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千萬別蠻幹。”
“我要殺了他。”
“該走了。”
本來還有更多的話可以交談,但他們似乎已身心交瘁。也許這是由於她在的緣故;也許這話題本身勞心傷神;也許他們只想兩人獨處清靜。無論是哪種情形,他們顯然感到會面已經結束。好奇心已成了強弩之末。在她寫信之前,一切都可以等候。羅比從臥室裡抓起他的帽子和夾克衫。布里奧妮注意到他肩上的下士單槓軍銜。
塞西莉婭對他說:“他什麼事都不會有,她總會包庇他的。”
她開始找她的口糧配本,可找了幾分鐘,也沒有找到,於是她對羅比說:“一定在威爾特郡的小屋裡。”
她們三人準備離開。羅比為姐妹倆拉開門。他說:“我覺得我們應該向能幹的水手哈德曼道個歉。”
他們下樓走過客廳時,賈維斯太太並未露面。他們只聽見她的收音機裡單簧管在演奏。穿過前門,布里奧妮就彷佛感到自己踏入了新的一天。一陣猛烈的風沙吹來,大街上一下子清爽了,陽光似乎也更強烈了,陰影也少了些。人行道容不下三人並排行走。羅比和塞西莉婭手牽著手走在她身後,布里奧妮感到起了水泡的腳後跟摩擦著她的鞋。但她決計不讓他們看到她一瘸一拐的樣子。她以為他們只送她到門口。她一度轉過身,告訴他們自己倒樂意一個人走到地鐵站。可是,他們堅持要送她,說什麼反正要為羅比買一些路上用的東西。他們一路默不作聲地走著。這個時候閒聊是不合時宜的。布里奧妮知道,她沒有權利向姐姐要她的新地址,沒有權利問羅比火車將載他駛向何方,沒有權利詢問在威爾特郡的小屋。藍玲草莫非就是從那兒來的呢?那必定有一段浪漫的插曲。她也不能問他們倆到底何時還會見面。她與姐姐和羅比之間的共同話題只有一個,這一話題定格在不能改變的往昔。
他們站在貝爾罕姆地鐵站外。三個星期後,這個地鐵站將在納粹德國對倫敦的空襲中一舉成名。一群總在星期六購物的人在他們旁邊走來走去,使他們不得不緊挨在一起。告別是冷冷淡淡的。羅比提醒她,去找律師宣誓時,別忘了帶著錢。塞西莉婭囑咐她,千萬不要忘了帶著地址到薩里郡。就這樣,一切結束了。他倆盯視著她,等著她離去。然而,有一件事,布里奧妮還沒說。
她慢吞吞地說:“我非常非常抱歉,我讓你們受苦了。”他們繼續望著她,她又重複了一句:“我非常抱歉。”
這聽上去是如此愚蠢,如此地不合時宜,好像她打翻了一盆珍貴的室內盆栽植物,或者把某人的生日忘了似的。羅比輕柔地說:“只要做我們要求你做的任何事不就行了嗎?”
