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波哥大的燭台—— 6

上午八點十分，一個相當肥胖、但身段還不太難看的高大男子，從慕尼黑策佩林街上靠近伊薩爾河的一幢私人住宅里走出來。他豎起大衣的狐皮領子，戴好漂亮的羊皮手套，打開他的車庫門。那裡停放著他引以為驕傲的一輛梅塞德斯轎車，擦得鏗光瓦亮。他坐到方向盤後，聽引擎發出輕柔的顫動聲感到得意非凡。他扳動排檔。 “請不要動。” 這聲音十分溫和而有禮貌，所以他並不感到驚慌。及至轉過頭來認出了那雙眼睛，—陣直透骨髓的恐怖使他頓時癱倒。 “這不可能！” “可惜這是事實，”雷伯說，“我知道你的孩子即將出來，你要送他們去上學。這不會改變我的計劃。對你也沒有好處。我將被迫把你的孩子也殺死，然而我不想這麼做。現在，請照常駕駛吧。”

“米歇爾……” “請開車。” 梅塞德斯倒退出了車庫，緩慢地在房屋前面停下。兩個裹著紅藍羊毛圍巾的孩子走出來。他們看到父親身旁坐著一個陌生人，顯得有些奇怪，但是雷伯含笑對他們說：“你們的爸爸跟我是老朋友。他曾經有二十個月象疼孩子那樣愛護我。來，上車，我們把你們送到校門口。” 兩個孩子笑著向他問話。雷伯告訴他們說，他叫米歇爾，更確切些說，是他們的爸爸這樣叫他，因為他們的爸爸不喜歡他的另一個名字。那麼另一個名字叫什麼？哦，他說，這另個挺古怪的外國名字，他們可以問自己的爸爸那到底是個什麼名字。 他們到了學校門口，雷伯向駕駛梅塞德斯的那位說：“稱應該親親你的孩子。他們怪可愛的。” 孩子走進學校去，汽車開走了。

“米歇爾，我的上帝……” “咱們去達豪，”雷伯說，“請往那兒開。毛特豪森太遠，而且還得越過邊界。將就一下去達豪吧。” “米歇爾……” “我的名字是雷伯，”雷伯笑道，“請稍慢一些。我不希望咱們發生車禍。而且我希望你不要開口。聽你說話……只會使我心中的怒火燒得更旺。懂嗎？” 他們一路保持沉默。達豪集中營已出現在前面，時隔二十三個月以後仍保持原來的樣子。 “咱們不進去了。這沒有必要。只要沿著圍牆把車開到看得見焚屍爐的地方。” 兩分鐘過去了。 “行了。現在請停下。下車吧。” 雷伯也下了車。他左手拿著一罐東西，右手拿著武器。 前黨衛軍少校嚇得失了音，他問：“你真的會殺死我的孩子嗎？”

“我想會的，”雷伯說，“但我不敢肯定。我非常憤怒，不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會走得那麼遠——把他們也殺掉。” 雷伯把罐子送給他。 “請把它打開來喝下去。” 前黨衛軍中校旋開蓋子，立刻嗅出了氣味。他用一種似乎被掐住脖子的聲音說：“這是汽油。” “是的，”雷伯說。 “我記得，三年零四天前，也在這個時候，你曾經強迫一個法國男孩喝過。所不同者，他喝的還是廢油。可能因為當的你們汽油不夠。他才十歲，他是七月二十三日生在波爾多的。我對他記得十分清楚。他折騰了十個鐘頭才死去。我想，你會喝下這罐汽油的，因為你直到最後還將抱著我也許不殺你的希望。的確，你有一個機會。儘管希望不大，但畢竟還有。但是，在你喝下去之前……”

他從茄克衫口袋裡取出一件用紙包起來的小東西。 “一件禮物，”他說。 前黨衛軍中校拆開紙包，發現裡面是一支唇膏。 “我非常希望你搽一點在你臉上，特別是嘴唇…… 時間在逝去。 “對。面頰上也請搽一些……很好。現在你可以喝汽油了……這罐子也是你的，所以不伯你不認賬。這封信將在你的口袋裡發現。它是一個名叫扎茨卡留斯的立陶宛少年寫的。你會對我說：他已經死了。但這難道是充分的理由？他在這封信中描繪了你們是怎樣對待少年兒童的，我也是少年中的一個……請再喝一點……” 他從極近處開槍打在右頰顴骨下面。然後他把槍放在前黨衛軍中校威廉·霍赫賴納尚有些微溫的手中，讓死人自己的手指再一次扣動扳機，這次是向一叢灌木中打的。他一直憋到離現場很遠才開始嘔吐。後來，鐸夫·拉扎魯斯又停了兩次車，好讓他再嘔吐。

