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卡拉卡拉伊瀑布—— 4

當天夜裡，雷伯·克立姆羅德和迪耶戈·哈斯坐飛機抵達巴黎。這兩個人按既定計劃互相分手。雷伯並不告訴迪耶戈他要去哪兒，迪耶戈則前往雷伯指定他去的地方。 迪耶戈來到喬治五世大飯店。經通報後，他很快來到兩個十分明顯屬於女性的人面前——她們大概是法國人，無疑應歸入舉止輕佻的一類。 “這個當兒你來幹什麼，你這個小流氓？”坐在兩位女性中間的一個男人用西班牙語問。 “可要提防金頭髮的這一位，”迪耶戈也用西班牙話回答。 “這人有穿異性服裝的怪癖，其實是個男的。” 對方臉上現出不大放心的樣子。 “你能肯定嗎？” “我只是開個玩笑。”迪耶戈說著在那位金發女郎嘴唇上吻了一下。 “你好，奧斯瓦爾多舅舅。媽咪塔怎麼樣？”

“你母親——也就是我的姐姐——簡直發瘋了，她感到痛苦、憤怒、絕望而又羞愧。有好幾個星期她以為你已經死了，後來你總算發善心從魁北克寄了一張明信片給她。” “是從蒙特利爾寄的，”迪耶戈瓮聲瓮氣地糾正道。他探頭到金發女郎的裙子裡邊去核實一下。 “你到加拿大去幹什麼？那裡終年積雪，到處都是北極熊。” “去做生意。”迪耶戈說；經過核實，金發女郎不是男的，於是他放心了。 “說到生意，明天上午的約會你給我安排好了沒有？” “Claro que si（注：西班牙語：當然），”奧斯瓦爾多舅舅說。 他五十多歲年紀，長著跟他姐姐一樣的鷹釣鼻、一樣的眼睛和一樣的嘴；然而，這副五官如果說賦予媽咪塔的是一種堂皇的氣概和堅定的意志，那麼在她弟弟臉上卻隨著年歲的遞增而變得線條柔和了。儘管他很富有，祖上傳下的家產相當可觀，不過，據迪耶戈的看法，他其實幾乎算得上是個聰明人。此時，他瞪著眼睛注視自己的外甥，力圖保持一點長輩的尊嚴。

“你到底來幹什麼？” 迪耶戈的眼睛刷地一亮。 “我有沒有問您，您跟這兩位小姐在一起幹什麼？幾時到巴黎來的？” “前天，”奧斯瓦爾多舅舅說。 “你離開布宜諾斯艾利斯之前見到過她沒有？” “你母親？” “不，”迪耶戈耐心地說，“不，不是媽咪塔，是'她'。” 迪耶戈指的是埃娃·杜阿爾特，不過埃娃·庇隆夫人（注：埃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庇隆總統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政界要人，原電影和廣播明星。）的名字更為人所知。若干年前，還是奧斯瓦爾多舅舅幫她弄到了貝爾格拉諾廣播電台記者的飯碗。 “是的，”奧斯瓦爾多舅舅說，“我見到她了。我把你告訴我的一切都對她說了，她表示同意。”

“你用這樣的代價換取她那點該死的所謂善心，量她也沒有勇氣拒絕。那麼信呢？那個蠢貨簽字了沒有？” “迪耶戈，別忘了你是在談淪我們敬愛的總統和本世紀最受愛戴的女人。” “談論我的屁股，”迪耶戈一邊說，一邊把他的鼻子埋在金發女郎的襯衫裡。 “他簽了字。但是，你母親要是知道我在幫你的忙，哪怕只是知道我跟你談話，她非把我的眼珠子挖出來不可。” 迪耶戈的腦袋，還有他的身體的其餘部分，正在好幾層簌簌作聲的花邊中間開路。他再次瓮聲瓮氣地說： “要是我的梅塞德斯舅媽知道你跟那個黑髮女郎在幹些什麼，她還會挖掉你一些別的器官。” 第二天中午時分，他又和雷伯·克立姆羅德見面。和雷伯在一起的還有一個高個兒男人，差不多雷伯一般高，一雙又大又黑的眼睛神情憂鬱，彷彿蒙著一層翳，目的顯然想掩蓋從他身上透出的殺氣。

