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若是有希望，溫斯頓寫道，希望在無產者身上。
若是有希望，這希望必是在無產者身上。這般密密匝匝的百姓素來受人賤視，而他們在大洋國竟要占到百分之八十五。惟有在他們身上，才聚得起推翻黨的力量。黨根本沒法從內部推翻。要說它還有什麼敵人，他們也根本沒法聚在一起，連互相認認清楚也做不到。縱然那神話般的兄弟會真的存在（就算它可能罷），也沒辦法設想，能有兩三個以上的會員聚集起來幹些什麼。造反--只意味著目光一轉，聲音一變，往好裡說，才意味著偶然的輕聲呢喃。然而無產者，只消叫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力量，就根本用不著什麼地下活動。他們只消站起來，抖抖身子--一如馬兒抖掉身上的蒼蠅。要是他們肯做，明天一早便能夠把黨打倒。遲早他們總會這樣做，不是麼？但是--！
他還記得有一次，他在一條挨挨擠擠的街上走。就在這時，前面街上幾百個女人一齊怒吼起來："嗷！嗷--！"這聲音低沉嘹亮，叫人不寒而栗，帶著氣憤，又帶著絕望，轟轟然，嗡嗡然，如同鐘聲在迴盪。他的心突然狂跳起來。這就開始啦！暴動開始啦！無產者終於砸碎了鎖鏈！可他趕到現場，只看見兩三百號女人，團團擠在街頭市場的貨攤周圍，滿臉悲慘兮兮，彷彿沉船上一群難逃厄運的乘客。這當兒，那普遍的絕望情緒，驟然分散成無數條嗓子的吵嚷。原來，有個貨攤賣起了鐵皮平底鍋。那些鍋子，一例是些個怕摸怕碰的殘次品，然而任是哪一種炊具，永遠都絕難搞到手。不料，那鍋子竟然賣光了--於是那般得了手的，給旁人碰著撞著擁擠著，一心想帶著鍋子快溜走；然而別的幾十個人，依然圍著貨攤吵吵嚷嚷，罵售貨員走後門，生生把鍋子留到什麼鬼地方去啦。這時，又有人怒聲吵了起來--那是兩個女人，滿臉通紅，披頭散發，抓著同一隻鍋子，都想從對方的手裡搶下來。她們搶啊搶的，鍋子的把手就掉啦。溫斯頓滿心厭惡地看她們吵架。可是，就是剛才那一瞬，她們的吼聲表現出幾乎怕人的威力，而她們才不過幾百個人！為什麼那些要緊的事情，她們卻從來不會這樣吼？
他寫道：
惟有覺醒之後，他們才會造反；惟有造反之後，他們才會覺悟。
他心裡想，這簡直像從黨的什麼課本當中抄來的東西。當然啦，按黨的說法，它在把無產者從枷鎖當中解放出來。革命前，無產者受到資本家殘酷的壓迫，他們挨餓挨揍，女人也不得不在煤礦裡面做苦工(其實，女人如今難道不在煤礦做苦工？)，孩子六歲就給賣到工廠去。然而與此同時，按照雙重思想原則，黨也教導我們，無產者生來便是劣等人，必得靠幾條簡單的規矩，讓他們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就如同動物一個樣。事實上，誰去管無產者們做什麼。多了解他們的情形，根本就沒有必要。他們幹活，繁殖，而且一直如此，其它的活動便毫不重要。對他們聽之任之，猶如阿根廷平原上散放的牛群，他們便回復到自然的生存狀態去，回復到古已有之的生存方式去。他們生下來，在貧民窟里長大成人，在十二歲上出門做工；他們的美麗，他們的性慾，短暫得猶如瞬息即逝的花蕾。他們二十歲結婚，三十歲已經步入中年，到六十歲，多半便一命嗚呼。操勞賣命，養家糊口，尋釁鬥毆，看看電影，踢踢足球，灌灌啤酒，鬧鬧賭博，他們心裡盤算的只有這麼多。控制他們，簡直易如反掌。在他們中間，總派上幾個思想警察的特務，散佈些流言蜚語，挑出些可疑的危險分子消滅掉。至於黨的意識形態，就根本用不著灌輸給他們。無產者不該有什麼強烈的政治情感。黨單單要求他們有簡單的愛國主義思想，一旦需要他們加班加點，勒緊腰帶，便好利用一下。有時候，他們也會有點不滿，然而這樣的不滿到頭來一無所獲；因為他們不懂得普遍觀念，他們的不滿情緒只能針對瑣屑具體的小事，較大的壞處他們老是見不到。無產者家裡多半電幕也沒有，民警也懶得理他們。倫敦成了個犯罪大本營，小偷大盜，娼妓毒販，明榨暗騙，全把倫敦當成天造地設的樂園；然而這些罪行，單單充斥在無產者中間，根本就沒什麼要緊。所有的道德問題，一任他們依照舊時的規矩；性關係上黨所倡導的禁慾主義，對他們一概不適用。亂交挨不著懲罰，離婚辦得成手續。要是無產者需要個宗教，或者有了這樣的意願，也不妨任他們信去。對無產者，簡直不值得懷疑。誠如黨的標語教導的那樣："無產者和動物才自由。"
溫斯頓把手伸下去，小心翼翼地搔他的腳脖子。這地方又開始刺癢啦。有一個問題永遠繞不開，便是沒辦法知道，革命前的生活究竟什麼樣。他從抽屈裡拿出本小孩子的歷史書，那還是他從帕森斯太太手裡借來的。他開始把書上的一段抄在日記上：