“注意，”鐸夫悄悄地說。 那個女人剛又出現，這次和她一起的還有兩個男人。 “其中一個你認出了沒有，小伙子？” 雷伯點點頭。兩個男的中較矮的一個是德國人，三個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賴納賴處決在達豪的焚屍爐附近之後，雷伯和鐸夫曾看見他駕駛一輛在薩爾茨堡和慕尼黑之間運送《星條旗報》的卡車。憲兵對這些卡車從不檢查，頂多笑噶嘻地拿走幾份報紙，因此幾乎每一趟都有納粹逃亡者搭車躲在一捆捆報紙後面。至於這個短髮灰白，神態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薩爾茨堡結雷伯指路的那一個，她告訴雷伯可以在鐘樓附近的照相館裡找到名叫洛培爾的攝影師，從而把雷伯送入埃潑克設下的陷阱。 這個女人是雷伯·克立姆羅德著手進行的追捕計劃的第一步。 （查明霍賴赫納的下落並不難，因為這位黨黨衛軍中校於一九四六年初乾脆回來經營他的紡織廠了。）雷伯從慕尼黑返回奧地利後不到一百小時，又找到了這個女人。到那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為止，他和拉扎魯斯在一起或分開跟踪這女人已有四十三天。

“小屋裡還有人，小伙子。至少三個男人。” “四個，”雷伯說。 時間已是晚上十點左右，估計這將是一個寒冷的夜晚。 在他們躺著守望的一片小樹林下面，可以看見老家湖鎮的燈光。這個市鎮地處死山的心臟，那裡有不少湖泊夾在垂直的斷崖之間，湖深水黑。在戰爭行將告終的最後幾個月，有六萬穿便服的“平民”攜帶著從整個歐洲劫掠得來的財物，在這裡找到了避難所。 “四個男人和另一個女人，”雷伯說，他是從這樣一種假設出發的：那個和埃潑克串通一氣的女人可能在波希米亞公署附近的房子裡住過。他的估計是正確的。根據雷伯的描述，那一帶有兩個店主認為她就是蓋爾達·胡貝爾。他們還說出了她來自格拉茨——埃立希·施泰爾的故鄉。其餘的就好辦了。這個女人是為奧地利紅十字會工作救濟難民的。憑這一點她能搞到各種各樣的通行證。

“有動靜了。” 第三個男人從小屋裡出來，鐸夫和雷伯都認出了他。 “阿爾尼·沙義德，”銻夫說，我的老伙計阿爾尼，他特別喜歡訪問這里和羅馬之間的方濟各會修道院。 ” 鐸夫己跟踪過沙義德兩次，每次都被帶到羅馬梵蒂岡門口。沙義德每次都是一個人從那裡出來，顯然已把他護送的逃亡者託付給羅馬教廷。沙義德也為紅十字會工作。 “鐸夫？” 雷伯已有好長時間一直把雙筒望遠鏡朝山下對准通往那座木屋的小道的最初幾個彎了。 “兩部汽車，鐸夫。不過它們已經停下，兩部都停了，並且剛剛關掉前燈，離這兒不到三百米。” 他倆在黑暗中互相看看對方。 “警察？” “不會是警察，”雷伯說。 那兩部梅塞德斯大型轎車肯定不屬於奧地利警方，也不會屬於任伺一國的佔領軍當局。不，這裡另有文章，鐸夫想必也考慮到這—層，他從原來的崗位上退後幾步，也舉起他的雙筒望遠鏡來調節焦距。

過了半分鐘，他說：“十天以前，我緊跟在阿爾尼後面第二次從意大利回來時，我看見過—輛相同的梅塞德斯。左邊的後門也壞了。那是在因斯布魯克。車上三個男人的模樣都像是神槍手。阿爾尼上了他們的車。我還記得車的牌照號碼……你等我一下，小伙子。” 他悄悄往山下滑行，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 過了不到一分鐘，木屋裡的電話鈴響，立刻有人抓起聽筒。又過了三分鐘，木屋周圍開始有動靜了。雷伯見那幾個到目前為止一直在悠閒聊天的男人跳了起來。其中一個衝到屋外，另外幾個也探出頭來，手裡拿著武器。雷伯估計剛才有人向他們發出警報。 過了片刻，雷伯聽到一陣幾乎察覺不到的聲息。他躲到一棵樹後面，手指扣在扳機上。 接著是耳語般的話音：“小伙子！請不要把我斃了。”鐸夫氣急敗壞地出現在大約五米以外。

