頃刻間,我們擦肩而過。我繼續攀上台階,然後在三角牆下停住腳步,在這裡避雨。我看著人群向車走去。人們扶著他先上車。我看得出他是多麼的虛弱。他不能彎腰,也無法單腳點地。他們只好把他抬到座位上。車子另一邊的門已為羅拉打開,她身子一曲,極為敏捷地鑽了進去,我看著羅爾斯轎車漸漸駛去,融入了車流。我走進館內。看到他們,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盡量不去想它,不去感受它。今天已夠我忙的了。我去寄存處存了包,興致勃勃地與工作人員互道早安,這時候我還在想羅拉健康的身體。這博物館有條規定,每個人必須乘電梯去閱覽室。就我而言,電梯空間狹窄,閒聊是少不了的。當我說天氣太惡劣了,不過週末定會好轉時,我情不自禁地想著剛才在外面與馬歇爾夫婦的邂逅。這次邂逅事關健康這一根本問題:也許我會比保羅· 馬歇爾長命,但羅拉肯定比我長命。這一情形的後果是很清楚的。多年來我們一直都有這個問題。正如我的編輯所言,出版與訴訟是同義詞。但現在我幾乎不能面對這一事實。我不想操心的事情已經夠多了。我到這兒是來忙碌的嘛。
我與資料保管員聊了一會兒。我把一捆耐特爾先生寫給我的關於敦刻爾克大潰退的信函交給了他——他萬分感謝地收下了。這些信將與我所贈送的其他資料保存在一起。保管員給我找到了一位遠程救援直升機的空軍老上校,他是一位熱心助人的業餘歷史學家。他已讀過我打印稿中相關的記載,並把他的建議傳真了過來。感謝上帝,他的建議尖銳卻很有裨益。我聚精會神地讀了起來。
“英軍士兵在發'快步走'的命令時絕對不('不'下面劃了兩道橫線)會說'On the double',只有美國士兵才會這樣說。正確的用法是'At the double'。”
我喜歡這些雕蟲小技,他用點彩派畫家的手筆接近逼真,他那防微杜漸給人帶來極大的滿足。
“沒有一個人會說'二十五磅重的砲',要么說'二十五磅重的砲彈',要么說'二十五磅重的砲彈的砲'。你的用法聽上去稀奇古怪的,不是皇家砲兵的人都會這樣覺得。我們就像搜索隊的警察,赴湯蹈火,匍匐向著真理挺進。”
“你給皇家空軍小伙子戴貝雷帽。我卻不以為然。除坦克兵外,1940年連陸軍還沒有貝雷帽呢。我認為你最好給他戴軍便帽。”
最後,上校流露出了對我的性別不耐煩的態度。他在信的開端稱呼我為“塔利斯小姐”。不管怎麼樣,我們這類人染指這些事幹什麼呢?
