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王臣—— 9

喬治·塔拉斯確信，如果以為在韋科事件以及迪耶戈·哈斯拒絕參與的其他一些事件中，雷伯·克立姆羅德實際上是自尋滅亡，那是荒謬的。 “失去了唯一為他所愛的女人，他彷彿掉進了地獄。他痛不欲生，於是乎地跑遍整個世界，動不動就向奪走了他的夏眠的死神挑戰——把雷伯想像成這樣一個人，自然頗有浪漫主義色彩。” “然而，那是在用常人的尺度衡量一個非同尋常的人。” “他是古往今來地球上最有錢的人。六十年代中期，他就擁有並親自掌管一份價值七十至八十億美元的財產，在那時候，這相當於甚至超過了路德維希和蓋梯兩家財產的總和。可是，在這方向他還遠遠沒有到達自己的顛峰。” “不。要說有什麼浪漫主義的話，那也是在別處，而且是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水准上。他與響尾蛇的這場對抗，對於他的整個生活方式具有典型意義。這無非是一段趣聞。要理解這一點，只消回憶一下一九四七年他與迪耶戈·哈斯初次相遇到分手的情形那時候，他一頭鑽進世界上最大、最神秘和最危險的叢林，活著從那裡出來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如果這還不足以說明他是怎樣一個人，不妨再回憶一下，他是怎樣白手起家發的財；可是在擁有不可思議的巨大財富的同時，他卻隱姓埋名，一直到最後。”

“衡量雷伯·克立姆羅德這個人，必須用比所有這一切大得多的尺度。通過他最後那件驚天動地的壯舉，我對這一點看得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弗朗西斯科·桑塔納來到紐約。這是他第一次和大衛·塞梯尼亞茲見面，大衛·塞梯尼亞茲也只聽說過他的名字。桑塔納的兩個助手比他先到，他們是分別來的，互相之間並不認識，各人都以為自己是在單獨執行一項秘密使命，很明顯，桑塔納對自己的下屬同樣也在使用雷伯·克立姆羅德十分珍視的嚴密隔離制度。 這個墨西哥人自己不願到東五十八銜塞梯尼亞茲的事務所去。一天早晨，他打了一個電話，用事先約好的暗語講明自己的身份並且用流利的、委實無懈可擊的英語很有禮貌地問，能不能勞塞梯尼亞茲大駕到他下榻的旅館來一次。

在這之前，塞梯尼亞茲從神秘的傑思羅給他送來的一份報告中已經了解到桑塔納的全部情況，特別是了解到桑塔納在雷伯的干部隊伍里地位越來越高。桑塔納的班子做過大量工作，使克立姆羅德一些新的大規模擴張計劃得以實現。塞梯尼亞茲感到好奇，所以他爽快地同意了。再說，他並不經常有機會離開事務所到別處洽談工作。 “我對於你了解得極少，”桑塔納說，“僅限於雷伯告訴我的；而他只是說，我應該把一切都向你匯報，毫無保留。我能提個問題嗎？” “你隨時都可以提問題，”塞梯尼亞茲回答說，心裡著實覺得有趣。雷伯的使者（不論地位高低）在向他吐露秘密之前表現出猶豫，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你是誰？”桑塔納問。 “一個律師，”塞梯尼亞茲說，“和你一樣。一點不多，一點不少。”

他料想得到，有一連串問題在這個墨西哥人的舌尖上亟欲一吐為快：你是什麼人，我憑什麼該一五一十向你匯報？雷伯·克立姆羅德是什麼人？他是不是別人的代理人？如果是，那麼是誰的代理人？誰能居於雷伯之上，這樣的人能是誰呢？世界上究竟有沒有人可以對雷伯發號施令？ 尤其是這最後一點，折磨著所有來見塞梯尼亞茲的人。 他們往往對克立姆羅德懷有一種狂熱的感情，滿以為只有在他們自己心中珍藏著雷伯的秘密，一旦發現還有另一個人同樣參與其事，就會感到氣憤。然而，這些人對於雷伯都沒有比較全面的認識，一個也沒有。他們每人所掌握的只是一台複雜的巨型機器的一個小小的部件，只有塞梯尼亞茲能把這台機器組裝起來，然而，即使是他塞梯尼亞茲對於這一切是否了然於胸呢？歸根到底在一九六四年，他對於正在南美趨於成型的事還一無所知。

倘若塞梯尼亞茲為自己居於這個特殊的地位而飄飄然洋洋得意，那麼，喬治·塔拉斯有一句話可以使他兩腳著地回到現實中來。這個缺德的塔拉斯曾提出這樣的設想：在世界上某個地方，甚至就在紐約城，或許有另一個塞梯尼亞茲正同樣感到飄飄然洋樣得意，或許也在組裝那台複雜的巨型機器…… 塞梯尼亞茲對桑塔納說：“我的任務是保存好記錄，僅此而已。不妨說我是一名文牘。” 這位墨西哥人一雙黑眼睛冷峻地仔細打量著塞梯尼亞茲。最後他的態度似乎有所緩和。他問塞梯尼亞茲是不是看過桑塔納的一個助手送到東五十八街去的文件。塞梯尼亞茲說看過了。 “這是一樁了不起的生意，”桑塔納幾乎帶點兒勉強的口氣說，“僅達拉斯行動一項就意味著一億多美元。”