“是那輛車和那幾個傢伙。只是現在那裡有八到十個人。而且還有人來。這倒有點兒象斯大林格勒的重演，我的小老弟。我敢用一位拉比跟你賭一個蘋果餡煎餅，他們是衝著咱們來的。” 他笑容滿面。 “我在納悶兒：這木屋裡的那些王八蛋究竟是什麼人？你能肯定裡邊沒有阿道夫·希特勒？” 一刻鐘後，他們有證據可以斷定這確實是一場兜捕：在他們周邊一個半圓形範圍內，所有的手電筒都亮了，而他們差不多正好處在半圓形的中央。 “但他們在斯大林格勒最後還是輸了，”鐸夫說。 他和雷伯沿著小小的老家湖東岸移動，已經到了離木屋大約一公里的地方，然而還不是逃跑。他們在樹下走，心裡並不十分焦急既然通往老家湖鎮的下坡路已被切斷，他們就打算再往東設法到達名叫無底湖的另一個地方。到了那裡，他們準備或者前往溫泉湖鎮，或者去求助，哪怕是向警方求助。但是，走在前頭的雷伯突然止步。另一條由手電光組成的兜捕線出現在他們右側。包圍圈已經合攏，或者差不多已經合攏。

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只有繼續一直朝前，磕磕絆絆地在越來越陡峭的山坡上爬。 他們加快速度，此時，在晴朗的夜空下已經可以看到前面是死山的一座座雪峰。 “咱們絕對沖不出去，”鐸夫說。 “至少我不行。我沒有你那兩條年輕的腿，小伙子。”他已經準備發動反攻，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但雷伯不讓他停下。手電光的弧線現在離他們不到百米。他們只得向無底湖的西北方突圍，有一剎那他們看見幾輛汽車亮著前燈停在小路上，這條路是從無底湖通過來的，而另一端卻在四五公里外形成死胡同。小路上已有人嚴陣以待，在汽車的前燈光下可以看到他們也都執有武器，有幾個還帶著步槍，臉朝著他們這邊。 “第三帝國的殘渣餘孽全在這裡，”鐸夫哈哈笑道。 他已經摔倒過兩回，眼鏡也丟了。黑暗中他簡直什麼也看不見。雷伯自然得扶著他，帶手電的人們在後面緊迫不捨，越逼越近。 他們右邊出現了另一些光亮，那是戈斯爾的燈火。他們已經跑了有兩個小時，前面已看得見托普利茨湖。鐸夫再也走不動了。他高聲喊叫，向追趕他們的人說他是鐸夫·拉扎魯斯本人，他準備跟他們拼了…… 拉扎魯斯得到的回答，是六七響毛瑟槍乾脆的劈啪聲，這種槍在戰時是發給德國軍隊中一等射手的。鐸夫和雷伯都沒有被打中。他們又往一堵峭壁上爬，坡面越來越陡，不久鐸夫就拒絕再往前走或往上爬。托普利茨湖在他們下面，幾乎成垂直方向。鐸夫說就在此地停下，這中空的巉岩就像一座平台，“從這裡望出去風景太美了”。他平靜地搖搖頭，興許還在黑暗中微笑。他說要留在此地，並打算阻止這支納粹大軍過於逼近，儘管他已丟了眼鏡。 “你想想，小伙子。其實，我敢肯定，憑你這腦袋瓜子，在我之前你已經想過了；咱們這樣是逃不出去的。他們比咱們跑得快。所以，我要你定下神來，小伙子，要你豎起耳朵聽你這顆與眾不同的鬼腦袋的話，它會告訴你這是咱們僅有的一線生機……”他將盡可能堅持到讓雷伯用兩條山羊腿超過死山，也許還能討到救兵。 “我走不動了，雷伯。你有什麼辦法？背我走嗎？我足有九十公斤重，這都是喝啤酒造成的。請走吧，小伙子。你要找到你在搜索的那個傢伙，把我也算在他的帳上。”雷伯·克立姆羅德同意讓他留下，開始一個人爬山。當然，雷伯才走了幾分鐘，就听到槍響。他還聽見鐸夫用最大的嗓門唱著——“我的俏姐兒躺在汪洋彼岸，我的俏妞兒躺在大海那邊。” 雷伯在黑夜中拼命往上爬了大約兩百米，這時聽到一件龐然大物重重地摔倒在山坡上，接著掉進了冰冷烏黑的湖水。他以為鐸夫已經死了。但隔不多久，他聽見兩支科爾特手槍還在沉著應戰，而且那個帶有愛爾蘭口音的嗓子又唱了起來。 但這歌聲終於被未了一陣槍響所打斷。 凌晨三點鐘左右，他又回到望得見木屋的地方。那裡看不到有人放哨，但是有燈光。