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薩爾斯堡的攝影師—— 6

到了派耶爾巴赫，雷伯跳下那輛只有一匹馬拉的大車。那個農民不再往前趕車了。雷伯微笑著向他點點頭。 “太感謝你了！希望你的孫子很快就回家來。我相信他一定會回來的。” “好孩子，但願上帝能聽見你的聲音，”老農民回答。 雷伯沿著彎彎曲曲的道路走去。他的正前方和右側都是海拔兩千米以上的山峰。雷伯不再穿那位英國將軍的衣服和鞋。他把它們賣了，除了換得一點錢以外，還得到一件藍襯衫和一條褲子，他穿起來還算合身；同樣，一雙繫帶的便靴雖然沉，倒也合腳，只是右腳的那一隻靴尖上裂開了好幾厘米的一道口子。 他是六月二十三日將近中午時分到達萊歇瑙的。清晨，他在維也納搭上一輛吉普車。吉普車把他帶到維也納新城教堂附近的廣場上，戰爭在那兒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後來，在諾因基爾興外四公里的地方，那個趕車的農民又讓他搭上了馬拉的大車，當時他兩隻腳都出了血，但還在走。

萊歇瑙是一個村莊。雷伯問訊的第一戶人家就告訴他在哪兒可以找到埃瑪·多寧。他穿過一片山間的小牧場來到一座在石頭地上用圓木蓋起來的房屋前。看起來這座木屋相當大，可以住好幾個人。三個孩子年齡大約從兩歲到六歲不等，都是金發碧眼，依次坐在屋前的石槽邊上，乖乖地把手擱在裸露的膝蓋，紋絲兒不動，安生得出奇，但是個個都臟得使人討厭。空氣中陳了春天潮濕的泥土氣息，還有一股煙草味兒。雷伯微笑著和那幾個孩子說話，他們卻誰也不答碴兒，全用一種相同的恐懼眼光望著他。 雷伯繞著農舍轉了一圈，總算找到那個女人。她的身體肥碩得很，一雙結實的大手現出挺粗的青筋。雷伯告訴她，他叫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從維也納來，是律師約翰·克立姆羅德的兒子。那女人聽了，一點反應也沒有。她那形似刮勺的粗壯手指，不停地碾去包穀的硬皮，把籽粒倒入一口煮湯用的鍋，鍋裡已經盛著水、幾隻土豆和蘿蔔。雷伯站在她面前，只見她半禿的頭頂上稀稀拉拉幾縷灰黃色殘發給汗水粘在一起。

“你曾經在我父親的住宅幫過傭，”雷伯說：“我想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 她卻反問雷伯為什麼偏偏來找她。雷伯解釋道，是波希米亞公署後面一條街上的一個木材商讓他找到這兒來的。她聽了這話，心裡琢磨著，直到碾完兩個包穀穗頭，把鍋捧起來——不讓雷伯插手幫忙——端進屋去，架到爐火上，然後方始說： “我從來沒有給一個姓克立媽羅德的先生幫過傭。” “但Q是你在他的住宅里幹過活，在一九四一年九月。” 她這才第一次正眼看著雷伯。 “你是為那幾個小鬼來的，對嗎？” “不。” “你一定是為他們來的。那個娼婦又在抱怨了。她在維也納到處和美國人鬼混，把這些小鬼寄養在我這兒，給我的錢卻少得可憐，還要我把他們當龍子鳳孫伺候。”

這時可以聽到一陣赤腳走路的輕微聲響。雷伯轉過身去。那三個小男孩剛好出現在門口。其中一個的顴骨上有一塊青紫，三個孩子的腿上個個都有鞭痕。 “我也是為他們來的，”雷伯說，“她要我來看看他們過得怎麼樣。現在，請你行行好，回答我的問題吧。” 她先是垂下眼簾，帶著怨氣說：“我實在很想往湯裡放幾片鹹肉。” “我正要你這樣做，”雷伯說，他的雙限仍盯著她瞧。 他開始提問題。一九四一年九月，是誰啟用她在克立姆羅德的住宅當管家？她回答說，是一個名叫埃潑克的人。 “這個埃潑克是這幢房子的主人嗎？”“不是。”“那麼，埃撥克的上司是誰？埃潑克聽誰的命令？”她記不得那個人的名字了。雷伯微笑著搖搖頭。 “好像叫特……特……特……”她說，她確實記不起來——至久記不起他的名字了。但她卻記得那人的模樣。他是頭頭。

“他個子很高，人很漂亮，長著一頭金發。” “他穿制服嗎？” “穿黨衛軍制服，”那女人說，“他至少是個將軍，他不常來。” “一九四一年九月，這幢房子裡是否還有過去在那兒乾過很長時間的僕人？多年的老傭人？比如說，一個名叫安東的白髮老人，當時還在不在？” “在。” “如今安東在哪裡，你知道嗎？” “他死了，”她說，“就在那年的聖誕節前，他被軍用卡車壓死了。” 過去的僕人中再也沒有別入留下嗎？ 沒有別人了。她是和另外四個傭人同時受僱的。 “僱用她的是埃潑克嗎？” “是的。” 她從屋樑的掛鉤上取下一塊鹹肉，切了一片，猶豫片刻之後，又切了一片。 “請再切一片吧，”雷伯說，“讓每個孩子都吃上一片鹹肉。我看，還可以讓他們多吃三四隻土豆。”

