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寫，是為了惹同行發怒，為了讓他人談論我，使我有點兒名氣。只要出了名，無論在女人圈內或事業中，都有可能獲得成功。
阿爾蒂爾·克拉萬
為向在丁香園決鬥過的阿爾弗雷德·雅里表示敬意，他們在拉維尼昂街的各個角落拿刀拿槍打鬥了起來。然而，往往以打著玩開始，最後真打收場。
畢加索的白朗寧手槍從不離身。一旦遇到糾纏不清的人或事，他就朝天鳴槍。作為渾身酒氣熏天的散兵游勇幫派的首領人物，他回“洗衣船”的時候，要開槍；為叫醒周圍的左鄰右舍，也開槍。
一天晚上，他邀請三位德國人來“洗衣船”看他的作品。然後，他帶領他們去“機靈兔”。在路途中，三位客人向他提出一系列有關藝術與美學理論方面的問題。他受不了了，於是他拔出槍來，朝天連開了數槍。結果呢？三位德國人被嚇跑了。
有關塞尚的話題令他不快，誰向他提起這一話題，他就拔出槍來，威脅道：“閉嘴！……”
貝爾特·韋伊向他討要就餐費，他拒絕付款，她如果表示出絲毫的保留意見，他絕不抱怨，而是拔出手槍放在餐桌上。有一次，在一家酒館，他有煩心事，朝著天花板開了幾槍，幸好沒有傷到人。
多熱萊斯呢，在酒館的一個角落裡窺視著奪走他心上人的男人，準備隨時撲上去將他撕成碎片。阿波利奈爾為一篇文學評論對他的惡毒攻擊向批評家提出了決鬥，他正坐在一家酒館的桌邊等待被選為見證人的馬克斯·雅各布，來同這位批評家解決使用何種武器的問題。決鬥沒有進行，他們只圍繞兩位鬥士應該向酒館賠償損失的問題進行了交鋒，剩餘問題由雙方選出的見證人解決。
20世紀初，通常情況下，矛盾的雙方和他們的見證人一樣都主張握手言和。所有報紙都有專門的專欄作家，負責掩蓋社會上的惡毒中傷、暴露出的誹謗之詞以及從正在進行訓練的擊劍教練館傳出的流言蜚語。天剛剛亮，這類報紙就被送到了挑戰者和應戰者雙方驅車要去的地點：甲特島或王子公園跑馬場。
“洗衣船”的兩位朋友十分幸運：玩弄手槍的冠軍畢加索參加決鬥時，總沒有結果；決鬥之王阿波利奈爾參加時，決鬥總是流產。
第一次決鬥發生在1907年，第二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不久。第三次的對手是阿爾蒂爾·克拉萬。此人自稱為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英國作家。的外甥，兩米高的個子，體重一百公斤。
克拉萬成功的辦法很多，而且都具有挑釁性，既粗暴，又無紀律和規則可言……總之，他是個蠻橫不講理的人。他還在中學的時候就已經十分出名。一位老師想要教訓他，扒去褲子用教鞭打他的屁股，最後老師累得精疲力竭，他仍然不屈服。
這才僅僅是開始。
克拉萬被學校開除了。他去了柏林。在那裡他養成了一個壞習慣：肩膀上吊著四個妓女在大街上晃蕩。警察將他轟出邊界，永遠不許他再進去，理由是柏林不是馬戲場。
巴黎比柏林更自由，更開放。於是克拉萬來到巴黎，並且天天打著他的如意算盤：每天夜間找一個妓女比住旅館便宜，既合算又快樂，何樂而不為呢。後來，他臨時當起喜劇詩人。在舞台上，他使用木棍與喇叭，要求劇場內的觀眾保持安靜。
