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布（Ubu）是阿爾弗雷德·雅里創作的一個人物，他的表現總是既粗魯庸俗，又荒謬愚蠢，而且還整天地揚揚得意。
上帝是從零通往無限捷徑。人們或許會問：從何種意義上講呢？
阿爾弗雷德·雅里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蒙巴那斯“蜂箱”的畫家們同蒙馬特爾“洗衣船”的藝術家們在藝術創作方面還沒有發生任何交流。一條河流——塞納河將它們完全地分隔成為兩個世界。畢加索幫越過塞納河來到左岸，主要是會見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為代表的文學界朋友們，因為從蒙巴那斯時不時地傳出詩人們的聲音。那些拙劣的詩人在當地稱王，一些胡塗亂抹的所謂畫家也追隨著他們鸚鵡學舌。蒙巴那斯的那些藝術家無力追隨多姆和羅童德兩個高檔酒館的富裕顧客花天酒地的奢華，只能跟隨丁香園百姓的節拍終日過著貧寒的生活。
丁香園是蒙巴那斯區口碑極佳的酒館之一，過去它僅僅是通往楓丹白露道路上的一個客棧。它的榮譽與名聲來自它與布里埃舞場的人湧如潮，整日熙熙攘攘。戰前，人們常常去位於盧森堡公園對面的天文台大街布里埃舞場的丁香樹叢中跳舞，舞畢大家都去丁香園小酒館喝些清涼飲料。來自聖米歇爾大街的大學生們與來自蒙巴那斯的詩人交融相會。人們在內伊元帥塑像的陰涼下交杯換盞，談天論地。
丁香園曾經是德雷福斯派的一個陣地，也曾經作為花月派的後方基地，夏爾·莫拉斯經常在此召集為他出售保皇黨人報刊的報販子聚會。莫奈、雷諾阿、魏爾倫、紀德和居斯塔夫·拉魯熱也來這裡。最後值得我們重點提及的是，為促進蒙馬特爾與蒙巴那斯藝術界的交融起了主要作用的人物：保爾·福爾Paul Fort（1872—1960），法國詩人，1912年逝世，被譽為“法國的詩人王子”。 。
他的《法國敘事詩》中除少數幾首之外，大多數作品已經不再被傳唱。仍然被經常傳唱的著名詩句是：
小小馬匹在惡劣天氣中掙扎，但它勇氣十足！
但他仍然是一位王子，詩人中的王子。繼魏爾倫、馬拉美和萊昂·迪爾克斯（Leon Dierx）之後，經過《法郎吉》、《Gil Blas》、《Comoedia》、《新聞》和《狼》五家報社組織的公民投票，他被任命為剛剛去世的迪爾克斯的繼承人，成為詩人王子。 350位文人投了贊成票，保爾·福爾被視為法國文學傳統的最佳繼承人。
保爾·福爾身無分文。當人們問他靠什么生活時，他面帶微笑，果斷地回答道：“靠我手中的筆！”
他反复抄寫自己的作品，然後將抄寫件出售給手稿與真蹟的收藏家。
每個星期二，他召集其夥伴們到丁香園酒館聚會，當時酒館的老闆是孔布老爹。出席的人們興高采烈地喝酒、唱歌跳舞、朗誦詩詞。
身為活動組織人的保爾·福爾講話口若懸河，行事如同火槍手一樣豪爽。他身材單薄、頭髮很長、鬍鬚鬆散，系黑色領帶，外衣扣至領口，他邊笑著同大家碰杯邊講故事，然後帶領大家跳舞。半夜12點，他常常用他那刺耳的細嗓門即席吟誦幾首才華橫溢的詩詞；有時，他站到桌子上，在鋼琴伴奏和其他人的伴唱下，一直唱到拂曉。
他的朋友讓·巴拉蒂芒托布羅斯（筆名讓·莫雷亞斯，此人文化知識極其豐富，常帶領他的讀者們到大文豪夏多布里昂、沃熱拉斯、巴萊斯或者拉法耶特夫人家做客）在煙霧和酒氣中聽著、笑著，同他一起吟詩作詞。他醉醺醺地坐在桌邊，大禮帽壓低至單片眼鏡，單片眼鏡耷拉至染過的鬍鬚上，說話時，那些鬍鬚隨著嘴巴的動作上下抖動，那張歪向右邊的嘴巴信口開河，竭盡全力地吹捧奉承著巴萊斯和莫拉斯。他這樣做的出發點並非惹《法國信使》雜誌編輯部秘書保爾·萊奧託生氣。這是萊奧托首次來羅童德酒館，但他發誓以後再不會來了。原因有二：讓·莫雷亞斯的骯髒（這是家喻戶曉並且得到證實的事實）令他難以忍受；加上那天晚上，萊奧托心情沮喪，因為他剛剛得知他的作品《小朋友》在五年半之內僅僅售出500冊……
