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黑狗—— 4

八月五日晚上，茲比和雷伯去看電影，茲比記得正片的片名是《卡薩布蘭卡》，由亨弗萊·鮑嘉和英格麗·褒曼主演。 “我已經看過這部片子，雷伯也看過，但他是個電影迷，那位瑞典女郎也叫他著迷，於是我照例讓步。”他們大約在十一點半從電影院出來，開始步行回到茲比那套還跟雷伯會住的小公寓去。 一輛汽車靠路邊停下，車內走出兩個男子，其中顯然有槍。他們不理睬茲比，只是對他的伙伴說話。 “你是貝克嗎？老闆有話跟你說。” “芬尼根？” “上車吧。那個波蘭佬也去。” 雷伯慢騰騰地說：“走，茲比。他們不會開槍的。” 正好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群波多黎各人，大約五六人，有男有女。雷伯用西班牙語叫他們。他們笑著走過來。

“快，上車。”帶槍的那個人說。 雷伯繼續說西班牙語。那些波多黎各人放聲大笑，雷伯自己也笑嘻嘻的。 他用英語說：“O．K．，茲比。一切都會安排好的。” 他俯身探頭向車內說： “你意下如何，芬尼根？你自己出來還是要我拖你出來？” 車內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茲比看見一個四十歲左右的男子，個兒不太高，但塊頭很大，一頭紅發是所能想像的最紅的一種顏色。 “情況非常簡單，芬尼根，”雷伯用安詳的語調說。 “如果你的朋友在我後面向我開槍，他也得開槍打死這個波蘭人和我的波多黎各朋友們。我相信這將是一次在古代希臘稱做百牲祭的事件，用英語說就是大屠殺。你不可能讓這種事發生。你也沒有任何辦法'復辟'……你知道'復辟'這詞兒的意思嗎，芬尼根？從你的面孔看我想你大概不懂……

“'復辟'就是恢復舊秩序，就是重新奪回你的一年十七萬美元的收入。這日子已經一去不返，芬尼根。所以，兩者必居其一：要么你滾蛋；要么你堅持向曼哈頓島南區的報販收你的每天一美元五十美分。你自己挑。我的名字叫雷伯。你作你的選擇；如果你想這樣做的話，你可以從汽車裡出來想辦法打我。我會殺了你。咱們一對一較量。你決定吧，芬尼根。” 雷伯退後幾步，重又用西班牙語跟那些笑呵呵的波多黎各人說話。然後他用波蘭語說：“茲比，他準備向我撲上來了。請你不要介入。一切都會好的。” 在隨後的幾秒鐘內，許多事情以很快的速度接連發生。雷伯的一個瘦骨嶙峋的大拳頭飛快地揮出去正好擊中帶槍的那個人的喉結。帶槍的那個人疼得彎下身來，從此對戰局失去了興趣。芬尼根向雷伯剛剛站立的地方猛撲上去，結果脖梗子被雷伯用另一隻手打了一拳，小腹上也挨了一腳。他一頭撞在牆上，從那裡彈出來，轉身時正好趕上撈到左右各一個嘴巴、脖子上重重的兩下（不幸的是他的脖子競一無遮蔽）、兩腿之間的一腳以及面門上五六記鉤拳。

他癱了下來。 雷伯衝第三個人笑著問他打算怎麼樣。 “不怎麼樣，”那人說。 “這已經夠了。” “我也寧願如此，”雷伯說。 “至少有人可以把他們帶走。希望你懂得怎樣開車。” 他站得筆直，臉上現出冥思遐想的神情。但是那第三個人沒有估計錯誤，茲比和那些突然止笑的波多黎各人也沒有料錯：從雷伯身上確實透出一股無情的殺氣。 高茲契尼亞克兄弟中的老大來自波蘭西北部波茲南以北一個名叫瓦格羅維茨的小鎮。他在一九二四年來到美國，把他的名字齊格蒙特改成便於按英語發音的西蒙。他通過移民局的審查之後不到兩個星期，便開始賣報。一九五〇年，他四十四歲，是三個報攤無可爭議的主人，其中一個設在紐約中央大站的最佳地點。在曼哈頓報販的小天地裡，他有了點兒名氣。到一九二七年，他已有力量資助他的兩個兄弟移居美國，在孟菲斯就是其中之一讓雷伯搭上卡車，把他帶到了紐約。

介紹雷伯去找茲比·齊布爾斯基的正是西蒙·高茲契尼亞克，也是他在七月份說服大多數報販跟雷伯一起幹方面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下午五點左右，高茲契尼亞克離開他在中央公園第三十六街拐角的報攤，徒步向中央大站走去。有一個目擊者看到他在救世主教堂附近跟剛剛走出一輛藍色雪佛萊的兩個人說話。高茲契尼亞克最後上了那輛轎車往北而去。 第二天早晨，他在一個建築工地上被發現，那裡正在建造未來的聯合國總部。他身上的每一根骨頭都被用鉛管十分仔細地打斷了，手段野蠻之極。只有他的面孔完整無損，好像是讓人容易辨認似的，一份用波蘭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依地文印刷的報紙從他口中塞進去，直下嚥喉。 芬尼根死於兩天后的八月八日。調查表明，他離開自己作為報紙發行系統頭頭的職位已有一星期，前幾天他用了一個化名在大西洋城過夜，陪同他的另外兩個人顯然是他的保鏢。這兩個人後頸中了槍彈。芬尼根則被發現吊了起來，但不是吊在繩上。用的是碼頭裝卸工人刨鉚條箱的一隻鉤子，鋼製的鉤尖被塞入他口中，戳破上齶，穿透腦子。