在大革命前的舊社會，倫敦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美麗的城市。那時，它又黑又髒，讓人忍受不了。大家忍飢挨餓，有千千萬萬的窮人連鞋子也買不起，甚至找個像樣的地方睡覺也沒有。孩子們還不到我們這麼大的時候，就一天要幹十二小時的活；手腳一慢，惡狠狠的主人就會用鞭子抽打他們。他們整天吃的是變了味的麵包屑，喝的是白開水。大家都那麼窮，但也有一些有錢人，住在幾幢又高大、又華麗的樓房裡，光是伺候的僕人就有三十來個。這些有錢人就叫資本家，他們都長得很胖，很兇，很難看，就像邊上這幅圖畫畫得那樣。你們看，他穿一件長長的、黑顏色的大衣，那叫大禮服，頭上戴一頂古怪的帽子，亮晶晶的，樣子像大煙囪，那叫高禮帽。這是資本家才有的打扮，別人都不許穿。世界上一切的東西，都被他們佔有，其他人都是他們的奴隸，什麼土地、房屋、工廠、金錢，都是他們的。碰到有誰不聽話，他們就把他關到牢裡，要不，就叫他沒有活干，把他餓死。老百姓和資本家說話，必須是很害怕的樣子，向他鞠躬，還要摘下帽子，稱呼他"老爺"。這些資本家有一個頭頭，叫國王……
下面列舉的一長串，他早就知道。那書上準會提到，主教穿的是細布袖套，法官穿的是貂皮長袍。有手枷，有腳鐐，有踏車，有鞭撻，市長大人開盛宴，親吻教皇腳丫子。還有件事情，喚作jus primae noctis（初夜權）的，小孩子的課本八成不會說。這條法律的意思是，每個資本家都有權，跟他廠裡做工的隨便什麼女人睡一覺。
這裡邊有多少謊言，誰說得出來？如今的一般生活比革命之前好，這一點興許是真的。惟有一個證據截然相反，那便是骨子裡無聲的抗議，本能地感覺到生存的狀態惡劣難忍，而在別一個時代全然不應該如此。這讓他覺得，敢情當今時世真正典型的問題，倒不在它太嫌殘酷無情，毫不安全。這時代枯燥乏味，暗無天日，疲塌懈怠，這才是它的問題所在。看看身邊罷，誰都看得到，這生活根本不像電幕上聒噪的謊話，也絕對不像黨企圖實現的理想。即便對黨員而言，生活的許多方面，依照是傾向中性，不論政治。那是拼死拼活做完沉悶的工作，是地鐵裡搶個座兒，是補一雙破襪子，討一份糖精片，省一個煙屁股。可黨樹立的理想呢，卻龐大，駭人，晶瑩發光。那是鋼筋水泥的世界，機器怪物的世界，可怕武器的世界；那是勇士的戰場，信徒的聖殿，團結前進，統一思想，統一口號，永遠工作、戰鬥、勝利和迫害。三億人民，有的便是這同一張臉孔。而現實呢？城市骯髒凋零，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卻依然東奔西走，苟延殘喘。他們住的一例是上個世紀千瘡百孔的房屋，身邊一例是爛白菜跟臟茅坑的臭味。溫斯頓彷彿就看到了倫敦城，這龐然大物一片傾圮破敗，成百萬的垃圾箱塞滿了全城；在這城市的慘景上面，再疊印了帕森斯太太的一張照片--滿臉皺紋，頭髮疏落，徒然掙扎著要鼓搗好那堵塞的水管。
他又把手伸下去，搔搔腳脖子。電幕沒日沒夜在耳邊聒噪，拿統計數字告訴你，今天人民吃的多啦，穿的多啦，住的寬敞啦，玩的高興啦--跟五十年前的人比，他們活得也長，幹得也少，個子也高，身體也壯，智力也強，生活也棒，知識也多。這樣的宣傳，你沒法子證明，也沒法子反駁。打個比方，黨說如今百分之四十二的成年無產者有文化；而革命前，識字的成年無產者只有百分之十五。黨還說，如今嬰兒死亡率只有千分之一百六十，而革命前卻有千分之三百--或者諸如此類。這挺像兩個未知數組成了個簡單方程。沒準兒歷史書上的每句話都純屬瞎編亂造，即便人們篤信不移的事情也不例外。誰知道啦，興許從來沒有什麼勞什子法律叫做jus primae noctis，從來沒有什麼人叫做資本家，也從來沒有什麼服飾叫做高禮帽。
所有的一切，全在迷霧當中褪去了身形。過去給人擦拭個乾淨，擦拭的行為又忘了個乾淨，於是，謊言就變成了真理。平生之中，他只有一次，掌握了偽造行為確鑿具體的證據--而且是在事情之後，這一點真是重要非凡。這證據在他的手指之間，停留了三十秒鐘之久。那該是一九七三年--總之，那會兒他正跟凱瑟琳鬧分居。然而，真正有關的日期，卻還要早上七八年。