他在布朗達諾書店當僱員，不到讀完一本書的時間，就被解聘了。原因是一位女顧客要求他動作快一點，他便將一本書摔到顧客的臉上。
為了加強自我保護，以防止雇主的打擊，他加強訓練，以完善他的拳擊技術。他終於成了業餘拳擊冠軍，而且經常在丁香園裡練習：他用拳頭推門，辱罵消費者，並且同他們打鬥，直至把他們驅趕出去為止。
他從事過的工作比阿波利奈爾還多還雜，他可以毫不費力地全部羅列出來。他曾經單獨或同時干過下列行當：冒險家、太平洋上的水手，趕過騾子，在加利福尼亞摘過橘子，玩過蛇，當過旅館小偷、澳大利亞伐木工人、法國的前拳擊冠軍、女王騎士勳章獲得者的外孫、柏林的汽車司機以及入室搶劫的盜賊。
他也是詩人和記者，而且還曾經擔任一家雜誌《現在》的負責人。該雜誌只發行過五期，並且是他自己推著手推車走街串巷發行的。他寫文章，大力宣傳他舅舅奧斯卡·王爾德的優秀品質與偉大功績，同時也刻薄地批評其他人的缺點。
他批評最多、最刻薄辛辣的人當中有：
紀德：他的骨骼與他人比沒有特別之處，他的雙手是一雙懶漢的手……除了這些以外，該藝術家一副病態，比頭皮屑大的小塊皮從雙鬢角處脫落下來到處亂飛，百姓對這一有失雅觀的現象俗氣地描繪為“他在削皮呢”。
［摘自1995年發表的阿爾蒂爾·克拉萬的《現在》］
蘇珊·瓦拉東：她的收入微薄，但她不那麼簡單，這個下流的老傢伙！
［摘自1995年發表的阿爾蒂爾·克拉萬的《現在》］
瑪麗·洛朗森：這就正是一個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給她兩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賤貨。
在同一篇文章中，阿波利奈爾被描寫成“嚴肅的猶太人”（克拉萬很細心，他進一步明確指出他對猶太人並無任何成見，甚至同新教徒相比，他更喜歡猶太人）。
這就叫做不擇手段，使盡一切辦法攻擊和誣衊他人。
紀堯姆派證人去見《現在》雜誌的社長。其實他主要不是為自己受到攻擊而生氣，主要是為同他一起生活了幾年的瑪麗·洛朗森打抱不平。
經過幾次微妙的談判之後，克拉萬同意寫兩篇更正文章。更正文章對前兩篇稍作改動，最根本的內容無任何變化：
阿波利奈爾：紀堯姆·阿波利奈爾先生完全不是猶太人，他是羅馬天主教徒。為了避免未來對他可能的鄙視，在此我補充以下幾點：阿波利奈爾先生的大肚子，與其說他像個長頸鹿，還不如說他更像一頭犀牛；他的頭不太像貘，而更像獅子，從整體上看他不大像禿鷲，倒更像長頸鶴。
瑪麗·洛朗森：這就正是一個需要人掀起她的裙子，狠狠地給她的雜耍劇團兩下子才能舒坦了的賤貨。
事情暫時算了結了，但人們還會在一段時間內繼續談論阿爾蒂爾·克拉萬。他主要是出售了馬蒂斯的一幅真畫和畢加索的一幅假畫，得到了一筆相當可觀的經濟收入，足夠他在大戰初期回西班牙使用。
阿波利奈爾從此收起刀槍，重新開始閱讀他為懷念瑪麗·洛朗森而寫作的詩詞與文章。
畢加索於1907年將這位姑娘介紹給了他。他在畫商克洛維·薩高特家發現了她。那時的瑪麗·洛朗森20歲，正在克里西大街的亨伯爾特研究院學習繪畫。喬治·勃拉克是她的鄰居。
費爾南德·奧利維爾對瑪麗·洛朗森的描寫如下：山羊臉、近視眼、鷹鉤鼻子、大黃板牙，一雙手又長又紅，一副淫蕩女人像，畫家模特兒，講話時自鳴得意、慢慢騰騰，愛玩弄假天真。