“的確了不起，”塞梯尼亞茲同意說，並竭力做出很有感觸的樣子，腦子裡卻這麼想：也可以這麼說，眼下我這個被認為毫無幽默感的人卻在扮演雷伯的角色。 “還不止這些，”桑塔納繼續說，“在馬拉開波和加勒比海的石油生意，估計也有這麼大的數目，很可能比這還要大。如果再加上一億五千萬，大概比較接近現實。” “真是驚人，”賽梯尼亞茲一邊這麼說，一邊在想：加起來總共只佔雷伯全部財產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至少據我所知只佔這麼一個比例。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數字就黯然失色了。 “此外，”桑塔納又說，“還有那座海水淡化廠……” 塞梯尼亞茲從一開始就知道那樁生意是怎麼回事。它最初於一九五六年在案卷裡出現，那是在第二輪攻勢開始之後不久。起先，一家巴拿馬公司——它也屬於克立姆羅德所有——分三個階段向墨西哥政府租用十萬公頃無人居住的沙漠地帶。第二家同樣不由雷伯出面的公司安裝了可以同時生產飲用水和食鹽的全套設施。這第二家公司由一個名叫埃利亞斯·白尼適的人經管，塞梯尼亞茲發現此人是約爾·白尼適的叔伯兄弟，業已移居美國。第三家公司總部設在澤西島，它負責建造價格低廉的住房。第四家公司在一個由桑塔納推薦的墨西哥籍受託人監督下，從事土地分塊買賣，把這些土地一塊塊地轉賣給農民或墨西哥公司。第五家公司，一家保爾·蘇必斯在其中佔有很大股權的法國公司，建造了一個能容納十五萬噸輪的港口。

第六家公司——根據一項委託協議書，弗朗西斯科·桑塔納成了它的業主——負責每年銷售一千五百萬噸食鹽。 “有一些新的發展，”桑塔納說，“我要親自到這裡來，只要能見到你就把這些新的發展告訴你。關於海水淡化廠有一些新情況。我們已經簽訂了在阿拉伯半島建造其他海水淡化廠的合同，條件很優惠。貝魯特有一位名叫沙哈則的黎巴嫩銀行家，代表我們與阿拉伯酋長們會談，我曾向雷伯建議以某種方式酬謝他。但這並不是主要問題。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一項談判，想要把我們在墨兩哥的一家工廠重新買回來。很快就要簽訂合同了，價格是六千萬美元；那是個好價錢。問題不在這裡。幾年之前，我們與日本化工界某財團簽訂過一些有關食鹽的協議。這些協議剛加以續訂；他們的律師姓韓，此人極難對付。他是從香港來的。他的頑固勁兒足以使任何人發瘋。不過我們現在不提他吧……我要談的是海運問題。這使我有點兒傷腦筋。我們與一家利比里亞公司簽訂了一項由他們獨家包運食鹽的合同，至少這一次我對合同的條款極不滿意。”

“有什麼區別呢？”塞梯尼亞茲問道。 “反正全部都要轉賣給一個德國財團。” “這家利比里亞公司過去三年中從我們手裡弄走了巨額利潤。” “這事你與雷伯討論過嗎？” “討論過好幾次了。他承認在簽訂最初幾項協議時，他犯了一個錯誤。他本來打算認晦氣算了，但是經我一再堅持，他同意我把這場官司打下去。我遇到的對手——利比里亞公司方面的律師——是在紐約的希臘人，佩特里迪斯兄弟。這哥兒倆簡直是花崗石腦袋。你認識他們嗎？” “名字聽說過，”塞梯尼亞茲說。 “他們很有點兒名氣。” 說這話的同時他心裡在想：“如今王臣與王巨發生了火併！當桑塔納跑去告訴莆伯說準備要掐死尼克和托尼時，我可以想像雷伯一定什麼表情也沒有。這場混戰真夠瞧的！”

“塞梯尼亞茲，”那個墨西哥人說。 “有時候我對雷伯不大能夠理解。大多數時候他是出色的，的確很出色，我說話用詞可是經過斟酌的。可有時候他完全銷聲匿跡，萬一我真需要他的時候，不知上哪兒才能找到他……” “發生過那種情況嗎？我是說，是不是有過你需要他而又無法找到他的那種情況？” “還沒有過，”桑塔納說。 “但那是可能發生的。何況，我所指的不僅僅是雷伯在哪裡的問題。有時候他處理一些事情馬馬虎虎，像這次海運問題便是，讓人覺得好像他對錢根本不感興趣。我並不是抱怨。恰恰相反。但是我需要對某個人談談這種情形……塞梯尼亞茲，有沒有什麼事情是我應該知道而不知道的？我不相信，也無法相信雷伯會犯錯誤。你會笑話我，但我認為他幾乎是萬無一失的。你能回答我的問題嗎？”

“你所需要知道的，你全都知道。” 塞梯尼亞茲面帶笑容。他險些笑出聲來，因為桑塔納剛才提到的那些人其實都是王臣：韓某、沙哈則、蘇必斯、澤西島某公司的埃塞爾·考特、佩特里迪斯兄弟，還有桑塔納自己。甚至包括埃利亞斯·白尼適在內，雖然他還不是王臣，而只是受雷伯的委託為他經營一家公司。這些人互相爭鬥每個人都覺得別人“頑固而不好對付……而跟他一樣掌握著秘密的雷伯把這些都看在眼裡，暗暗發笑。 這個墨西哥人在其他方面一貫精明，此刻卻突然顯得大惑不解；然而，塞梯尼亞茲自己在雷伯面前不也經常感到困感嗎？兩種情況何其相似乃爾？想到這裡，塞梯尼亞茲再也不覺得可笑了。 “談到雷伯，弗朗西斯科，我和你有同樣的感覺，他不是一個尋常的人。”

