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當他終於和痛苦萬狀的奶奶施羅密特一起抵達耶路撒冷時，他不再寫詩，專心致志地經商。幾年間，他把從維也納進口的前年流行服裝，成功地賣給嚮往歐洲情趣的耶路撒冷婦女。但是最後，另一個比爺爺精明的猶太人出現了，開始從巴黎進口去年流行的服裝，爺爺和他的維也納服裝於是告敗。他被迫拋棄生意，拋棄對服裝的愛，開始為耶路撒冷供應霍倫洛德茲亞生產的針織品，還有拉馬特甘一個小商號的毛巾。失敗與貧困，使在他生意興隆時期棄他而去的繆斯女神重新回到他的身旁。他又一次在深夜把自己關進“書房”，用俄語撰寫熱情澎湃的詩章，讚美希伯來語言的輝煌，讚美耶路撒冷的魅力——它不是貧困、烏煙瘴氣、熱得令人窒息的狂熱者們的城市，而是街上散發著沒藥與乳香氣息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天使在它每座廣場上飄動。這裡我以《皇帝的新裝》故事裡那個勇敢的小男孩的身份，走入一幅畫面，用金剛怒目的現實主義攻擊爺爺所寫的詩：“你現在在耶路撒冷住了多年，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街道是用什麼舖的，錫安廣場上究竟飄著的是什麼，那麼你為什麼總寫不存在的東西?你為什麼不寫一個真實的耶路撒冷?”爺爺亞歷山大對我莽撞的話語大光其火，臉色一下子從令人愉快的粉紅變得通紅鋥亮，用拳頭敲著桌子，吼道：“真實的耶路撒冷? 像你這樣的尿床娃娃竟然知道什麼真正的耶路撒冷?真正的耶路撒冷就是我詩中所寫的那樣!”“你還要用俄語寫到什麼時候，爺爺?”“你什麼意思，傻瓜，你這個尿床的小傢伙?我用俄語算術!我用俄語罵我自己!我用俄語做夢!我甚至——”(可奶奶施羅密特確切地知道他下面該說什麼了，便打斷他：“你怎麼回事?你瘋了嗎?你瞧瞧孩子就站在那裡呢!”)“你還想回俄國嗎，爺爺?去拜訪一下?”“已經沒了!”“什麼已經沒了?”“什麼已經沒了，什麼已經沒了——俄國已經沒有嘍!俄國死了。有斯大林，有捷爾任斯基，有葉卓夫，有貝利亞，有座大監獄，有集中營和劊子手！”“但是你肯定還是有點愛敖德薩的吧?”“咳。愛，不愛——有什麼區別。
鬼知道！ ”“你不想再看見它嗎？ ”“咳，噓，尿床的小東西，不說了，啊？ ”一天，令舉國皆驚的挪用公款和腐敗的一個醜聞曝光，在他的書房裡喝茶吃蛋糕的當兒，爺爺給我講了他十五歲那年在敖德薩時，把“自行車騎得飛快”：我有一次拿著一份急件，一份通知，送到熱愛錫安委員會成員利連布魯姆那裡。”(利連布魯姆不僅是個著名的希伯來文作家，還在敖德薩熱愛錫安組織裡擔任財務主管這一榮譽職位。) “他，利連布魯姆，的確是咱們的第一任財政部長。”爺爺向我解釋說。在等候利連布魯姆寫回信時，這個經常出沒遊樂場所的年僅十五歲的年輕男子拿出香煙，伸手拿客廳桌上的煙灰缸和火柴盒。利連布魯姆迅速抓住爺爺的手，攔住他，接著走出房間，一會兒回來時，手上是從廚房裡拿來的火柴盒。他解釋說客廳裡的火柴是用熱愛錫安組織的經費買的，只在委員們開會時用，只能給委員們使用。 “因此，你瞧，在那時候，公家的東西就是公家的，不是誰都可以用的。不像我們國家現在這個樣子，我們過了兩千年終於建立了一個國家，讓人家去偷。在那時候，每個孩子都懂得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是無主財產，什麼不是，什麼是我的，什麼不是我的。”然而不總是這樣。