他潛行到陽台上，有一個人聽見他的腳步聲，用德語問：“你們逮住他們沒有？” “只逮住一個，”雷伯答道。 那人出現在門口，腋下夾著一支雙筒獵槍。他一看見雷伯，急忙準備舉槍。雷伯的一顆子彈已經打穿他的喉嚨。他走進木星，那裡只有不帶武器的另一個男人和兩個女人中的一個，但不是蓋爾達·胡貝爾。 “請別動，”他對嚇得面無人色的一男一女說。 他握著手槍（槍管朝下）檢查其他幾間屋子，沒有發現其他人。目不轉睛地望著他的那個男人，長著一張瘦削的臉和鷹鉤鼻，頭有點兒禿。 他問道：“您在找什麼人？” “埃立希·施泰爾。” “我知道有一個叫埃立希當律師。” “正是這一個。” “我一點不曉得他可能在什麼地方。甚至有可能已經死了。他的一雙黑眼睛亮閃閃的，使他的相貌有點兒象猶太人。” “你是誰？”雷伯問。 正在這個當兒，從他故意打開一半的門外傳來至少兩部汽車的引擎聲。 “你是什麼人，為什麼這樣受到保護？” “您錯了，”那人說，“受到保護的那個人晚上已經走了。我只不過是這所房屋的主人。我也從來不知道躲在這裡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 克立姆羅德接過那人身上帶著的證件。那個時候他還沒有聽到過阿道夫·艾克曼的名字。 約爾·白尼適在羅馬見到雷伯·克立姆羅德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前後。兩個年輕人闊別將近十八個月之後的這次重逢倒不是什麼巧遇。白尼適在意大利代表哈葛那組織主持打通移民渠道。 （三個月以後，他將積極參與把四千五百一十五人裝上一條美國客貨船“加菲爾德總統”號，這條船因而變成了“出埃及”號。） 他和克立姆羅德將近中午時分在聖安琪洛城堡前面相遇。 “你怎麼知道我在意大利？幸好我及時發現你留在別爾契克那裡的條子。明天我就要離開羅馬。” 克立姆羅德解釋道，他去找別爾契克，“是為了向莫薩德或哈葛那的人談一件事”，為了讓人家了解他，他舉出了幾個能為他作保的人的名字。 “你也是其中的一個。別爾契克告訴我，說你在羅馬。你能勻給我兩個鐘頭時間嗎？我想指給你看一個地方。”他把白尼適帶到聖彼得廣場旁邊通往維亞克雷申焦的一條小街，指給他看一塊用德意兩種文字書寫的牌子。 “逃亡路線是通到這個地方的。他們經由林道和康斯坦茨湖邊的布雷根茨離開德國，或者通過雷申山口，也就是你和我兩年前走的那條路。他們通常坐轎車，有時坐大客車，夜裡住在方濟各會的修道院裡。那些修道院是驛站，我為他們列了一張清單。安排出逃的人有一個名叫阿爾尼·沙義德。還有一個女人蓋爾達·胡貝爾。這些人另有一份名單。到了羅馬，由掌管梵蒂岡教廷某官方機構的一個德國人海德曼照料他們。海德曼向他們提供從紅十字會弄來的護照。其中某些人甚至被授予神職和耶穌會教士的假證件。他們經由巴厘離開意大利，更多的是從熱那亞走。一部分人去西班牙、敘利亞和埃塞俄比亞，但前往南美的很多。好幾百人已經這樣逃了出去。” 白尼適聽了大為震驚。 “你一下子從哪兒搞到這麼多情報？” “我是在查訪別的事情過程中發現這一切的。我得把這些情況告訴什麼人。” 末了那句話說明他沒有應該匯報的上級或組織。白尼適其時正步步高升：上頭終於認識到他的才幹不應僅僅作為一名爆破手使用，於是派他執行更細緻的任務。白尼適知道他這個以前的同路夥伴斷絕了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的一切聯繫。某人曾向他談起有個姓克立姆羅德的人正在為“納卡姆那幫白痴”效勞。 他問道：“你還跟他們在一起嗎？” “不。很久不在一起了。” 。拉扎魯斯呢？ ” “死了。” 其餘隻字不提。他們沿台伯河走著。白尼適仔細觀察克立姆羅德，發現他變了。