他們的友誼由是而始。 弗朗西斯科·桑塔納之所以要會見塞梯尼亞茲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根據雷伯的命令，在過去的一年裡，桑塔納與喬治·塔拉斯搭檔從事一次與低稅率區域有關的特殊任務。在神話般的巨額財富積聚之初，是塔拉斯在整整一大批國際法專家的協助下，擔當起了財政方面的組織工作。整個系統有點兒像是好幾座金字塔，一座挨著一座，每一座由一名王臣負責。金字塔的規模大小不一，視所屬領域而異。系統的紐帶乃是雷伯本人；而塞梯尼亞茲則知道它的存在。 因為這個系統的實質和存在都是秘密的，所以他們大大地鑽了五十年代初期某些國家和地區立法的空子。那些地方只要在可能和有利的情況下對於要求保密的公司也表示歡迎，塞梯尼亞茲曾在他的案卷裡看見過一系列企業，它們的總部設在巴拿馬、摩納哥、列支敦士登、澤西島或者格恩西島。 從一九六二年起，直到一九六八年隨著殖民統治的削弱或消失，在這張名單上又增加了一些富有異國情調的地名：巴哈馬群島、庫拉索島、開曼群島、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直布羅陀、香港、馬恩島，甚至還有太平洋中部一個名叫瑙魯的小小珊瑚島。 當然，還有利比里亞。 克立姆羅德在利比里亞先後成立過將近一百八十個公司辦事處——包括那些已經解散了的。 “大衛，”塔拉斯曾經說：“我越來越老了。我這副可憐的肩膀開始承受不住年歲的重壓，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對我來說已一年比一年勞累。我已要求雷伯找個人，讓這個人現在能和我一起工作，最後取代我的位置。我不知道雷伯會挑選誰……” 這個人是弗朗西斯科·桑塔納。 塞梯尼亞茲後來說：“他和另外一個人——一個荷蘭人，我叫他德弗里斯——做了大量工作。他們的任務不是創建公司（除開桑塔納親自掌管的那些），而是監督這些公司的建立，在起初階段還得注意所選擇的低稅率區域是否安全。至少有三個目前已是眾所周知的低稅率國家——或者說三處島嶼，因為它們往往就是島國——實際上是桑塔納和德弗里斯'發明'的。我了解這個情況，因為我負責一項被雷伯命名為'彌爾頓'的特別預算，這名字的含義一目了然，它指的是約翰·彌爾頓的和《复樂園》。這項預算有助於……說服（且不說'收買'）有關的一些小國政府。這並不單單是一種賄賂。例如有一次，一個新成立的國家就通過了一些符合我們願望的法律，交換條件就是我們的一個海運公司與它簽訂一項合同。” 塞梯厄亞茲邀請桑塔納第二天與他共進晚餐，墨西哥人欣然接受了邀請。他們兩人年齡相仿，都是四十剛出頭，而且對好些事物的見解相同，這是不言而喻的。他倆都十分認真、精細，做每件事情都一絲不苟．謹慎周到。比方說，大衛對尼克·佩特里迪斯還不算討厭，儘管尼克的想像力豐富得像個希臘海盜，大衛也並不討厭保爾·蘇必斯，兩人能用法語流利交談，但是蘇必斯的冷嘲熱諷使他很惱火，唯有桑塔納的嚴謹與大衛非常投合。 在喬治·塔拉斯看來，這是很自然的；他曾說：“刺牛士和你一樣，也沒有什麼幽默感，大衛，你們兩人都具有會計師的氣質。你們相互很合得來……” 桑塔納離開紐約不久，就讓他的一個助手給塞梯尼亞茲送去一份新的案卷，內容是有關—筆交易的，桑塔納自己在這次交易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他被召去商談在牙買加購買一宗地產的有關事宜，但並不知道這宗地產將派什麼用場。實際上這是一項更大的行動的組成部分；這項行動由菲利普·范登伯格和埃塞爾·考特兩名王臣負責，目的是要在加勒比海諸島建立兩個旅館系統。范登伯格和考特彼此並不認識，每人各負責一個系統，互相間展開競爭，這些都是克立姆羅德安排的。 桑塔納在案卷裡面附了一封信，邀請塞梯尼亞茲到他家去住一段時間；桑塔納的家在墨西哥的尤卡坦省梅里達市。 他們互相又通了幾封信之後，到一九六五年春，塞梯尼亞茲一家子———當時已經有五個孩子——終於成行前往墨西哥。他們在桑塔納相當簡樸的家裡度過兩個星期，還因為近水樓台的關係去參觀了一些馬亞人的廟宇。桑塔納高興地聲明，他自己有幾分馬亞人血統。 直到十天之後，桑塔納才提出下面的問題。 “大衛，你大概不會回答我，但有件事實在叫我迷惑不解：雷伯究竟要這八百萬棵加勒比松做什麼用？” “你說什麼？”塞梯尼亞茲楞然問道。 “加勒比松。就和你在我們周圍所看到的那種樹一樣．準確的拉丁文學名叫做Pinus Carybea。” “你剛才說是多少棵？” “八百萬。” 