一次，大概是五十年代末期，發行了一張面值十里拉的精美鈔票，上面印有詩人比阿里克的照片。當我攥著我的第一張比阿里克鈔票，徑直走到爺爺家裡，給他看看國家如何尊敬他在年輕時代就認識的人。爺爺確實非常激動，雙頰染上了喜悅的紅暈，他把鈔票翻過來掉過去，舉到燈泡底下，仔細查看比阿里克的照片。 (在我看來他似乎是在朝爺爺頑皮地眨眼，似乎在說“咳?”)爺爺眼裡閃動著小小的淚花，可是當他沉醉於精神快樂時，把新鈔票折起來，塞進了夾克衫的內兜里。十個里拉那時是筆不小的數目，尤其是對像我這樣的基布茲人。我驚呆了：爺爺，你在幹什麼呢?我只是把它拿來給你看看，讓你高興高興。你過一兩天，肯定會有自己的。 ”“咳，”爺爺聳聳肩膀，“比阿里克欠我二十二個盧比。 ”話說敖德薩，爺爺還是個十八歲的少年時，愛上了一位令人敬重的姑娘叫施羅密特·列文。施羅密特喜歡舒適的東西，喜歡上層社會。她熱衷於款待社會名流，與藝術家交友，過“文化生活”。那是場可怕的戀情：她比她的小型卡薩諾瓦大八九歲，而且她碰巧是他的嫡表姐。
最初，驚愕不已的家庭不願聽到成熟女子和小男孩之間有什麼婚姻聯繫。不光是二人年齡差距大，有血緣關係，而且，小伙子沒有受過可贏得功名的教育，沒有固定職業，除倒買倒賣之外沒有固定收入。除這些災難之外，還有一點尤為重要，沙俄法律禁止嫡表親通婚。根據照片，施羅密特·列文——拉莎凱拉·克勞斯納(娘家姓布拉茲)姐姐的女兒，是個身材結實肩膀寬闊的年輕女子，不是特別漂亮，但是文雅，高傲，並保持得體的嚴肅和克制。她頭戴軟氈帽，精緻地在額頭上分出一條線，右帽簷耷在整齊的頭髮和右耳上，左帽簷的翹起部分像船尾，亮晶晶的女帽飾針把一小束水果別在帽前，左邊插著的一根羽毛驕傲地在水果上，帽子上，以及所有這一切之上舞動，像傲慢自大的孔雀尾巴。女士左臂上戴一隻時髦的山羊皮手套，拎著個長方形的皮手包，右臂緊緊地和年輕的亞歷山大爺爺的胳膊交織在一起，而她的手指，也戴著手套，輕輕地在他黑大衣袖子上盤旋，不加掩飾地觸摸他。他站在她右邊，衣著整潔，筆挺，裝扮得漂漂亮亮，儘管厚鞋底增加了他的高度，儘管他頭上戴著頂霍姆堡氈帽，但他還是顯得比她瘦小。他年輕的面龐嚴峻，堅毅，近乎憂鬱。他悉心修飾的鬍子驅不掉臉上孩子般的稚嫩。他的眼睛狹長，憂鬱。他身穿一件文雅寬大帶墊肩的半長大衣，上過漿的白襯衫，戴一條絲領帶，右胳膊上夾著甚至擺動著一隻時髦的拐杖，杖柄上雕刻著花紋，金屬包頭髮著光，在舊照片裡，它像劍鋒一樣閃亮。
震驚了的敖德薩對這對羅密歐與朱麗葉持反對態度。兩位母親，她們是一對姐妹，投身於一場世界大戰之中，它以指控犯罪開始，又以無盡的沉默宣告結束。於是爺爺把他那一點點積蓄提取出來，四處倒賣貨物，一個盧比一個盧比地攢，兩個家庭都願意出點血，只要把醜聞從眼前和心中驅走。我的爺爺奶奶，一對為情所困的表兄妹，像成百上千的俄國猶太人和東歐猶太人那樣，啟程前往美國。他們打算在紐約結婚，得到美國國籍，要是那樣的話，我可能會出生在美國布魯克林，紐沃克，新澤西，撰寫洋洋灑灑的英文小說，反映戴高頂黑色大禮帽移民們的感情和壓抑，以及他們飽嚐痛苦的後代們那神經質的苦難經歷。但是，在紐約和敖德薩之間某地，在黑海或是西西里海岸線，要么就是當他們在黑夜中平穩地向直布羅陀海峽那閃爍的燈火行進，或許他們的愛之船正在駛過消失了的大西洋大陸時，在輪船甲板上，發生了又一幕戲劇，情節陡轉，愛情又抬起了令人生畏的龍首：春日里，少年之心，為愛思悠悠。