“你這位朋友像個扔炸彈的無政府主義者，”迪耶戈用西班牙語對雷伯說。 “看起來他身上穿的是估衣舖裡的貨色。” “我聽得懂你說的話，”那人道。 “我能聽懂、也能說西班牙捂。” “那麼英語呢？” “也行。” “拉普語呢？你能說拉普語嗎？” “請閉上你的嘴，迪耶戈。我給你們介紹哈斯，布尼姆·安涅列維奇。” “是的。我一定不開口。” 迪耶戈從來不知道安涅列維奇究竟是什麼人，也不知道他在波蘭駐巴黎的大使館內到底是乾什麼的（就算他真的在大使館工作）。至於雷伯和他是怎麼相遇，在什麼時候，迪耶戈同樣不明白。事後，還是喬治·塔拉斯最早確定，一九五〇年在巴黎出現的這個安涅列維奇，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曾經在紐倫堡和年輕的克立姆羅德作為納卡姆小組的成員一起活動的那個安捏列維奇。

“你先坐下，迪耶戈。我們很快就談完了。” 他們倆又開始用波蘭語交談，也可能是用依地語。迪耶戈反正對兩種語言都不懂，頂多依地語的少數幾個單詞因為有點兒象德語，也許是例外。迪耶戈如約在民族廣場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和雷伯見面，以前，迪耶戈的足跡從來到過這一帶地方。昨天飛機到倫敦時歡迎他們的朗朗晴空，到巴黎以後變成了潮乎乎、灰濛蒙的陰冷天氣。 二十分鐘後（這二十分鐘內，迪耶戈象破譯密碼似地在讀一份法文報紙，努力想看懂有關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酌消息），雷伯說：“我們走吧，迪耶戈。” “我餓了。我一直不開口，可是我餓了。” “到了機場咱們再吃東西。” 雷伯拖著他走，並且叫了一輛出租汽車。就在上車之前，迪耶戈回頭看了一下。那個名叫安涅列維奇的人仍坐在那裡，用一雙令人神經緊張的黑眼睛目送他們離去。驀地裡，迪耶戈無緣無故打了個寒顫，這和陰冷天氣沒有任何關係。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早些時候他們登上的一架班機，把他們送到哥本哈根，作短暫停留後再飛往赫爾辛基。他們的阿根廷護照頻頻換來北歐人的笑臉，在歐洲的那一部分，阿根廷遊客是不多的。 迪耶戈主要記得的是，從機場到旅館的路上，他自始至終顫栗不已。他們下榻的旅館與一座帶有綠色圓頂的白色大教堂相去不遠。此後，他的時間就被雷伯幹的事或說的話佔去了。 由於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在赫爾辛基已有三個人在等侯他們。第一個名叫哈倫，是個七十來歲的愛爾蘭人，來自愛爾蘭共和國（注：不是英國的北愛爾蘭。）。第二個是俄國的高級官員，一雙沒有光澤的眼睛冷冰冰的，此人姓費奧多羅夫。第三個是迪耶戈初次遇見的喬治·塔拉斯。