其實，這事是開始在六十年代中期，便是那時的大清洗，一古腦兒消滅了革命的元老。到一九七○年，除去老大哥，他們已盡數消滅，一個不剩。他們給揭露出來，變成了叛徒反革命。戈德斯坦成功脫逃，藏身在什麼鬼地方；至於旁人，有幾個消失了踪影，大多數則參加了公審，坦白了罪行，而後處決了事。最後活下來的人裡有那麼三位，叫做瓊斯、艾倫森和盧瑟福。他們遭到逮捕，大約還是一九六五年的事情。像通常一樣，他們先消失了一兩年，無聲無息，生死未卜；而後，又突然給帶了出來，按照慣常的方式坦白認罪。他們交代，跟敵人交換過情報（那會兒的敵人也是歐亞國），貪污過公款，暗殺過好幾個忠誠黨員。他們交代，早在革命以前，便陰謀反對老大哥的領導，他們的破壞活動害死了成千上萬的人。交代了這些，他們便得到寬大處理，恢復了黨籍，委派了職位--那工作表面上重要得很，其實純屬掛名而已。他們在《泰晤士報》上發表了冗長的檢討，解剖犯罪的根源，保證革心洗面，重新做人。
他們給放出來以後，溫斯頓還真在栗樹咖啡館裡見過他們三個人。他還記得，那會兒他用眼角偷著看他們，真個又是著迷，又是害怕。他們的年紀比他大得多，算得上古代社會的遺老遺族，當年黨的英雄歲月，他們幾乎是最後剩下的顯要。在他們身上，還依稀駐留著地下鬥爭和內戰時期的魅力。他對他們彼時活動的事件和日期早不甚分明，然而只覺得，他聽到他們的名字，比老大哥還要早哩。可他們是歹徒，是敵人，是不能挨不可碰的危險分子，命定在一兩年內給人消滅乾淨。只要落在思想警察的手裡，沒有人逃得了這樣的下場。他們不過是幾具死屍，等著給送回到墳墓裡面去。
誰也不坐在他們的附近。挨在這夥人身邊，可絕對算不上明智。他們默然呆坐，面前是一杯杜松子酒，那酒一股子丁香味兒，是這咖啡館的特色酒。這三個人，數盧瑟福的樣子給溫斯頓印象最深。此公曾是個有名的漫畫家，在革命前和革命中，他那尖銳的漫畫就鼓舞過人民的激情。甚至現在，他的漫畫還會偶而登到《泰晤士報》上。這些新創作的漫畫，單單模仿自己早期的風格，死板板，軟塌塌，怪兮兮。漫畫的主題，永遠是舊調重彈：什麼貧民區啦，挨餓的孩子啦，街頭的巷戰啦，戴高禮帽的資本家啦--這般資本家，他們在街壘裡邊還要戴著高禮帽！好一番徒勞無益的掙扎，無休無止，一心要退回到從前去。這盧瑟福，身材高高大大，花白的頭髮油膩骯髒，皺紋滿臉，鬆鬆垮垮，厚厚的嘴唇像黑人一樣嘟得挺高。當初他定然是身強體壯，如今這大塊頭卻是歪斜頹唐，臃腫虛胖，像就要向四面八方散了架子。他彷彿會在你的跟前土崩瓦解，像一座傾頹坍塌的大山。
十五點這個時候頂寂寥。如今溫斯頓早已記不得，他怎麼會在這時到咖啡館裡去。咖啡館幾乎空空蕩盪，電幕輕聲呢喃著一首溫柔的樂曲。那三人坐在角落，幾乎一動也不動，話更是一句沒說過。服務員用不著招呼，便送上來滿杯的杜松子酒。旁邊桌上擺了個棋盤，棋子放得齊齊整整，然而沒有人下棋。過了沒有半分鐘，電幕猛可里變了樣。播放的頻率換了別個，音樂也跟著換了調。那闖將進來的新旋律真個難道難描，它粗啞特殊，戲謔乾嚎，溫斯頓私下里便叫它黃色小調兒。而後，電幕上有人唱了起來：
這栗樹蔭蔭影迷離，
你賣了我，我也賣了你！
他們躺那裡，我們躺這裡，
這栗樹蔭蔭影迷離！
那三人依然動也不動。溫斯頓又瞥一眼盧瑟福疲塌塌的臉，竟看見他的眼睛滿盈著淚水。溫斯頓這才發現，艾倫森和盧瑟福的鼻子都給打得歪歪癟癟，他的心不禁一陣戰栗--然而他也說不上，他的心究竟為什麼發顫。
沒過多久，這三人重又被逮捕。看上去他們剛給釋放，立刻開始新一輪的陰謀活動。他們再次受到審判，這次是坦白了一系列新犯下的罪行，連同舊有的罪行，來個數罪併罰。於是他們給處決掉，這下場記在黨史裡，給後代做個儆示。可約摸過了五年，在一九七三年，有一次氣動管把一卷文件送到溫斯頓的桌上。他展開紙捲，發現一塊紙片，顯然給忘掉了夾在這裡邊。打開紙片，他登時看出它的重要意義。那是十年前一份《泰晤士報》的半頁剪報，剛好剪的是上半版，連日期也留在了上面。剪報上有張照片，照的是紐約的一次黨代表會議。照片的中央，頂頂突出的位置，便是瓊斯、艾倫森和盧瑟福那伙人；起碼這三人絕對不會錯，照片下面的說明里還有他們的名字。
問題是在兩次公審之中，他們三人都一口供稱，那一天他們是在歐亞國的領土上。他們從加拿大的一個秘密機場起飛，抵達西伯利亞的什麼指定地點，跟歐亞國總參謀部的人員接了頭。他們便把重要的軍事機密出賣給人家。這日期溫斯頓記得牢之又牢，因為那一天正是夏至；而這樣的事情，準記在無數旁的地方。可能的結論只有一個：他們的坦白準是些謊言。
當然啦，這才算不得什麼發現。便是那時，溫斯頓也從來不曾想過，清洗中消滅的人們，真的犯下了他們被控的罪行。然而這卻是個活生生的證據；過去早給人消滅，它卻算得上過去的一個碎片，猶如一塊骨骼的化石，竟然在明明錯誤的地層冒了出來，便使得地質學的理論土崩瓦解。要是有什麼途徑，把這張照片公佈於世，讓大家了解它的意義所在，這沉重的一擊足以讓黨化為齏粉。