“女士(在其下面劃了三道線)——一架斯圖卡式俯衝轟炸機不可能攜帶'單個千噸的炸彈'。你知不知道一艘海軍護衛艦也沒那麼重嗎?建議你再作查證。”
只是一個打印錯誤。我原來是想打“磅”的。我把這些訂正一一記錄了下來,並給上校寫了一封感謝信。我按順序整理好資料,並付清複印的費用,把一直都在用的書還到了前台,然後扔掉了零星的紙碎片。工作地方清理了我的一切痕跡。和保管員道別時,我得知馬歇爾基金會將資助博物館。我與其他工作人員握手道別,我允諾在以後鳴謝整個部門的幫助。隨後,他們叫來了一名勤雜工送我下樓,管寄存的小女孩友好地幫我叫來了出租車,一個年少的門衛幫我拎包,並一直送到了人行道。
往北開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了上校的信,或更確切地說,我在思量這些細小的修改給我帶來的樂趣。如果我真的非常關注事實,那我原本應寫一本迥然不同的書。可事已至此,書已經定稿了。當我們駛入奧爾德威治地下的老電車隧道時,我不由這樣想道。然後我恍恍忽忽睡著了。我被司機叫醒時,車已停在攝政王公園我家公寓的外面。
我把從文庫中帶回的書歸好類,做了一塊三明治,然後把衣服裝進一個短途旅行箱。我在一間間熟悉的房間裡來回穿梭,我明白自立的歲月即將終止。我的桌子上有一張框好的相片,那是我丈夫塞利在去世的兩年前在馬賽拍攝的。也許,有那麼一天,我會不停地問他是何人。我磨磨蹭蹭地挑選一件生日宴會穿的衣服,以此來安慰自己。這一過程的確讓人有回春之感。我比一年以前瘦了許多。當我的手指在架子上摸索時,我竟把診斷忘到了九霄雲外,達數分鐘之久。我決定穿一件鴿灰色開司米羊毛襯衣式連衣裙。接下來一切就容易了:白色緞巾襯上艾米莉的浮雕胸針,配上漆革船形淺幫鞋——當然是低跟的——再披上黑色的拂披肩。我合上箱子,把它拎到門廳。箱子顯得那麼輕,我著實感到很詫異。
我的秘書明天會在我回來之前到這兒來。我留了張便條,上面開列了我要她做的事情,爾後我拿了一本書,沏了一杯茶,坐在一張靠窗的扶手椅上。窗外是公園。一直以來,我都會把那些讓人真正心煩的事情封存起來,不去想它們。但我過於興奮,連書也看不進。嚮往已久的是去一趟鄉村,與家人共進晚餐,在那裡重續家庭的紐帶。可是,我和一位醫生進行一次典型的訪談。我應該感到沮喪。套用一句時尚的話來說,我是否已眾叛親離了呢?想也無濟於事。再過半個小時,車子才能到。我有點忐忑不安起來。我站起身,在房間裡來來回回了好幾趟。如果坐得太久,我的膝蓋就會酸痛。我念念不忘羅拉,她那張濃妝豔抹但看上去有些憔悴的老面龐,不掛一絲笑容,她穿著讓人看著感到危險的高跟鞋大步向前;她風風火火,敏捷地鑽進羅爾斯轎車中,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裡縈繞。當我在壁爐和低靠背長沙發間的地毯上舉步行走時,我難道是在與她一試高低?我向來認為上層社會豪奢的生活加上香煙會要了她的命。甚至在我們五十多歲時,我就那麼認為了,可到了耄耋之年,她卻煥發出一種如飢似渴、洞察一切的神情。她這位自命不凡的姐姐,總比我搶先一步,可是在那件最重要的事情上,我最終卻要比她先行一步,儘管她會活到100歲的。我無法在有生之年公之與眾。
