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多年來和特拉維夫的家人通過電話進行固定的聯繫。我們每隔三四個月給他們打一次電話，儘管我們和他們都沒有安裝電話。首先我們給哈婭姨媽和茨維姨父寫信，信中寫道，本月十九日星期三(星期三那天茨維在三點鐘從健康診所下班)，五點鐘我們會從我們這裡的小藥店往他們那裡的小藥店打電話。信提前許久就發出了，我們等待著回复。姨媽哈婭和姨父茨維讓我們放心，本月十九日星期三那天對他們絕對合適，他們當然會在五點鐘之前就等在小藥店裡，要是我們五點鐘沒打成電話也不要著急，他們不會走開。我不記得我們是不是穿上最好的衣服去小藥店給特拉維夫打電話，但要是穿了也不足為奇。那是一項隆重的使命。早在星期天，爸爸就對媽媽說：范妮婭，你記得這星期要給特拉維夫打電話嗎？星期一媽媽會說，阿里耶，後天可別回來晚了，別把事情搞砸了。星期二，他二人對我說，阿摩司，千萬別給我們弄出什麼意想不到的事情來，你聽見了，不要生病，你聽見了，別凍著，明天下午之前別摔跟頭。頭天晚上他們會對我說：早點睡吧，這樣明天打電話時才會有力氣，我不想讓你被那邊聽上去像沒吃飽飯似的。感情就這樣醞釀出了。我們住在阿摩司街，離澤弗奈亞街上的小藥店有五分鐘的路，但是三點鐘時，爸爸對媽媽說：“現在你別開始做什麼新活計了，這樣就不會把時間搞得緊巴巴的。”
“我一點事也沒有，可你，在讀書呢，你可別忘得一干二淨。”“我？我會忘？我一會兒就看一下表。阿摩司會提醒我的。”你瞧，我只有五六歲，已經承擔了歷史責任。我沒有手錶，也不可能有，所以每隔一會兒我就奔向廚房看看掛鐘，接著我就會宣布，就像發射宇宙飛船倒計時那樣：還有二十五分鐘，還有二十分鐘，還有十五分鐘，還有十分半鐘——那時我們就會起身，仔細地把前門鎖好，走出家門。我們三人一行左轉走到奧斯特先生的雜貨店，右轉到澤卡賴亞街，左轉到馬拉哈伊街，右轉到澤弗奈亞街，徑直走進小藥店說：“您好啊，海涅曼先生，您怎麼樣？我們是來打電話的。”他當然知道，星期三我們會打電話給遠方的特拉維夫，他也知道茨維在健康診所上班，哈婭在勞動婦女同盟擔任要職，伊戈爾長大要當運動員，他們是果爾達·邁耶森（即後來的果爾達·梅厄）和米沙·闊羅德尼的摯友，後者在這裡被稱作摩西·庫勒，但我們還是會提醒他：“我們來給特拉維夫的親戚打電話。”海涅曼先生會說：行，當然可以。請坐。 ”接下來，他會給我們講經常講的一個有關電話的笑話：“一次，在蘇黎世的猶太復國主義大會上，旁屋裡突然傳來震耳欲聾的可怕響聲。伯爾·洛克問哈茲菲爾德出什麼事了，哈茲菲爾德解釋說，是魯巴曉夫同志在向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講話。 '向耶路撒冷講話，'伯爾·洛克說，他怎麼不用電話呢？ '”爸爸會說：我現在撥號。”媽媽說：還早呢，阿里耶。離約定的時間還有好幾分鐘呢。 ”他會說，沒錯，可接通也需要時間。”（那時還沒有直撥電話。）媽媽說：“是啊，可我們一下子就接通該怎麼辦，他們還沒到呢？”爸爸回答說：若是那樣的話，我們過會兒再試一次不就得了。 ”媽媽說：不行，他們會擔心的，他們會認為沒接到我的電話。”
就在他們爭論不休的當口，時間差不多就五點鐘了。爸爸拿起電話聽筒，站在那裡，對接線生說：下午好，女士。請接特拉維夫648。 ”（要么就是諸如此類的話，我們還是處在三位數字的世界。）有時接線生會說：“請等幾分鐘，先生，郵電局長正在打電話。 ”要么是西頓先生，要么則是納沙什維先生。我們有些緊張，因為不知道會出什麼事，他們在那邊會怎麼想呢？我能夠想像，這樣一條單線把耶路撒冷和特拉維夫連接在了一起，又通過特拉維夫與世界相連。倘若這條單線佔線，實際上它總在佔線，我們同世界的聯繫則被切斷。這條線蜿蜒而去，穿越荒野和岩石，穿越小山和峽谷，我想這是一個偉大的奇蹟。我顫抖起來——要是野獸夜裡來咬線會怎麼樣呢？要是壞人把電話線切斷會怎麼樣呢？要是雨水滲進去會怎麼樣呢？要是著火會怎麼樣呢？天曉得。這條線曲曲彎彎，那麼脆弱，沒有人把守，遭受日曬，天曉得。