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樓房最底層一套狹小低矮的居室裡出生，長大。父母睡沙發床，晚上拉開的床從牆這頭攤到牆那頭，幾乎佔滿了他們的整個房間。早上起來，他們總是把床上用品藏進下面床屜裡，把床墊翻過來，折攏，用淺灰床罩罩得嚴嚴實實，上面放幾個繡花靠墊，夜間睡覺的所有痕跡於是蕩然無存。他們就是這樣把自己的房間用作臥室、書房、閱讀間、餐廳和客廳。對面是我的小綠屋，一個大肚子的衣櫥佔去了房間的一半。過道昏暗，狹仄而低矮，有點彎曲，像監獄裡的逃跑地道，將兩個小房間之間的簡易廚房和廁所連接起來。囚禁在鐵籠裡的一隻光線暗淡的燈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陰鬱的微光。兩個房間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屬遮簾護衛著，瞇起眼睛使勁要看看東邊的風景，然而看到的只是一棵佈滿塵埃的柏樹，還有粗石壘就的矮牆。透過廚房和廁所後牆上的小窗口，可窺見一所小型監獄的院落，院子為高牆環繞，鋪著水泥地面，栽在鏽跡斑斑橄欖罐中的一棵沒有神采的天竺，見不到一線陽光，正漸漸死去。所有的小窗台上，長年累月放著密封的醃黃瓜罐，還有一個有裂縫的花盆被用作花瓶，裡面是棵頑固不化的仙人掌。實際上，這是一套地下室住房，是從小石山坡上挖出來的，是樓房的第一層。小山是緊挨著我們的鄰居，一座沉重、內向、安靜的鄰居，蒼老、憂鬱的小山，具有單身男子的習性，總是一言不發，昏昏欲睡、孤高冷漠的小山，從來不吱吱拖動家具，不招待客人，不發出響聲，不打擾我們，但是總從它和我們的共用牆滲到我們這邊來，就像我們這個可憐居住區那輕微而執拗的霉味、陰冷暗淡的沉寂和潮濕。這樣一來，即使在盛夏，我們家也會領略到一絲冬意。客人們會說，在熱浪中，你們這裡向來蠻舒服的，這麼涼爽，清新，真的涼颼颼的，但你們冬天怎麼受得了呢？

潮氣不會從牆上滲進來嗎？冬天在這裡不覺得有點沮喪嗎家裡到處是書。父親能用十六七種語言閱讀，能說十一種語言（都帶有俄語口音）。母親講四五種語言，能看懂七八種。當他們不想讓我聽懂他們的談話時，便用俄語或波蘭語交談。 （多數情況下不想讓我聽懂。當母親偶爾當著我的面用希伯來語提到大種馬時，爸爸便會憤怒地用俄語沖她咆哮：你這是怎麼啦？沒看見孩子就在那裡嗎？）出於文化方面的考慮，他們基本上讀德語和希伯來語書，大概用意第緒語做夢。但是他們只教我希伯來語。也許他們害怕懂多種語言會使我受到奇妙而富有殺傷力的歐洲大陸的誘惑。按照父母的價值標準，越西方的東西越被視為有文化。雖然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貼近他們的俄國人心靈，但我認為，德國人——儘管有了希特勒——在他們看來比俄國人和波蘭人更文化；法國人——比德國人文化。英國人在他們眼中佔據了比法國人更高的位置。至於美國人——他們還拿不准，畢竟那裡在屠殺印第安人、搶劫郵政列車、淘金、騷擾女孩。

歐洲對他們來說是一片禁止入內的應許之地，是人們所嚮往的地方，有鐘樓，有用古石板鋪設的廣場，有電車軌道，有橋樑、教堂尖頂、遙遠的村莊、礦泉療養地、一片片森林、皚皚白雪和牧場在我整個童年時代，農舍”、牧場”、養鵝女”等詞語一直對我有著誘惑力，讓我興奮不已。它們具有真正舒適世界裡的感官韻味，遠離佈滿灰塵的白鐵皮屋頂，遠離滿是廢鐵、鰭薊的城市荒地，遠離承受炎炎夏日重壓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無數次喃喃自語“牧場”——我就能聽到脖子上掛著小鈴鐺的母牛們的哞哞叫聲，聽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閉上雙眼，就能看到赤腳的牧鵝女，在我什麼都還不懂時，她的性感就讓我落淚。