這輛羅爾斯轎車肯定影響了我的情緒,因為晚來了十五分鐘,令我大失所望。諸如此類的事情通常不會擾亂我的心情。這是一部滿面塵土的小型計程車,後座蓋著斑馬條紋的尼龍人造毛。不過司機邁克爾倒是一位性格爽朗的西印度群島小伙子。他幫我提箱子,還客氣地替我把前排座位推移到了前面。我忍受不了我腦後支架上的揚聲器中傳來的吵鬧的音樂聲,他有些懊惱,但很快鎮定了下來。此後,我們一路上相處不錯,並且談起了各自的家庭。他從不知道父親是誰,母親是米德爾塞克斯郡醫院的醫生,他自己從萊斯特大學法律專業畢業,現在打算去倫敦經濟學院撰寫關於第三世界法律和貧困問題的博士論文。在我們從陰沉沉的西線行駛出倫敦的時候,他給我講述了論文的概要:沒有財產法,就沒有資本,也就沒有財富。
“律師在大發宏論呢,”我說,“你是在為自己兜攬生意。”
他禮貌地笑了笑,儘管他肯定覺得我傻裡傻氣的。這年頭,想通過交談、衣著或對於音樂的品位來推斷人們的受教育水平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保險的方法就是把任何一個你所遇見的人當成大名鼎鼎的知識分子。
二十分鐘後,我們沒話可說了。當車到達高速公路時,引擎一直嗡嗡作響。這時我又睡著了,醒來時已到了鄉間公路,感到額頭繃緊地疼痛。我從手提包裡取出了三片阿司匹林,嚼碎後硬著頭皮吞了下去。我頭腦,我記憶中的哪一部分在我睡覺時稍稍打擊了我?我永遠也不會知道了。就在那時,就在那輛微型小車的後座上,我第一次嚐到了絕望的滋味。用惶恐這個詞可能太重,也許有那麼一點幽閉恐怖症,也就是在衰敗的過程中頓感一籌莫展,不見天日,畏畏縮縮。我拍了拍邁克爾的肩膀,要他打開音樂。他以為我心地寬厚在遷就他,因為我們已快到目的地了,因此,他一口拒絕了,但我執意要他開,就這樣,重重的貝斯撥弦的聲音又響了起來,與此同時傳來了一陣輕柔的男中音,它伴著童謠節奏,用加勒比海方言吟唱。時而又唱起操場上跳繩的叮噹聲,歌聲幫了我大忙,給了我樂趣。儘管這曲調聽起來充滿了稚氣,但我覺得它在宣洩某種可怖的情感。我沒有要他翻譯。
當我們拐入帝爾尼賓館時,音樂還在演奏。自從上次來這兒參加艾米莉的葬禮後,已經有二十五年過去了。我首先發現公園的樹不見了,我想大榆樹恐怕遭受了病蟲害,剩下的櫟樹也為高爾夫球場讓道了。我們減慢了速度,讓高爾夫球員和球童穿行。我禁不住把他們視為踰矩者。格蕾絲· 特納的舊平房周圍的樹林仍然還在。車子駛過最後一片山毛櫸,大宅就映入眼簾。沒什麼可以懷戀的——這兒一直來就是個醜陋的地方。但從遠處看,它的外表突兀而沒有遮攔。也許是為了保護牆面的緣故吧,常春藤被清得一干二淨,它本可使正面深紅顏色變得柔和。我們很快到達了第一座橋。我發現湖泊已不復存在。我們站在橋上,懸吊在一片茵茵草地的上方,正如你有時候在舊城壕中所見的情景。假如你不知道它往昔的風姿,你就會覺得它本身並不那麼令人感到不舒服。過去,這裡有莎草、鴨子和大鯉魚,兩個徒步旅行人在島上的廟宇旁烤魚,然後儘情地美餐了一頓。這一切也已成過眼煙雲。如今,在那裡放著一條長木凳和一隻垃圾簍子。當然,小島也已不是以前的小島,今天的它已成了一長溜土墩,覆蓋著平整的綠草,就像一座巨大的古塚、杜鵑和其他灌木叢生蔓滋。還有一石徑,蜿蜒曲折,路邊零零散散立著許多長凳和圓球型花園專用的路燈。我無暇猜測我在哪裡坐下來安慰過年輕的羅拉· 馬歇爾女士,因為我們已經越過了第二座橋,並且慢慢駛進用柏油鋪就的停車場。停車場足有房子那麼大。