我對架設這條線的人充滿了感激，那麼勇敢無畏，動作那麼靈巧，從耶路撒冷往特拉維夫架條線，可不是件容易事。我從自己的體會中得知這件事有多難：一次我們從我住的房間向愛里亞胡·弗里德曼家拉條線，中間只隔著兩家住戶和一個花園，那是怎樣的一個工程，要經過樹、鄰居、棚屋、籬笆牆、台階、灌木。等了一會兒之後，爸爸確信郵電局長要么就是納沙什維先生一定說完話了，於是就再次拿起聽筒對接線生說：“請原諒，女士，請再給我接特拉維夫648。 ”她會說：“我記下來了，先生。請等一等。 ”（要么就是：“請耐心一點。”）爸爸說：我等了，女士，等很正常，可別人也在電話那頭等著呢。”他這樣來對她加以禮貌的暗示，儘管我們是真正的文化人，但我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我們很有修養，但我們不是好欺負的。我們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那種誰都能對猶太人為所欲為的想法，已經徹底結束了。接著，藥店裡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這響聲總是那麼激動人心，那是個奇妙的瞬間，談話基本是這樣的：“嗨，茨維？”“講話。”“這是阿里耶，耶路撒冷的。”
“是的，阿里耶，我是茨維，你們好嗎？”“我們一切都好。我們在藥店裡給你們打電話。”“我們也是。有什麼新情況嗎？”“沒什麼新鮮的。你們那邊呢，茨維？有什麼情況嗎？”“一切都好。沒什麼特別的。就那樣唄。”“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我們這裡也沒有新情況。我們都挺好。你們呢？”“也挺好的。”“太棒了。現在范妮婭要和你們說話了。”還是那套：你好嗎？有什麼新情況嗎？接著：現在阿摩司要說幾句。 ”那就是整個談話。你好嗎？挺好！這樣的話，我們很快再聊天。很高興跟你們聊聊。我們也很高興。我們寫信約定下次打電話的時間。我們再聊。好啊。肯定要聊的。再見。希望不久的將來。再見。好好照顧自己。一切順利。你們也是。但這不是開玩笑：生活靠一根細線維繫。我現在明白，他們一點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談，或許這就是最後一次，因為天曉得將會出什麼事，可能會發生騷亂，集體屠殺，血洗，阿拉伯人可能會揭竿而起把我們全部殺光，可能會發生戰爭，可能會出現大災難，畢竟希特勒的坦克從北非和高加索兩面夾擊，幾乎要抵達我們的門口了，誰知道等待我們的會是什麼。空洞無物的談話實則並不空洞，只是笨拙罷了。那些談話現在顯示給我的則是，當時對他們——對所有的人，不光是對我的父母來說，表達個人情感多麼艱難。對他們來說表達公共情感沒有絲毫困難——他們是有情人，他們知道如何說話。啊哈，他們多會說話啊！他們能夠連續三四個小時用充滿激情的語調談論尼采、斯大林、弗洛伊德、傑伯廷斯基，能將所知道的一切傾囊而出，掬同情之淚，聲調平板地論證殖民主義、反猶主義、正義、“農業問題”、“婦女問題”、“藝術對生活問題”，但是一旦他們要表達私人情感時，總是把事情說得緊張兮兮，乾巴巴，甚至誠惶誠恐，誗①傑伯廷斯基（1880—1940），生於烏克蘭敖德薩，早期猶太復國主義代表人物之一。
這是一代又一代遭受壓抑與否定的結果。事實上是雙重否定，雙重約束，就像歐洲資產階級行為方式加強限制宗教猶太社區。似乎一切均遭到“禁錮”，或“不得如此”，或“不雅”的否定。除此之外，還有語詞的巨大缺失。希伯來語仍舊不算足夠自然的語言，它當然不是一門親密語言，當你講希伯來語時，難以知道說出之後的真正含義。他們從來不能確保說出來的事情不滑稽可笑，滑稽可笑是他們日里夜裡所懼怕的。怕滑稽可笑真是怕死了。即使像我父母那樣希伯來語好的人，也不能說完全掌握了希伯來語。為追求準確，他們講話時放不開。他們經常改變主意，再次系統闡述剛剛說過的話。大概近視眼的司機就是這種感覺，深夜開著生車在陌生城市裡試圖駛出彎彎曲曲的小路。一個星期六（安息日），媽媽的一個朋友前來看望我們，她是老師，名叫莉莉亞·巴薩姆哈。