保爾·福爾正是與莫雷亞斯和薩爾蒙於1905年共同創辦了一份著名的雜誌《詩歌和散文》。三位朋友舉債200法郎，買了一批郵票，給預先估計的首批訂戶發出2000封信件。
《詩歌和散文》在戰前一直是法國文學界的不朽傑作。其首批讀者是：梅特林克、斯圖亞特·梅里勒、巴萊斯、紀德、莫拉斯、朱爾·勒納爾、阿波利奈爾……雜誌社設在其創辦人在布瓦索納德街的家中。雜誌的名字是皮埃爾·路易出的主意。雜誌的宗旨是“主張對法國文學的內容和形式進行改革，並主張將長期以來啟發人們對高尚文學和抒情詩詞興趣的詩人和散文作家們團結起來”。
象徵主義的行吟詩人求助於形象的力量，然而那是一種無法進行分析的神秘力量。
《詩歌和散文》雜誌把“年輕文學”的各種流派團結在一起。儘管在數年前象徵主義就已經達到了其發展頂峰，但保爾·福爾仍然是這一藝術流派的先驅。
這個流派的大辯護士有亨利·德·雷尼耶、聖-保爾·魯和一日三變其立場的讓·莫雷亞斯。他們奮起反擊現實主義的左拉，浪漫主義的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馬丁以及巴那斯派的邦維爾、勒貢特·德·李斯勒、波德萊爾和高貝。象徵主義譴責他們在詩詞中只注重追求分析性和批判性，而沒有吸引青年人。他們不僅抨擊上述幾位，也抨擊福樓拜和卡蒂爾·孟戴斯，後者將魏爾倫視為十分蹩腳的詩人。
象徵主義在文學史上只有短短十年的時間，只能算做一個過渡階段。
象徵主義以及後象徵主義的戰鬥任務只是詩歌的節律問題。
當時必須擺脫傳統的條條框框，將亞歷山大體詩從其十二節拍中解放出來，努力向自由體詩迅速前進。 《詩歌和散文》雜誌對此問題展開了廣泛深入的討論，甚至馬拉美在回答此問題說：他為在亞歷山大詩體中“過度濫用民族韻律感到遺憾，而這一韻律和國旗一樣，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情形下才能使用”。
雜誌的第一期就有400家訂戶。不久以後，訂戶來自全世界的四面八方。雜誌社向認購者贈送書作為禮物，並且在出版社、書店、書櫃生產廠家、銀行以及金融機構都散發了廣告。
《詩歌和散文》出版社於1910年創建，並且為人民大眾喜愛的近500名詩人組織了規模龐大的多次招待宴會。星期二，在丁香園參加慶祝活動的人數少一些，但場面同樣熱烈。慶賀的人群不僅僅來自蒙巴那斯，許多人從蒙馬特爾步行穿越塞納河來到慶祝現場。當他們為了參加保爾·福爾星期二的活動而推開丁香園酒館的門時，“洗衣船”的畫家們見到的並非他們不熟悉的場面：除了他們十分熟悉的興奮與狂熱之外，加上丁香園詩人們的吟詩與字謎活動以及熱烈喧鬧的氣氛，真令人羨慕不已。
蒙馬特爾拉維尼昂廣場的藝術家們早在1905年就已經開始來丁香園，與阿波利奈爾的朋友阿爾弗雷德·雅里交往。他們酷愛濫用槍支的惡習正是雅里傳授給他們的。安德烈·布勒東在談到他時說：“雅里是誰？就是喜歡擺弄手槍的那一位嗎？”超現實主義者們尊重他，並且與他有著兩個相同的愛好：作詩與實彈射擊。
紀堯姆·阿波利奈爾是第一位舉槍瞄準雅里的人，他介紹雅里說：
在我看來，阿爾弗雷德·雅里好像是一條河流，一條（沒有鬍鬚、穿落湯雞似的濕漉漉衣服的）年輕河流的化身。兩撮八字胡下垂著，燕尾服的下擺左右擺動著，軟綿綿的襯衣，自行車運動員的鞋，所有這一切使人感覺他溫柔和順：這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渾身仍然潮呼呼，似乎他剛剛汗流浹背地離開令他情懷激蕩的床鋪不久。
