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在所有人心中都響起了一聲晴天霹靂。
約瑟夫·戴爾泰Joseph Delteil(1894—1978），法國作家。
於布缺乏理智。
20世紀也一樣。它剛剛進入理性年齡，便把世界帶入了戰爭。
1914年6月28日，弗朗索瓦-斐迪南大公倒在了塞爾維亞狂熱分子的子彈之下。 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 7月31日，德國向法國與俄羅斯發出最後通牒。同日，讓·若雷斯Jean Jaures（1859—1914），法國政治家、作家，反對政府的殖民政策，反對戰爭。遭暗殺。 8月1日，法國全國總動員。 8月2日，法國軍隊在燦爛的陽光下走出了巴黎的軍校和軍營，一個個身掛頭盔、槍係紅花的士兵，在戰刀、寶劍、刺刀發出丁丁噹噹清脆的撞擊聲中，在戰旗的軍樂隊的帶領下，雄赳赳氣昂昂地沿著巴黎的條條大道，向各火車站進發。重騎兵、龍騎兵、砲兵、狙擊兵和步兵異口同聲地呼喊著同一個口號：打到柏林去！他們計劃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到達那裡，並且帶著他們的戰利品——凱澤Kaiser,1871—1918年期間的德國皇帝。以同樣快的速度返回巴黎。
在巴黎，人們聚集在蒙巴那斯的各家酒館裡舉杯痛飲，為獲得勝利祝福。開戰前夕，蒙馬特爾的藝術家們，為躲避戰火而到蒙馬特爾落腳的人們，紛紛跟隨畢加索跨越塞納河到達左岸蒙巴那斯。於是，蒙巴那斯的瓦萬大街取代了蒙馬特爾的“機靈兔”，成為來自蒙馬特爾的藝術家們最集中的區域。他們在塞納河的右岸蒙馬特爾山撒種，卻將在蒙巴那斯收穫。
丁香園酒館不再組織舞會了，因為那裡資產階級化了。茴香酒從六個蘇漲到八個蘇。為避免遭受鎮壓，畫家和藝術家們從山上下來以觀形勢的發展。他們推開門，進入位於瓦萬大街兩側的兩個較大的酒館：多姆和羅童德。前一個酒館比第二個早開張十五年。多姆酒館有三個廳，供德國人、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人和美國人玩台球。羅童德佔兩大優勢：一台老虎賭博機，一個朝陽的大平台。不久之後，他擴大規模，把隔壁的兩家酒館巴那斯和小拿波利丹吞併。藝術家們經常在這里相聚，為德國皇帝凱澤喝倒彩。
8月2日，瓦萬大街同其他路口沒有兩樣。只是在它的南側，人們在組織歡送軍隊開赴戰場的慶祝活動，羅童德內人群熙熙攘攘，而位於北側的多姆卻空無一人，德國人放棄台球桌溜了。從此以後，他們只能在國界線的另一側耀武揚威了。直至那時，一直認為藝術沒有國界的拙劣畫家們，也悲傷地陪同他們的日耳曼朋友到紀堯姆皇帝召見他們的火車站去了。他們在群眾的一片噓聲中走了，去了柏林或慕尼黑。
當時，社會各界都醞釀著狂熱的反日耳曼情緒。藝術也無法逃脫這一法則。舉辦“熊皮”拍賣會的次日，《巴黎午時》發表了一篇反映人們共同思想的文章：
一些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怪誕、滑稽而且醜陋的作品賣出了天價……這樣一來，我們民族藝術中講分寸、守秩序的優點將逐漸消失，塔奧塞Tannhauser，德國詩人和作曲家。以及他的同胞們將會十分高興，因為他們不需要再購買畢加索的作品，而是免費從盧浮宮博物館搬走他們想要竊取的一切藝術品，而那些冒充高雅的意志薄弱者或無政府主義知識分子卻無能為力，束手無策。毫無疑問，這些人有意無意地成了敵人的幫兇和同謀。
［摘自1914年3月3日《巴黎午時》］
阿波利奈爾此時表現出了他全部的能力。他猛烈攻擊羅曼·羅蘭以及所有隻講和平、不參與任何鬥爭的和平主義作家。他為倡導和激勵人們“反德”的民族情感大聲疾呼。 《酒精》一書出版時，他敢肯定德國人已經在連一個馬克的著作權都未付的情形下，將《酒精》中的第一首詩《地區》翻譯成德文。他說：
他們時刻到處掠奪，不焚燒法國教堂的時候，就盜竊法國詩人的作品。
如果沒有安德烈·紀德極力鼓吹法德和解，歐洲就不會有和平。是因為從未上過戰場，安德烈·紀德才成為少數和解的鼓吹者之一嗎？在很長時間內，無人聽他的，那個時代的法國文學直至30年代一直深深地打著雷米·德·古爾蒙Remy de Gourmont(1858—1915），法國作家，象徵主義批評家，評論作家。在19世紀末提出的狹隘愛國主義的烙印。
1917年，甚至發展到將科隆（德國城市）香水改名為盧萬（比利時城市）香水、德國牧羊犬改為阿爾薩斯牧羊犬、柏林街改為列日（比利時省名）街、理查德·瓦格納（德國作曲家）街改為阿爾貝里克-馬尼亞爾（法國作曲家）。保爾·萊奧托憤憤不平地下結論說：“我希望在實現和平的時候，將它更改為勝利街。”