這幾乎是一種和解的姿態了。你看,這“只要”兩個字用得多那個,可是這談不上和解,還沒呢。
她回答說:“那當然。”然後轉頭就走了,感覺他們在後面看著她。她走進售票大廳,來到大廳對面,她付了車票錢。當她到了檢票處回頭望時,他們已走了。她出示了車票,進入了一片昏黃的燈光中。一個吱吱作響的自動扶梯頂部,它載著她下降了。黑暗處吹來一陣人造的微風。那是一百萬倫敦人呼出的氣息。它涼爽著她的臉,拉著她的斗篷。她一動不動地站著,隨自動扶梯下降。不用走就能下來,太好了。她的腳很痛了。她驚奇地發現自己是那麼地平靜,而且有那麼一點點傷感。難道自己是敗興而歸嗎?她原本就沒指望要他們寬恕她。她心中的感覺更像是想家,可是這毫無緣由啊——她無家可歸。然而,離開姐姐,她感到十分悵惘。她思念姐姐,或更確切地說,她思念的是——姐姐和羅比。她們的愛情,無論是戰爭還是布里奧妮都沒有將它摧毀。電梯載著她沉入城市之下,這使她感到由衷地欣慰。剛才,塞西莉婭用她的雙眸將他吸引到身邊,那目光是多麼的迷人。她把他從回憶中,從敦刻爾克,從通向敦刻爾克的道路中喚回。那呼喚的聲音是何等的溫柔。還有那個夜晚,塞西莉婭把她從惡夢中救回,把她抱到她自己的床上,她就這樣對她說的:“快醒醒,布里奧妮,這只是個惡夢。布里奧妮,快醒醒。”這一不假思索的親人之愛竟被輕易地遺忘了。此時此刻,她站在扶手梯上緩緩下滑,穿過渾渾的暗褐色的燈光,幾乎要到了底部。這時看不到任何別的乘客。空氣突然凝固了。她鎮定自若地考慮著該做什麼。起草給父母的字條和正式的聲明費不了多少時間。一天中餘下的時光,她就空閒了。她知道自己該做些什麼。起草的不僅僅是一封信函,更是一份新的草案,一種贖罪。她已經準備開始了。
1999 年倫敦
這段日子真是不尋常啊。今天,是我七十七歲的生日。早上,我突發奇想,決定最後一次參訪位於蘭貝斯的皇家軍事博物館文庫。這頗合我奇特的心境。文庫的閱覽室處於這座大廈的穹頂中,以前是皇家伯利恆醫院——舊時的貝德蘭姆瘋人院——的附屬教堂。曾幾何時,精神失常者來此殷殷祈禱,而今學者們齊聚一堂,探討因戰爭而引發的集體精神錯亂。家裡派來接我的車要在午飯後才到,所以,我想我得散散心,最後一次校對細枝末節,先與文獻保管員說聲再見,然後和在這嚴冬似的幾個星期裡一直陪同我跑上跑下的搬運工道別;我還打算把十多封老納特爾先生寫給我的長信捐獻給檔案館。我想,讓自己裝成繁忙的樣子度過一兩個小時,而後手忙腳亂地料理家務來打發這段時間,就算是給自己的生日禮物了。昨天下午,在同樣的心境下,我在書房裡忙碌著。現在,草稿整理好了,標註了日期,複印好的資料貼好了標籤,借的書也準備好歸還了,一切已經就緒。我向來喜歡乾脆利索。
天又冷又濕,我覺得坐公交車實在太麻煩,於是我就在攝政王園林乘上了出租車。在駛往倫敦市中心漫長而緩慢的旅途中,我想起了瘋人院裡那些可悲的病人,他們曾被公眾取樂。一想到不久我也要加入他們的行列,我不禁自憐起來。掃描的結果已經出來,所以,昨天早上,我就去看醫生了,狀況不太好。我一坐下,醫生就這麼告訴我。我頭痛,太陽穴感覺緊繃繃的,病因特殊,非常詭秘。他指出在掃描的區域內有粒狀污點。我發現他手中的鉛筆在顫動,我猜想是否他也同樣在經受神經紊亂的折磨。心想能有助於治病,我倒希望他真是如此。他說我正在患微弱而幾乎覺察不出的中風,病程比較慢,但我的頭腦,我的心智,將逐漸崩塌。折磨我們一切人的記憶衰退會更加明顯,更讓人感到衰老,直到最後我毫無意識,因為那時我將失去對任何事物的理解能力。一周中的日子、早上的事情或者甚至十分種之前的事情都將超出我的理解範圍。我的電話號碼、我的地址、我的姓名以及我一生的所為都將化為烏有。再過兩年、三年或四年,我將認不出我現有的老朋友。清晨起來的時候,我將意識不到我在自己的房間。不久,我將不能自理,因為我需要終身護理。
醫生告訴我,我患的是血管原髮型癡呆,這倒有一點令人欣慰。他必定多次提到過,崩潰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況且,它也沒有早老性癡呆病那麼糟糕。早老性癡呆病會引起性情劇變並有攻擊傾向。如果幸運的話,我的病有可能會是良性的呢。我不太可能不高興——我,一個頭腦混沌、古怪嘮叨的老太婆,坐在椅子上,什麼也不知道,什麼也不期望。是我自己要他給我說實話的,所以我也沒什麼可埋怨的。這會兒,他急於催我出去,因為還有十二個人在候診室焦急地等待。總之,當他幫我套上外套時,他概括出了一張路線圖:失憶、短期和長期的詞語的消失——普通名詞可能最先不辭而別——然後是語言本身,還有平衡能力,緊接著,整個運動控制系統,最後是自動神經系統,全都和我一一永別了。一路平安!