塞梯尼亞茲的驚愕並非做作，他好不容易保持了外表的平靜。桑塔納當然誤解為他是裝糊塗。 “對不起，”他笑容可掬地說。 “我真不該向你提這個問題。我看得出，我的冒昧使你很為難。我們再也別提這檔子事。還是來看看'塞諾特'吧。這是一種相當大的天然井，滿有意思。從前，我們的祖先把祭神的活人往里扔，不過先要把犧牲者用珠寶打扮起來。像這樣死法倒不壞……” 塞梯尼亞茲琢磨著：雷伯要八百萬棵加勒比松到底想幹什麼？ 這個疑團使塞梯尼亞茲簡直坐立不安。回到紐約以後，他像幹什麼虧心事似地仔細查閱他的案卷。當時，他那裡已經有一千二百多個公司的檔案。實際上全部都是克立姆羅德公司。一九六五年的計算機處於早期的水平，但它還是能夠顯示，在它的存儲器裡從未提及有關“加勒比松樹”的任何交易，連一點影子都沒有。 塞梯尼亞茲試著找另一個條目：“樹”。 這下子他發現了，並且被提醒，在挪威、瑞典和芬蘭，雷伯在林業方面擁有很大的股權。此外，他的一家加拿大公司，同一家完全沒有聽說過的（至少是塞梯尼亞茲所不知道的）阿根廷公司合夥，在一九六三年與尼基塔·赫曾曉夫的蘇聯簽訂過一大批關於林產品的合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四年，赫魯曉夫下台後，在保爾·蘇必斯的幫助下，這些合同又續訂過一次，看來沒有遇到什麼麻煩。 關於這筆交易的兩份完全相同的案卷，按照雷伯的雙重監督制度，送到塞梯尼亞茲那裡：一份由蘇必斯送來，另一份由一名瑞士黑狗送來。 這還沒完。四年前，一家法國和意大利合營的林業公司，把它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賣給了設在巴拿馬的一家典型的克立姆羅德公司。 塞梯尼亞茲越來越被吸引住了，便進一步查下去。突然，案卷中出現了一個名字：海梅·羅查斯。塞梯尼亞茲對這個人一無所知。羅查斯在那家與蘇聯簽訂合同的阿根廷公司任經理。他還是巴拿馬那家公司的法律和財政顧問，那家公司對非洲的森林也有興趣。也是這個羅查斯在加拿大簽訂了至少一打合同。 這些都是一名王臣的典型特徵。然而，關於這個人，塞梯尼亞茲並沒有收到過一份“絕密。面交收件人”的報告，也沒有標有紅色“特”字的個人檔案送來。 一般說來，這意味著此人無足輕重。但在這裡，矛盾十分明顯。塞梯尼亞茲暗自思忖：“我無法相信雷伯會有這樣的疏忽，那麼……” 辦公塞電只剩他一個人71他決定繼續查看。 （他總是等到別人都走了以後才開始這樣的調查，因此這件事花去了他幾個星期的時間。）他開始搜尋與海梅·羅查斯有關的一切。這個名字又出現了十四次，與另外十四個公司有關。顯然，這個羅查斯到過許多地方，除了蘇聯、斯堪的納維亞和非洲外，他還曾出現在印度尼西亞、印度支那和中國；他還在南美，特別是在委內瑞拉參與過重大行動。他的大部分活動與農業或多或少有些關係，或屬於樹木栽培這個領域，但是有兩次他也在別的買賣中起過作用：一次是有關高嶺土的，究竟是一筆什麼買賣不太清楚，另一次是購買在法國的整座一批造紙廠。此人的踪跡常常和其他一些王臣的踪跡相交：在中國和印度支那與韓某相交叉，在法國和中東與蘇必斯和沙哈則相交叉，在委內瑞拉與桑塔納相交，在非洲與考特相交，在斯堪的納維亞與高茲契尼亞克相交。但是這個人一直深藏不露。只是由於弗朗西斯科·桑塔納偶然提到了那八百萬棵樹，塞梯尼亞茲才得以在一個包括三萬五千多個名字的系統內發現這一個名字，海梅·羅查斯。 他覺得自己好像無意中撞上了什麼龐然大物。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過去了，克立姆羅德一直沒有露過面。秋天和冬天也一樣。據塞梯尼亞茲所知，雷伯在一九六六年來過紐約三次。那年出現了許多新公司，塞梯尼亞茲所記錄的數目超過了一千五百家。幾乎每天都有一名黑狗送來一份新的案卷，在這個時期，塞梯尼亞茲的組織能力受到了真正的考驗。他不能去度假，還不得不增加人手。儘管計算機用得比以前多，辦公室的面積仍然越來越嫌小，他甚至考慮搬到別處去。但是雷伯不同意。 “這沒有必要，大衛。我們剛剛越過浪峰。今後的情況將趨於平穩。” 因為工作忙，塞梯尼亞茲每天辦公將近十五小時，再也沒有時間去考慮海梅·羅查斯。事實上，近來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過這個阿根廷人的名字，好像他已不再為克立姆羅德工作。歸根結蒂，可能這就是謎底。 塞梯尼亞茲後來說：“當時我產生了雷伯所有的副手通常產生的那種想法。我在心裡對自己說：'如果他要我知道這件事的話，他自己會……'所以我什麼也沒說。 “此後，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事情發生了。” 