的循循善誘的教導……
這真是神奇絕妙的傑作：詩的格律完全自由，語言樸實，文筆簡練，直接涉及現代世界、現代生活中的城市、街道和人……是對古典象徵主義的徹底革命。
阿波利奈爾在他面前折服了（但是如果朗讀詩作的這件事真正發生過的話，阿波利奈爾應該早已讀過了，因為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桑德拉斯早已將他的詩作寄給阿波利奈爾了）。當時《法國信使》即將發表他的題為《酒精》又名《燒酒》的詩集。他將1898年以來的所有作品集中起來，並按寫作時間順序分類之後匯集其中。後來他突然決定取消所有的標點符號，他認為只要詩的韻律就足夠了，無須使用標點符號（皮埃爾·勒韋迪創造出在詩與白話之間插入空白，後來讓·科克託在他的《好望角》中也使用了這一方法）。
在校定詩集的清樣時，阿波利奈爾在書的開頭增加了一首可能是他夏天創作，10月份在汝拉山區加布里埃爾·比費和畢卡比亞家修改的新詩《區域》。首次發表於《巴黎晚會》12月份的期刊上：
你終於對舊世界厭倦了
牧羊女啊
埃菲爾鐵塔橋上的羊群今早在叫喊
你對在古代希臘羅馬的生活厭煩了
而這裡甚至連汽車都好像是陳舊的東西
惟有宗教依然嶄新如初
如同機場的航站樓
桑德拉斯的詩作中也含有同樣的現代氣息（這對阿波利奈爾並不新鮮），也有城市、街道和宗教……
《酒精》一書上市在書店出售，桑德拉斯向阿波利奈爾表示祝賀。同時他的自尊心也受到了一定的傷害：《區域》與他的《紐約的聖母升天節》太相似了。由於桑德拉斯未寫任何評價《酒精》的文章，阿波利奈爾生氣了。桑德拉斯也以牙還牙，寫信給他的兄長（阿波利奈爾）含蓄地責備他沒有在送給他這位小兄弟的《區域》一書上題詞。這兩部作品的撰寫到底誰先誰後的問題，對二人間的關係構成了很大的傷害。正因為如此，桑德拉斯對阿波利奈爾十分冷淡。阿波利奈爾千方百計想听到他的解釋，但他枉費心機，俄羅斯詩人始終拒絕對他解釋。
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這樣僵持著，誰也無法證明什麼，誰也不想證明什麼。據雅克·魯博講，甚至特里斯坦·查拉有時也委婉地說《酒精》是按照《跨西伯利亞散文》修改的，而且惡毒地說：“你們大家都相信那全部是阿波利奈爾寫的嗎？不，那裡面有桑德拉斯的功勞！”
但有一點是錯誤的：《酒精》先於《跨西伯利亞》，另外，作者在他的《跨西伯利亞》中還倍加讚揚阿波利奈爾呢：
如同紀堯姆·阿波利奈爾所說：“請原諒，我已經不懂舊詩的寫作手法了。”
僅從這一點上，我們就可以看出桑德拉斯1916年寫的《變性十四行詩》使人想到了阿波利奈爾的《Calligrammes（圖案詩）》，或者桑德拉斯沒有標點符號的詩作是根據《酒精》創作的……
但是阿波利奈爾不是畢加索，桑德拉斯也不是勃拉克。在他們之間無任何共同之處，儘管兩位詩人的啟迪源泉之間也許有交叉與相似之處，但它們卻各不相同（那個時代的現代意識已經通過繪畫領域的立體主義和未來主義充分地表現了出來）。阿波利奈爾在創作中顯然不需要桑德拉斯，桑德拉斯也不願意成為阿波利奈爾的敵人。無論怎麼說，布萊斯·桑德拉斯後來承認將題目《燒酒》改為《酒精》的詩作是其作者自己單獨的創作。
桑德拉斯十分擅長花言巧語，這也許正是他無窮無盡財富的源泉。據美國小說家海明威講：“只要他沒有喝得太多，人們就有興趣聽他滔滔不絕地散佈謊言，而不願意聽別人講真實故事……”
桑德拉斯確實認為繼阿波利奈爾之後，卓別林的《斷手》和《士兵夏洛》也是受到他作品中的人物比考夫的啟發才創作出來的嗎？
他確實在馬扎蘭圖書館為阿波利奈爾（據說他也是為他人所為）抄襲了帕堯特出版社出版的《圓桌小說》嗎？
也許吧。
難道確實如同他講，他曾經是阿波利奈爾的黑非洲藝術品，他為阿波利奈爾撰寫了一些言情書籍或者一些歷史小說的篇章嗎？而勒內·達利茲、莫里斯·雷納爾和安德烈·比利的確只寫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嗎？
也許是，也許不是。
阿波利奈爾在1913年的一期《法國信使》上發表的關於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美國詩人。葬禮的文章確實純屬編造嗎？阿波利奈爾為此遭受到這份溫和派雜誌許多讀者的猛烈攻擊。
這是肯定無疑的……
