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薩爾斯堡的攝影師—— 7

雷伯離開萊歇瑙以後，在派耶爾巴赫那個趕車的老人家裡度過了這天餘下的時間，並在那裡過了夜。老農邀請他住下，起先他還不接受呢。自從雷伯和母親、姐姐、妹妹一起離開維也納前往利沃夫直到現在四年來，他這是第一次睡在一張真正的床上，也是第一次在坐著一家人的餐桌旁吃飯。老人姓多普勒，他的三個孫子都被德軍徵募去當兵了。據正式通知，其中兩個已經死了，第三個杳無音訊。雷伯向多普勒談了埃瑪·多寧接受寄養三個孩子的事，請他照看一下那些孩子。 雷伯回維也納以後犯了一個錯誤。這倒不是因為他老是在波希米亞公署周圍悄悄潛行，甚至也不是因為他又回到家裡去過，而是因為他過多地去打聽埃潑克這個人的行踪。他什麼也沒打聽出來。這個名字根本沒有人知道，就像是埃瑪·多寧自己編造出來的。

其實，雷伯知道了這個名字，就已經表明他的調查取得了進展。他對安東·欣特澤耶爾之死的確切情況所作的探究同樣有所收穫。這個在克立姆羅德家服務了五十多年的“白髮老人”，原來死在一輛軍車輪下。要說有什麼出入的話，那就是：雷伯確信，安東無非是被埃潑克謀殺的。 埃瑪·多寧所描述的那個身材很高、長得很漂亮、穿黨衛軍將軍制服的金發男子，無疑就是埃立希·施泰爾。現在，施泰爾也好，埃潑克也好，都認識到，雷伯·克立姆羅德的查訪活動是一個信號，這意味著雷伯已經非常迫近可怕的事實真相。 如果你從林茨朝西北方向去德國的帕騷，會看到哈爾特海姆城堡就在多瑙河沿岸的公路邊上。那地方叫阿爾克霍漢。這是個幽靜的小村落，在奧地利北部，你可以找到好幾百個這樣的村莊。從阿爾克霍漢到林茨，只有十五公里左右。這城堡是一座很大的建築物，幾處窗洞卻被堵死，具有文藝復興時期的風格，又看得出馬克西米連皇帝（注：馬克西米連一世（1459—1519）——德意志國王（1476年即位）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1493年即位））時代沉重陰鬱的德意志特色。堡內有一個很大很大的庭院，環列著氣勢宏偉的廊柱，但他們絲毫也不能沖淡由四座塔樓君臨全堡的整個建築群給人的不樣印象。

“這裡過去是一座療養院，”紅頭髮的電工頗為勉強地對雷伯說。 “也可以說是一家醫院。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我進去過兩次。那見的電線系統發生了短路，他們找我去修理。”剛說到這裡，他就急忙搖擺頭，戒心十足地補充道：“不過我可沒有看見任何不正常的情況。” 這個紅頭髮電工的鋪子，開設在林茨城中離聖三一雕柱不遠的地方。雷伯·克立姆羅德剛在他的店鋪門口出現，電工馬上認出了這個又高又瘦的小青年。戰時，他作為一名電工，曾經幾次進入毛特豪森集中營。他記得當時在集中營裡，黨衛軍的軍官們把這個少年拖來拖去，有一次，他們在雷伯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皮帶，就像牽一條狗似的。和其他曾經或多或少跟集中營打過交道的人一樣，他知道目前戰爭罪行調查委員會正在全力搜捕戰犯。他特別害怕最近剛在林茨成立的猶太人委員會。如今的猶太人都是危險人物，太危險了。他在林茨街頭已經兩次遇到過另一名過去的囚犯西蒙·威森塔爾，此人就住在這裡附近。他夜裡做惡夢，幾次夢見威森塔爾的黑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凶光，儘管認為自己沒有做什麼壞事，問心無愧他只是一個電工，僅此而已，人們有什麼可指責他的？