［摘自1975年出版的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的《令人心曠神怡的現代文學家》］
雅里是那個時代pataphysique（虛構解法）的發明者。於布和福斯特羅是此理論的吹鼓手。什麼是虛構解法呢？
是我們發明的一種技能，何時需要應用，一般能夠感覺得到。
這種技能是：不根據習俗與慣例，而從事物的特殊現象、反常現象觀察世界（勒內·多馬爾、波里斯·維昂和雷蒙·凱諾後來發展了雅里在“虛構解法”方面的研究工作）。
當阿波利奈爾遇見雅里時，後者已經在《文學藝術》和《法國信使》上發表了大量文章，出版社也出版發行了他的數部著作，例如《基督的敵人——愷撒》、《日日夜夜》和《超雄性》。特別應該指出的是他長期被視為一部戲劇的作者，而該戲劇卻在巴黎觀眾中引起了極大的公憤。 1896年12月9日，觀念正統的巴黎人規規矩矩地坐在“著名作品”劇院在耐心地等待觀看這齣戲劇。但剛剛看完第一段獨白：“他媽的兒！”整個劇場爆炸了，全體觀眾嘩然了，他們驟然站立起來，用各種可能的方式紛紛表示抗議。
阿爾弗雷德·雅里住在卡塞特街Cassette，位於巴黎六區，盧森堡公園附近。 7號院內的一套房子裡。這房子也許與他的形像不符，但對他十分合適。房間處在四層半的位置，小小的房門被樓梯遮擋去一半。紀堯姆·阿波利奈爾和昂布魯瓦茲·沃拉爾德經常去他家。他們輕輕地在那小小的門上敲幾下，門扇向外推開，恰好貼在來訪者的胸前。室內傳來一個聲音，要求來人彎下腰，讓房客看清楚來人是誰。
如果是朋友，雅里請他進屋。進到屋裡，來人發現房間非常小，屋頂很低，在室內行走必須彎腰。房東將一套房子從中間一分為二，上下隔為兩間，租給矮個子房客。這樣，房東就可以得到雙倍的租金。人高馬大的沃拉爾德敘述說：雅里在室內剛剛可以站直身子，他和一隻可愛的貓頭鷹生活在一起。那隻大鳥的頭頂由於經常碰到石灰頂棚而發白，而作家雅里的頭時而也碰到房頂，在頭頂上留下幾縷白髮。如今，人們不知道那隻貓頭鷹到底是個什麼樣子，到底是個有血有肉的活物呢，還是一隻陶瓷大鳥。因為安德烈·布勒東經常抱怨雅里房間內散發著貓頭鷹的惡臭味道。
雅里睡覺的床很矮，他寫作時總是趴在床上。牆壁上掛著一幅作家的肖像，是他的朋友盧梭海關給他畫的。人們看見在這屋裡陪伴雅里的，好像只有一隻鸚鵡或者一隻變色龍。據安德烈·薩爾蒙講，人們特別注意到模特兒本人對畫的修改：雅里在肖像的身上掏了一個與牆上的通風洞一樣大小的孔。雅里從這幅肖像畫上完全認不出那是他自己。
他想活動一下雙腿的時候，就騎自行車到塞納河邊的公園轉轉。雅里在《法國信使》雜誌社社長瓦萊特和他妻子——小說家拉希爾德（她的真實名字為埃伊梅利夫人）的房產附近買了一塊16平方米的地皮。他用全部地皮搭建了一間小小的木屋：三角壇。夏天天熱，他就住在那裡，吃自己釣來的魚。
雅里平時的胃口很小，為了開玩笑而大吃大喝的情形除外。一天，他和薩爾蒙到了塞納河街的一家小酒館，在一張桌子前坐下，叫老闆過來：
“請上一瓶科尼亞克酒。”
“還要別的麼？”
“不用了。我還想要一杯咖啡。”
“可是……”
“一杯咖啡，一份瑞士格律耶爾奶酪，一份糖煮水果。”
“您點的這是飯後甜點！”
“是的，然後，上半隻雞。”
“然後呢？”
“然後，來一碗意大利面。”
“您想要牛排嗎？”
“帶血的。”
“所有這些同時上嗎？”
“按照剛才點的順序上。”酒館老闆狡黠地微微一笑，點頭表示同意。
“肉食之後，我要一些小蘿蔔……和一個湯。”阿爾弗雷德補充說。
“還要別的嗎？”
“是的，一瓶佩爾諾德酒……要度數最高的。”
此時，酒館老闆把他的手搭在顧客的肩頭，嘆了口氣，說：