長話短說。我爺爺，那個年齡尚未滿十八歲的準新郎又一次墜入愛河，如醉如痴，驚心動魄，死去活來，就在輪船的艙房裡，他愛上了另一個女人，另一個船客，據我們所知，也比他大上十來歲。但是施羅密特奶奶，我們家就是這樣一個傳統，從未產生放棄他的念頭。她立即揪住他的耳垂，握緊拳頭，夜以繼日絲毫沒有放鬆，直至紐約的拉比按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為他們主持了婚禮。 (“揪住耳朵，”我們大家會興高采烈地嘰嘰咕咕，“她一直揪住他的耳朵，直至舉行了婚禮。”有時他們說：“直至舉行婚禮?她從未放棄過他。直至她生命的盡頭，甚至比盡頭還要長，她緊緊抓住他的耳朵，有時拽拽。”)接著，巨大的謎團隨之而至。一兩年之內，這對怪異的伴侶再次支付旅途費用——或許他們的父母又幫了他們——登上另一艘輪船，頭也不回地回到了敖德薩。簡直是聞所未聞。從1880年到1917年，兩百萬猶太人從東方移民到西方，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定居美國，除了我的祖父母返程外，其他人做的都是單程旅行。可以想像，他們是惟一的乘客，因此我感情充沛的爺爺無人所愛，在整個回返敖德薩的路上，他的耳朵安然無恙。為什麼回去? 我從來沒有從他們那里索取到清醒的答案。 “奶奶，美國怎麼那麼不好呢?”“沒什麼不好。只是太擁擠了。”“擁擠?美國擁擠?”“那麼多人生活在那麼小的一個國家裡。”“誰決定回去的，爺爺，是你還是奶奶?”“咳，這是什麼話?你問什麼呢?”“你們為什麼決定離開?你們不喜歡什麼?”“我們不喜歡什麼?我們不喜歡什麼?我們什麼都不喜歡。咳，怎麼，到處是馬，還有紅色印第安人。”“紅色印第安人?”“紅色印第安人。”除此之外，我從他那裡什麼都掏不出。
這裡是爺爺另一首詩的譯文，也是用俄語寫的，叫作《冬天》：春天已遠，只有冬日，風暴狂怒，黑天沉沉，我陰鬱的心沒了歡樂與喜悅，我想哭，但淚已乾。我靈魂疲憊，精神淒然，心如頭頂上蒼天看不到光線，我韶華已逝，春天和愛的歡樂，去而不返。 1972年我第一次到紐約後，我尋找，並找到一個樣子像美國印第安人的婦女。記得她正站在列剋星頓和第五十三街的拐角散發傳單。她既不年輕，也不老，顴骨寬大，身穿一件老頭穿的外衣，披著件披風抵禦刺骨的寒風。她遞過來一張傳單微笑著，我接過來謝謝她。 “愛情在等待著你。”它承諾，在單身酒吧地址下寫著，“不要再耽擱了。現在就來。”
在1913年或1914年攝於敖德薩的一幅照片裡，我爺爺打著蝶形領結，灰色帽子上飄著亮閃閃的絲帶，三件套西裝，從敞開的西裝外套裡，露出一道閃亮的銀線，穿過扣得緊緊的馬甲，顯然是根懷錶鏈。黑絲結貼在華麗的白襯衫上，皮鞋油黑髮亮。他時髦的手杖剛好夾在胳膊肘下，像平時一樣懸在那裡。他右手拉著一個六歲男孩，左手牽著一個四歲的漂亮女孩。男孩長著一張圓臉，精心梳理過的一縷頭髮令人喜愛地從帽下探出頭，沿額頭形成一條線。他身穿一件高貴的雙排扣類似軍服的外套，釦子又白又大。外套底下露出短褲，一窄條雪白的膝蓋隱約可見，隨即被似乎用襪帶吊著的白色長襪覆蓋。小姑娘朝攝影師微笑。那神態好像意識到了自己的魅力，故意對著照相機鏡頭表現自己。她柔軟的長髮披到肩膀，舒服地散落在大衣上，整整齊齊地右分。她圓圓的臉龐豐滿而快樂，雙眼細長，有點斜視，像中國人的樣子，圓潤的嘴唇微笑著。