每當客人在談話時說“我膽怯”或者說“他處在膽怯狀態”時，我就放聲大笑。在日常希伯來俚語裡面，她所用“膽怯”一詞意為“放屁”。他們不知道我幹嗎要笑，也許知道，卻佯裝不知。爸爸在說“軍備競賽”或者抗議北約國家決定重新武裝德國以威懾斯大林時，也是一樣。他不知道他所使用的書面語“軍備”在時下希伯來俚語裡是“性交”的意思。爸爸在我說“搞定”，一個絕對無辜的詞彙時，總是把臉一沉，我總也不明白這個詞幹嗎讓他那麼緊張。他當然從來沒有解釋過，我不可能問。多少年過去，我知道了在三十年代，那時我還沒有出生，“搞定”是指使一個女子懷孕又不跟她結婚的意思。有時習語“搞定她”似乎就是指睡了她。 “深夜在貨倉裡，他把她搞定了，早晨某某人方知他與她素不相識。”於是，要是我說“烏里姐姐給搞定了”什麼的，爸爸便會噘起嘴唇，聳聳鼻樑。他當然不會向我解釋什麼——怎麼能解釋呢？他們私下相處時，從來不講希伯來語。大概在最私下的時刻，他們什麼話也不說。一言不發，因為害怕看上去滑稽可笑或者聽上去滑稽可笑，這給一切蒙上了陰影。
表面看來，在那些日子，拓荒者站在聲望之梯的最高端，然而拓荒者住得離耶路撒冷非常遙遠，住在山谷，加利利，以及死海岸邊的荒野裡。猶太民族基金會海報上展示了他們那吃苦耐勞、憂心忡忡的影像，鎮定自若地站在拖拉機和犁過的土地間，令我們欽佩不已。站在拓荒者下面一級雲梯上的是其“隸屬成員”，他們穿著背心在夏日陽台上看社會主義者報紙《達瓦爾》，是勞動者同盟、先鋒隊和健康基金會成員，身穿卡其布服裝，自願為公共資金交款，吃色拉就炒雞蛋和酸奶，嚴格約束自己，有責任感，生活方式紮紮實實，是土生土長的產品，工人階級，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在別具特色的一罐產品裡，是溫和的橄欖，“上藍藍，下藍藍，我們在這裡建造港灣，建造港灣”。與這一既定團體相抗衡的是“不隸屬者”，別稱恐怖主義者，以及住在梅·沙裡姆的虔誠的猶太人、仇視猶太復國的極端正統主義者；還有一群混雜的烏合之眾，包括行為古怪的知識分子、野心家，以及以自我為中心見多識廣的浪跡天涯之人；還有各種各樣的棄兒、個人主義者和猶豫不決的虛無主義者、未曾設法恢復德國生活方式的德國猶太人、親英的勢利小人、富有的法國式黎凡特人，他們具備著我們視為驕橫自大男總管的誇張方式。接著是也門人、格魯吉亞人、北非人、庫爾德人和薩洛尼卡人，他們絕對都是我們的兄弟，他們絕對都是大有可為的人類資源，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你需要在他們身上投入大量的耐心和努力。除去這些，還有難民，倖存者，我們對待他們既憐憫，又有某種反感。這些不幸的可憐人，他們選擇坐以待斃等候希特勒而不願在時間允許之際來到此地，這難道是我們的過錯嗎？他們為什麼像羔羊被送去屠宰卻不組織起來奮起反抗呢？要是他們不再用意第緒語大發牢騷就好了，不再向我們講述那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一切就好了，因為那邊所發生的一切對他們對我們來說都不是什麼榮耀之事。無論如何，我們在這裡要面對未來，而不是面對過去，倘若我們重提過去的話，那麼從《聖經》和哈斯蒙尼時代，我們肯定有足夠的鼓舞人心的希伯來歷史，不需要用令人沮喪的猶太歷史去玷污它。猶太歷史不過是堆負擔。 （他們總是用意第緒語詞彙Tsores來形容，臉上流露出厭惡之情，於是孩子意識到這些Tsores是某種痼疾，屬於他們，而不屬於我們。）在倖存者中，有利赫特先生，周圍的孩子們管他叫作“百萬孩子”，他在馬拉哈伊街上租了一間小房子，夜間睡在床墊上，白天捲起鋪蓋做“乾洗和蒸汽熨燙生意”，總是耷拉著嘴角，露出輕蔑和厭惡神情。他習慣性地坐在小店門口等候顧客的來臨，每當鄰居家的孩子經過時，他總是朝一旁吐口唾沫，噘起的雙唇間擠出幾句話：“百萬孩子被他們殺了！你們這樣的小崽子！屠殺了他們！”他說此話時，並非含著悲傷，而是帶著仇恨，憎惡，彷彿在詛咒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