然而，剛剛走進來向他打聽哈爾特海姆的這個少年也是猶太人。紅發電工清楚地記得，那少年穿的條紋囚衣上面，居於橙色雙線三角形中央的是一個黃色的“J”字。正是這個紅頭髮的電工把那個薩爾茨堡的攝影師的名字告訴了雷伯·克立姆羅德。 奧地利鐵路部門想方設法把一些幾乎已經完全毀壞的無棚車皮重又投放到某幾條路線的軌道上運行，雷伯就是扒上這樣一節車皮從維也納趕到林茨的。六月三十日，他到達林茨。從林茨到阿爾克霍漢這段距離他靠兩條腿和搭乘軍用吉普走完了。軍人很樂意讓老百姓搭車。 雷伯從來也沒有具體告訴過任何人，他到底有沒有進入哈爾特海姆城堡。塔拉斯和塞梯尼亞茲都沒有敢向他提這個問題。 雷伯·米歇爾·克立姆羅德是第一個發現哈爾特海姆城堡內幕的人（當然，曾在那里工作過的那些人除外）；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個偶然的機緣，加上西蒙·威森塔爾的積極努力，這個城堡的真相才正式大白於天下。雷伯抵達薩爾茨堡是在七月二日晚上或七月三日早晨。

從毛特豪森到那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他都是步行的，睡得很少，唯一的例外是在派耶爾巴赫多普勒家過的那一宿；吃得更少，例外還是在多普勒家享用的那一餐，此外他沒有從任何仗義提供的食物得到體力上的補充。他沉浸在不顧一切和戲劇性的孤寂之中，驅使著他的唯有一個執著的意念，查明父親死在什麼地方和怎樣死的？ 那個薩爾茨堡的攝影師姓洛塔爾。 “他不在，”一個灰白頭髮剪得很短的女人對他說，“他住在這兒，但工作不在這兒。你可以到照相館去找他。”她答應雷伯的要求，把那裡的地址給了他——就在鐘樓後面一條有篷的甬道裡。 “你認識路嗎？” “我會找到的，”雷伯說。 他竭力不讓自己露出一瘸一拐的步態離開那兒。穿過一個名叫老市場的的廣場時，他第二次看見了那輛救護車。第一次是在薩爾察赫河的另一邊，當時雷伯正從林茨通到此地的公路上下來。他注意到。那輛車停在公路大橋的橋堍，面朝著他。前座上坐著兩個男兒一動也不動，一副毫無表情的樣子說明他們正在等待指揮者的命令再採取行動。這輛救護車漆成黃褐色，有一個白地紅十字標記。乍一看，並沒有什麼不尋常的地方。

現在，它又停在薩爾茨堡的老城中心，車上一個人也沒有。但是，救護車的牌照上還是那個號碼，右前方的擋板上也有一道刮痕。 雷伯不動聲色地穿過廣場，但接著突然顯得行動頗不利索的樣子，腿瘸得比以前更歷害了。 這時，他距離鐘樓只有二百五十米光景。 二十五分鐘以後，雷伯才走到那裡。 鐘樓背後的甬道又暗又狹；雷伯還沒有到甬道口就能伸手觸到它的拱頂。他往裡走了十來米，經過幾家陰暗的店面，然後看見一塊白地黑字的油漆招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寫著：卡·海·洛塔爾藝術攝影。他一推玻璃門，頓時牽動一隻小鈴，發出尖銳的叮噹聲。雷伯跨進一間低矮的屋子，牆壁和房頂都是未經粉刷的石塊。雷伯的兩側排著幾隻相當大的木頭櫃檯，可是裡邊什麼也沒有，壁架上同樣空空的。

這時，從後面的屋里傳來一個聲音，“我在這兒呢。” 通往後屋的門口掛著一道布簾。雷伯掀開布簾，走了進去。他發現自己面對著四個人，其中的一個立即把槍管抵住他左邊的太陽穴。 “不許動，不許叫喚！” 雷伯認出其中兩個正是剛才坐在軍用救護車前座的人。根據埃瑪·多寧在萊歇瑙向他描述的特徵，他確定第三個人就是埃潑克。至於第四個人，他卻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問雷伯，剛才到什麼地方去了？從老市場到這裡，即使瘸著腿步行也只需要兩三分鐘，可是他為何花了這麼多時間？ 雷伯·克立姆羅德的面容和他的整個舉止都變了，前後簡直判若兩人。現在，他看上去比實際年齡更小，他的虛弱和疲乏超過了可能想像的限度。一雙眼睛狂亂地睜得老大老大。 “我餓了，迷了路，”他回答的聲音差點兒就要哭出來，活像一個被事態的發展弄得不知所措的孩子。他簡直給嚇壞了。