塞梯尼亞茲接到通知，要他到布魯克林某高級住宅區的亨特巷會面。那是一座典雅的褐色沙石建築，造於十九世紀，開窗望得見曼哈領壯觀的畫面。 “找艾利·丹儂。”這個姓氏聽上去像是愛爾蘭人，而“艾利”這名字男女都適用。 亨特巷是一條林萌道，艾利·丹儂原來是個年輕女人，高高的個子，棕色的頭髮，漂亮極啦。看得出她是個畫家。塞梯尼亞茲到達時，見她手裡拿著畫筆，身穿一件罩衫，上面濺得五顏六色的，倒也好看。她迎上前來，盈盈含笑接待了塞梯尼亞茲。 “他出去了，不過馬上就回來，”她說。 “他請你原諒並且少候。你是不是願意當天使，願意不？” “天使？” 她扭擺著臀部走在前面，把客人引進一間挺可愛的工作室。架子上一幅油畫畫的是些圓圈和粗線條，從中可以看出一張小孩面孔的輪廓。 “我需要一位天使，把他畫在正中間兒。但你的頭髮是紅色的，沒聽說過有紅頭髮的天使。” “我不是紅頭髮，”塞梯尼亞茲悻悻地說。 “那是一種金褐色。” “這個說法可以商榷。不管它是什麼顏色，反正你喜歡上好的咖啡、煎得很嫩的牛排、芹菜末炒蘑菇、摜奶油拌草莓和勃良第葡萄酒。我們訂了幾箱'瑤池'。他說你愛喝這種酒。午餐將在一個半小時後準備好。請坐，隨便一些吧。他告訴我說，你很講究禮儀。如果你想打電話或者洗淋浴，請自便。我要去畫完我的天使。其實你還真有點兒像天使……” 她嫣然一笑，笑得很甜。同樣的局面出現了：大衛·塞梯尼亞茲再一次發現自己面對著一個人，卻弄不清楚這個人與雷伯是怎樣一種關係。這個女人提到雷伯時並不叫他的名氣卻稱“他”；還說“我們訂了……”，這意味著他們之間有某種親密的關係。 “可是我甚至還不知道雷伯在她面前用的是什麼名字？”塞梯尼亞茲思忖道。 “我只知道他們要我在這兒吃午飯，一切都已經為我準備好了，甚至還有'瑤池'，這的確是我的愛好之一，而那個傢伙還真記住了！” “我的確要打個電話，”他說。 “取消另外一個約會。” “登上一段樓梯便是書房。他說你可能要用電話，我又你們準備了滿滿一缸馬丁尼酒，完全按你們的口味調的。”塞梯尼亞茲上樓去，見一個白色的房間，裡面幾乎沒有什麼家具，電話卻有八台之多，此外便是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和幾十本書，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這裡也有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的一本依地文原著（注：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美籍猶太人，1978年獲諾貝爾文學獎。），再就是一些法學著作，其中有兩卷杰拉爾德·菲茨莫里斯爵士的《國際法概論》、幾卷《吉爾曼國際法手冊》和《國際貿易法雜誌》，還有早年在哈佛的那些日子裡喬治·塔拉斯曾要他下許多功夫啃過的一些範本。 塞梯尼亞茲看得出雷伯沒有放棄鑽研法律。 直到此時，他才注意到一個綠色的文件夾醒目地放在桌子上許多電話機旁邊。文件夾上有他熟悉的字樣：“絕密。面交收件人”。 另外還有他不那麼熟悉的字樣：DJS是不是大衛·詹姆斯·塞梯尼亞茲的姓名縮寫？他一邊在電話裡要秘書把所有的約會改期（時間另行通知），一邊伸手去拿那個綠色的文件夾。 但他終於沒有把它拿過來。他掛斷電話，走到第二把椅子那兒坐下，揀了一本索爾·貝婁（注：美國作家，父母為俄籍猶太移民，197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書看起來。幾分鐘之後，他聽見前門開啟和關閉的聲音，還聽見有人說話，然後，雷伯高高的身影悄沒聲兒地出現在門口。 “對不起，我來晚了，大衛。我想從曼哈頓走回來，但是我把自己步行的速度估計錯了。你應該把文件夾打開來。” 他這話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我把它留下來，那顯然是給你看的。否則我就犯了個錯誤。可誰能想像雷伯·克立姆羅德會犯錯誤？塞梯尼亞茲又一次感到不快。 “請原諒，大衛。我有時候使你覺得為難。請不要生我的氣。” 他走進屋裡坐了下來，仍然是他習慣的一種姿態：雙手插在上衣兜里，兩腿伸直，下巴抵在胸前，眼神迷離恍惚，他和藹地說：“現在你願不願意看一看文件夾？” 塞梯尼亞茲放下貝婁的書，走到桌旁。文件夾內只有一頁打字的文件。上面寫著：“塞梯尼亞茲，大衛·詹姆斯，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生於紐約州紐約市。詳見前卷。