氣候在八月二十日左右起了變化。先是在新英格蘭上空鬼鬼祟祟、假惺惺地下起雨來。海洋開始更換濃談不一的各種紫色，空氣變涼了，甚至阿道夫和貝尼托那兩隻老是棲息在碼頭邊上的鸕鶿，也擺脫了它們習慣的昏睡狀態。換句話說，夏天已經過去。 這一點不像會使塔拉斯夫婦沮喪。他倆都討厭炎熱。要是依著他們，最好把鄉居的房子搬到格陵蘭。但他們需要像樣的郵政系統給他們送書來，每星期還得把雪莉為《紐約人》雜誌寫的報導寄出去。他們只得將就住在緬因州，但願那裡的氣候比較涼快、濕潤，這個希望倒是難得落空的。 一九五〇年，喬治·塔拉斯五十一歲，即將寫完他的第三本書，他在裡邊斬釘截鐵地斷言道，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幾乎逐字抄襲了帕斯卡爾·保科在這以前為科西嘉人制訂的一部憲法。他希望通過此書的出版激起專家們的憤慨。到九月八日，他只要再寫五十頁左右就可以結束了。這天，他習慣地醒來得很早，吃過早餐，開始工作。雪莉大約在七點鐘下雨時出現了，這兩件事是毫無關聯的。她得寫她的文章。這對結婚二十三年沒有孩子的夫婦，在相親相愛的同時，還對整個人類同樣持有極其尖刻的譏諷態度。

十一點左右，雪莉抬起頭來指著海灣方向的一扇窗說：“有人來跟咱們作伴了。” 喬治朝窗外看去，他五年的生活彷彿一下子化為烏有。往事歷歷在目，連細節都清晰得令人難以置信，他似乎又看見了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的一舉一動和沒有動作的神情，似乎又聽到了那種獨特的說話聲音。 塔拉斯在緬因州的房子是石基木頭結構。從每一邊，或者幾乎從每一邊，都看得見海，有時，大西洋的浪花會一直濺進屋裡來，如果窗開著的話。它坐落在皮諾布斯科特與藍丘灣之間一個低平的岬角上。距離最近的一所房屋差不多也有三公里。 “我是來歸還你的兩本書的。”雷伯·克立姆羅德說。他從布袋裡掏出一本惠特曼和一本蒙田的書交給塔拉斯。 “這又不急，”塔拉斯答道。 “如果你沒有讀完，還可以留著。你喝茶還是咖啡？”

“都不要，謝謝你。我喜歡你的房子。這兩本書我真的都讀完了。” 雨停了，但是看樣子很快又會下起來。儘管如此，這兩個男人還是走到外面去。他們選了一條通往海洋的小徑。 “你是怎麼找到我的？” “通過大衛·塞梯尼亞茲。” “你來到美國多久了？” “差不多兩個月。” “以前你會說英語嗎？” “只會一點兒。” 塔拉斯在他過去二十年中坐慣了的一塊礁石上坐下。他們所在的海灣口子朝東南方向而開，被洋面上刮來的風不停地抽打著。他審視著克立姆羅德——抑或基姆羅德（Kimrod）？不，是克立姆羅德（Klimrod），——發現他幾乎沒有變樣。塔拉斯猛然意識到此情此景實在是夠荒唐的。 “天哪，”他思忖著，“我在歐洲大約見過兩萬個男人和女人，也是從各個集中營裡出來的，他們都有悲慘可怕的遭遇，其中好多人的經歷不止在一個方面與眾不同。然而我記得的名字連十個也不到；如果他們出現在我面前，我也認不出來。可是為什麼偏偏記住他？”

“我想，你萬里迢迢來到美國，不是單單為了還書給我吧？” “不是的，不單為這件事，”雷伯含笑答道。 他穿著繩編的涼鞋，布褲子、布襯衫，肩上背著他的袋子。好奇使塔拉斯心中奇癢難忍，但他又感覺到在毛特豪森已有體驗的那種羞怯，這是他記得清清楚楚的。 “不，這不是我到緬因州來的唯一原因，”雷伯補充一句。 他開始自述離開奧地利後怎樣去以色列，後來又到世男各地，不過並不是什麼都說得十分詳盡。 “你的英語相當出色，”塔拉斯說。 “謝謝你。” 他的灰眼睛凝望著海洋。然後他略略低下頭來看著塔拉斯。 “我讀了你寫的一本書，”他說。 “關於公海上海盜行為的法律問題。你至今還在哈佛執教嗎？”

“他們還沒有把我攆走。儘管我竭盡全力爭取做到這一點。” “我需要有人在一個非常專門的領域中給予幫助，”雷伯說。 “你能勻給我一個鐘點嗎？” “留下來和我們共進午餐。這是我的條件。” 他們相視而笑。 “好吧，”雷伯坐在鄰近一塊礁石上，兩條長腿往外伸直。 “最近，”他用緩慢的語調、淡漠的口吻說，“我成立了幾家公司。一共有幾十家。” “我是教國際法的，”塔拉斯立即打斷他的話，像是一種條件反射的結果。 “關於社團法我管得不多。” “我知道。我明白這是兩碼事。我有一些律師在為我工作，負責起草合同之類。我的問題在另一方面。” 直到此刻，他的話才沁入塔拉斯的腦海；平時塔拉斯的反應要快些。