邁克爾幫我把箱子提到舊大廳的接待處。他們多此一舉,把針形凸紋地毯鋪在黑白相間的磁磚地板上,真是異想天開。維瓦爾第的一曲《四季》正從隱蔽著的揚聲器中發出汩汩之聲。我覺得背景音樂總是那麼令人厭煩,不過我從來都不在乎。高雅的花梨木書桌上放著一台電腦和一瓶花,兩件盔甲威武地守候在兩旁。一對交叉的戟和一件盾形紋罩嵌貼在鑲板上,上方懸掛著一幅畫像,它原來掛在餐廳裡的,我祖父用它來表示我們光輝的家族史。我給了邁克爾小費,並衷心祝愿他一帆風順,寫好有關財產權和貧乏的博士論文。同時我還試圖想撤回自己對律師所作的愚蠢評論。他祝我生日快樂,握了握我的手——他握得多麼輕軟,多麼謙遜啊!然後他走了。桌後一位滿臉莊重、身著職業裝的小姐給了我鑰匙,並告訴我以前的藏書室已被預定,供晚會專用。已經到的幾位客人已出去散步了。酒會定在六點開始。搬運工會幫我把旅行箱拎上樓的。有電梯可供我方便使用。
那時雖然沒人向我寒暄,我卻感到釋然於懷。在我成為主賓之前,我倒喜歡一個人獨處。我乘電梯上了二樓,經過了幾道玻璃防火門,沿著走廊往前走,腳踏在鋥亮的地板上噹噹作響,這噹噹聲多麼耳熟。奇怪,臥室被標數後鎖上了。當然,我的房間門號是七,這裡面並沒什麼奧妙,但我想我已經猜出自己會睡在哪間了。至少,我在門外駐足時,我沒有感到絲毫的驚訝。這並不是我以前的房間,而是威尼斯姨媽曾經住過的房間。這一房間向來被認為能看到最好的風景,它俯瞰湖泊和遠處的山林。皮埃羅的孫子查爾斯特意為我訂好了這個房間。他是這次聚會的組織者。
我一進門,就喜出望外,兩邊的房間已被拼成一個大套間,玻璃矮桌上放著一大束溫室裡栽培的鮮花。威尼斯姨媽長期無怨無悔地霸占的那張高高大大的床已全然不見,用作嫁妝的雕櫃和綠綢沙發也不見了踪影。如今,它們已成了利昂的長子(他二婚時所生)的財產,被安放在蘇格蘭高地某處的一所宅邸中。不過新家具很不錯,總之我喜歡這個房間。我的箱子送來了。我要了一壺茶,把衣服掛了起來。我仔細查看了起居室。這裡有一張寫字台和一盞優質的檯燈。印象最深的是寬敞的衛生間裡放著百花香料,一疊疊毛巾放在加熱的支架上。老年人容易形成一種習慣,把一切視為索然寡味——我還不至於此,這是令人欣慰的。我站在窗前,欣賞著陽光斜照下的高爾夫球場,遠處小山上光禿禿的樹枝被陽光照得晶瑩發亮。湖水乾涸了,我不太能接受這一事實,不過,有一天也許它還能恢復原狀。如今,作為一座賓館,這幢大樓本身確實比以前我住在這兒的時候有了更多的人間快樂。
一小時後,正當我準備穿衣服的時候,查爾斯打電話過來。他說等每個人到齊後,在六點十五分來接我,把我帶下樓,做一個入場式。就這樣,挽著他的手臂,我穿著華貴的開司米羊毛衣,伴著掌聲,走進了那L型大廳,五十位親戚舉杯向我祝福。我一走進去,馬上就感覺到一個人也不認識。沒有一張熟悉的面龐!我心想,這是不是要我先品嚐一下茫然不解的滋味。後來,人們漸漸地顯豁明晰起來。我們必須體諒時光的流逝,如梭的歲月讓襁褓中的嬰兒一下子就成了歡騰喧鬧的十齡童。不可能錯的,那位應該是我的哥哥,他歪著身子蜷縮在輪椅中,喉嚨上係了塊小毛巾,用來接住噴濺而出的香檳,這香檳是有人餵他的。我俯身親吻利昂,他努力用有知覺的一半臉笑了笑。我也很快認出了皮埃羅,他一副乾癟皺縮的樣子,腦袋亮晶晶的,我真想把手放上去摸一摸。但他依然像以前那樣笑容可掬而且威儀萬千。我們心照不宣,決不提起他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