“你把衣服全部脫光，然後抽打自己，”塔拉斯對迪耶戈說。 他看到這個矮小的阿根廷人臉上大吃一驚的表情，不由得放聲大笑。 “你從來沒有嘗試過芬蘭蒸汽浴嗎？” “在阿根廷我的家鄉，”迪耶戈說，“連母牛也接受蒸汽浴。它們只消呆在戶外太陽底下就行了。” 他脫去身上所有的衣服，走進一間小屋子。令人窒息的熱氣熏得他腳步踉蹌。他在板凳上坐下，心想：“淋點兒抽，放點兒鹽，灑些胡椒粉，再加些香料，三分鐘之後我就有七成熟了。但願這些傢伙喜歡吃不太熟的肉。”他轉臉問跟他一起入浴的那位： “是美國人嗎？” “是的。”塔拉斯笑容滿面，“雷伯幹的事情你一點也不明白，是嗎？”（注：此處缺半頁內容）

“想從我口中套出有關雷伯·克立姆羅德的話來，沒門兒！這樣的人還沒有出生，也永遠不會出生，”他暗自思付。 “你不必緊張。我不想問你任何問題。相反，是雷伯要我趁他在跟哈倫和那個俄國人談話的時候向你介紹一下情況。你知道哈倫是什麼人嗎？” “我什麼也不知道，”迪耶戈說，“一無所知，這是令人驚訝的。” “哈倫是個職業革命家。他參加過愛爾蘭共和軍，順便告訴你，他曾和一個名叫拉扎魯斯……或奧謝的人在一起，反正叫什麼名字因時而異。這些名字你聽說過沒有？” “沒有，”迪耶戈說，“我誰也不認識。” “哈倫還在愛爾蘭以外的其他地方從事革命活動。舉個例說：他和一個姓烏里揚諾夫的人關係很密切，不過那人更為大家所知道的名字是'列寧'。你聽說過列寧這個人嗎？”

“哦，哦！”迪耶戈發出這樣的聲音。 “哈倫也是我的一個老朋友。這純粹是巧合。我讓哈倫與雷伯取得聯繫，哈倫準備幫助雷伯嘗試做一筆交易，這是雷伯自己想出的點子，不過我可不願押這個寶……”塔拉斯頓了一下，開始用樺樹枝條狠狠地抽打迪耶戈的胸部和兩肩。 “你別怕疼，我的朋友！……那件事我連一毛錢的賭注也不願下。迪耶戈，你知道雷伯想要幹什麼？” “不。” “你知道得很清楚。雷伯想買下那些油輪，就是屬於梅哲或邁約雷斯庫那支船隊裡的十六艘油輪。要是他走正常途徑，也就是在倫敦參加投標的話，他是不會成功的。哪怕他出幾百萬、幾千萬美元，那幫希臘人中的任何一個或者路德維希，或者蓋梯，或者挪威幫或英國幫的船商都會加價百分之十壓倒他。他決無希望。”

“是嗎？”迪耶戈橫下一條心，決不就任何一件事發表任何看法。在他當時所處的狀態，即便有人問他是男人還是女人，他也要考慮考慮再回答。 “雷伯已經嘗試過買幾艘油輪。過去幾個月，我代他走遍了全世界。戰爭剛剛結束以後有一個時期，你只消花一輛羅爾斯轎車的代價，就可以買一艘油輪，即使當廢鐵賣也划算。希臘幫和路德維希等人當時曾買下幾百艘，那樣的好日子早巳過去了，年輕的迪耶戈。今天想弄到一般油輪，唯一酌辦法就是造船。雷伯也試過了。我曾到瑞典、挪威、德國去走訪過幾家造遠洋輪的船廠。這個辦法也不行。他們不干。你知道為什麼？” “接下來自會明白。”迪耶戈說。 “因為那些希臘人比我們先下手，已經到那裡去過。西德基爾的一些造船廠在為奧納西斯干活。因為造一艘油輪是一項長期的投資，目前雷伯不可能這樣做。因為沒有一家銀行答應給雷伯這樣的貸款。銀行家們願意借幾千萬美元給他，但不是造油輪。從銀行家的角度來看，風險太大了。迪耶戈，你應當知道一件事情，只有在你不需要錢的的候，銀行家才會藉錢給你。如果你真的需要錢（注：此處缺半頁內容）。目前歐洲實際上每年要消耗七千萬噸石油。雷伯相信石油的消耗量將增加，油價將上漲，所以石油的運價也將提高。你也許會說……不，你這個人說話不多，不是嗎？你也許會說，不是只有他一個人這樣考慮，石油公司也會考慮這件事的。