“請到此為止吧！你要吃壞身體了！”
“拿開您的爪子！給我拿一杯紅墨水來。”
“馬上到。”
墨水到了。雅里在墨水杯中放了一個糖塊，一口喝下全部的墨水。
那一天，是他的特定食譜日。通常大多數時間，他只吃冷肉和酸黃瓜。
但他每天喝很多酒，最喜歡喝的是苦艾酒——他給起名為“聖草酒”。據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爾德回憶：從起床到吃午飯之間，雅里通常要喝兩升白酒和三瓶佩爾諾德酒；然後是葡萄酒、帶渣咖啡作為助消化酒，晚飯之前還喝數盃開胃酒；上床睡覺之前，喝一份佩爾諾德、一份醋和一滴墨水墊胃。
從未有人見過他喝醉。只有一次，瓦萊特的女兒搞了一次惡作劇：用過純的水換掉他杯中的酒，於是他病倒了……
雅里不愛女人，從未有人見過他和女人有任何联系。雅里為此深感自豪。
阿爾弗雷德·雅里不分時間，不分場合，隨心所欲，什麼時候高興，拔出手槍就射擊：有人擋了他的路他開槍，有孩子使他不高興他開槍，電車里人過多無法上車他開槍。即使偶爾身上未帶手槍，他也會帶有別的武器。
雅里首次遇見阿波利奈爾時，他們二人在巴黎市內溜達了整整一夜。在聖日耳曼大街溜達的時候，一個人來到他們身邊問何處有方便的地方。雅里從衣袋中拔出手槍，對準那位陌生人，命令他後退五米。來人退到五米之外後，他才告訴他該走什麼路。
連發六槍，是雅里的戲劇作品中主人公於布的拿手好戲，而有關雅里玩弄槍支的故事也同樣數不勝數。
一天晚上，雅里在莫里斯·雷納爾家吃飯，畢加索的朋友雕塑家馬諾魯走到他的身邊，只想同他認識一下，交個朋友。這一下惹雅里生氣了，他命令雕塑家盡快離開那裡，讓他安靜會兒。那位西班牙人仍然待在原地未動，雅里拔出手槍，朝窗簾開了槍。
另外一次，他在一家酒館，坐在一位女士身邊。不知出於何種神秘的理由，他對身邊的一位消費者產生了反感，他站起身來，拔出手槍，朝一面鏡子開了槍。突然間變得粉碎的鏡子嘩啦啦散落一地，在場的人們驚慌失措，亂作一團，而雅里卻平靜得如同未發生任何事一樣。他重新坐下，轉身對身邊的那位女士講：“好了，現在鏡子碎了，咱們繼續聊。”一天，他試圖用手槍開啟酒瓶蓋，在他租賃房子的院子裡開槍，驚慌失措的房東女主人喊道：“先生，快住手！您這樣會打死我的孩子的！”
“那有什麼關係，我們給您再生一個好了！”他強詞奪理地辯解道。
一天晚上，他去觀看一場音樂會。他身穿用紙做的襯衣，上面用中國墨畫了一條黑色領帶。在收票口，他的裝扮引起了工作人員的不滿，將他打發到音樂廳頂層樓座。當時他一聲不響，未做任何反應。然而，當全場安靜下來，樂隊指揮已經準備好開始演出時，他突然站起來，大聲喊道：“這真太令人憤慨了！怎麼可以讓前三排那些帶著樂器打擾觀眾的人入場呢？”
1906年5月28日，在接受過臨終聖事、起草完遺囑之後，雅里給他最要好的朋友拉希爾德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應該得到休息的於布老頭將努力入睡。他深信在人解體腐爛之後，腦子仍然在發生作用，而且他的夢想就是天堂。於布老頭也許即將永遠地安息了，在一定的條件下，他十分渴望重返三角壇。
第二天，他在原信上增加了以下附言：
我重新打開了昨天寫畢的信件。大夫剛才來過，他堅信我得救了。
［摘自1987年發表的雅克-亨利·勒維斯克的《阿爾弗雷德·雅里》］
他的確得救了，雅里又活了近一年半。他每天去醫生家就診時，隨身總帶著兩把手槍和一根包鉛棍棒。他的境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悲慘：身上穿著他的朋友們拋棄的衣服，負債累累，遭受結核病的折磨。他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但又對所有人隱瞞。他在默默地等待著生命的結束。