大衛·塞梯尼亞茲接到電話時正在代理外出的塔拉斯的職務，用塔拉斯自己的話講，他是“到鄉下去突擊搜索”的。這次電話想必是從某軍事機關打來的，因為當時公用電話在奧地利尚未完全恢復。對方在電話裡說了一連串急促不清、其名共妙的話，猜想起來大概是英語。 塞梯尼亞茲根據對方的口音作出判斷，然後說：“先生，你可以說法語。”他告訴對方自己是什麼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塔拉斯作主，這幾乎包括所有的方面。說完，他凝神靜聽。那個法國占領軍軍官從薩爾茨堡打電話告訴他的事，越來越使他驚愕得不知如何是好。事實上，他幾乎連考慮也沒有考慮，就憑著一時的衝動，撒了生平第一個大謊。此舉將對他未來的生活產生不小的影響。 “別信那些胡說，”塞梯尼亞茲說：“那個年輕人實際年齡比看上去要大，而且比他的樣子要老練得多。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他是為美國戰略情報局工作的，是他們最好的情報員之一。凡是他對你們說的，請全部照辦。”

直到掛上電話以後，他才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非同小可的問題：是什麼驅使他幹出這樣的傻事來？他該向塔拉斯說些什麼來為自己撒這個彌天大謊辯解？年輕的克立姆羅的置身於這樣不尋常而又危險的境地結果又會怎樣？ 其實，雷伯見到的第四個人就是卡·海·洛塔爾。他是個紅臉盤的胖子，身材非常高大，卻長著一雙簡直跟女人差不多的小手——這並不罕見。儘管石頭房頂透出一股冷氣，他卻仍然大汗淋漓。他嚇壞了。 從一九四〇年秋天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有兩個奧地利攝影師在哈爾特海姆城堡工作過。其中的一個至今還活著，健在林茨。威森塔爾事後查明，他叫布魯諾·布魯克納。 另一個攝影師就是卡爾·海因茨·洛塔爾。對他來論一切都是從一九四〇年的十月中旬開始的。那時他四十七歲。林茨的州納粹黨部把他叫去，問他是否能勝任“某些特殊的攝影任務”並且絕對保密。他們表示可以給他每個月三百四十馬克。洛塔爾同意了，他們就用汽車把他接到哈爾特海姆城堡。那時，這地方已經稱為“療養院”了。

當時，該機構的主任是克里斯蒂安·維爾特上尉；後來，作為對他在哈爾特海姆工作成績卓著的一種嘉獎，他被任命為波蘭的貝烏澤茨、素比波爾和特雷布林卡三個集中營的總監。弗朗茲·施坦格爾接替了他在哈爾特海姆的職務，後來又接替他在特雷布林卡的職務。療養院的醫療事務由林茨城的魯道夫·雷豪埃爾醫生主持，格奧爾格·倫諾醫生協助（雷豪埃爾於一九四五年四月自殺，倫諾於一九六三年被捕歸案）。 維爾特向洛塔爾解釋他們期望這位攝影師做的是怎樣一種工作：哈爾特海姆的醫生們正在一些病人身上進行試驗，洛塔爾必須盡可能清晰地拍下這些病人的照片，每天三十至四十次。這些試驗包括確定最有效的殺人方法，並使這一領域內採用的真正高效率的技術更趨完善，同時繪製出有科學依據的精確圖表，以顯示一個人的肉體在死亡之前究竟能夠承受多大數量級的痛苦。