一年年過去，我逐漸意識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英國人統治下的耶路撒冷是一座迷人的文化城市，有著偉大的商人、音樂家、學者和作家，例如馬丁·布伯、格肖姆·肖勒姆和阿格農，以及許許多多傑出的研究者和藝術家。有時，當我們經過本耶胡達街或者本梅蒙大道時，爸爸會悄聲對我說：“瞧，那是國際知名的大學者。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我認為國際知名與兩條瘦腿有關，因為正在被談論的人大多上了年紀，用拐杖探路，兩隻腳跌跌撞撞，就連在夏天也穿著厚毛衣毛褲。我父母所景仰的耶路撒冷離我們的居住區十分遙遠，是在綠蔭蔥蘢的熱哈維亞，那里花團錦簇，琴聲悠揚；是在雅法或者本耶胡達街上的三四家咖啡館，那裡懸掛著鍍金枝形吊燈；是在牙買加或大衛王酒店裡的大廳。在那裡，追求文化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與富有教養的英國人舉止得體；在那裡，富有夢幻、脖頸頎長的女子身穿晚禮服，在藏青西裝筆挺的紳士懷中翩翩起舞；在那裡，寬宏大度的英國人和猶太文化人或受過教育的阿拉伯人共進晚餐；在那裡，舉行獨奏會、舞會、文學晚會、茶話會，以及賞心悅目的藝術座談會。也許這樣的耶路撒冷，和枝形吊燈與茶話會一道，只能出現在那些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街上的人們——那些圖書管理員、教師、職員和裝訂工人們的夢中。無論如何，它沒有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居住的凱里姆亞伯拉罕區，屬於契訶夫。多年後，當我閱讀契訶夫時，確信他就是我們當中的一員：萬尼亞舅舅就住在我們樓上，薩莫連科醫生在我發燒或得白喉時彎下腰，用寬大有力的雙手為我做檢查，患有習慣性偏頭疼的拉耶夫斯基是媽媽的二表哥，我們在星期六晚上一起到民族宮禮堂聽特里格林。的確，我們周圍有著各式各樣的俄國人，有許多托爾斯泰似的人物。有些人甚至長得就和托爾斯泰一模一樣。當我在某本書封底看到一幅棕色的托爾斯泰畫像時，確信自己已經在我們當中看見他很多次了：他沿著馬拉哈伊大街閒逛，要么就是順著歐發迪亞大街走去，頭上沒戴帽子，微風吹亂了他銀白的鬍鬚，如同先祖亞伯拉罕那樣令人敬畏，他目光炯炯，用手裡的樹枝作拐杖，一件俄式襯衫罩在燈籠褲外，用根長繩繫住腰身。我們附近托爾斯泰似的人物（父母稱之為“托爾斯泰式奇科姆”）無一例外，是虔誠的素食主義者，對自然懷有深厚情感的世界改革者，追求符合道德準則生活者，熱愛人類者，熱愛世上一切生靈者，長期嚮往鄉村生活者，嚮往在田野和橘園從事簡樸農耕者。然而，他們連自己的盆栽植物都種不好：也許會把植物澆死，也許會忘記澆水。要不就得歸咎於可惡的英式管理，用氯氣對我們的水消毒。他們中有一些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托爾斯泰式人物：飽嚐折磨，喋喋不休，慾望備受壓抑，對理念著迷。但是所有的人，無論托爾斯泰式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所有的人都居住在凱里姆亞伯拉罕，為契訶夫工作。世界的其餘部分都被籠統地看作一個“大世界”。不過這個大世界也另有別稱：開明，外在，自由，虛偽。我幾乎只能從集郵冊上認識這個大世界：但澤、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烏班吉沙裡河、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島，肯尼亞、烏干達和坦噶尼喀湖。那個大世界是如此遙遠、醉人、美輪美奐，但對於我們來說非常危險，充滿了威脅。