那會兒他本是在工作。一看到這張照片照的是什麼，意味著什麼，他立即拿一張紙蓋住了它。可幸他打開紙捲時，從電幕那邊看，照片是顛倒的。
他把拍紙簿放在膝頭，將椅子推後，盡量離開電幕遠一點。控制住臉上的表情一片漠然，這本不是難事；只消花點子力氣，連呼吸也能夠控制住。然而心跳，那卻沒辦法控制得了；可電幕卻相當靈敏，能夠感知得到。他等了約摸足有十分鐘，心裡擔驚受怕--別出了什麼情況暴露他，比如他的桌上突然刮過一陣風，害他的掩飾行為前功盡棄。而後，他也不打開桌上的紙片，索性把那張照片連同其它的廢紙，一古腦兒丟進記憶洞。再過上一分鐘，想必這照片便化成了灰燼。
這事情早過了十年--十一年啦。沒準兒如今，他會把那張照片留下來。怪得很，這照片正如它記載的事實一樣，早已僅僅剩下記憶中的存在；然而它畢竟曾經捏在他的指間呀，他還是覺得非同一般。難道一紙消失了的證據曾經存在過，這便會使得黨的統治不再固若金湯？
然而今天，縱然這張照片能從灰燼裡復活，它也早就算不上證據。他發現照片那會兒，大洋國已經不跟歐亞國開戰，可這仨死鬼是向歐亞國的特務機構出賣了祖國。打那時以來，大洋國的敵手變來變去--足有兩三次哩，他也記不得到底有幾次。很有可能，他們的坦白一再改變，起初的日期事件早已經毫無意義。過去不光給篡改了事，它就這樣子改來改去。有一件事情最讓他覺得噩夢般駭人，便是他從來鬧不清楚，為什麼要這般大張旗鼓地搞欺騙。篡改過去，眼前的好處自是一目了然，然而終極的動機卻顯得神神秘秘。他又提筆寫道：
我懂得方法，可我不懂得原因。
他想，恐怕他很有點精神失常啦。這一點他已經想過無數次；沒準兒，單個人的少數派，便是精神失常哩。從前，相信地球繞著太陽轉，便意味著成一個瘋子；而今，相信過去無法給篡改，也意味著成一個瘋子。或許惟有他獨自堅持這信仰；若真是他獨自一人，那他便精神失常。然而感到自己精神失常，才不最最讓他膽戰心驚--駭人的是他也可能走了條錯路。
他撿起那本兒童歷史書，看著開卷第一頁上的老大哥像。那雙眼睛叫人昏昏欲睡，緊緊盯著溫斯頓看。那彷彿有種巨大的力量壓在你身上--這玩意兒直刺穿你的腦袋瓜，捶打你的腦，嚇破你的膽，逼你放棄心中的信念，誘你否認眼見的證據。到頭來，黨不妨宣布二加二等於五，你便好乖乖地一信了之。這一點躲不開避不掉，他們遲早總會這樣宣布，他們所處的地位鐵定要求他們這樣做。他們的哲學，自然要求否認經驗有什麼效力；而且，這哲學甚至否定了客觀現實的存在。一切異端當中頂大的異端--那便是常識。他們會因你心懷異見殺掉你，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們有可能正確。說到底，二加二等於四，這如何能夠知道？有一種地心引力在作用，這如何能夠證明？過去無法給人改變，這如何能夠弄清？要是過去跟客觀世界，僅僅存在於常識當中，要是意識可以給人控制--那又如何？
然而，不是的！他猛可里滿心充滿了勇氣。奧勃良的面孔出現在他的腦際，這絕非由於什麼顯明的聯想。他曉得，他比以前更加確切地曉得，奧勃良站在他的一邊。他寫這日記，便是為了奧勃良--便是寫給奧勃良：它猶如一封信，長得無休無止，沒人讀得到它；然而它畢竟寫給一個特定的人，這便叫它也變得生動多彩。
黨教導你，不得相信你耳聞目睹的證據。這是他們最終的命令，這是他們最根本的命令！他要面對的是何其巨大的力量，那般黨內秀才會何其輕易駁倒他!那些論證簡直精妙絕倫，他懂也不懂，更何談反駁。想到這些，他的心頭禁不住一沉。然而--他畢竟正確。他們錯誤，惟有他才正確。顯明，素樸，真實，這一切一定要捍衛。自明便是真理，這一點一定要堅持。物質的世界畢竟存在，世界的規律絕不能改變。石頭畢竟堅硬，水畢竟潮濕，懸空的物體畢竟落向地心。他覺出自己乃是說給奧勃良，也覺出自己闡明了一個重要的公理，便寫道：
自由就是宣稱二加二等於四的自由。承認了這一點，其它的一切便會迎刃而解。
八
一條胡同的深處，什麼地方飄出股烘咖啡的味兒，直溢到當街來--還是真正的咖啡哩，不是勝利牌咖啡。溫斯頓不由自主停下了腳步。興許有兩秒鍾光景，他回到了遺忘大半的孩提時代。而後，一扇門砰然一響，突然間斬斷了這股香味，彷彿它也不是氣味，倒是聲音一般。