你也許會向我提出問題——我透過蒸汽汽從你的黃眼睛裡可以看到這個疑問，是的，是的，看得出你好奇得心癢難熬，——你會向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石油公司明知自己將十分需嬰運油的船，他們為什麼不把船隊抓在自己手裡，為什麼他們寧願去幫助發展私人的船隊？你是不是想問我這個，迪耶戈？” “絕無此意。” “我可以回答你，也就是告訴你，石油公司寧願讓希臘人、挪威人去幹這事，反正別人無論誰幹都行，因為說到底，投資搞一支船隊是件冒風險的事情。沒有什麼比一艘船滯留在碼頭上無貨可運耗費更大的了。因為石油公司自己在石油勘探和精煉等領域已捲入龐大的投資計劃。我親愛的迪耶戈，一家煉油廠的價值實際上相當於一艘T2油輪的五倍。我想，你當然知道T2是什麼吧？” “是不是兩邊各有兩支櫓的那種船？” “這是一萬六千噸的船，就像美國海軍在戰爭中使用過的那種。請不要再抽我了。咱們現在出去滾一身雪。” “不——不——不——不——！”迪耶戈嚇得魂飛魄散，沒命地喊叫。 但他再喊也是白搭。兩個身材魁梧的芬蘭人從蒸汽中出現，把他架起來象扔一隻小雞似地扔到外面的冰天雪地裡。 “明天咱們到了莫斯科，”塔拉斯光著屁股坐在雪上暗暗發笑，“你對那裡寒冷的天氣就能適應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哈倫說，“大約七點鐘左右，我在扎戈羅德內大街上看到兩千名赤衛隊員高唱《馬賽曲》走過去。他們舉著血紅的旗幟，在天寒地凍的夜裡，黑風捲動紅旗嘩喇喇地飄……” “很好，”雷伯·克立姆羅德說。 哈倫直盯著他瞧，目光咄咄逼人。 “你讀過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那本書嗎？” “沒有，”雷伯說。 哈倫惡狠狠地晃晃腦袋，說： “如果你說讀過，我可以起誓一定把你撂在這兒不管，再也不要聽你的荒唐的故事。” “算我走運，”雷伯鎮定地說。 “約翰·里德不過是個掛羊頭賣狗肉的外行。再說，他是個美國人！他能懂些什麼？一想到他們居然讓他葬在克里姆林宮牆下，我就！……無非因為那個白痴得了斑疹傷寒！倘若他得的是腮腺炎，他一定死在明尼蘇達州弗格斯福爾斯自己家裡的床上，臨終還祈求上帝保佑他買的通用汽車公司股票行情看漲。跟我比起來，他有什麼了不起！” 費奧多羅夫走在後面，保持幾步距離，他臉上的微笑並不針對任何人或任何事。那雙冰冷的眼睛始終盯著克立姆羅德或迪耶戈·哈斯，彷彿生怕他們會突然插翅飛走。再隔幾步，另有三個人尾隨在後，就像傳統的偵探盯梢時一樣，裝做漠不關心的樣子。他們一行在莫斯科的高爾基大街上漫步。 兩小時以前，一架仿DC—4型的伊柳辛客機，把他們從赫爾辛基送到莫斯科。這里天氣冷得夠嗆，但並非無法忍受。地上還有積雪，然而天空是萬里無雲。聖瓦西里大教堂的彩色圓頂燦爛輝煌。參觀列寧陵墓的人排成整齊的長隊。哈倫按他自己的速度走在前頭，一邊不住口地說話。 “我遇見約瑟夫——就是斯大林——的時候，”他說，“他還是彼得格勒的民族委員。在這以前，他和列夫·加米涅夫（注：列夫·鮑里索維奇·加米涅夫，（1883—1936），托派領袖，十月革命勝利時，曾任莫斯科蘇維埃主席，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等職，在大清洗時，遭斯大林陰謀殺害。）