費爾南德之所以非難她，很可能是因為在這個婦女眾多的圈子裡，瑪麗·洛朗森有同她爭奪第一夫人地位的可能。殘忍的詩人安德烈·薩爾蒙用兩個詞綜合了以上的評論：瑪麗·洛朗森？一個醜陋的美女。
阿波利奈爾在他的《被謀殺的詩人》中詳細地講述了貝寧鳥（畢加索）在特里杜絲（瑪麗·洛朗森）與克羅尼亞芒塔爾（阿波利奈爾本人）的相識中所起的作用：
他（貝寧鳥）向克羅尼亞芒塔爾轉過身去，對他說：
“昨天我見到你的妻子了。”
“是誰？”克羅尼亞芒塔爾問道。
“我不知道。我看見她了，但我並不認識她。是一個真正的小女孩兒，正是你喜歡的那種女孩子。她的面部憂鬱寡歡，帶著受氣的一股孩子氣。從她抬起醉人的一雙秀美的手看出來，她沒有詩人們討厭的那種貴族氣，因為這樣的人吃不得苦。我對你說，我見到的確實正是你的妻子，她既醜又美。”
說明：以上引述的部分是在阿波利奈爾和瑪麗·洛朗森分手三年之後寫的。
瑪麗·洛朗森的情夫十分肥胖，而她卻非常苗條，這並未阻止他們在各種不同的場合見面。現在，讓我們從頭講述他們的故事：
她出生於一個克里奧爾（安的列斯群島的白種人後裔）家庭，從小沒有父親。當阿波利奈爾剛剛離開他的母親家的時候，她還生活在母親位於巴黎奧特伊的家中。而他住在巴黎的萊奧尼街，每個星期天，禮節性地拜訪他的媽媽一次。
她來他家的時候，瑪麗·洛朗森總是跳著繩上樓。下樓時，也同樣是跳著繩下去。他跟在她的身後，領她去“洗衣船”。那裡的人們對她十分反感。無論她如何巧妙地掩蓋，人們還是輕而易舉地就發現她對資產階級生活習俗的濃厚興趣，對她那副假惺惺的樣子十分看不慣，只是忍著不表現出來而已。但是，她令其他人反感的地方偏偏令阿波利奈爾著迷：他們兩個情投意合，有著共同的興趣與愛好。杜瓦尼埃·盧梭卻非常理解他們，並且於1909年為他們二人作畫《詩人與他的繆斯，1909年》，盡了最大努力使他們的表情有所區別，結果卻畫得像肖像漫畫。 (圖16)
紀堯姆和他的繆斯在詩人的新居請客，但禁止人們搞亂搞臟屋子裡的任何東西，不許在床上坐，沒有許可不得吃飯。畢加索和馬克斯·雅各佈到他家吃過數次晚餐。一天晚上，主人大發雷霆，因為利用紀堯姆背過身去的時間，他們竟敢偷竊桌子上的兩片香腸。
阿波利奈爾做廚師，而他的女神瑪麗卻當他的助手。菜燒過頭了，紀堯姆火冒三丈；沒有熟透，他同樣要大發雷霆。他對別人的要求十分嚴格、威嚴，有時很專制，同畢加索一樣嫉妒心很重。女人恰好愛這樣的男人。當桌子上菜餚豐盛、做工精細、酒水可口時，他就會心花怒放、滿臉堆笑，瑪麗·洛朗森也會滿臉堆笑得像個小太陽。尤其是當來客為了改善一下阿波利奈爾家極普通的飯菜，帶來各自的拿手好菜，例如正宗的意大利沙鍋燉牛肉時，氣氛就會更加熱烈。還有什麼能比一天晚上馬克斯做的美味佳餚中的生蘋果澆科尼亞克酒更好吃呢？
看著詩人狼吞虎咽地吃掉冷盤（通常是黃瓜或者蝸牛）、主食（有時還多吃一些他最喜愛吃的菜）、甜點（冰激凌），享用完客人給他帶來的驚喜，然後，摘掉假領子，捲起衣袖，幫忙收拾餐具。此時，在場的人知道這個晚上可以寧靜安詳地度過了，都開始放鬆一下緊張的神經，享受一下美妙的生活。
在夫妻生活和諧美好的日子裡，阿波利奈爾的心情特別愉快，殷勤好客毫無挑剔之處。他絕對不允許他人嘲弄他親愛的瑪麗。當馬克斯·雅各布諷刺瑪麗時，他用當年保護他媽媽的急切心情保護他的瑪麗。馬克斯於是開玩笑地作了一首小詩，讚揚他的繆斯：