他在人行道上走了好幾公里，靜脈曲張的地方又開始刺癢。三個星期以來，他已有兩次沒有參加街道活動中心的晚間活動；這樣的做法煞是冒失，因為參加活動的次數，一准給人仔細記錄下來。從原則上講，黨員的生活不存在餘暇；除去上床睡覺，也絕不能夠單人獨處。依照這樣的原則，彷彿你要么工作、吃飯或睡覺，要么必得參加什麼集體活動；只消顯得喜歡離群索居，甚至獨自個兒散散步，便永遠有那麼點危險。新話裡竟然還有個詞兒專說這一點，那詞便叫做獨活--這意味著個人主義，性情怪僻。然而今晚，他從部裡走出來，四月天的芬芳直讓他心醉神迷。今年以來，他還沒見過哪一天，有這樣溫暖，有這樣湛藍。於是突然間，他再忍不下到活動中心，過一個漫長嘈雜的夜晚，玩什麼無聊難纏的遊戲，聽什麼報告，靠灌大酒撐持什麼緊繃繃的同志關係。一陣衝動，他便離開公共汽車站，信步走進迷宮也似的倫敦城。他先是朝南，朝東，再朝南，終於不辨路徑，迷失在陌生的街道中。
他曾經在日記裡寫道："若是有希望，希望在無產者身上。"他經常想起這句話，它正道出了一個神秘的真理，一個顯明的悖論。現在他來到一處晦暗朦朧的貧民區，以前的聖潘克拉斯火車站東北。他在一條鵝卵石鋪就的街上走，兩邊一例是小小的兩層樓房，破爛的樓門正朝著人行道，--怪得很，這破門總是叫人想起耗子洞。鵝卵石中間，汪著片片髒水。人，到處是密匝匝的人，多得叫人目瞪口呆，在黑洞洞的樓門口擠出擠進，在樓房兩側的胡同里擠來擠去。姑娘漂亮得像朵花兒，嘴唇抹了個鮮鮮紅；小伙子饞貓似地追姑娘；婆娘的身體胖乎乎，拐呀拐地蹣跚著走（她們的今天，就是姑娘們的明天！）；老頭子彎腰傴背，拖著八字腿慢吞吞地挪。小孩子破衣爛衫打赤腳，在髒水坑里邊瘋玩，媽媽怒罵一聲，便四散開去。這街上的窗玻璃，大概每四五塊便有一塊給砸破，又拿木板堵起來。沒什麼人注意溫斯頓，只有幾個人瞧他一眼，那眼光戒備又好奇。兩個女人長得高高大大，赤紅的胳膊交叉在胸前，掩住身上的圍裙，站在一家門口聊大天。溫斯頓走過來，正聽到她們說著：
"我就跟她說，是呀，我說這挺好的，可你要是我，準一個樣！說話是省事啦，我說可你哪兒有我的窩心事兒！"
"嗯，"另一個道，"可真是。就是這碼事兒!"
這刺耳的聲音登時停了下來。他經過的時候，兩個女人帶著敵意，默默審視著他。可嚴格點講，這還算不上什麼敵意，不過是種警惕，是種一時的木訥，猶如什麼陌生的動物從身邊經過。黨員的藍工作服，在這樣的街上可是個稀罕物兒。沒話講，誰看見你到這種地方來，那你可真真蠢笨之極，除非能有什麼任務在身。碰上巡警，他們準得攔住你："請出示證件，同志。你在這兒做什麼？你幾點下班？你平常走這條路回家？"--這樣的問題，總是免不了的。才沒有什麼規矩，不許你另走一條路回家；可要是思想警察聽說這件事，你准在他們那裡掛上一號。
突然間，整條街道變得一片混亂。警報器的尖叫響徹四面八方，人們跟兔子一樣直往門裡竄。就在溫斯頓眼前，一個少婦從一道門裡霍地躥將出來，把個泥坑里玩兒的孩子一把抓住，拿圍裙一兜，便躥了回去，只消一剎那的工夫。在這同時，一個漢子，身上的黑衣服活像鐵絲網，衝出一條胡同，朝溫斯頓直跑過來，還激動地指著天上。
"輪船來啦!"他叫道。 "當心，首長！腦瓜頂兒有炸彈！快趴下！"
不曉得為什麼，無產者給火箭彈起了個外號，叫做"輪船"。溫斯頓當即趴到地上--若是無產者這樣警告你，他們多半是正確無誤。他們彷彿有一種直覺，火箭飛來時有本事提前好幾秒鐘覺出來--雖說照理那火箭飛得比聲音還快。溫斯頓剛用胳膊抱住頭，便聽得轟然一響，像要把人行道炸飛了起來，什麼碎東西陣雨般傾到他的後背上。他站起一看，原來是身邊窗戶震碎的玻璃潑了他一身。
他往前走下去。兩百米開外，有些房子給炸彈炸成了廢墟。一團黑煙直衝雲霄，靠地面的地方騰起大片的塵土，人群早把那片瓦礫團團圍住。在他前面的人行道上，也攤了一小堆灰塵，他瞧見塵土當中，有一條鮮紅的東西。他走近前去，竟然是一隻人手，齊手腕炸掉了下來。那隻手惟有手腕那裡血漬一片，其它地方全然是慘白慘白，有如石膏做成的模型。
他把那東西踢進陽溝，避開人群，拐進右邊的一條胡同。不出三四分鐘，他便離開被炸的地方，街上也依然挨挨擠擠，一切如舊，彷彿一直平安無事。這會兒快到二十點，無產者常來的小酒店（他們管它叫"公店"）早已是顧客盈門。彈簧門一片臟兮兮，不斷給人開來關去，門裡邊傳出的那股味兒，臊乎乎，濕漉漉，還有種啤酒香。有間房子房門凸出，三個人緊緊擠在拐角，中間一個拿了張折疊的報紙，身邊的兩位越過他的肩膀盯著瞧。溫斯頓還沒走近前，看不清他們的表情，可那模樣，還是看得出他們多專注。不用說，他們正擠著看什麼要緊的消息。他離他們還有幾步遠，三個人突地分開身子，其中的兩個大吵起來。不消一會兒，他們準得動拳頭。
"你他媽不能聽我說？跟你說，末號兒七的十四個月沒贏過！"