洛塔爾的任務是：用照相機和電影攝影機拍下試驗對像頭蓋骨被仔細切除後展現出來的大腦圖像，焦點集中在臨死一剎那發生的看得見的變化。 這就是哈爾特海姆“療養院”的第一項使命，但還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一九四一年一月，希姆萊在汪湖會議上提出要建立若干殺人營的設想（注：1942年1月20日，納粹德國政府各部和黨衛軍保安處各機構的代表，在柏林郊區的汪湖舉行了一次會議，討論“最後解決”歐洲猶太人問題。原文1941年有誤。），其實在這以前即已規劃好了。哈爾特海姆城堡實際上是一所學校的訓練中心，預定培養的“學員”畢業後，將分配到那些殺人營去。更有甚者，哈爾特海姆並不是唯一這樣的機構。另外還有三處。 洛塔爾常常不得不通過窺測孔在用煤氣做試驗時進行現場攝影，工作並不顧手；起初，那股令人作嘔的焚屍的氣味使他很不習慣。算起來，在哈爾特海姆被殺死的三萬人中，至少三分之二由他攝了影。 唯一使洛塔爾真正感到不安的，也許是這樣一個事實，這三萬人絕大多數是基督徒。他們中間有德國人、奧地利人和捷克人。他們被送到哈爾特海姆，是因為在生理上、心理上患有殘疾或不治之症，根據一項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制訂、由馬丁·鮑曼（注：馬丁·鮑曼（1900—1945）——希特勒的秘書，赫斯逃往英國後，鮑曼任納粹的副領袖。）監督執行的計劃，這些人屬於應予消滅的部分；或僅僅因為他們年老，開始列入無用人口一類。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是猶太人。死在哈爾特海姆、格拉芬內格、哈達馬爾或佐能什坦，是僅僅為雅利安人保留的一種殊榮。 “不過，當然嘍，”埃潑克對克立姆羅德說，“你的父親確實是死在哈爾特海姆的。你那麼強烈地想要知道的是不是這件事？” “我不相信你的話，”雷伯用一種心中無數、猶豫不決的音調說，“他還活著。” 埃潑克淡然一笑。也許，他的真名並不叫埃撥克。他的頭髮顏色極淡，眉毛幾乎是白的，和他白哲的皮膚渾然合一；他說的德語帶有波羅的海沿岸國家的特殊口音。他搖搖頭，露出遺憾的表情，就像一位教授沒有從一名好學生那兒得到他期望聽到的回答。 “他還活著，”雷伯重複了一遍，口氣比剛才肯定。 “你在撤謊。” 雷伯看上去完全像一個陷於瘋狂的少年，這他的身量也彷彿縮小了。他半癱軟地倚在地上，一支呂格爾的槍口仍抵著他的太陽穴。他的眼光飛快地掃視著每一個人，在洛塔爾臉上停留的時間略長一點點。洛塔爾冒汗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厲害，他背後是一扇裝有兩根鐵條的小窗，窗玻璃蒙著不少灰塵，然而還沒有模糊到望不見外面的程度。 “讓我們把這件事了結吧，”埃潑克說。 “在我父親留給我的信裡……”雷伯突然頓住，好像意識到自己說走了嘴。埃潑克暗淡的視線迅速回到雷伯身上。 “什麼信？” “我父親還活著。我知道他還活著。” “什麼信？” 透過那扇半月形的笛子，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鞋子以上、膝蓋以下的部分，雖然聽不見往來走動的聲音。那個足登傘兵靴子的人已經走過去一次，現在又發現了，僅從那雙腳的前後位置可以看得很清楚，這個穿傘兵靴的人即使不是面向這扇窗，至少也是面向著此刻雷伯與那四個人所在的房屋。 雷伯垂頭喪氣。 “我把信留在維也納了。” “維也納的什麼地方？” “我不會告訴你的。”這是一個犟孩子的口吻。 埃潑克看著雷伯，拿不定主意。最後，他並不轉過身子，搖搖頭說：“洛塔爾，你能不能找到他父親的照片？” 那胖子用他的一雙姑娘般的小手擦去額頭和滿臉的汗。 “只要你知道日期，就能找到。” 埃潑克朝雷伯微微一笑。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號左右。”他又露出笑容。 “看了照片，你可以告訴我關於那封信的事了。” 地上有六隻鐵盒子，洛塔爾跪在其中一隻盒子的前面，把它打開。盒裡是放得整整齊齊的照片和底片。洛塔爾的手指從排成一線的標籤上摸過去。雷伯始終耷拉著腦袋。屋子裡繼續保持沉默。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洛塔爾說。 一陣紙被翻動的聲響。 “克立姆羅德？” 一隻粗暴的手托住雷伯的下巴，迫使他拾起頭來。然而，他說什麼也不肯睜開眼睛，緊繃著臉，這一回可不是做假。 “睜開你的眼睛，小子。