起初,我並沒有悲傷。相反,我倒有點得意洋洋,想急忙把這消息告訴給我最親密的朋友。我花了一個小時打電話,來發布這條爆炸性新聞。也許我正在失去自控。這顯然太重要了。整個下午我在書房裡慢條斯理地勞碌,等我完工時,書架已新增了六箱文件。史蒂拉和約翰晚上過來看我。我們點了幾道中國菜,他們倆對盅碰杯,喝了兩瓶摩根酒,而我喝綠茶。聽了我對未來的描述,我這兩位可愛的好朋友都不知所措。他們都已是六旬老人,開始自欺欺人地認為七十七歲還仍舊年輕。今天,在寒冷的冬雨中,我乘著出租車緩緩穿越倫敦時,我別無思緒。我告訴自己,我要發瘋了。別讓我發瘋。可是我又覺得,騙不了自己。也許我只不過是現代診斷學的犧牲品。在另一個世紀,也許人們會說我老了,所以大腦退化了。我還能指望什麼呢?我不過是在彌留之際,漸漸地,我是凡事不知,凡事不曉了。
出租車穿過布盧姆斯伯里後街,經過我父親再婚後住過的房子,經過五十年代這十年中生活和工作過的地下公寓。過了一定年齡的人在穿行整個城市時會思緒萬千。故人曾落腳過的地方堆積如山。我們橫穿過廣場,在那兒,利昂英雄豪邁地照護著他的妻子,然後以驚人的至誠撫養他那一群吵吵嚷嚷的孩子。某一天,我也會令某一位在疾駛的出租車中的乘客浮想聯翩。我們沿攝政王園林的內環線抄近路離去。
車行駛在橫跨大河的滑鐵盧大橋上。為了領略城市風光,我身體前傾,斜坐在椅子邊緣。轉過頭一看,順流而下看到聖保羅大教堂;逆流而上,跳入眼簾的是大本鐘。它們兩者之間,倫敦風光歷歷在目,一覽無遺。我頓感自己身體舒適,精神爽朗,只是稍微有些頭痛,略感疲憊。儘管形枯容槁,我仍覺得自己風采依舊。年輕人很難體會到這一點,我很難向他們解釋。我們可能看起來像爬行動物,但我們並不是異類。然而,再過一兩年,我就沒有資格作這一番熟悉的斷言了。人一旦病入膏肓,精神錯亂,就成了異類,成了一群劣種。誰也休想說服我。
橋面上的道路在施工,司機破口大罵,我們被迫繞道去古老的市政大廳。當我們轉過圓盤,向蘭貝斯區駛去時,我一眼瞥見了聖湯姆斯醫院。它經歷過1940年德國閃電式空襲——感謝上帝,我當時不在——後來重造的建築和鍾樓簡直是民族的恥辱。在此期間,我在三家醫院工作過:艾爾德海醫院、皇家東薩塞克斯醫院和聖湯姆斯醫院。我將它們融合在描述中,將自己所有的經歷集中在一地。這樣做確乎扭曲了事實,但這純然是為了方便起見,其實它是我對真實性的最小的冒犯。
雨下得小了,司機利索地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把車從路中央駛向博物館正大門。我只顧著收拾行李,掏二十英鎊鈔票,撐開雨傘,卻渾然不覺停泊在我正前方的小車,直到出租車駛離了我才注意到它。那是一輛羅爾斯-羅伊斯轎車。片刻間,我以為它無人照管。其實,司機就坐在方向盤後面,只因為他個子矮小,幾乎看不到他。我還不能確定我下面的描述是否真是一個驚人的巧合。只要我看到停著一輛沒有駕駛員的羅爾斯轎車,我就會想起馬歇爾夫婦。這已是多年的習慣了。