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拓荒者和不幸的小販之間的天平上，我父母沒有清晰界定的位置。他們一隻腳踏在隸屬團體裡（他們是健康基金會成員，為社區基金捐款），另一隻腳則懸在空中。爸爸從心底里接近非隸屬者的觀念，從傑伯廷斯基分裂出來的新猶太復國主義思想，儘管他離這些人的槍砲非常的遙遠。頂多，他用他的英語知識為地下工作服務，為不定期出版的富有煽動性的非法小冊子《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撰稿。熱哈維亞區的知識分子對父母具有強烈的吸引力，但是馬丁·布伯倡導的和平主義理想，即在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建立一往情深的密切關係，完全摒棄建立希伯來國家的夢想，以便阿拉伯人能夠憐恤我們，恩准我們在這裡住在他們腳下，這樣的觀念在我父母看來是一種沒有骨氣的撫慰，一種怯懦的失敗主義，表現出猶太人在漫長的大流散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性格特徵。我媽媽原來在布拉格大學讀書，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完成學業，給準備考試的學生教私人課，講述歷史和文學。我父親在維爾納（今天的維爾紐斯）大學得到了學位。又在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斯克普斯山校園獲得碩士學位，但他在希伯來大學沒有機會獲得教職。當時耶路撒冷有資格的文學專家的人數遠遠超過學生人數。更為糟糕的是，許多任課教師擁有真正的學位，即從著名的德國大學獲得的光燦燦的文憑，而不是像父親那樣拿的是波蘭人/耶路撒冷人的蹩腳文憑。他於是在斯克普斯山的國家圖書館謀到了一個圖書管理員的職位，夜晚坐在那裡撰寫希伯來中篇小說論和簡明世界文學史。我父親是一位頗富教養、彬彬有禮的圖書管理員，表情嚴肅而羞怯，他繫著領帶，戴著一副圓眼鏡，身穿一件有些破舊的西服上衣。他對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點頭哈腰，跳上前去為女士開門，執著地行使著那麼一點點權利，充滿激情地用十種語言引用詩歌，總是做出友善並好玩的樣子，不住地重複著一模一樣的玩笑曲目（他稱之為“趣聞軼事”或者是“插科打諢”）。然而他的這些玩笑一般說來講得比較費勁，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幽默，而是就我們在艱難時世裡有義務愉悅所做的積極意向聲明。每當父親面對身穿卡其布衣服的拓荒者、革命者、由知識分子變成的勞動者時，就有一些迷惘。在其他地方，在維爾納或者華沙，怎樣對無產者說話是非常清楚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確切位置，儘管如何向這個勞動者清清楚楚地證明你有多民主、多不俯就要看你自己，但是在這裡，在耶路撒冷，一切都那麼模糊不清。並非像共產主義俄國那樣天地顛倒，只是模糊不清。一方面，父親絕對屬於中產階級，只是有一點中產偏下，但他受過教育，撰寫過文章和書籍，在國家圖書館有個不起眼的職位，而他的對話者是個汗流浹背的建築工人，身穿工作服，腳踏笨重的膠鞋；另一方面，也是這同一個工人，據說有學化學的文憑，同時又是堅定的拓荒者，大地之鹽，希伯來革命英雄，體力勞動者。相形之下，爸爸卻感到自己是——至少在心靈深處——沒有根基，是有兩隻左手的目光短淺的知識分子，有點像家園建設前線的棄兒。
我們的多數鄰居是小職員、小店零售商、銀行出納、電影院售票員、學校老師、家庭教師，還有牙醫。他們不是篤信宗教的猶太人，只在贖罪日那天才去猶太會堂，偶爾也會在舉行希姆哈《托拉》儀式時去，然而在安息日夜晚點燃蠟燭，保存一絲猶太人的痕跡，或許也是為了安全起見，以防萬一。他們多多少少受過良好的教育，但是在這方面又有點不舒服。對於英國託管，對於猶太復國主義的未來，對於工人階級，對於當地的文化生活，對於杜林對馬克思的攻擊，對於克努特·哈姆孫的長篇小說，他們都有明確的看法。那裡有形形色色的思想家和佈道者，比如說，號召正統派猶太教信徒解除對斯賓諾莎的禁令，或者是全力以赴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解釋說，他們並非真正的阿拉伯人，而是古代希伯來人的後裔，或者是把康德和黑格爾的理念、托爾斯泰和猶太復國主義教義一股腦地綜合起來，這種綜合將會使一種純粹而健康的絕妙生活方式在阿里茨以色列誕生，或者是提高羊奶產量，或者是同美國甚至同斯大林結盟，目的是要將英國人驅趕出去，或者是要大家每天早晨做簡單的運動，那樣才不會心情鬱悶，還能淨化靈魂。這些在星期六下午聚到我們小院裡啜飲俄式茶的鄰居，幾乎都是錯了位的人。每當有人需要修保險絲、換水龍頭或是在牆上鑽個小洞，大家都願意找巴魯赫，他是左鄰右舍惟一能做這樣奇事的人，所以人們都管他叫“巴魯赫金手指”。