它不喜歡猶太人，因為猶太人雖然聰明、機智、成功，但喧鬧、粗魯。它也不喜歡我們在以色列土地上所做的一切，因為它就連給我們這樣一個由沼澤、卵石和沙漠組成的狹長地帶都很勉強。在那個大世界裡，所有的牆壁爬滿塗鴉：“猶太佬，滾回你的巴勒斯坦去！”於是我們回到了巴勒斯坦，而現在整個大世界又朝我們叫嚷：猶太佬，滾出巴勒斯坦！ ”不光整個世界是那麼的遙遠，就連以色列土地也十分遙遠。在那裡，在山那邊，一種新型的猶太英雄正在湧現。他們皮膚黝黑，堅韌頑強，沉默寡言，與大流散中的猶太人截然不同，與凱里姆亞伯拉罕的猶太人也完全不一樣。這些青年男女是拓荒者，英勇無畏，粗獷強健，在漫漫黑夜中結交，超越了所有的界限，在青年男女關係上也沒有任何界限。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滿不在乎。亞歷山大爺爺有一次說：他們認為將來這樣的事情會很簡單，小伙子只是到一個姑娘那裡提出要求就行了，或許姑娘甚至連等都不等小伙子提出要求，自己就會向小伙子提出要求，就像討杯水。”缺乏想像力的貝茨阿勒爾伯伯則帶著克制的憤怒說道：“這些十足的布爾什維主義就這樣把所有的神秘感都毀了？就這樣把所有的情感都抹煞了？就這樣把我們的整個生活變成了溫吞水？”尼海米亞大叔從角落裡突然冒出兩句歌詞兒，聽起來像走投無路的野獸在咆哮：“啊，道路是如此的漫長曲折，越過高山，越過平原，啊，媽媽，我在熱浪中、在風雪中尋找你，我思念你，可你越來越遙遠，嗨勒嗨……”接著琪波拉用俄語說：行了，行了。你們發瘋了嗎？孩子會聽見你們說話的！ ”就這樣他們說起了俄語。拓荒者們生活在加利利、沙龍平原和山谷裡，不在我們的視野中。

那些小伙子們粗獷熱心，少言多思，姑娘們高大強壯，坦率自律，他們看起來什麼都懂，什麼都理解。他們了解你，了解你為何羞怯不安，他們依然深情、嚴肅，滿懷敬意地待你，不把你當孩子，而是把你當成人，儘管是小一號的成人。在我眼中，這些男男女女的拓荒者強悍，認真，老成持重，他們會圍坐在一起唱令人心碎的渴望之歌，唱譏諷嘲弄的歌，唱肆無忌憚的貪欲之歌；要么就是瘋狂地跳舞，彷彿超越了肉體。但是他們也能夠享受孤獨與內省，能夠露宿戶外，睡帳篷，從事艱苦的勞作，唱著“我們總是整裝待命”、“你的小伙子曾用犁鏵帶給你和平，而今他們用槍桿子帶來和平”、“把我們派往哪裡，我們就走向哪裡”。他們能騎烈馬，要么就是開履帶寬寬的拖拉機。他們講阿拉伯語，知曉每個山洞和每條幽谷，會打槍，會投手雷，而且還閱讀詩歌和哲學。他們勤學好問，含而不露，就連在夜晚躺在帳篷裡那短短的時間，也藉著燭光低聲地談論著生活，談論著在愛情與責任、民族利益與普遍正義之間所作的嚴酷抉擇。有時，朋友和我一起去塔努瓦發貨場看他們乘坐著裝滿農產品的貨車，遠遠地從山那邊來到這裡，“身著工作服，腳登笨重的膠鞋”，我通常走到他們的近旁，吮吸乾草的氣息和遠方飄來的醉人芬芳——那裡，的確發生著巨變。那裡，土地正在開墾，世界正在改革，那裡正在建造著一個新型的社會。那裡他們正在自然景觀和史冊上留下自己的痕跡，他們正在耕耘田地，種植葡萄園，他們正在譜寫新的詩篇，他們正拿起槍支，騎上馬背，還擊進犯者，是他們把我們這些悲慘的軀體鑄成了戰鬥的國民。我悄悄地夢見，他們有朝一日會把我一起帶走。把我也鑄造成戰鬥的國民。我的人生也變成了一首新歌，那人生純淨直白又簡單，就像熱天裡的一杯水。