“你說你創立了'幾十家'公司？” “目前大約有八十家。” “都在美國？” “在美國和加拿大。” “你現在多大年紀？” “過十天我就是二十二歲。” 他笑了起來。 “是的，我來到這個國家還不滿兩個月。但事情發生得相當快。說實在的，甚至太快了點兒。我還來不及使自己作好充分的準備。” 塔拉斯張口結舌，直勾勾地望著他。 “這確實是我來拜訪的原因。所有這些公司都是按同一原則建立的：由受託人在一切事務中代替我當名義上的股東。我估計，不論你的學問多麼專門，你還是知道委託書是怎麼一回事。” 塔拉斯只能點頭。 畝伯繼續心平氣和地說下去。 “這些公司涉及許多大不相同的領域：出版、運輸、發行、不動產、廣告、食品、餐廳。我相信它們都很有希望取得成功。其中一些已經開始贏利。你是否想要知道利潤的數字，以便考慮你的報酬問題？” 塔拉斯揉揉自己的眼睛。 “等一等，”他說。 “也許我在做夢，但我有點跟不上你。究競是我產生了某種幻覺，還是你剛才確實對我說過，你在來到這個國家不滿兩個月的時間內已經創立了八十家公司？” “八十一家，”雷伯作了糾正，眼睛裡流露出一點嘲弄的意味。 “以前你從來沒有到過美國？” “這輩子還沒有。” “你只有一個人？” “在你所指的意義上說是這樣。” “你可不像一位大富翁。這沒有冒犯你的意思。林茨別後，發生了什麼事？你是否掘到了納粹戰犯的寶藏？” “我來到美國時什麼錢也沒有，”雷伯平靜地說。 “這當然帶來了一些困難。” 塔拉斯向對方湊近些。 “你在糊弄我，對不對？我猜想，這是一種奧地利式的幽默或者是半猶太人的幽默，是不是？” “我已不再是奧地利人或猶太人。” 緊接著，他說：“至於我的實際收入，我估計九月份可達三萬五千美元。但很快還會增長。因此，你不用擔心你的報酬問題。這一點先說清楚……” “你別再跟我糾纏什麼報酬問題了，好不好？” “這一點說清楚以後，再談促使我來到此地的問題。事情是這樣的：所有的委託書都籤上了我的真名克立姆羅德，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k，1，i。我注意到，你對於我的姓氏中有沒有l這個字母猶豫了一下。” “那麼問題在什麼地方呢？”塔拉斯問，他已經準備認輸了。 “我並不存在，”雷伯說。 “我是非法入境來到貴國的，沒有任何證件。沒有護照，連一張駕駛執照都沒有。” 他抓起一抔塵土。 “這事將來總會引起麻煩。” 他們午餐吃的是蒸龍蝦，這在緬因州算不了一件大事。雪莉和這位年輕的客人邊吃邊談繪畫——對這個話題喬治·培拉斯興趣不是太大，——談得非常熱烈，甚至就一個名叫波洛克的人展開了爭論，當然是彬彬有禮的爭論。 等到只剩下兩個男人的時候——雪莉上巴爾港灣郵寄她的文章去了，——雷伯具體談了他的願望…… “你想成為什麼？”塔拉斯問。 “一個無國籍的人。我不想做任何國家的公民。” “你是奧地利人。做奧地利人為什麼就那麼討厭？” “能不能請你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我可以照辦，但你的想法肯定行不通。這樣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或者幾乎是不存在的。你是否真的要我向你提供所有的細節？我手頭沒有書，我的書在波士頓，我將在一星期後到那裡去準備秋季開課。” “我希望得到初步的答案，塔拉斯先生。以後還可以詳細闡述。” “好吧。現代最早的無國籍人產生於蘇聯在二十年代前期通過的剝奪國民資格的法令，那是針對反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僑民的；後來希特勒德國和墨素里尼意大利也頒布過。這些和你沒有關係。三年前即一九四七年簽訂的幾項不同的和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包含若干有關無國籍問題的條款。確切的條文我記不得了，很抱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無國籍狀態是不受歡迎的，得不到國家的保護……” 塔拉斯中斷自己的話，諦視著這位高個兒、皮包骨、貌似冷漠的年輕人。 “但是你也許覺得自己不需要國家的保護，我說的對嗎？” 微笑。 “是的。” “不過，事情可能會變得對你來說極其困難，比方說，當你想要越過邊界的時候。國際法原則上只適用於有國籍的人。放棄國籍將使你失去一些方便，諸如對等互惠……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 “真是個愚蠢的問題，”塔拉斯說。 “作為一個到美國來的奧地利人，你可得到跟一個去奧地利的美國人同樣的萬便。而作為一個無國籍的入，你就什麼也不是，也沒有什麼可提供以換取你要求得到的方便……” “諸如成立公司的權利。” “正是這樣。” “這會不會導致我已經訂下的合同全部作廢、一律無效？” “會的。除其他情況外也有這種可能。如果有人真的這麼幹，如果有人確實跟你過不去的話……” 克立姆羅德站起身來。塔拉斯的房子已超過一百年，—問間屋子漆成各種不同紅色的天花板相當低。雷伯的頭幾乎碰到頂。他走到窗前，似乎在凝神眺望黑暗的島嶼和邊緣不整齊的海岸線。 “你是否認為，總有一天人不再需要護照，不需要印戳？” “如果這樣，我將感到驚訝，”塔泣斯回答。 “我對男人和女人的評價都不太高，但在愚蠢的程度上，國家遠遠超過人們。你該讀一讀蒲魯東（注：（PierreJosephProudhon），1809—1865，法國社會主義思想家，被稱作「無政府主義之父」）的著作。他是個饒有興味的法國人。 ” “那麼解決辦法呢？” “保持奧地利國籍，或者成為美國人。” “都不行。” “或者弄到一張方便護照。” “那是什麼意思？” “我聽說，可以出錢買護照。既然奧地利、美國、法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已經把你煩死了，處在你的位置，我不妨成為古巴人或阿根廷人。可用拋硬幣的辦法由正反面來決定。” “但不是巴布亞人。” “眼下還沒有巴布亞國，”塔拉斯說。 “但這一切不可逆料。” 他扑哧一笑，“巴布亞人！”他望著雷伯，直盯著那雙由長長的睫毛裝飾起來的灰眼睛——它們是如此令人難忘，如此深沉嚴肅，它們是智慧的火花。 奇蹟發生了：雷伯·克立姆羅德也開始笑出聲來。他確實笑得痛快極了。 喬治·塔拉斯和他一起縱情大笑，那種強烈的幸福感他將永誌不忘。 黑狗—— 4 迪耶戈·哈斯在池中被喇喇地戲水玩兒得正歡，管家來請他去接電話，說是從美國打來的。 媽咪塔說：“我不知道你在美國還有朋友。” “這一定是哈里，”迪耶戈答道。 “這個哈里是什麼人？” “杜魯門。還能是誰？” 迪耶戈拍拍一位女士的手，這位女士名叫孔塞普松(也許是英卡爾納松？)什麼的，她父親擁有三萬公頃土地。儘管如此，她還是相當可愛。哈斯走去接管家拿在手裡的電話分機，衝著孔塞普松（或英卡爾納松）什麼的微笑。不論，迪耶戈的母親在這個問題上會有什麼想法，反正他不打算娶這位女士。 “但我將樂於把她弄到一個黑暗角落裡去，以便往她的裙子裡面瞧瞧。” “哈嘍！哈嘍！”他興沖沖地說。 “我就是年富力強的迪耶戈·哈斯本人。” 在接下來的幾秒鐘內，他感到一陣寒栗，感到脊背陣陣發涼。 “比利亞維森西奧，”遠處一個安詳的聲音在電話中說。 “卡車和聖母像。樹下一條無法通過的河。你還記得我嗎？” “記得，”迪耶戈幾乎在窒息中答道。 “還記得咱們之間的一次談話嗎？” “每一句都記得。” “現在我需要你。” “我有興趣，”邊耶戈回答說。 “我非常感興趣。” 一陣狂熱的衝動使他興奮到了極點。通過洞開的房門，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在阿根廷的未來，除非上帝降下奇蹟，否則他是無法逃遁的：這個孔塞普松什麼的，連帶她那三萬公頃土地，她爸爸的那些罐頭食品廠，她那豐滿的乳房和慵懶的姿態，有朝一日迪耶戈醒過來會發現自己已經跟她成親而不如道事情是怎樣發生的，這要歸功於媽咪塔做的某種手腳。 “你將變得大腹便便，我的小迪耶戈，”他心想，“整天在老丈人的廠子或森林開發區走馬看花，抽抽雪茄，往肚子裡填烹調過了火候的牛羊肉，那些渾身珠光寶氣、嘴巴象章魚的肥軟女人將用溫柔得令人肉麻的眼光盯著你……” 他向電話裡說：“無論你要什麼，無論在什麼時候，天論在什麼地方。” 接著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他傾聽著那個安詳的聲音，一雙黃眼珠子在陰濕的幽暗中閃閃發光。 “我頂多只需要三天時間，”他說。 他晃著腦袋把電話掛上。他的母親從一群太太們那裡走過來，帶著甜得發膩的口吻打聽消息。 “你認識哈里·杜魯門，我親愛的？就是那個美國總統？” “我認識他，”迪耶戈答道，“他遇到什麼問題總要把我叫去。我大概忘記告訴您了，媽瞇塔。” 那天，由於錢不夠（媽瞇塔平時只給月規錢，指望迫使他投降），他賣了自己的一塊白金表和一隻綴有鑽石的煙盒——他二十九歲生日的禮物。他用這筆錢弄到一張護照，姓名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生了布宜諾斯艾利斯（比他的實際出生年月早了三年）。兩天后，即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迪耶戈推說去看在布蘭卡港開設銀行的舅舅，其實坐飛機前往紐約。 當然，他沒有意識到此舉實為對他來說將持續二十二年之久的一段驚險生涯的開始。 迪耶戈·哈斯最感到自豪的是這樣一件事實：他是最早聽到王的召喚並且立即作出響應的人之一。 那人姓蘇斯曼，是個裁縫。他和他的老婆、弟弟、兩個兒子、一個女兒以及他姐姐家的六個人一起工作。總共十七人擠在加起來還不到十平方米的兩間屋子裡。工作時間以外，從午夜到清晨五點鐘，這兩間屋子還是臥室、廚房、洗澡間、起居室、藏書室、閨房甚至廁所。他從眼鏡鏡片和他的勝家牌縫紉機上端詳著雷伯。 “你說你叫什麼來著？” “薩潑斯坦，”雷伯說。 “我要向你建議的事情十分簡單。” “我完全懂得你建議的內容。我不太清楚的是這件事對你有些什麼好處。順便提一下，你的依地語帶有一種很特別的口音。” “我是從電台函授班學的。收聽廣播時干擾很大。” “我相信，到了有人會做不要好處的事情那一天，一定比今天熱得多，”蘇斯曼說。 “你在這筆交易中會得到什麼呢？” “咱們還是從頭談起吧，”雷伯耐心地說。 “你在布魯克林工作、居住。你還到你的住所以外的地方工作。你沒有很多場地。甚至可以說，你的工場裡如果有人要伸出胳膊量一塊料子，他必須把窗子打開。” “這樣他們可以吹到一點幾風，”蘇斯曼苦笑道。 “你把你們縫製的成衣賣給曼哈頓果園街的批發商店。往返一次要好幾個小時……你希望有較大的場地，最好距離你們的銷售點近些，這樣你們就可以提高產量，有較好的居住條件，較好的……” “如此等等，”蘇斯曼說。 “我不必一一列舉了。現在我知道，在那兒附近某人有一個貨棧，貨棧樓上還有四間一套公寓。他的貨棧並不派用場，那套公寓對他來說也太大。而他自己在布魯克林的布希維克區工作。他可以住你的房，你們去住他的。他付你的房租。你付他的。你用貨棧的一半面積做你們的工場，我把另一半租金付給你。當然，你得多花一些租金，但這將從你增加的收入中大大地得到補償。” “你打算用那貨棧的另外一半地方做什麼？” “開一家猶太食品餐廳，”雷伯說。 “將來你們甚至不用自己做飯了。” 十分鐘以後，迪耶戈問道：“你把這類事情叫做什麼？” “物物交換。也可以說是各得其所。” “你只要直接向原來那個主兒租用貨棧的一頭不就完了嗎？” “你說說，這樣做有什麼好處呢？” 他們坐地鐵返回曼哈頓。 “還有，”雷伯說，“我這是在實習。我有一個相當有趣的主意……” 這個“相當有趣的主意”就是“神話一般不可思議的華爾街行動”，它將為雷伯·克立姆羅德在兩天內賺到三百五十萬美元，在十個月內賺到一億美元。 迪耶戈·哈斯是在九月十一日傍晚抵達紐約的。這不是他的第一次美國之行。過去，在媽咪塔玩弄了一次馬基雅弗利式的權術之後，他差點兒沒在美國結婚。 “她像害了偏執狂似地非要我娶一個至少和她一樣有錢的老婆不可，”事後迪耶戈說，“她為我設下了一個可怕的圈套，誘餌是不折不扣的美國駐阿根廷大使的女兒。我宣稱自己搞上了同性戀才得以脫身。但我掂量到了腳鐐手拷的份量。”他在華道夫—阿斯托貝亞大飯店包一個套房住了兩個月，然後和兩三個舞女一起去佛羅里達和加利福尼亞。 “但媽咪塔切斷了我的財路。” 一九五〇年九月，他沒有住進華道夫飯店。他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間斗室下榻，那是雷伯住的地方。租金是一星期十美元，比夜晚收留所好不了多少。 他現在奉雷伯之命到處去跑，而且總是徹底完成各項稀奇古怪的使命。他就是這樣出沒於克立姆羅德的生活圈子，而其時克介姆羅德為他的初期擴張打下基礎以後，正準備把他的活動向其他州展開。 迪耶戈指出，十月十四日這一天，雷伯忽發奇想用那個猶太裁縫在布魯克林的兩間房去交換一個保險業務遊說人在曼哈頓的一個統樓層，同時得到地方開設他的第十四家餐廳。 他認為，三天后的十月十七日是“華爾銜行動”正式開始的日子。 “瞧，”雷伯說。 迪耶戈抬起頭來，看見著名的紐約證券交易所正門。 “很漂亮，”他說。 “你是不是想要把它買下來，還是僅僅租用？” “往低一點兒的地方瞧。瞧柱頭下面。” 迪耶戈把視線放低，只見一個露天小攤在賣熱狗、三明治和蘇打水。一群穿深色套裝、系領帶的男人站在攤子周圍邊吃邊喝。 他問道：“是你的嗎？” “也可以這麼說。”雷伯笑著說。 “但我還沒有把股票投放到市場上去。我賣過幾天熱狗。在這裡可以聽到很有意思的消息。好了，咱們走。” 他們走到松樹街的一座建築物前停下。 “你在這裡看到的是什麼？” 迪耶戈抬起頭來。 “親愛的耶穌啊！”他故作驚人之嘆：“如果這不是一家銀行的話，我將感到驚訝，就讓魔鬼立刻把我置予死地！在曼哈領的這一個地區，銀行少說也有五六萬家之多！我簡直傻了服！” 他裝做近視的樣子，幾乎把他的鼻子貼在一塊刻著“亨特曼哈頓”字樣的巨大銅牌上。 “這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銀行。不過是不是最好的呢，嗯？” “向後轉，”雷伯說。 幾乎就在街對面有一塊用籬笆圍起來的空地。 “你明白不，迪耶戈？” “—點也不。” “來。” 他們走到該區的另一條街上。一個三十多歲的男子在一棟辦公樓前的便道上等侯他們。雷伯作了介紹。那人叫丹尼爾·哈森多夫，是個高級間掮客，在專門代辦不動產交易的韋伯斯持、瑞安、卡爾佈公司當經紀人。三人一起走進辦公樓，乘電梯上十五樓。那是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的上午九點十五分。 一個名叫諾曼的男人認識哈森多夫，向他現出友好的微笑，但是慢條斯里地把另外兩個人——迪耶戈·哈斯和雷伯．克立姆羅德——打量了一番，尤其是對仍穿著布褲子、布襯衫的後者。 他問道：“是你想買這塊地皮？” 雷伯點點頭。 “開價是四百五十五萬美元，”他說時語調不無諷刺的意味。他的神氣有點兒象英國白金漢宮的侍從長推備把一群尋找宿處的美國遊客攆出去。 “我準備出四百七十萬，”雷伯心平氣和地說。 “我希望先付定錢取得選擇權。” “我們已經有一個買主了。” “現在你們就有兩個了。我準備今天就進行談判，在兩小時三十分鐘以後。有銀行保付的支票。” “你願意先付多少？” “按定金的慣例：百分之五，也就是二十三萬五千。” 諾曼看了看哈森多夫，後者點點頭。 “行嗎？”雷伯說。 到了外面，哈森多夫搖搖頭，感慨地說：“在我的老家密蘇里州，賣一頭牛要談一個星期！” “如果真是一頭牛的話，我也會花這麼多時間，”雷伯說。 “那個約會怎樣了？” “我跟他通過電話，我還得給他打回電。他將在一點鐘見你。是我好說歹說才答應的。” “不用費心。你不會得到比百分之十更多。回頭見。” 雷伯把迪耶戈推進一輛出租汽車。 “出租汽車！咱們簡直是在揮金如土！接下來要買一輛卡迪拉克高級轎車了！” 在紐約或其他任何地方，除了地鐵、公共汽車或兩條腿以外，迪耶戈從未見雷伯使用過其他任何交通工具。他們穿過荷蘭隧道前往紐瓦克。 “咱們到那麼遠的地方去幹什麼？” “去張羅那二十三萬五千美元。我能到旁的什麼地方去弄這筆錢？” 過了一小時，克立姆羅德從與他形影不離的布袋裡取出一批開業證書，放到紐瓦克的銀行家面前，經過對方最後一次驗證，克立姆羅德得到了那筆錢。 迪耶戈憑有限的法律知識也懂得，雷伯幾乎把他成立的公司全部抵押出去，才得到這筆二十三萬五千美元的貸款。協議就此達成。 “咱們走吧，”雷伯說。 又來到了華爾街。這回不是哈森多夫在便道上等侯，而是已經和迪耶戈在芝加哥和巴爾的摩一起工作過的本尼·貝爾科維奇。 “但我們從來沒有真正相處得很融洽，”後來迪耶戈指出，“這是有原因的：本尼開口的次數僅比蛤蜊多，幾乎不相—上下。” 他們見到了諾曼。諾曼宣布說，賣方經過商議，同意選擇權以三個月為期。隨後有一番爭論，諾曼企圖把定金從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不過，他顯然並不指望達到目的。半小時後，他們走出去，回到松樹街的亨特曼哈頓銀行大樓。 “一點正我和大衛·費洛斯有個約會，”雷伯說。 他和迪耶戈穿過一間間莊重幽暗的辦公室。 “我們像兩個來修抽水馬桶的管子工，”他們通過一道又一道柵欄的時候，迪耶戈思忖，“至少他應該甩掉那隻該死的布袋！”又是一批秘書對他們進行最後一次盤問後，才讓他們進去。他們終於站在大衛·費洛斯面前。 “十分鐘，”費洛斯說，“那還全然是因為哈森多夫這個王八羔子一再堅持的緣故。” “王八羔子”正站在那裡，神情有些緊張。 “事情極其簡單，”雷伯說，“我們生活在、而且還將生活在一個不斷擴充發展的時期。一切跡像都指出這一點，看起來這種局面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勢。其中獲得好處最多的莫過於銀行。你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銀行的總裁……請原諒，你是銀行董事會的一員。憑這一點，你是鴻運亨通的。你現在遇到一個問題，你們的各個部門目前分散在八棟大小不等的樓裡，有的還相當遠。你在考慮一個合併的辦法……” “你是在哪兒產生這樣一個念頭的？” “賣三明治和蘇打水給你的低級職員的時候，”迪耶戈在一旁喃喃自語，而且差點兒忍不住縱聲大笑。他簡直欣喜欲狂。他剛剛開始明白雷伯的這一策略，並感到極大的興趣和快樂。 “你在考慮一個合併的辦法。在你們的董事會裡，你是這一步棋最積極的支持者，”雷伯語調和婉地說，“你正計劃在曼哈頓島南區與島北區交界的中間地帶實行合併。別的銀行也在考慮這個問題，但在重要性上跟你們不能相比。誰也不想首先走這一步棋，孤零零地落到離此好幾公里的地方去。這就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因為離開華爾街去第五街或麥迪遜大街會導致中間地帶發生擁擠，造成整個島南區的房地產價格暴躍，投資銳減，包括你們的在內。你們在這個地區有七棟重要的建築，價值在三千萬美元左右。” “四千萬，”費洛斯面帶譏笑插了一句。 “三千五百萬，”雷伯不假思索地說。他也露出微笑。 “你這人真逗，”費洛斯說。 “等到你對我有較深的了解時再說。你只有一種選擇，把你們各個部門集中在一棟大樓裡。” “這大樓在哪兒？” “哪兒也沒有。它還不存在。但是你將把它建造起來。大約花一億美元。” “這樣的價格為什麼只建一棟？”費洛斯笑著問道。 “為什麼不造它十二棟？我將在哪兒建造這些大樓？” “你從左邊第二個窗戶望出去。在街的另一邊。前往下看。” 費洛斯幾乎站起身來。但他沒有這樣做。他的眼睛瞇成了一條線。 “我當然知道這塊空地。我的一名助手已打算到那裡去看看。” “告訴他不必費神了。 “已經賣了？” “是的。” “賣給你了？” “是的。賣給我了，”雷伯說。 “我要把它以八百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你。就在今天。正是今天。” 這一回費洛斯可坐不住了。他繞著寫字台轉了一圈，不過沒有走到看得見空地的那扇窗戶前，儘管他的神情像是要走過去瞧瞧。 “我知道，”雷伯說，“你要對我說，你擔心別的銀行最終都將離開華爾街，單單把你們留在這一帶。這將是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但是他們不會離開。” “為什麼？” “因為你們不走。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幾乎同樣重要。他們中大都也有和你們一樣的問題：沒有地方。” “你為他們也都買下了地皮？” “那沒有必要。你們的銀行是東海岸最重要的一家。別的銀行需要的空間大大少於你們。假定我把我們所在的這棟大樓賣給別家銀行……” “別的哪一家銀行？” “一家大銀行，其財力足以購買你們所要賣掉的。在華爾街範圍內已有這麼一家。他們買了這棟大樓，就將留在這一帶。” 費洛斯走過去重新坐下。 “以後你還有什麼東西賣給誰？” “你還有什麼想賣掉？” “一切。” “你們的七棟大樓？” “如果我們買下你的地皮，蓋起一棟——比方說蓋起一棟六十層的大樓，那麼我看不出我們還有什麼必要抱住那些舊大樓不放。即使一家銀行有時候也不反對擁有一些現錢。” 雙方有片刻都不作聲。 雷伯的眼睛迷迷濛蒙，彷彿罩上一層灰色的煙霧。 “那我表示同意，”他說。 “我就把你們的七棟大樓全賣出去。當然是賣給銀行。或者某一類金融機構。” 又是默不作聲。 然後費洛斯說：“我得跟董事會的其他成員商量一下。我不能自作主張採取這一決定。” “不，你可以決定，”雷伯說。 “亨特曼哈頓銀行董事會的每一個成員都可以代表銀行做五千萬美元以下的交易。我那塊地皮今天的價格是八百萬。明天會漲到九百萬，星期一是一千萬。而一棟六十層的大樓將花掉你們一億二千萬左右……我有一個建議，再過兩小時三十四分鐘，我還會到這兒來。我將向你們遞交你認識他本人的一位銀行家的信。在這封信裡，他將同意買下你們的大樓，條件當然是你必須購買我的地皮並在上面蓋一棟新大樓。