他們經常在我的腦海中閃現,但並沒有激起任何情感的漣漪。我已習以為常。他們依然時不時地出現在報紙上,報紙上刊登他們設立的基金會及其在醫學研究中的傑出成就,或者他們向倫敦泰特陳列館捐獻其私人藏品,或者向南非洲農業研究項目提供慷慨的資金,還有她舉行的盛大聚會,他們向全國性報紙發起的聲勢浩大的反誹謗活動。因此,當我向博物館前那對巨型姐妹炮走去時,我的腦海中掠過馬歇爾勳爵和勳爵夫人,這並不異乎尋常,可是看到他們走下台階向我走來,這著實令我吃了一驚。
歡送會由一批博物館官員——我認出了其中的館長——和一名專職攝影師構成。兩名年輕人為馬歇爾夫婦撐傘,他們在柱子旁拾級而下。我猶豫不決,不由地放慢腳步,但沒有駐足停步,招人眼目。人們在握手道別,馬歇爾勳爵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引得眾人哈哈大笑。他拄著一根拐棍,在我眼裡,這根漆棍好像已經變成某種典型標誌。他們夫婦和館長擺好照相的姿勢,然後在撐著傘的年輕隨從的陪伴下離去。博物館的官員們仍然停留在台階上。我想看看馬歇爾夫婦到底會走哪條路,這樣我就不會與他們迎面相逢。他們向左邊的姐妹炮走去,我也尾隨他們而去。
在升起的砲管和水泥砲台的掩護下,再加上雨傘傾斜著,我隱而未見,但我卻依然能清楚地看見他們。他們默默地走過。人們從他的相片中熟稔了他。儘管他臉上有了褐黃斑和略帶紫色的眼袋,但他那冷峻軒昂的富豪氣質依然猶存,雖然已不如從前。歲月皺縮了他的臉,一點點奪走他原先的魅力。下巴縮小了,骨質也疏鬆了。他步伐有些蹣跚,走路有些遲緩,但對於一個八十八歲的老人來講已經是很不錯了。這是一目了然的。可是他的手卻緊緊地抓住她的手臂,而且這根拐杖也不僅僅是用來裝潢門面的。他對世界的善行經常被人傳頌,也許他已花了一生的時間痛改前非。或者說,他毫不猶豫地闊步向前,過著永遠屬於他自己的生活。
至於我那養尊處優、抽煙成癮的表姐羅拉,如今依舊活像一條賽狗,身材瘦溜,鬆身鶴骨,依然忠心耿耿。以前誰會想到這樣呢?正如他們常說的,她的日子過得好著呢。聽起來也許酸溜溜的,可當我望著她時,我的腦海中確乎閃過這一念頭。她身著貂皮外衣,戴著鮮紅的寬邊淺頂軟呢帽。粗獷而不俗麗。近八十高齡還穿一雙高跟鞋,步伐矯健,走在路上像少婦一樣咚咚作響,一點也看不出她抽煙的跡象。其實,她身上有股鄉村健身所所特有的氣息。她在室內鍛煉。如今,她比她丈夫還要高。她精力充沛,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她還有點滑稽——我是不是在撈救命稻草?她濃妝豔抹,朱唇厚粉。在這一方面,我一直是清教徒似的樸素,所以我自以為我的話並不可信。我認為她骨瘦如柴,黑黑的外衣,火紅的嘴唇,分明是一個反派角色;她手持煙斗,腋下夾了只巴兒狗,活脫脫一副Cruella De Vil的風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