都是《真理報》的編委。你知道列夫·加米涅夫是誰嗎？” “不知道，”克立姆羅德說。 兩輛“勝利”牌黑色轎車緩緩駛近。哈倫還在嘮嘮叨叨地回憶當年。汽車靠路邊停下，司機從車上下來，把門打開。就在同一瞬間，國家安全部的幾個人立即圍攏來，這一著非常突然。 “哦，媽咪塔！”迪耶戈暗暗在想，“你要是看到你的兒子在此地跟紅黨在一起，不知會作何感想！”哈倫和費奧多羅夫上了第一輛汽車；迪耶戈和雷伯鑽進第三輛。車窗上都有窗簾遮著。 迪耶戈用西班牙語低聲說：“咱們還能不能離開這個國家？”他還想說下去，但這時他的目光遇到了與他們同車的一名警察的目光。 “講英語，”雷伯說。 車走得很慢，他們大約坐了十五分鐘左右，到一處拱廊下面停車接受檢查。然後又往前不過幾十米。費奧多羅夫走過來，用節奏很慢、但很規範的英語請他們下車。迪耶戈四下里舉目張望，發現他們在一座建築物的大院子中，這個地方從各種跡像看來是冷冰冰、陰森森的，到處都有穿便衣的警衛。接著又是一道檢查哨，這回是在有著寬闊樓梯的門廳裡邊。哈倫與費奧多羅夫交談了幾句，迪耶戈聽不懂，因為他們先是用的俄語，末了用的是波蘭語，雷伯也參加進去。 “迪耶戈，”雷伯說，“咱們中間只有一個人可以去見部長。你留在這兒等著。” “可別去太久了。” 他帶著酷似腹痛的恐怖心情目送雷伯和哈倫、費奧多羅夫以及另外一個人離去。他們登上樓梯，以後就不見了。迪耶戈終於在人家給他搬來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有一次，他想站起來活動一下腿腳，有人示意他最好還是呆在原來的地方。 大概過了一個小時，可以聽到樓上有很大的響聲，顯然有人情緒非常激動，火氣很大。樓梯頂端出現了一個戴眼鏡的胖子。他從樓上下來，但在他走到迪耶戈身邊之前，已有三個人過來站到這個阿根廷人與那人之間。後者舉目勿匆瞥了一眼，便在一群驚恐萬狀的人簇擁下邁步出去。他坐上一輛很大的轎車走了。 又過了兩個小時，迪耶戈想像自己已經到了西伯利亞，腳鐐上拖著沉重的鐵球，左腳一個，右腳一個，眼睛被人用燒紅的撥火棒燙過。他特別擔心雷伯的假護照，何況那還是迪耶戈自己叫人做的。 不過，雷伯、哈倫和費奧多羅夫最後還是出現了。雷伯的臉上不動聲色。 他對迪耶戈說：“現在不是時候，別開口。” 外而，夜幕己籠罩著這座燈火寥落的城市。到了下榻的大都會飯店：終於只有迪耶戈和雷伯兩個人了，前者張嘴想說話， “還不到時候，”雷伯說，“別開口。” 這天晚上他們是同哈倫和費奧多羅夫在一起度過的。哈倫開懷暢飲，費奧多羅夫也不遜色，看來兩人都絲毫沒有醉意。他們是往一家名叫阿拉克維的餐廳吃的晚飯。 “你就跟我談談你的奧斯瓦爾多舅舅，談談他在咱們的家鄉阿根廷都有哪些產業。”他們回到旅館以後，雷伯說。 這是雷伯給他暗示的一種方式，意思就是，“其餘什麼都不要說。” 次日，還是老規矩；汽車張著窗簾，到處有人護送，在接待室裡沒完沒了地等候，上午下午都是如此。迪耶戈·哈斯估計，雷伯和哈倫正在費奧多羅夫陪同下挨個兒拜訪莫斯科的每一位部長。 這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他們坐飛機去赫爾辛基。