她在裙子外面穿一件雙排扣的小外套，在各方面都與哥哥相像，只是小了一號。腳上的鞋子引人注目地裝著可愛的弓形扣。照片裡的男孩是我的伯伯大衛，人們總管他叫茲尤茲亞或者茲尤茲因卡。女孩呢，那個迷人而賣弄風情的小女人，小姑娘，是我的爸爸。從嬰兒到七八歲——儘管有時他告訴我們說直至他九歲——施羅密特奶奶經常在外層給他穿帶領子的裙子，要么就是穿她自己給他做的百褶裙或者直裙，經常穿女孩穿的紅鞋。他那一頭迷人的長發瀉到肩頭，繫著一隻紅、黃、淺藍或者粉色的蝴蝶結。每天晚上，母親用香氣撲鼻的溶液給他洗頭，有時早晨再洗一遍，因為夜間油脂出了名地損害頭髮，剝奪頭髮的活力、光澤，成為孕育頭皮屑的溫室。她給他的手指戴上小戒指，給他胖乎乎的小胳膊戴上手鐲。當他們前去游泳時，茲尤茲因卡——大衛伯伯——和爺爺亞歷山大到男更衣室去換衣服，而施羅密特奶奶和小利歐尼赫卡——我爸爸——徑直走進女浴室，在那裡渾身上下打一遍肥皂，是啊，那裡，也是在那裡，專門請到那裡，洗兩遍澡。是施羅密特奶奶生下茲尤茲因卡後，鐵了心要生個女兒。她得知沒生下女孩後，立即決定，她自然有不容置疑的權利把這個孩子，她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隨心所欲，按照自己的選擇和品位撫養，這世上任何力量也沒有權利乾預並命令她羅尼亞或者利歐尼赫卡的教育、打扮、性別和舉止。
亞歷山大爺爺顯然沒有找到理由反叛。關在小房間裡，置身於自己的小天地，爺爺享受著一種相對的自治，甚至允許他去追求個人誌趣。與摩納哥和列支敦士登王子一樣，他從未想過乾蠢事而遭人恥笑，不想對他小人國領地四周的強大鄰國進行內政干預而影響自己岌岌可危的主權。至於我爸爸，他從來沒有抗議。他很少回憶和女人一起洗澡以及其他女性體驗，除非他打算和我們開玩笑時才這麼做。可是他的玩笑在我看來永遠像目的宣言：瞧一瞧，看一看，像我這樣嚴肅認真的人是如何為了你們而亂了方寸，主動逗你們發笑。母親和我通常沖他微笑，彷彿在感謝他的付出。而他，激動，幾乎感人地把我們的微笑解釋成繼續逗我們樂的邀請，他會主動給我們講兩三個我們已經聽過上千遍的笑話，講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在火車上的故事，講關於斯大林和葉卡捷琳娜女皇會晤的故事，我們都已經笑出了眼淚，而爸爸為把我們逗樂了而沾沾自喜，又大講斯大林在公共汽車上坐在本古里安和丘吉爾對面，講關於比阿里克和另一個希伯來語詩人史龍斯基在天堂相會。當他講史龍斯基和一個女孩幽會時，母親溫柔地對他說：“你今天晚上不做點工作嗎?”要么就是：“別忘了你答應要在孩子睡覺前和他一起貼郵票。”一次他對客人們說：“婦人之心!偉大的詩人們嘗試反映其內在秘密的努力算是白費了。瞧，席勒曾在哪兒寫過，萬物中沒有比婦人之心更為深邃的秘密了，沒有女人曾經或將要向男人顯露整個女性的神秘世界。其實他儘管問我好了——畢竟，我曾在那裡待過。”有時他用某種並不可笑的方式開玩笑：“當然，我有時追逐裙釵，像多數男人那樣，甚至更甚，因為我過去擁有自己足夠的裙釵，忽然間她們都離我而去。”有一次他這樣說：“要是我有女兒的話，她一定會是個美人。”他還加了一句：“將來，在未來的一代，性別差異將會縮小。這一差異總的來說是個悲劇，但有朝一日它可能蒸發，但那隻不過是個錯誤的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