沃爾特·惠特曼是20世紀美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惟一的詩集在法國的發行量逐年增加，對散文詩詩人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的一生肯定使與惠特曼有著共同嗜好——旅遊、各種各類動物和自由——的年輕的桑德拉斯著迷。他向阿波利奈爾講述了二十年前詩人之死及其葬禮。阿波利奈爾以這些顯得很真實的材料為基礎，放手撰寫出一首最放縱的抒情詩。文章在1913年4月1日的《法國信使》雜誌上發表，人們認為那純屬開玩笑。也許真的是玩笑，但這是布萊斯·桑德拉斯開的玩笑。
《法國信使》雜誌敘述了惠特曼為自己組織了葬禮：他組織的不是下葬儀式，而是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山珍海味大吃一頓的大好機會。他還請了銅管樂隊，準備了大量美味佳餚、大桶大桶的啤酒和威士忌……參加葬禮的人主要是吃喝玩樂的酒鬼，他們中間也夾雜著記者、政治家、農業工人、牧民、小孩兒和大量的雞姦客……所有這些人全部邊跟著靈柩前進，邊用拳頭捶打著靈柩。葬禮以異常盛大的狂歡酒席結束，被趕來營救的警察拘捕了50人。
阿波利奈爾寫的時候不遺餘力，讀者讀的時候也同樣不遺餘力。但文章卻引發了一片抗議聲：像《法國信使》如此嚴肅的文學雜誌，怎麼可以容忍將藝術家沃爾特·惠特曼描繪成是一個道德敗壞、酗酒成性的同性戀者呢？
八個月之後，阿波利奈爾在1913年12月份出版的《法國信使》雜誌上發表文章，出面承擔了該文章的全部責任。他提醒大家注意他的文章是根據一個目擊者的敘述寫成，而堅決拒絕透露這位目擊證人的名字，僅僅指出“當時一位年輕的天才詩人布萊斯·桑德拉斯在場”。
桑德拉斯確實從頭至尾活靈活現地編造了沃爾特·惠特曼的死及其葬禮的整個故事嗎？
是的，的確完全是他臆造出來的，因為沒有任何人在他所說詩人的床邊看到過詩人。
阿波利奈爾一直十分敬佩桑德拉斯，他從未對桑德拉斯隱瞞過這一點。儘管在他們的關係中有時存在著一些誰也說不清楚的隔閡，其實是由嫉妒引起的猜疑，桑德拉斯也十分敬佩阿波利奈爾。
桑德拉斯在《吊床》中寫道：
阿波利奈爾，
1900年至1911年
十二年中惟一的法國詩人，
為什麼僅僅十二年呢？因為桑德拉斯於1912年才來到法國……
戰後，曾經籠罩在他們二人間的烏雲很快被驅散。 1918年，布萊斯·桑德拉斯擔任文學室主任的警報器出版社發表了阿波利奈爾的《塞納河兩岸的閒人》。布萊斯在他後來的信件中，重新在簽字前對阿波利奈爾恢復使用紀堯姆的朋友們都很熟悉的最至真至誠的用語：用我友好的手……
1914年8月3日，即德國向法國宣戰的第二天，布萊斯·桑德拉斯報名參軍了。一個月之後，他結了婚。又過了幾天，他成為巴黎外國軍團一團的正式成員。
他在部隊為保衛收留他的祖國戰鬥了一年。起初，與阿波利奈爾、科克託一樣，桑德拉斯發現了一個使詩人著迷的新世界。但這樣的時間持續不長，因為他不願放棄他的無政府主義，在軍事生活中仍然一味地堅持他的自由散漫、目中無人、對任何事均持冷嘲熱諷的批評態度。在他的筆下，什麼事都值得他大驚小怪，大加評論：部隊經過尚蒂利時，若弗爾Joffre（1852—1931），法國元帥。正在那裡俯身在參謀部的地圖上與他的部下研究工作；步兵團的士兵邁著有節奏的步伐從街上走過的腳步聲打攪了大元帥，他很不高興；為了不干擾法國軍事首長們的軍事戰略會議，若弗爾下令在市內的街道上鋪上稻草……
他所在的團開始重返北海時，他更加起勁地嘲笑指揮官們的指揮才能，並且口出狂言：當時應該迅速進發截斷敵人的通道；為了適應更加艱苦的戰鬥，最好能夠就地休整部隊；軍官們有他們自己的指揮藝術；軍事指揮藝術與非軍事藝術從來就不是一回事，這一次，這些火車本來應該運輸士兵，可是現在讓火車陪送士兵上前線，真是豈有此理！士兵們背著行裝筋疲力盡地沿著鐵路線蹣跚前進，而得到了很好休息的空火車頭黑炭似的目光卻窺視著艱難地行進中的士兵，多麼偉大的指揮藝術啊！
但布萊斯·桑德拉斯能夠忍耐一切：侮辱、苦力活、上前線，與敵人面對面地拼。在任何情形下他都能夠頂住，因為他的身邊時刻還有一位虛無縹緲的小傢伙，他很快就會把他培養成為一個大人物：莫拉瓦季納。這是戰時他的一位最好、最忠實的戰友，因為其他人一批一批地都犧牲了。
1915年9月28日，在香檳省，一枚炸彈擊中了作家的手，布萊斯·桑德拉斯失去了右臂。
5月份，在卡朗西戰役中，勃拉克頭部負傷，而基斯林挨了一刺刀。他們受的傷使他們二位因禍得福。除了無窮無盡的口頭安慰之外，他們都被授予了金棕櫚戰爭獎。特別值得高興的是，許諾將授予基斯林、桑德拉斯以及所有在戰壕中戰鬥過的外國藝術家們一個特別的獎賞：法國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