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這段時期內沒有什麼可報告的，按照命令，一切監視將於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零點開始停止。”簽字只有一個字母J。 “傑思羅，”雷伯說。 “想必迪耶戈把有關他的情況告訴了塔拉斯，想必塔拉斯又告訴了你。不言而喻關於我手下一些人的情況的檔案是他派人給你送去的。他還將繼續這樣做。” “我被……監視起來有多久了？”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零點開始。（注：此處有些疑問，前文提到雷伯是一九五〇年七月才到的紐約，八月才開始的創業，不太可能從一月起監視塞梯尼亞茲。）不過，想必你已經覺察到這一點。” “他發現我乾了什麼？” “什麼也沒發現，這使他非常失望。重要的什麼也沒有。傑思羅深信，任何一個自由人都是罪犯，只是沒有被查出來。可是你和塔拉斯大大地動搖了他這個基本信念。”塞梯尼亞茲想到塔拉斯也和他一樣，多少感到一點安慰。 “塔拉斯也一樣，”雷伯說。他那種能猜透別人心思的本領實在令人惱火。 “對他的監視也解除了？” “是的。” 雷伯舉手阻止對方開口。 “大衛，我知道你想問：我什麼時候讓傑思羅停止監視喬治·塔拉斯的？對這個問題我將不予回答，請你別問。究競我是先表示信得過喬治，後表示信得過你呢，還是相反，知道這一點並不重要。反正你知道現在的狀況就行了。既然你已知道我派人監視了你十七年，你一定會問：為什麼現在我要撤銷命令？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大概是到了一個人不能不完全信任另一個人的時候。” “你使我覺得很不痛快，”塞梯尼亞茲說。 “因為我這種自問自答的做法？我知道。我情不自禁。” 他笑了起來。 “不妨說，我有時候情不自禁。”但是他很快就止笑斂容，眼睛又朦朦朧朧地地望著塞梯尼亞茲。 “二十二年又一百五十四天之前，大衛。記得嗎？” “記得。” “對於那一天的記憶是不是一清二楚？” “當然比不上你的記憶。” 那雙灰眼睛顏色似乎變深了些，目光呆滯，就像著了什麼魔進入被催眠狀態。 “Mon Dieu，mon Dieu，La vis est La，Simple et tranq-uille……（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裡，單純而寧靜……）大衛，下面的你還記得嗎？” 塞梯尼亞茲覺得自己在軟化。漸漸地，他讓感情佔了上風。 “Cette paisible rameur-la vient de la ville！（那和平的隱隱噪聲來自市鎮……）” “對，大衛。”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pleurant sans cesse，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de ta jeunesse……（哦，你，你做了什麼，老是沒完沒了地哭泣？哦，你，你做了什麼，以你的青春？……)” 沉默。雷伯點點頭。他在微笑，態度極為親切、友好。 “我提起這些往事並不是想……搞感情訛詐……” 他把腿挪動一下，從衣兜里抽出手來，張開手掌，露出大拇指與食指相交處長長的傷疤。 “剛才我一路走，一路確實在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那一天。'我決不會忘記我救過你的命。'寫這句話的也是一個法國人。你的確欠我的情。要是沒有你，我早就死了。我沒有忘記這件事。” “你從不忘記任何事情。” “這並不永遠是長處。” 這番話表明他幾乎為此而感到苦腦，這有點難以想像。又一陣感情的衝動向塞梯尼亞茲襲來，他想：樓下那個女子看上去很像夏眠…… 兩人又默默無言。 過了一會兒，雷伯站起身來，開始來回走動。 “海梅·羅查斯，”他說。 “當初我曾這樣想：不知你要花多長時間才能發現他的名字。結果你花的時間比我原先預料的少一些。自從我意識到你已知道此人，我就存心避開你。我還沒有作好準備。你從哪兒得到的線索？弗朗西斯科·桑塔納？” “是的。” “當我在他面前談到那八百萬棵樹的時候，我注意到他很驚訝。後來你到梅里達他家去了。他會向你提到那些樹，這是合乎邏輯的。大衛，有兩個人，他們的名字幾乎是一樣的：海梅·羅查斯和烏巴爾多·羅沙，這第二個是巴西人。你不要把他們混淆起來。很快你還會知道其他一些名字：埃默森·科埃略和若熱·索克拉特斯，也是巴西人。