直到停著好多電車的大廣場上，確信已走出不小心有可能被人聽見的範圍，雷伯才笑瞇瞇地說：“你當然什麼也不明白，是不是？” “這有什麼值得奇怪的？”迪耶戈酸溜溜地說。 “我的嘴噘得老高老高的。雷伯，咱們真的去過俄國了嗎？莫非我只是做了一個惡夢？” “咱們的確到那裡去過。” “那個戴眼鏡、目露凶光的傢伙是誰？” “拉甫連季·貝利亞。” “聖母啊！”迪耶戈說。 “就是那個貝利亞？” “正是。” “你跟他說了話？” “是的。不但跟他，迪耶戈。還跟斯大林說了話。我甚至達到了目的。” 他抓住他的阿根廷朋友的胳膊。 “事情極其簡單，迪耶戈。首先，有你的奧斯瓦爾多舅舅獲准出口的小麥，他是通過你們的朋友埃娃女士的幫助從庇隆總統那裡弄到的特許權。尼克·佩特里迪，更確切述說是他的弟弟托尼，將把小麥裝上我的這艘貨船以及另外幾隻船。你能聽懂我的話嗎？” “費勁得很。” “小麥將運到蘇聯黑海岸邊的一個港口。咱們用小麥換的是畫，有拉諾諾夫的，馬列維奇的，塔特林的，李西茨基5的，羅德欽科的，兩幅娜塔麗亞·岡恰羅娃的，三幅康定斯基的，三幅恰嘎爾的，兩幅拉賓的，還有幾幅索波洛夫的等等。這還不算。他還答應我幾幅塞尚和馬蒂斯的畫，且不說兩三幅畢加索的，那是休金和莫羅佐夫買下的，我估計你很可能聽到過這兩位俄國大畫商的名字，當初他們買下這些畫的時候，列寧還沒有在哈倫幫助下發動那次翻天覆地的夜間起事。不過，末了這項諾言，他是不會履行的，迪耶戈。” “不會？” “不會。他可以聲稱對於西方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繪畫深惡痛絕，但他不是個傻瓜，有人會告訴他——不過，這也難說，因為他們都非常害怕這位有病的老人，——說一幅塞尚或畢加索的畫在咱們這些西方瘋子眼裡跟黃金一樣值錢。然而，迪耶戈，他已經吩咐要給我——給我個人——一幅尼柯·皮羅斯曼施維里的畫。這位畫家是格魯吉亞人，和他自己一樣。順便告訴你，喬治·塔拉斯也是格魯吉亞人。” 迪耶戈望著雷伯。剛才雷伯滔滔不絕地列舉的那些名字，他一個都不知道。也許恰嘎爾和康定斯基是例外，當然還有塞尚、馬蒂斯和畢加索。關於繪畫，迪耶戈的知識幾乎等於零，他也不把畫當成一回事。但是他了解雷伯·克立姆羅德，了解這個人的沉默和幾乎完全緘口不語的狀態，即使不是幾個月，也可以持續幾個星期之久，然後他的感情會一下子如火山爆發（就像現在那樣子），只要有什麼觸動了他，促使他連續談上幾個小時。迪耶戈從不試圖打斷他的話。歸根到底，只有在那樣的時刻，也就是他表面上平穩安詳、心底里藏著一團火的真相顯露出來時，雷伯才成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雷伯說著，迪耶戈靜靜地聽著，兩人無窮無盡地穿過赫爾辛基冰雪覆蓋的方形街區，該城的市中心設計得像國際象棋的棋盤，具有俄羅斯風格。 霄伯終於笑著說：“迪耶戈！” “怎麼，雷伯？” “我惹你膩煩了吧，嗯？” “你想到哪兒去了！”迪耶戈說時恰如其分地用上一點譏俏的口吻。他問道：“咱們把所有這些畫怎麼處理？辦一個畫廊？咱們可以這麼辦，在紐約的第五銜、倫敦的攝政王大街、巴黎的里沃利路拱廊下或者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胡寧街，甚至在阿爾及利亞的塔曼拉塞特或蒙古的烏蘭巴托擺幾個攤子，把這些畫向過路人兜售。