你去過萊歇瑙，又從維也納趕到薩爾茨堡來，不就是為了這個嗎？” 雷伯伸出一隻手接過照片。照片共有三張，是通過窺視孔拍攝的整個身體。 雷伯看到了他的父親，赤裸的身體、萎縮的兩腿，在地上爬，拼命用指甲抓水泥地。這些照片想必是在十五到二十秒的間隙中拍攝的。它們記錄了一個人窒息致死的過程。從最後的一張上，雖然是黑白照片，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口中湧出的血，以及受刑者自己咬斷的一截舌頭。 托住雷伯下巴的那隻手鬆開了。雷伯跪倒在地上，下巴垂到胸前。他慢慢地轉過身子，把前額貼到冰涼的石壁上。 “把這些勞什子燒掉，”埃潑克說。 另外兩個假救護人員砸去鐵盒上的掛鎖後，開始往那些盒子裡澆汽油。 “我親愛的洛塔爾，”埃潑克用肉麻的聲音說道，“你不是自己要開始收集資料嗎？” 埃潑克的話音未落，幾乎緊接著就是一槍，正好打進洛塔爾口中。九毫米口徑的手槍近距離平射的衝擊力，把攝影師朝後摔出去。他跌倒在一隻已經著了火的盒子上。 “讓他和照片一起火葬吧，”埃潑克說，“現在輪到你了，小子。你為什麼不把那封信的事全告訴我？” 他舉起呂格爾的槍管，用它抵著雷伯的眉心。可能是這個動作送了他的命。盟國憲兵透過玻璃小窗看見埃潑克舉槍，誤會了他的意思。他們用機槍開了火。至少有兩梭子彈打穿了埃潑克的身體，這時，汽油燃燒的黃色和藍色的火舌，很快把屋子照亮。埃潑克倒在雷伯的身上，憲兵們的槍法顯然很準，雷伯沒有中彈，只是右肩擦破了一點兒皮。 至於另外兩個人，一個想逃，結果被槍彈擊倒在門口，還激起一串清脆的鈴聲。另一個把拿在手裡的一罐汽油朝窗口扔去，頓時燃燒起來，然後他開槍還擊。他利用鐵盒燒著前冒起的濃煙作掩護，獨自一人把憲兵擋在外面有好幾分鐘。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及至煙散人現，他已變成一支活的火把，還是別人發慈悲把他解決了。 雷伯被拖到屋外。起初，憲兵們對他很粗暴，但在一個法國軍官干預後，對他的態度稍微客氣了些。雷伯渾身是血，但這不是他自己的血。那個法國軍官通過奧地利譯員向他問話，得到的只是模糊含混的回答，不知所云，雷伯那雙迷離恍惚的灰色大眼睛一個勁兒地凝視著他們。 剛才，他到薩爾茨堡憲兵隊去求援時(這一著導致塞梯尼亞茲接到了那次電話)，謊稱自己奉林茨的塔拉斯上尉之命行事，並說他發現了一些戰犯的行踪。他向一個法國軍官報告此事並非純屬走運，當時，在三個西方大國中，對於搜捕第三帝國的高級成員，法國比英美兩國都遠為熱心。 開火之後五個小時，塔拉斯上尉趕到了薩爾茨堡。他決心為塞梯尼亞茲圓謊，為此不惜與美國戰略情報局在林茨的負責人奧馬拉上尉舌戰了一場。塔拉斯照例憑他出色的挖苦人的本領控制了局面。此外，事態的發展也幫了他的忙，對卡爾·海因茨的住所進行的調查表明，家裡沒有女人的這個攝影師，當天一早就被三個陌生人帶走了，這些陌生人同時還抄了他的家——無疑是要找現已燒成了炭的那些盒子裡的東西。 “你們還抱怨什麼呢？”塔拉斯問薩爾茨堡的軍政當局。 “情況很清楚。我們那些親愛的納粹先生渴望得到這個洛塔爾積累的證據材料，巴不得把它們銷毀。他們這樣乾了，應該說，幹得很有水平，為了更加保險起見，他們把洛塔爾也殺了。還有比這更簡單的解釋嗎？我的老天爺，即使警察也應該理解這一點。至於我的那個年輕的情報員，他的行動確實超出了我向他交待的調查任務的範圍。不過，你們應該了解他的遭遇：他的母親、姐姐、妹妹都死在波蘭一個集中營裡，他本人又是九死一生的倖存者。他報仇心切是可以理解的。你們都看得出來——他剛才受到很大的刺激。請讓他一個人安靜一下吧……” 塔拉斯把雷伯·克立姆羅德帶回林茨，讓他住進了醫院。說真的，塔拉斯也嘗試著想問他一些問題。但是，那少年仍然衰竭不堪，變得索性連一句話也不說了。他的身體狀況十分令人擔心，已經到了勉強支撐的極限；更糟糕的是，他眼睛裡的火焰——曾經使塔拉斯和塞梯尼亞茲暗暗吃驚的那股桀驁不馴的光焰——不見了。他似乎漸漸染上了大多數倖存者都患有的集中營綜合症。他們被解放以後，過幾個小時或幾天，會突然感到，費了這樣大的力氣得救的生命並沒有什麼意義，於是乎變得對一切都不感興趣，精神一蹶不振。 雷伯從薩爾茨堡回來以後，大衛·塞梯尼亞茲記得自己也曾到他的床前去探視過兩三次。塞梯尼亞茲自己也感到驚訝，怎麼會對這個少年如此關心。雷伯仍然不願談話。不願談他的家庭、他的父親，不願談險些把他殺死的那幾個人。好像他什麼都不知道。他也不提埃立希·施泰爾以及他自己心中正在醞釀的複仇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