另外，象恩里克·埃斯卡蘭特、吉姆·麥肯齊、讓·科爾切斯科、特拉雅諾·達席爾瓦、黃森、烏韋·索別斯基、德爾·哈撒韋、伊萊亞斯·魏茨曼和埃塞爾·魏茨曼、莫里斯·埃弗雷持、瑪爾尼·奧克斯——這些人次要些，雖然他們對我來說也極為重要。他們還沒有出現在你的任何案卷裡。但是我們今天會面，就是要談這些人。” 他又坐下。燦爛的陽光照耀在東河和曼哈頓上空，給這些鋼筋混凝土的建築群抹上一點兒人情味。 “大衛，過去的幾年裡，我同時進行著幾項業務，你和我知道這些業務總共有多少項，知道它們有時候是多麼複雜。如果用錢來計算，我的身價究競是多少，你可能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在這個意義上，我從來不是貪得無厭的。我對此不感興趣。” 他微笑著。 “你知道，我這不是裝腔作勢。” “我能向你提供準確的數字，”塞梯尼亞茲說。 “如果你給我一些時間。四個星期，或者五個星期。誤差不超過百分之二。” “我一天都不給，大衛。” “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把別人都拋得老遠。” “那很好，”雷伯說時略帶幾分嘲意，似乎覺得挺可笑，但並不顯得無禮。 他伸出大而瘦的一雙手，除了傷疤處，皮膚都呈棕褐色。在那時候，塞梯尼亞茲並不知道這傷疤是怎麼得來的。雷伯沒有戴手錶，也沒有戒指。 “大衛，過去的幾年裡，我在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對於我來說，它比以往我所做過的任何其他事情意義都更為重大。我還沒有對你談過這件事，而且，在明年之前，我也不打算告訴你。這是一項要作很長時期努力的事業，大衛。如果你同意的話，兩年以後我帶你到那兒去，看看它究竟包括哪些內容……” 塞梯厄亞茲暗自思忖：“他還沒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訴我。”他深知雷伯的脾氣，從上面那些一句進、一句出的話裡，看得出這是雷伯的緩兵之計。 “的確是這佯，”雷伯說。 “我還沒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訴你。” “既然如此，你就什麼也別說。” 兩隻大手第一次握在一起。 “大衛，我在締造一個國家。” 雷伯說他已投資八億美元。但那隻是開了個頭。他估計至少需要四十億美元。可能更多，很可能。還有相當一部分問題需要解決。他說“相當一部分”的時候，同幾分鐘之前說他所開創的事業有“許多項”並且“很複雜”的時候語氣完全一樣。 那位年輕的女畫家來通知，說午餐己準備好。進餐時，他們討論繪畫、書籍和電影，艾利攻擊一個名叫尼古拉斯·德·司塔爾（法國著名印象派畫家，1955自殺）的人，而雷伯卻狂熱地為之辯護。可是，一吃完飯，雷伯和大衛就回到樓上那個白色房間裡去，把門鎖起來。 王說，從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〇年以來，他或多或少有這個想法；在那之前並不想，真的不想。也許想法還不那麼清楚。他有很長時間沒把這件事情想透徹。但是現在他考慮成熟了，或者幾乎已經成熟，反正誰也說不准。 “我指的是我的夢想已明確，大衛。至於實現這個夢想，還早著哪。還有一些重大問題需要解決，還要克服許多阻力……然而我是正確的。一個自由人，如果由於這些障礙，由於一些國家或者只是一個國家的干預而不能實現他合理的夢想，那麼，這人只能算是在最野蠻的時代渾渾噩噩過日子，一旦出現無論什麼樣的專制制度，他都得當順民。你對我是有所了解的，大衛……這難道是我所能接受的嗎？” 他一下子變得口若懸河，坐在大衛·塞梯尼亞茲對面滔滔不絕地談了好幾個鐘點。而塞梯尼亞茲則被攪得暈頭轉向，一忽兒相信這個構想行得通（連他也相信起來了），一忽兒又認為荒唐透頂、愚不可及。他一聲不吭地聽著那個安詳的聲音一一列舉，哪些計劃已經完成，哪些正在進行，哪些尚未上馬。 最後，塞梯尼亞茲問：“你把這事告訴喬治·塔拉斯沒有？” 雷伯笑道： “是的。” “還有誰知道？” 沉默，暗淡無神的眼睛突然變得目光如炬，有幾秒鐘簡直凶相畢露。 “除了喬治和你，大衛，在世界的這一部分沒有別人知道。除了那裡的人，誰也不知道。” “迪耶戈·哈斯呢？”塞梯尼亞茲忍不住問道。 又是沉默。夜幕在徐徐降落。 “暫時我就說到這裡，大衛，”雷伯說。 “記住，不是明年，而是後年，我要讓你看一些已經相當成型的東西。我非常希望你來參觀。隨便你什麼時候來，比如四月底。只要給里約熱內盧的迪耶戈打個電話，對他說你想到伊帕內瑪他的家中去住幾天就行了。請不要和別人一起來……還有一件事，大衛，今後我要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加仰仗於你。