“你頭一次走進克立姆羅德的住宅那天，屋裡的家具是怎樣陳設的？” 她沒有聽懂雷伯的問題。 “家具？當然有的，”她詫異地回答。 “請加幾隻土豆，”雷伯說，“別挑太小的。” “你是否記得那裡有好多書，成千上萬的書？”“對，記得的。”“那麼，還有畫呢？”“是的，那裡有很多很多畫，如果你管他們叫做畫的話；還有掛在牆上的毛織品；對，叫壁毯。還有不少雕像。” 雷伯挪動了一下位置。剛才步行走完的最後一段路程已經耗盡了他僅剩的精力。他深怕自己臉上露出精疲力盡的神色，會削弱他和埃瑪·多寧打交道的地位。他走到光線較暗的地方。舉起雙手抓住那根掛鹹肉的屋樑，使自己顯得高一點。 “在那間全部是書的藏書室裡，有一座小電梯，你還記得嗎？”

她剛削好土豆。她的一隻肉墩墩的手裡握著一把鋒利的刀子，大拇指緊貼在刀尖上，這時停下來，她皺起眉頭，在記憶中搜索。 “一個像送萊的升降機那樣的東西嗎？它是藏在一塊上面有圖畫的木板背後的，對嗎？” 這“木板”其實就是壁龕的嵌板。 “對，”雷伯說。 她記得。有一次，她還偶然打開過那座籠子。以前從來沒有人對她提起過這台機器，所以那次發現嚇了她一大跳。 “這是什麼時候？” “聖誕節前。” “一九四一年的聖誕節？” “對。” “確切地說，那是在幾月份？ “十二月以前。” “十一月，還是十月？” “十一月。” 原來那是她受僱以後才幾個星期的事。雷伯的手指把屋粱抓得更緊了。

“你看見電梯裡有什麼東西嗎？”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一把輪椅。” 這時，如果她扭頭看雷伯一眼，就會發現他是多麼虛弱，多麼可憐，多麼絕望。然而，她正忙著使鍋子底下的餘燼復燃，再添加柴火。雷伯走出屋子。 過了一會兒，雷伯把孩子們叫去。孩子們溫順地走到他跟前。雷伯在水槽前給他們脫去衣服。槽內有一股清水的細流，是用一條空心樹幹組成的管道引來的。雷伯一個個依次給他們洗澡。 “請你給我一塊肥皂，好嗎？” “你還要什麼？”她哼了一聲，那腔調說明她正在鎮定下來。 雷伯盡其所能為孩子們洗淨傷口，幫他們穿好衣服。然後他轉身對那個女人說， “你什麼時候辭掉工作，離開維也納的？” “二月份，在月底。”

“你離開的時候，家具、書和畫還都在嗎？” 她說，在她離去的前夕，這些東西都讓人給搬走了。那天晚上，三輛由黨衛軍駕駛的軍用卡車開來，把所有的東西全部搬空。至少幾乎搬空。第二天，維也納的舊貨商們又來，把餘下的東西也帶走了。除了一張桌子，因為太重太大無法從門口抬出去，才留了下來。 “埃潑克當時在場嗎？” “他是管這事的。” “請你把他的模樣說給我聽聽。” 她描述了一番。這個埃潑克很可能是那天雷伯去過瓦格納的書店以後，緊接著趕到那裡的三個人中的一個。 “還有你稱他為“頭頭”的那一個呢？就是那個身材很高、很漂亮的人——他也在場？” “那天晚上，他是坐一輛帶旗子的轎車來的。他對埃潑克說，把這個拿走，把那個帶去，並且吩咐埃潑克付清我們的工資，把我們打發走。”

“現在埃潑克在哪裡？” 那女人聳聳肩，眼睛裡露出一種可惡的嘲諷神色。她堵在門口，雷伯簡直不得不把她推開，才重新走進屋裡。又舉起雙臂，伸出長長的手指，握著房梁。 “你不過是個毛孩子，”她說，“我怕你什麼？” 雷伯笑了。 “你當然怕我，”他輕聲柔氣地說，“看看我的臉，再看看我的眼睛，你就會知道你非常怕我。你也應該怕我。”他垂下一隻手，手裡拿著被他拔下的那隻鉤子。 “埃瑪·多寧，我還會回來的。少則一星期，多則兩個月。我一定回來，我要仔細檢查孩子們的身體。如果再讓我發現一道鞭痕，我非割破你的喉嚨，砍掉你的雙手不可。先砍雙手，再割喉嚨……你跟那個名叫安東的白髮老人說過話嗎？就是那個被軍用卡車壓死的。”

她用恐懼的目光看看那隻鉤子，也許用更加恐懼的目光瞧著雷伯伸到她面前的那隻大手，點了點頭。 “我們不常說話。他的話很少。” “這我知道，”雷伯說。 “但也許他對你或者別的新傭人說起過關於我父親約翰·克立姆羅德的事兒。請你仔細回憶一下。” 三個小男孩還是那樣鬼鬼祟祟地溜了進來，悄悄坐下，三張臉把視線從鉤子移到那女人驚慌的臉上，對於此刻正在發生的事情並不顯示出一丁點兒興趣。跟前這三個小男孩，他們的神態，他們的沉默，他們嚴肅的藍色大眼睛，在這座森林環抱的農家屋內，令人聯想起那些充滿了妖怪和神仙的德國民間故事。 “有一次，”埃瑪·多寧說，“他提起過一個療養院。” “你是說，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九月之間，他們可能把我父親送到那個療養院去了，對嗎？” “對。” 她說，這個療養院在林茨附近。安東曾經說起過那個地方的名字，但她再也想不起來了。雷伯從襯衫裡邊抽出一份從英國將軍那裡偷來的地圖。他費了不少時間耐心地把地圖上林茨周圍六十公里以內的所有地名一個一個地讀出來，包括毛特豪森在內…… ……一直讀到……她說“對”為止。那個地名是：哈爾特海姆。 原來是哈爾特海姆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