"贏過！"
"沒有！整整兩年的號碼，我全記紙上啦！全記住啦，跟鐘錶那麼準！我跟你說，末號兒從來就不是七……"
"咋沒有，七就是贏過！那屌號碼我都能說給你。四、○、七，末號兒不是七？就是二月的事兒，二月第二個星期的事兒。"
"滾你媽的二月！我全記下來啦，白紙黑字。我跟你說，從來沒有什麼號碼……"
"肏，閉嘴罷！"第三個人道。
他們是在說彩票呀。溫斯頓走出二十米，又回頭去看，見他們還在爭來吵去，一臉的興奮熱烈，這彩票每星期能開一次獎，獎金不少，這樣的活動頂受無產者關注。大洋國的無產者成千上萬，恐怕在他們眼裡，這彩票稱不上他們後半生的惟一目的，起碼算得上最重要的目的。彩票，那是他們的快活，那是他們的放蕩，止息他們的疼痛，刺激他們的腦筋。那般人可以目不識丁，可一碰到彩票，就算也算得精，記也記得靈。有一大幫子人，他們謀生的手段，便單靠兜售押寶秘訣，預測中獎號碼，推銷幸運護符。彩票的活動溫斯頓未曾參加過，這全由富裕部來管。然而他倒知道（黨內的人全知道），獎金基本是付諸闕如。其實付的全是末等獎，高額獎金的得主不過是些個子虛烏有。大洋國的各個部分之間毫無真正的交流，這樣的安排輕而易舉。
然而若是有希望，那希望在無產者的身上。這一點必得堅持不放。把它付諸言辭，聽起來便顯得蠻有道理；看看人行道上走過你身邊的人群，這就變成了信念。他轉進去的街道是個下坡，他覺得曾經來過這附近，不遠的地方還應該有條大道。前邊什麼地方，有人扯著嗓子大喊大叫。街道轉了個彎兒，便到了盡頭，那裡幾級台階，通到一條低窪的胡同，幾個攤販賣著蔫巴巴的菜。就在這時，溫斯頓想起了這個地方--這小巷通一條大街，再轉個彎兒，走上四五分鐘，便是那家舊貨舖，他買過那本空白日記簿的。附近還有家小文具店，他曾經買了筆桿和墨水。
他在台階上面站了一會兒。胡同對面，有一家臟兮兮的小酒店，窗戶掛滿灰塵，看上去活像結了霜。一個很老很老的老頭兒，弓著腰，動作卻挺靈活，白鬍子朝身前挺挺的，彷彿對蝦的長須。他推開彈簧門，走進了酒店。溫斯頓站在那裡只顧看，他想：這老頭兒少說也有八十歲，革命那會兒便已經中年。像他那樣的人早成了鳳毛麟角；而今資本主義世界已經被消滅，他們便是跟那失落的世界最後的聯繫。在黨內，已經很少有人，在革命之前便形成了思想。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幾乎掃淨了老一代的人；而碩果僅存的一小批，早給嚇破了膽，在思想上徹底繳槍投了降。若有誰活下來，又能照實告訴你世紀初的情形，就非是個無產者不可。突然間，溫斯頓想起他從歷史書上抄到日記裡的那段話，立時覺出一種瘋狂的衝動。他得進那家酒店，跟老頭兒攀談，問他些問題。他得對老頭說："給我說說你小時候的日子。那會兒過得怎麼樣？跟現在比比，是更好，還是更糟？"
他匆匆走下台階，穿過窄巷，唯恐動作一慢，便生出害怕的心思。沒話講，這樣的做法純屬發瘋。一般說來，還沒有什麼具體規定，不准跟無產者說說話，不准常去他們的酒店；然而這樣的事情簡直不同凡響，沒法不給人注意。若是碰見巡警，不妨跟他們辯解，說自己覺得頭暈要昏倒，不過恐怕他們不會信。他推開房門，撲面就是股酸啤酒味兒，臭哄哄的像乳酪。他一走進去，嗡嗡營營的聲音便低了下來，他只覺得在身後，人人都在盯著他的工作服。房間另一頭，正玩著一場投鏢賽，也給打斷了那麼幾十秒鐘。他隨著進來的那老頭兒站在了櫃檯前，跟服務員正吵著什麼。服務員歲數不大，長得高高壯壯，鷹鉤鼻，粗胳膊。一夥人圍在他們身邊，端著酒杯看熱鬧。
"我夠客氣啦，咹？"老頭兒挺直腰桿，一副好鬥的架勢。 "你敢說這他媽的店裡，找不著個一品脫的杯子？"
"什麼叫他媽的一品脫？"服務員拿手指尖抵著櫃檯，往前探出身子。
"你們聽聽！還服務員哩，生不知道一品脫！跟你說，一品脫就是半夸特，四夸特就是一加侖。快教你念ABC啦。"
"沒聽說過，"服務員乾脆地說。 "一公升，半公升--我們就這麼賣。喏，杯子在那兒，你眼前那架子上。"
"我要一品脫，"老頭兒挺執拗。 "倒一品脫，多省事兒。我年輕那會兒，可沒他媽的公升。"
"你年輕那會兒？我們全住樹梢哩，"服務員朝旁的顧客瞥了一眼。
他們哄堂大笑，溫斯頓闖進來鬧出的不安彷彿也早煙消雲散。老頭兒鬍子拉茬的臉漲得通紅。他轉過身，自顧自地叨叨咕咕，一頭撞在溫斯頓身上。溫斯頓輕輕扶住了他。
"能請你喝一杯麼？"他說。
"你真夠紳士，"老頭兒又挺直了腰桿。他彷彿看也不看溫斯頓的工作服。 "一品脫！"他凶巴巴地向那服務員說。 "一品脫咕嚕!"