啊！瑪麗·洛朗森，
瑪麗·洛朗森，
多麼渴望，
多麼渴望，
撫摩著你的乳房
使你變成一個天使，
使你變成一個天使！
與費爾南德是畫家（畢加索）的愛捷麗仙女一樣，瑪麗·洛朗森也確實是詩人（阿波利奈爾）的繆斯女神。一個用繪畫，另一個用詩句（《酒精》和《Calligrammes（圖案詩）》中的一段）表達他們對心上人的愛慕之情。蒙馬特爾山的婦女們中像畢加索和阿波利奈爾的女人們那樣進入藝術家們藝術生活的極少，能夠進入他們的繪畫或詩歌作品的更加罕見。
弗朗西斯·卡爾科對此十分欣慰：
我們那一幫人的女人沒有起什麼作用。我們收留了她們兩三個月，她們自己就走了。我們仍然照常寫詩、作畫，心想她們不來也許更好。
卡爾科的話經常是基本符合事實，但略有誇張，上述一段也不例外。當然，在“洗衣船”還是有一些女人：凡·東根的妻子，胡安·格里斯的妻子。但是，這些男人作畫時，女人們除了管家，沒有其他任何事可做。
幸運的是，婦女的思想大解放在不久的將來就會逐漸成為事實。幾年之後，大批蒙巴那斯的婦女們將同蒙馬特爾的婦女們聯合起來。如果蘇珊·瓦拉東、費爾南德·奧利維爾以及後來的瑪麗·洛朗森不同塞納河左岸的姐妹朋友們基基夫人、貝阿特麗斯·哈斯丁夫人、瑪麗·瓦西里耶夫夫人、尤吉夫人、格特魯德·斯坦夫人、西爾維婭·比奇夫人、讓娜·埃布戴爾納夫人、阿德里安娜·莫尼耶夫人及其他許多人聯合起來的話，世界就不會是今天的樣子，歷史的發展就會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因為這些婦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藝術發展中，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
《詩歌和散文》雜誌的一位專欄作家對婦女的誣衊之詞是絕無僅有、不可饒恕的。他在1907年以羨慕的口吻寫道：一天晚上，阿爾弗雷德·德·繆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法國浪漫主義作家、詩人。懷著十分喜悅的心情在盧浮宮散步。他之所以喜悅，並不是因為他可以獨自一人散步，而是因為他終於“躲避開了整天圍繞在身邊的現代女性”。 ［摘自1907年《詩歌和散文》12期］。該專欄作家在此向讀者們講，當他每個星期五在阿維尼翁時，與繆塞有同感，體會到繆塞當年的愉快心情。為什麼惟獨星期五呢？因為這一天是耶穌受難日，女人們都不出門。 “那才是真正的天堂呢！我們終於體會到什麼是真正的美妙了！”
這位偉大的男性主義的代表到底是誰呢？
他就是夏爾·莫拉斯。 Charles Maurras（1868—1952），法國作家、記者、政治理論家、民族主義者、君主主義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支持維希政權，1945年被判處終身監禁，1952年獲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