羅童德酒館稍微有點兒出格：在這裡，民族主義情緒沒有其他酒館強烈。部隊在街頭行進時，該酒館的老闆利比翁老頭從早上起就在酒館最裡面給顧客們斟茶倒酒。他將長年存放在地窖裡的陳酒也取出供客人享用。他穿一身很平常的灰色服裝，一手掐腰，一手捋著他那八字鬍鬚，看著部隊沿著林陰大道向北走去。一些婦女在沿途的路邊向年輕士兵們拋撒著鮮花。穿著黑色制服、紅色褲子的軍官們雄赳赳氣昂昂地向大家行禮致意。各部隊都唱著《馬賽曲》。
路過羅童德酒館時，士兵們的歌聲更加高亢，更加響亮，歌詞也變了。軍隊與路邊看熱鬧的人們都向一些年輕人喝起了倒彩。其實他們也同樣在為進軍順利乾杯，但身穿的不是軍裝而是五顏六色的襯衣，膚色也與我們不同。莫拉斯用更加刺耳的嗓門喊道：“外國佬滾出法國去！”
一眼就看得出來，那些年輕人的確不是本土人：他們的口音、服裝、行為舉止、所做所想全部證明他們不是我們本土人。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自十分遙遠的國家，而其他人與他們的習俗相似，大多數人不清楚他們到底從哪裡來。他們都避開跟隨部隊的大量群眾，有的站在人行道上，有的站在路邊。
那一天，也有誤會。外國佬們一個個躲進酒館，藏在利比翁老頭的幔帳後面，不是因為他們軟弱無能，而是為了免受辱罵。他們不講話，是因為他們得到他們中間的兩位——意大利人利西奧托·卡努多和瑞士人布萊斯·桑德拉斯發出的命令：
法國的外國朋友們在法國逗留期間學會了熱愛法國、眷戀法國，將法國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祖國，並且深深地感到十分有必要向它伸出幫助之手。
無論在何處出生，凡在這里居住的無論是知識分子、大學生、工人以及一切健康的人，我們在法國找到了生存的手段，讓我們聯合起來，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自覺自願地為偉大的法蘭西做出我們的貢獻吧。
他們之所以不講話，是因為這一年的8月1日恰巧是星期六，他們在等待星期一到來時，去征兵站應徵參軍。
星期一到了。首先到達徵兵站的是波蘭人。他們近一千人浩浩蕩盪地開赴聖多明我街報名參軍。報名之後，他們手持登記證，湧向騎士廣場購買上戰場需要配備的軍大衣、褲子、上衣和軍帽。
僅僅幾個星期時間，“洗衣船”的那幫夥伴們就永遠地分手了，他們在蒙巴那斯的弟兄們也離開了培育他們的土地。他們都出發奔赴北方戰場，為保衛將他們養育成人的祖國——法蘭西去戰鬥了。當時在尼斯的阿波利奈爾在那裡參了軍。巴勃羅·畢加索在阿維尼翁火車站送勃拉克和德朗上戰場。穆瓦茲·基斯林專門從荷蘭返回法國來參軍。布萊斯·桑德拉斯陪同他去，還有路易·馬爾古希，奧西普·扎德基恩……
8月2日，秋季藝術博覽會主席、開明人士弗朗茲·儒爾丹驚呼道：“立體主義終於徹底瓦解了。”這也許既不是參了軍的萊歇、洛特、迪努瓦耶·德·塞貢扎克以及他們的同齡人卡爾科和馬克·奧爾朗的思想，更不是拒絕參軍的莫迪利阿尼和意大利—智利畫家奧爾蒂茲·扎拉特的思想。迭戈·德·里維拉陪同布朗庫西Brancusi（1876—1957），羅馬尼亞的巴黎派雕塑家。 、格里斯和畢加索留了下來。
藤田去了倫敦，後來又去了西班牙，最終返回了巴黎。帕森去美國之前，在英國逗留了一段時間。畢卡比亞與馬塞爾·杜尚在他之前已經到達了美國。德勞內呢？他需要找個托詞。有些人說他退伍是因為神經有問題。桑德拉斯像其他許多人一樣與他斷絕了關係，於是他乾脆和妻子索尼婭躲在西班牙和葡萄牙。
接下來的幾天和幾個星期內，蒙馬特爾和蒙巴那斯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呢？大街小巷空空如也；由於宵禁，天一黑酒館被迫關門；布里埃舞場被改造為軍需倉庫；到處一片淒涼景象，沒有熱烈的歡慶活動，沒有吃的，也沒有喝的；巴黎十六區區長、索邦大學的教授和語法專家費爾南德·布魯諾從大學辭職，專心從事區裡的工作，他組織向貧困的窮人舍粥。但留下來的畫家們仍遭受著貧窮與飢渴的折磨。
“蜂箱”住宅被徵用，供從香檳省流落來巴黎的難民使用。原來綠油油的草坪如今成了菜園，樹都被砍伐當柴燒了。冬天的一個上午，夏天經常用水噴灑房客的那位看門人上樓進了夏加爾（夏加爾於大戰前夕去了白俄羅斯的維特布斯克度假，沒有能夠回來，1923年才回到法國）的畫室，將裡邊所有東西一搬而空。在確認全部繪畫作品都進行過防水處理之後，他滿意地下到一樓。手拿畫家的作品，向他那間天花板已經嚴重破損的小屋走去。在手腳麻利地將那些破天花板拆除之後，用那些從天上掉下來的保護物——夏加爾的繪畫作品，代替了剛剛被拆除的天花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