這樣我們可以用賣畫的餞付奧斯瓦爾多舅舅的小麥賬，如果他同意在七十五年內付清的話。” “不。” “咱們不打算那樣做？” “不。我已經有一個買主，迪耶戈。在美國。為了換取這些本身是用小麥換來的畫，買主願提供一個紡織廠的全套設備，包括技術人員。這個廠將設在阿根廷。作為交換，貴國政府將與蘇聯方面就定期供應小麥的問題作出安排。” “這太簡單了！現在我已經一清二楚！”迪耶戈陰鬱地說。 “我猜想，你神出鬼沒地促成了所有這些交易，可以得到十六罐漆作為佣金，當然是紅色的，你可以用來把那些油船的煙囪油漆一新。你想在標賣中把那些船買下來怕是不成的了，對不對？” 雷伯縱聲大笑起來，這在他身上是極少有的事。由此可見，至少這一次，他盡情宣洩勝利的狂喜到了何等痛快的地步。 “迪耶戈，這是真的。辦成這項以及另外幾項交易，咱們將從阿根廷人那裡得到一筆佣金，哪怕阿根廷的小麥要在今後三四十年內向蘇聯交貨。但我提出了別的要求，而此刻我已經得到了我所要的東西。這便是咱們抵達赫爾辛基時我在旅館裡收到的信件的內容。兩個小時以前，邁約雷斯庫三兄弟——柯斯塔凱、揚和尼基福爾——已到達蘇黎世。明天他們將到倫敦和家人團聚。” “柯斯塔凱已經同意，在倫敦的梅哲家族也已經同意，我不會在標賣中被任何一個希臘船主或其他任何人擊敗。理由很簡單：那十六艘油船將從梅哲家族原來打算標賣的整個一批船中抽出來。事先就抽出來。這批油船將單獨向我出售。我將用準備買這些畫的那個人借給我的錢付船價；那人是位狂熱的收藏家，但他也是都市人壽保險公司的主要股東之一，華爾街四十號那棟樓就是我賣給該公司的。咱們去赴宴吧，迪耶戈。喬治·塔拉斯邀請咱們去迎接新年。咱們也不要把油船的煙囪改漆成紅色：那是尼亞霍斯的顏色。也不該成綠色。綠色的甲板是奧納西斯的特色。我餓得慌，迪耶戈，餓極了。” 喬治·塔拉斯干脆辭去哈佛大學的職務，永遠結束了他的教授生涯。他寧願把大部分時間用於鑽書堆、寫文章、而不願年復一年地教同樣的或幾乎同樣的老一套課程。他的妻子雪莉力促他接受雷伯的聘請，到不僅僅因為這一變化能帶來可觀的經濟利益（克立姆羅德給他五倍於他的教授薪水的報酬，並且表示可以預支十年），還因為據雪莉自己說她對雷伯懷著母親對孩子那樣的感情。 塔拉斯為了物色油船遠涉重洋，走遍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和德國，還在瀕臨大西洋的美國東海岸搜索，從中獲得異常巨大的享受。他當時五十一歲，教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書，除了戰爭剛結束時在奧地利和紐倫堡度過的一段時光，他沒有花過多少時間幹別的，不是讀別人的書就是寫自己的書。至於他寫的書沒有獲得多大的成功，他一點也不在乎。 在世上所有認識雷伯·克立姆羅德的人中間，喬治·培拉斯是對他看得最清楚、也是對他懷著最自然的愛的一個人，這是一種父愛。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毛特豪森看到這個九死一生的少年時感情上受到極大的震動。此後，他始終沒有從這次震蕩的餘波中真正恢復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