1907年10月29日，當人們上去敲位於四層半的那扇門時，雅里不開門了。瓦萊特找人撬開門鎖，看見作家躺在床上，已經動彈不得了。人們送他到了教會醫院。在兩天內，他不停地低聲重複著：“我在尋找，我在尋找，我在尋找……”
大夫為他作了檢查，病人出奇的平靜。雅里面無血色，肝臟破裂，脈搏微弱，但不抱怨，也不呻吟。
1907年11月1日，他因患結核性腦膜炎，醫治無效，離開了人世。他同時還有慢性酒精中毒，但這並非導致他死亡的原因。
雅里把他修建的三角壇作為遺產遺贈給他的妹妹。有人說（首先是馬克斯·雅各布說）他將其手槍留給了畢加索。無人知道他的自行車——一輛用86法郎向他人購買的克勒芒96賽車的下落，直至去世時，他仍然未能付清這筆錢。
雅里英年早逝。年僅36歲的阿爾弗雷德·雅里沒來得及在文壇上扮演應屬於他的角色。他的放蕩與他做的一系列荒唐事，構成了與他同時代的青年人能夠讀懂的語言。第一位理解阿爾弗雷德·雅里並懂得他的語言的人，便是紀堯姆·阿波利奈爾：
阿爾弗雷德·雅里是一位文壇上少有的奇才。他的任何行動，甚至他的全部惡作劇中都蘊藏著無限的文學內涵。
［摘自1975年出版的紀堯姆·阿波利奈爾的《令人心曠神怡的現代文學家》］
第二位是安德烈·布勒東：
……長期以來，人們比主張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走得更遠，認為十分有必要嚴格地將生活與藝術區分開來。但從雅里開始，這一觀點受到了質疑，最後終於從原則上徹底消失了。
［摘自1966年出版的安德烈·布勒東的《黑色幽默選集》］
阿爾弗雷德·雅里在日常生活中處處模仿被他自己定義為“完美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戲劇人物於布，而且他一直希望自己能夠成為於布那樣的人，那麼如何做才是對雅里的最好的紀念呢？
雅里的悲劇在於，其實他的壞名聲來自一個冒名頂替：他並不是於布老頭，而且從來都不是於布老頭。
這部將他神聖化了的戲劇作品其實並非出自他的手。 《於布王》實際上是一部集體創作的作品，而且可以說他根本沒有參加該劇的創作。於布老頭是法國布列塔尼地區雷恩中學的一些學生集體所為。他們創作這部戲的目的是嘲弄他們的物理老師——埃貝爾（Hebert）老頭。這位老師毫無權威，學生們常常以在他的課堂上起哄為樂。雅里16歲來到該校時，此戲劇已經存在。當時的劇名為《波蘭人》，署名作者是莫蘭兄弟。雅里僅僅是修改了戲劇的名稱與其中主人公的名字。主人公的名字於布（Ubu）無疑來自埃貝爾（Hebert），學生們常叫他Hebee或者Eb，因而Ubu顯然是從Hebee演變而來。
劇中反軍國主義的一場戲也許是雅里在原作的基礎上增加的。但是“綠蠟燭”和“Cornegidouille”兩部戲不是出自他的手。那段臭名昭著的頭場開場白“他媽的兒！”更不是他所寫。有夏爾·莫蘭的證詞如下：
我們當時都還是孩子。我們的父母絕對不同意我們使用劇中的言辭；那麼我們別出心裁地想出在台詞中插入許多的字母“r”。事情就僅僅如此而已。
［摘自1947年的《新評論》雜誌中夏爾·莫蘭的文章《從於佈到海關職員盧梭》］
然而，多虧有雅里，於布才得以周遊世界。正是雅里將《於布王》搬上舞台，最初將它搬上了雷恩中學的舞台，演員均為那裡的學生。接著，其他地方也逐漸開始上演此戲，有的地方還把該劇改編為木偶戲演出。