服務員取了兩個厚玻璃杯，在櫃檯下面的桶裡涮了涮，打上半公升黑乎乎的啤酒。無產者店裡，只喝得到啤酒，杜松子酒照說不准他們喝--其實他們要搞到手，才容易得很哩。投鏢賽重新熱鬧起來，櫃檯前的那伙人又聊起他們的彩票。有那麼一會兒，沒人記得有個溫斯頓還在這兒。窗下有一張松木桌，他跟老頭兒在那兒聊，就不用怕給誰偷聽到。這樣做固然是萬分危險；然而還說什麼？這屋裡竟然沒有電幕！剛一進屋，這一點他就弄清啦。
"他就是能給我一品脫，"老頭兒放下酒杯坐下來，嘟囔道。 "半個公升不夠喝，喝不足性。一個公升又忒多，勾我撒尿。錢哩又貴！"
"從年輕那會兒起，你準見好多事情都變啦，"溫斯頓試試探探地說。
老頭兒那淺藍色的眼睛，從投鏢板瞅到櫃檯，又從櫃檯瞅到男便所，彷彿就等著酒店變它個樣子。
"那會兒啤酒才好哩！"他終於說道。 "還便宜呢！那會兒我還年輕，我們管淡啤酒就叫咕嚕。一品脫才四便士！那是在戰前，當然啦。"
"哪次戰前呀?"溫斯頓問。
"管它哪次，"老頭兒含含糊糊地說。他拿起酒杯，又挺起了腰桿。 "祝你健康！"
他瘦瘦的脖子上，喉節一陣上下亂動，快得驚人，啤酒便給解決了。溫斯頓到櫃檯去，又帶回兩個半公升來。老頭兒彷彿忘了他煩透了喝一公升啦。
"你比我大好多，"溫斯頓道。 "我還沒生下來，你就長大啦。你該記得從前，革命前，是個什麼樣子。我們年輕人，對那會兒真是一點兒不知道。我們光從書上讀到過，誰知道書上講的對不對。我想听聽你說。歷史書說，革命前生活跟現在一點兒不一樣。那會兒人人吃苦受窮，簡直怕人--糟糕得想都想不出來。我們倫敦城，好多人一輩子就沒吃到過飽飯。一半的人穿不起鞋。他們一天干十二小時活兒，他們九歲就失了學，他們一個屋子要住十個人。可是同時，還有那麼幾千個人，叫做資本家，卻是有錢有勢。所有好東西都得歸他們。他們住著好房子，三十個僕人伺候著，坐的是汽車跟四駕馬車。他們喝的是香檳酒，戴的是高禮帽……"
那老頭兒突然活躍起來。
"高禮帽！"他說道。 "好玩，你說高禮帽啦。昨兒我還想它哩，也不知為了啥。我只是想，有多少年沒見過高禮帽啦。全過時啦！我最後那次戴高禮帽，還是給嫂子辦葬禮。那可是--嘿，我也說不清哪年啦。準有五十年啦！不用說，我可是租來戴的，你知道。"
"倒不是高禮帽多要緊，"溫斯頓耐著性子說。 "問題是那幫資本家當家作主，連靠他們活著的律師牧師什麼的也是。什麼都得為他們好才行。像你這樣，一般人，工人，就只是他們的奴隸。他們想怎麼對你，就怎麼對你。他們拿你當牲口，把你運到加拿大。要是高興，他們就跟你閨女睡覺。他們叫人拿什麼九尾鞭揍你們。每個資本家，全帶一幫子走狗……"
老頭兒一下又活躍了起來。
"走狗！"他說。 "這詞兒有日子沒聽過啦。走狗！這叫我想起從前來，可不是？想當年，可有年頭啦，有時候我趕在禮拜天下午，就去海德公園兒聽人家講話。救世軍啦，天主徒啦，猶太人啦，印度人啦，全都有哩！有個傢伙，我也記不住他名兒，講得可真有勁兒！一點兒面子也不給！他就說，走狗！資產階級的走狗！統治階段的奴才！他還叫他們寄生蟲哩！還有鬣狗--他就管他們叫鬣狗！他叫的是工黨，當然啦，你知道。"
溫斯頓覺出來，他們的話題簡直滿擰。
"我想知道的是這樣，"他說。 "你覺得如今你的自由，是不是比那會兒多？旁人待你是不是更像人？從前，那些有錢人，上等人……"
"上議院，"老頭兒依依地說。
"就上議院好啦，要是你願意說。我想問問，是不是那些人，拿你低人一等，光是因為他們有錢，你沒錢？比方說，要是碰見他們，你得叫聲先生，還得摘帽子？"
老頭兒彷彿沉思起來。他喝了一大口啤酒，才答道：
"是啊，他們願意看你朝他們摘帽子。這是尊敬麼。我倒不喜歡，可我也常這麼做。該說，誰也得做呀。"
"我得說句歷史書的話--那伙人，還有他們的僕人，常把你們從人行道推進陽溝麼？"
"有個傢伙倒推了我一次，"老頭兒說。 "我還記得起來哩，就跟昨天的事兒似的。那晚有划艇賽，我麼，在沙夫茨伯里街上，就撞了個小伙子。碰上划艇賽，他們晚上全鬧得嚇死人！他倒是個紳士，穿襯衫，戴禮帽，還有黑大衣什麼的。他在人行道上，走得歪歪扭扭的，我一下撞著了他。他就說，走路怎麼不看著點兒？他就說。我說，你當這他媽人行道給你開的?他說，你再要橫，打你個滿臉花！我說，你醉啦。有你半分鐘，送你見老警！我說。愛信不信，他舉手推我胸口，差點兒送我公共汽車軲轆下邊！那會兒我年輕，就想還他一拳，可是……"