其他的人則都是知道怎樣用激烈言辭來分析猶太人民回歸農業生活和體力勞動的重要性。他們聲稱，我們這裡的知識分子已經過剩，但是我們缺乏普通勞動者。可是我們的左鄰右舍，除“巴魯赫金手指”之外，幾乎看不到一個勞動者。我們也沒有舉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大家都看許多報紙，大家都喜歡談天說地。其中一些人可能什麼都玩得轉，另一些可能比較機智，但多數人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慷慨激昂地朗誦他們從報紙上、各種小冊子里和黨派宣言中所看到的一切。作為孩子，我只能朦朦朧朧地猜測到，他們在接受上茶時擺弄帽簷，要么就是在母親欠身（只是微微）給他們加糖時從她端莊得體的領口比平時多露出一點肌膚，他們就會羞紅臉頰，非常局促不安，手指慌亂，試圖縮回去不要了。這些舉動與在他們改變世界的願望之間存在著巨大鴻溝。所有這一切出自契訶夫——也讓我感到有些鄉野土氣。在世上有些地方正在出現真正的生活，那地方離這里特別遙遠，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的歐洲。在那裡每個夜晚都要點燃數百枝蠟燭，女士們和先生們在桉木隔板隔開的房間裡喝漂一層奶油泡沫的咖啡，要么就是舒適地坐在懸有鍍金枝形吊燈、富麗堂皇的咖啡屋，手挽手去聽歌劇或者看芭蕾，從近旁觀察偉大藝術家的生活、撼人心魄的風流韻事、破碎的心、畫家的女朋友突然愛上了畫家最好的朋友——作曲家，半夜三更走出家門，任雨水打著頭頂，獨自站在古橋上，橋影在水中顫抖。
我們住的地方從來也不會出現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事情只能出現在山那邊的遠方，出現在人們生活隨意的地方。比如在美國，那裡的人們淘金，搶劫郵政火車，把一群群牲畜驚得四處逃竄穿過無邊無垠的原野，誰在那裡殺印第安人多最後就會贏得漂亮姑娘。這是我們在愛迪生影院所看到的美國：漂亮姑娘要獎給最優秀的射手。這樣的獎品有什麼用？我一點概念也沒有。要是我們在電影中看到的是一個相反的美國，誰射殺女孩子多，誰到最後就可以得到一個英俊的印第安人做獎品，我也只得相信有這麼回事。無論如何，這就是遠方的世界。在美國，還有在我集郵冊裡出現的其他奇妙的地方，在巴黎，在亞歷山大，在鹿特丹，在盧加諾，在比阿里茨，在聖莫里茲，神聖之人鍾情那些地方，彬彬有禮地你爭我奪，失敗、放棄戰爭、漂泊，在大雨滂沱的城市，他獨自坐在林陰大道旅館那昏暗的酒吧里把酒，生活隨意。就連在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小說裡，大家也總在探討主人公生活隨意，為愛而死，或者是為某種崇高的理想而死，或者是心力交瘁而死。這些皮膚曬得黝黑的拓荒者也是一樣，在加利利的某座山嶺，隨意生活。我們這地方，無人為耗盡體能、單戀或理想主義而死，人們不是隨意地生活——不光我的父母，所有的人。
我們有一條鐵打的規定，不買任何進口商品，要是能夠買到相應的當地產品就不買外國貨。但是，當我們來到坐落在歐發迪亞和阿摩司街交界處奧斯特先生家開的商店時，我們得選擇是買猶太合作社塔努瓦做的基布茲奶酪，還是買阿拉伯奶酪。阿拉伯奶酪是附近小村莊利夫塔自製的還是進口貨，可就難說了。的確，阿拉伯奶酪便宜一點。但是你要是買阿拉伯奶酪的話，是不是就有點背叛猶太復國主義了呢？有時，在某基布茲或者是莫沙夫，在耶茲里埃爾谷地或者是加利利山巒，一個超負荷勞作的拓荒者姑娘坐在那裡，或許眼中含淚，給我們包著希伯來奶酪——我們背棄她去買異族人的奶酪？我們有心肝嗎？另一方面，要是我們抵制阿拉伯鄰居的產品，我們便會加深並將永遠持續兩個民族之間的仇很。我們將要為日後的流血衝突負有部分責任，天理不容。確實，謙卑的阿拉伯農民，質樸，誠實，在土地上耕作，其心靈尚未遭到城市生活不良習氣的污染，堪稱托爾斯泰筆下淳樸而心地高尚的農民們的黑兄弟！我們豈能沒有心肝背棄他粗製的奶酪？我們豈能如此冷酷地去懲罰他？為了什麼？因為不老實的英國人和邪惡的上流社會人士派些農民來反對我們嗎？不是的。這次我們決定買阿拉伯村莊里產的奶酪，順便提一句，其味道確實比我們合作社的奶酪味道好，價錢也便宜一點。但是，另一方面，誰知道阿拉伯奶酪會不會不夠乾淨呢？誰知道他們那裡的奶製品店是個什麼樣子？要是得知，太遲了，他們的奶酪有病菌怎麼辦？病菌是我們最可怕的夢魘之一。就像反猶主義，你從未真正把目光投放在反猶主義或者是病菌上，但是你非常清楚地知道它們在四面八方等待著你，看是看不到的。確實，我們誰都未曾看到病菌的說法不確切，我就看到過。我曾長時間地有意盯住一塊舊奶酪，直至突然開始看見數以千計的小東西在上面蠕動。就像耶路撒冷的引力，那時的引力比現在大多了，病菌也又大又壯。我看到它們了。在奧斯特先生的雜貨店裡，顧客之間可能會爆發小小的爭論：買還是不買阿拉伯農民的奶酪？一方面，“慈愛自家中始”，所以只買合作社的奶酪是我們的責任；另一方面，“這律法是為你們和你們當中的寄居者”，所以我們又購買阿拉伯鄰居的奶酪，因為你們在埃及做過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