《於布王》在巴黎上演之後，熱烈的評論開始了。人們將它與莎士比亞、拉伯雷的作品相提並論。 《詩歌和散文》向“這部滑稽可笑的不朽悲劇，一部天才的法國名著致意”。雅里去世很長時間之後，《法國行動》還對這部莎士比亞、列寧和前進中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式的諷刺贊口不絕。莫蘭兄弟保持著沉默，他們不說話，也不發表意見，但在他們的心底深處，一定認為眼前發生的一切簡直荒唐可笑。確實，他們一直為雅里在此事中扮演的角色——自封自己為該集體創作戲劇的惟一作者，有點兒憤憤不平，但他們沒有揭露他。他們對所持態度的解釋是：該劇的創作只不過是開個玩笑，是為了諷刺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文學界的那些精華。這樣的玩笑令他們開心。由於他們與同窗學友雅里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也知道於布這個戲劇人物對他的職業生涯初始幫了大忙，他們也為這一滑稽劇給他帶來如此大的聲望而高興。最後，他們也同意雅里修改戲劇的名稱，並將主人公與埃貝爾和雷恩中學聯繫起來。在該劇的兩位作者看來，於布仍然是一個玩笑、滑稽劇，更準確地說，是一個騙局。
即使他是《受奴役的於布》或《戴綠帽子的於布》的作者，即使於布這個人物確實在雅里的作品中出現過，也不等於《於布王》就屬於雅里。他的朋友昂布魯瓦茲·沃拉爾德十分清楚在大戰期間，他寫過一部北歐傳奇續集：《於布老頭復生》，由魯奧繪製插圖。
這一竊取他人著作權的行為，對雅里的命運以及他本人的心理構成沉重的壓力。有一次他在談論作品《波蘭人》時傾吐出自己的心聲，但是鮮為人知：
人們用《於布王》將我壓得無法翻身。這本來是中學生的一場惡作劇，並且不是出自我的手……我做過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們大家都用於布堵死了我的前進道路。我必須談論他，模仿他，過與他一樣的生活。人們想要的只是這些！
［摘自1947年的《新評論》雜誌中夏爾·莫蘭的文章《從於佈到海關職員盧梭》］
瓦萊特與拉希爾德的女兒證實，人們從來都以“於布”稱呼雅里，而從未聽到人們以別的名字叫過他：
那似乎是一個面具，在我們家，作為家里人，有時他可以摘掉它。有時，我們大家也如同於布老頭一樣說話、行事。
［摘自1947年的《新評論》雜誌中夏爾·莫蘭的文章《從於佈到海關職員盧梭》］
於布這個角色侵犯了雅里的生活與心靈。但他還是一直那樣扮演著，無論他人如何叫他，他一概接受。他在生活的舞台上如同這個人物的模子，既像麥克白Macbeth，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悲劇人物——1040—1057年期間的愛爾蘭國王。 ——譯註，又像福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亞戲劇人物——1379—1459年，英國上尉，英法交戰期間，任法國諾曼底、麥那和安汝地區總督。 、高康大Gargantua，拉伯雷劇作中的人物，胃口十分大。及波里西內勒Polichinelle，滑稽劇或木偶劇中雞胸駝背、尖著嗓門說話的小丑人物。 。在生活的重負下，他強打精神，挺直腰桿高喊“Merdre”，在上流社會的沙龍，他用尋釁鬧事、蠻橫無禮製造轟動。此類行為更多的是出於極端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好鬥者軟弱的表現。他的一生都如同在上演一出獨幕悲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