主要不在於身高和體重，儘管雷伯又長高了些，體重也有所增加，但他仍然是一副長腳蜘蛛的體態，走起路來還是那樣明顯地慢慢騰騰，凝滯的目光依舊那麼深不可測。變化是在其他方面：他變得比以前老練，並且對未來顯然胸有成竹。 “你找到你要查訪的對像沒有，雷伯？” “差不多了。” 靜默。 接著，白尼適突然說：“我一直對你懷有很深的友情。真的。如果有什麼事情需要……” “謝謝你。不需要。” 又是靜默。 為了填補空白，白尼適開始談論將誕生在太巴列湖旦河畔的那個國家（注：作為猶太人的國家的以色列共和國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告成立。），他和雷伯以及其他許多已經來和將要來的人，終於能在那裡各得其所。他談到未來的冒險壯舉，甚至準備去征服內格夫沙漠，不由得越說越興奮。 回答來得緩慢，但很明確。 “其中沒有我，”雷伯說。 “你和我差不多一樣是猶太人。做猶太人也可以選擇。” “我什麼也不是。什麼也不是。” 白尼適即使字寫得很小也差不多用了二十頁才錄下那份清單，包括姓名、修道院、中轉站等等。所有這些情報雷伯在“查訪別的事情”過程中蒐集到的。 白尼適在一種怪不自在的感覺推動下笑了起來． “這像是你在給我一份告別禮物。” “也可以這麼說，”雷伯說。 這時，他的眼睛裡洋溢著溫暖的友情，臉上泛起笑容。 他的大手摟住白尼適的肩膀。 “謝謝你，謝謝你的一切。”他告辭後，過台伯河而去。 在丹吉爾，亨利·阿爾特也在差不多的時間又見到了克立姆羅德，“大概在四月中旬吧”。 “他來找我的時候，就像我們昨晚還見過面似的。他問我是否願意跟他一起做幾筆買賣。他有一點錢，大約六千美元，想要把它統統押上去，來個孤注一擲，要么翻番，要么傾家蕩產。 “他看上去有二十二三歲。他這第二次在丹吉爾的逗留，前後有四個月光景，這段時間內我們跑了四趟買賣，都獲得成功。除去各項花銷，我們的利潤為每箱五十美元多一點點。第一趟有一百二十箱是他的，此後他每趟都有二百箱。算起來並不難：他的純利可達三萬五千美元。 “說到他離開丹吉爾的情況，這就和他的到來一樣簡單。他只是對我說，我們的合作'對雙方都極為愉快和滿意——他確實是這樣說的，語調緩慢柔和，帶有相當老練的謙恭態度，——但他說，他要走了。我向他表示了遺憾，承認我對他懷有很深的友好感情，幾乎是一種眷戀。我還對他說，我們滿可以在一起掙得一筆財產。他向我微微一笑，對我說，他對此不願興趣。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但他的胳肢窩裡夾著一副小小的畫，外面沒有什麼東西裹起來；他把畫給我看，問我是不是喜歡。我從來不是這方面的行家，我在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塊一塊的顏色。我就這樣對他說，他放聲笑了起來，但是這種笑從不及於雙目，他的眼睛頂多只是稍稍睜大一些。 “他說：'畫上的簽名是一個叫康定斯基（注：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國畫家，抽像畫派的創始人之一。）的人，他在三年前去世了。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畫家。亨利，一個人可以為一副畫殺人，但是一個人也可以為一幅畫被殺……， “他在巴斯德林蔭道上買了一隻大小和那幅畫一樣的布袋。據我所知，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初離開丹吉爾時攜帶的唯一行禮，他的目的地我不知道。袋裡裝著那副畫，還有他一直帶來帶去的兩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