如果這樣的話，你是否願意買我的地皮？” “我全明白了，”迪耶戈說，“你要把兩小時以前出四百七十萬買下來的一塊地皮以八百萬美元的代價賣給這個傢伙。其實，你也沒有出四百七十萬，而只是付了二十三萬五千美元定金——這筆錢是一家銀行給你的貸款。你的利潤是三百三十萬。除去銀行貸款和各項開支，粗略說來也有三百萬。此外，你還可以得到出售松樹街那棟大樓的一筆佣金。而你沒有掏一分錢腰包。讓我表示一下我的喜悅和驚訝吧！” “你什麼也沒有弄懂。” 下一個約會地點在百老匯，走過去大約十分鐘。這是那天的第四個約會，跟其他幾個一樣（紐瓦克銀行的約會除外），也是由哈森多夫牽的線，時間安排在兩點三十分。紐約工商銀行董事長哈維·巴爾身材魁偉，膚色微紅，態度耐心。他讓雷伯·克立姆羅德說，一次也不打岔，並且像是為了進一步證實他沒有理解錯似的，一直到雷伯的話告一段落時說：“第一，你向我保證亨特曼哈頓銀行不會離開華爾街；第二，你說該行要遷到目前所在地點的對面它將興建的一棟大樓裡去；第三，為此目的該行要向你買一塊地皮；第四，對我們有利的做法是買下或保證買下松樹街的亨特大樓，一俟該行從那裡遷走我們就搬進去；第五，新大樓落成大約需要六年時間；第六，我們應當放棄曾經考慮過的遷往曼哈頓中間地帶的設想，理由有兩層——我們不用象白痴似地孤零零掛在那裡，而且我們一走，本來會使華爾街一帶的房地產，特別是我們的房地產跌價；第七，宣布我們留下的決定，相反將導致這些房地產的價格上漲；第八，你有七棟大樓可出售、交換和再交換，按這樣的方式其他六七家銀行或金融機構肯定會仿效亨特和我們帶頭遷移的榜樣；第九，也是最後的一點，我必須給你一封信，信中我以我的銀行的名義保證，一俟亨特大樓騰出來，即在六七年內，我就把它買下，不過條件是我們要得到亨特曼哈頓的保證——該行不得悄俏遷往曼哈頓中間地帶，該行將購買你的地皮並在上面建造價值至少一億美元的新大樓，而該行的各個部門及其總部將集中在那裡。” “總之，是這樣，”雷伯說。 迪耶戈拼命忍住自己格格地笑出聲的強烈衝動——這已經是一天裡的第二次。 “來一支雪茄？”巴爾建議。 “我不吸煙，謝謝。” “那麼，來一杯威士忌？” “謝謝，不了。” 巴爾搖搖頭。 “我要告訴你的是，我有一些對你來說不大妙的消息。我們所在的百老匯這棟大樓，並不是我們銀行的財產。我們還有不到三年的租借權。租約將於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到期。我們試過種種辦法希望延長租借期。但沒有成功。房東斷然拒絕延期。換句話說，我們不能等待六年、七年或八年之後亨特曼哈頓喬遷了再搬。我們必須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前撤走。你認為新的亨特大樓到那時能落成嗎？” “不。” “你認為我們會愚蠢到這樣的程度：先搬一次家，過三四年再搬一次？” “這不是十分明智的做法。” “我不說你也明白。你的計劃行不通，基姆羅德。” “敝姓是克立姆羅餡。K，l，i，m。我可以請你看一些東西嗎，巴爾先生？” 他向貝爾科維奇打了個手勢，貝爾科維奇便把一些文件放在桌上攤開。 “巴爾先生，你的房東姓丘契爾，詹姆斯·安德魯·丘契爾。昨天我跟他見過面。他同意把這棟樓賣給我。你現在看到的是已經簽字的出售承諾書。現在你同意購買松樹街的大樓了吧？硬性規定的附帶條件是：至多不超過一年，我將向你提交我是你的房東的證明，據此，我同意把你的租約延期，直到你們能遷入亨特曼哈頓的原址時為止。” 第二天，十月十八日，亨特曼哈頓銀行由該行未來的大股東和最有實權的行政負責人大衛·費洛斯為代表，就購買松樹街該行總部對面那塊地皮一事付了地價百分之十的定金，即八十萬美元，取得選擇權。 當天，雷伯·克立姆羅德就把這筆錢存入紐瓦克銀行——正是這家銀行同意給了他三萬美元貸款購買卡車和摩托車，二十三萬五千美元的第二筆貸款也是該行給他的。 靠了邊筆存款，再仗著亨特曼哈頓已付定金這一點的力量，克立姆羅德可以得到同一家紐瓦克銀行提供的四百五十萬美元短期貸款，最終把地皮買下來。 隨後他便能把地皮賣給大衛·費洛斯（十月二十六日交割），從而全部償還紐瓦克銀行的貸款。 克立姆羅德從這一宗買賣獲得的純利為二百九十二萬美元。對王崇拜得五體投地的阿根廷人宣稱，這筆錢是王在四十八小時內賺來的，這話過頭了，應該說在九天之內。 不過，真正的好戲還沒有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