在群山後的遠方，是激動人心的城市特拉維夫。從那個地方給我們送來了報紙和關於戲劇、歌劇、芭蕾、卡巴萊的種種傳聞，還有現代藝術、黨派政治、激烈爭端的反響，以及含含糊糊的流言蜚語。在特拉維夫有了不起的運動健將。那裡有大海，大海裡滿是會游泳的古銅色皮膚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誰又會游泳呢？誰聽說過游泳的猶太人？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基因。是一種突變，像蝴蝶從蟲蛹中奇妙地再生”。特拉維夫這個名字有一種特殊的魔力。我一聽到“特拉維夫”這個詞，腦海裡立刻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一個身穿藏藍色男式背心、強健魯莽的小伙子，古銅色皮膚，肩膀寬闊，一個詩人—勞動者—革命家，一個無所畏懼的小伙子，那種他們稱之為“哈維爾曼”（非常容易相處的人）的人，鬈曲的頭髮上戴著一頂破帽子，樣子隨意但撩人，嘴上叼著煙，在世界上無拘無束；他終日在田野裡從事艱苦的勞作，要么就是使用研缽，晚上，他拉小提琴，夜間，他和姑娘們跳舞，要么就給她們唱充滿深情的歌，皎潔的月光映襯著沙丘，黎明時分，他帶上手槍或者輕機槍從掩體走出，潛入夜色之中，守護著房屋和田野。特拉維夫是那麼的遙遠！在我整個童年時代，我至多到特拉維夫去過五六次，我們偶爾到那里和姨媽們一起過節。不光是那時特拉維夫的日光與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有許多不同，而且連萬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維夫人們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樣，他們健步如飛，如尼爾·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飄浮。在耶路撒冷，人們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參加葬禮，要么就是像聽音樂會遲到的人，先踮起腳尖，測試著地面，然後，一旦他們放下腳，就不急著前行了。我們等了兩千年才在耶路撒冷找到了立足之地，實在不願立刻離開。要是我們一抬腳，別人就會立刻把我們那一小塊地方拿走。另一方面，你一旦把腳抬起，就不要急急忙忙地落下——誰知道你是不是有踩到蛇窩的危險呢。幾千年來，我們為自己的衝動魯莽付出了血的代價，一而再再而三地落入敵人的魔爪，因為我們沒看地方就落了腳。這多少就是耶路撒冷人的腳步吧。但是在特拉維夫，嗬！整座城市就像個大蚱蜢。人在騰騰跳動，房屋、街道、廣場、海風、黃沙、林陰大道，甚至連天上的雲彩都在跳動。一次，我們到特拉維夫去慶祝逾越節之夜，第二天早早起來，大家都在睡覺，我穿上衣服，走出家門，獨自到一個小廣場去玩。小廣場上有一兩條長椅，一個鞦韆，一個沙坑，三四棵小樹，鳥兒已經在上面嘰嘰喳喳了。幾個月後過新年，我們又到特拉維夫旅行，那個小廣場已經挪地方了。它同小樹、長凳、沙坑、飛鳥和鞦韆一起被搬到了街道的另一頭。我大吃一驚，我搞不懂本古里安和適時組成的行政管理機構怎麼會允許這種事情發生。怎麼回事？誰一下子把整個廣場給搬走了？明天是不是該搬橄欖山？搬大衛塔？會不會把哭牆搬走？耶路撒冷人帶著嫉妒、驕傲、羨慕和稍許一點信心談論特拉維夫，彷彿特拉維夫是猶太民族一個至關重要的秘密規劃，一個最好不宜過多談論的規劃，似乎隔牆有耳，處處潛伏著敵方間諜和特工人員。特拉維夫，大海，日光，藍天，沙地，腳手架，林陰大道兩旁的電話亭，一座正在興建的新城，線條簡單，在柑橘園和沙丘間崛起。不只是你買票乘坐埃格德公司公共汽車去旅行的地方，而且也是一個不同的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