如果你應允的話。如果你能應允，你將擁有一切必要的權力。估計今後幾年我一定相當忙……” 塞梯尼亞茲特地到緬因州去了一趟。 他熟悉塔拉斯夫婦的那座惹人喜愛的小房子，熟悉那里天花板漆成好多種不同紅色的房間，戰後的最初幾年，塞梯尼亞茲到那兒去過，那時他回到哈佛大學繼續讀書，喬治·塔拉斯仍然是他的教授。 這座房子沒有變化，但多了兩間屋。 “用來放東西……是啊，放東西！好把所有這些書堆在裡邊。我真不知道拿它們怎麼辦才好。” “那就換大一點兒的房子。” 塞梯尼亞茲不知道塔拉斯每年收入多少錢，但是他素知雷伯慷慨，所以想像得出數額一定相當可觀。估計這位以前的教授買三四幢房子是不成問題的。 “別說蠢話，塞梯尼亞茲君。對於我來說，還有什麼地方比這兒更愜意？再說，我喜歡這裡的景色。” 他那犀利的目光透過鏡片注視著來客。 “什麼事情讓你煩惱啦，大衛？” “他把他的構想告訴了我。” “喔！”塔拉斯沒有作出其他反應。 沉默片刻之後，他很自然地接著說：“現在是我喝茶時間。你也喝一杯吧？” 塞梯尼亞茲這才意識到只有他的朋友一人在家，他有點兒迷惑不解。 “雪莉好嗎？” “她一會兒就回來，”塔拉斯回答． 但是他答話時的神態引起了塞梯尼亞茲的注意。 “沒發生什麼事吧？” “一些小問題。可憐的雪莉再也不是那麼年輕了，不管她自己是怎麼想的。不過沒什麼嚴重的問題。還是談別的事吧。” 他作了一個自己給自己解嘲的微笑，就像迪耶戈·哈斯那樣。 “談談你的情況，不談雷伯。大衛，凡是雷伯的事情，我無條件支持。你也一樣，雖然你以你一貫的勇敢精神進行抵抗。我不想對他做的事情提出異議。對於我來說，一切都很簡單：我確信有幸在我的一生中遇到一個天才。一個瘋狂的天才也罷，一個天才的狂人也罷，你愛怎麼說都可以，反正都一樣。總之是一個天才，而且是命定的。我對他懷著世上所有的愛。他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什麼，他都做得很好。至於我理解不理解，那是無關緊要的，所以我們還是不要討論這一點。到底什麼事情使你如此煩惱？因為雷伯即將賦予你重任？” “這就足夠使我今後睡不著覺，”大衛說。 “你已經把一大批最好的律師和專家網羅在自己周圍，你有驚人的組織才幹。我一直有此感覺，但總是模模糊糊，而雷伯卻能夠看到這一點；他把賭注押在你身上，他贏了，而且還會贏。在過去的十五年裡……” “十七年。” “過去的十七年裡，這個王國的全部資料，包括最微末的點點滴滴都在你這裡匯總，這是有史以來由一個人創立的最龐大的王國。它的規模究竟有多大，恐怕只有你一個人明白。也許連雷伯自己都講不清楚，儘管他有異乎尋常的記憶力……你還是不要牛奶嗎？” “和以前一樣。謝謝。” “……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成就列出完整的清單。他畢竟是人，雖然我有時候覺得他好像不是這個星球上的居民……白糖放在那個有'桂冠'商標的廣口瓶裡。不，我並不要，謝謝，我不能再吃糖了。另外……我們還是回到我的書房去吧。我喜歡在爐邊喝茶、吃鬆餅。” 他們離開紅色的廚房，到猩紅色的書房去，中間經過煙脂紅的餐至、酒渣紅的大廳和石蠟紅的起居室。大衛知道，還有一間玫瑰紅的洗衣房、寶石紅的藏書室、石榴紅的另一間藏書室、番茄紅的汽車棚、櫻桃紅的食品貯藏室和仙客來紅的電視室。 “那一間的顏色是雪莉心血來潮想出來的。”塔拉斯曾解釋過。 “仙客來！真是異想天開！” 他們在壁爐前坐下。 “另外，親愛的大衛，當年你還是我學生的時候，我就對你另眼相看，你認為這究竟是什麼原因？是我愛上你了嗎？你別覺得肉麻，我這是開玩笑。雷伯對你的看法和我對你的看法一樣。索性把話挑明了吧，我們兩人——他和我一討論過這個問題。他有時候徵求我的意見，這當然沒什麼奇怪，有時候他在我面前自言自語談自己的想法。他並不指望你替他把財富增加許多倍，根本不需要這樣做。老實說，即使坐著什麼也不於，他的財富也會自行增長，達到喜馬拉雅山的高度和規模。我並不反對謹慎，但我不主張過於謹小慎微……你不嚐嚐這些鬆餅嗎？……信不信由你，雷伯把卡伐諾一家統統接到美國來，安頓在這兒，就因為卡伐諾太太——她是這一家子的靈魂——會做世界上最好吃的鬆餅。的確如此。你不用對我說他瘋了，或者說他的構想是瘋狂的；你也不用對我說我同樣是個瘋子，居然相信他的構想。” 喬治在他坐的那把紫紅色大扶手椅內往後一靠。 “大衛，我的老弟，我不知道雷伯什麼時候能把那顆'衛星'送上天。但是，哪怕我預先知道最後的結果，這檔子事總難免一場惡戰。讓我們為瘋狂和夢想乾杯，因為，大衛，只有瘋狂和夢想才合乎情、順乎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