溫斯頓只覺得無可奈何。老頭兒的記憶，全是些細節瑣事堆成的垃圾。問他一天，也問不出個正事兒來。黨的歷史依然有可能正確；甚至，這歷史很可能全然正確。他最後試了一次。
"可能我沒說清楚，"他說。 "我再跟你說說。你活得很久了，一半兒日子在革命前過的。比方一九二五年，你已經挺大啦。按你記得的，還能不能說得出，一九二五年的日子，比當今好還是不好？要是你能選，你會在那會兒過，還是在現在過？"
老頭兒直盯著投鏢板，沉思起來。他放慢速度，喝光了杯裡的啤酒。彷彿這啤酒讓他覺得通泰舒服，等他再開口，那神情一派隱忍達觀。
"我知道你想我說什麼，"他說，"你想我說，我想要返老還童。大多數的人，你去問罷，准保想返老還童。年輕人嘛，身體也好，勁頭兒也大。到我這把年紀，就全不成啦。腿腳淨是毛病，膀胱也有毛病哩。一個晚上，起夜總得起個六七次。另一面說啦，當老頭兒也有不少好處。從前的愁事兒，不用再犯愁啦。不搞娘兒們，這才是大事哩！我有三十年沒碰個娘兒們，你愛信不信！而且，我也不想啦。"
溫斯頓挺起身，靠在窗台上。再問下去，也沒什麼用啦。他打算再去買點啤酒，那老頭兒卻突然站起身，拖著腳急忙便走--他是到房間對面臭哄哄的茅房去，可見那多喝的半公升，早在他身上起了作用。溫斯頓坐了一兩分鐘，盯著自己的空酒杯，不注意他的雙腿，又重新送他回到了街上。他心裡想，過上二十年，這簡單而又重要的問題，"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現在好？"，就再得不到答案啦。誠然即便如今，其實這也無法回答，因為古代世界屈指可數的倖存者，他們早已做不到在兩個時代做比較。他們還記得一百萬件無用的瑣事：跟同事拌嘴啦，尋找氣管子啦，妹妹屍體的表情啦，七十年前一早刮風揚起的塵土啦。然而所有要緊的事情，他們卻視而不見。他們非常像螞蟻，看得見小東西，卻看不見大的。腦子記不住，記錄篡改過--一旦如此，黨要宣布改善了人民生活，你便只能夠接受了事，因為能夠檢驗真偽的標準並不存在，而且永遠不會存在。
就在這時，他的思緒突然間停頓了下來。他駐足抬頭看，原來走到了一條窄窄的街巷，一片公寓當中，點綴著幾家黑魆魆的小店。就在他的頭頂，掛了三個褪色的鐵球，依稀看得出曾經鍍成了金色。這地方他好像認得--沒錯！就是那家舊貨店，他買過那本日記簿的地方。
溫斯頓心裡一陣恐懼。當初買那本子，已經夠冒失啦，他也曾發誓再不來這邊。然而他剛剛聽任思緒信馬由韁，他的腿竟然把他帶回了這裡。他還巴望靠寫日記，便阻止得了自己諸如此類自殺般的衝動哩。與此同時，他發現那家店鋪，雖然快到二十一點，卻還沒打烊。他想還是進去罷，這總比在人行道上瞎轉悠更少惹人疑，於是走進了店門。要是誰問，他或許可以回答，他想來買幾片刀片。
店主剛點起了一盞煤油吊燈。吊燈的味兒不算乾淨，可卻有那麼點和氣可親。店主有六十歲，體弱背駝，長長的鼻子帶著種慈祥，目光溫和，戴副厚厚的眼鏡。他的頭髮幾乎全白，眉毛卻依然很濃很黑。那眼鏡，那輕柔瑣屑的動作，再加上他那件破舊的黑絨夾克，分明給了他種文質彬彬的感覺，一如他是個什麼文學家，什麼音樂家。他說話的聲音輕柔得很，好像啞了嗓子，而他的口音，也不像多數無產者那樣難聽。
"你還在人行道上，我就認出你啦，"他立時說道。 "你買了那年輕太太的紀念簿。那本子的紙張，可真叫漂亮。奶油直紋紙--就是這樣的名字。這樣的紙，早不生產啦--嗯，我敢說足有五十年啦，"他從眼鏡上面盯著溫斯頓瞧，"我能賣你點什麼？還是只想隨便瞧瞧？"
"我路過這兒，"溫斯頓含糊地說。 "我只想看看。還不想買什麼。"
"好罷，"店主說。 "我想也沒什麼能夠滿足你，"他軟軟的手做個道歉的動作。 "你也知道；瞧，這店都空啦。咱們倆說說，買賣舊貨--就要完啦。誰也不需要，貨也沒有啦。家具，瓷器，玻璃容器--一天天都在壞下去。當然啦，金屬的東西，多半也給回了爐。我多少年都沒見過黃銅燭台啦。"
其實，這小店塞得滿滿吞吞，然而大多實在沒什麼價值。小店固然空間有限，因為四壁周遭堆滿了蓬頭垢面的畫框，櫥窗裡又滿是些雜七雜八的垃圾廢物--一盤一盤的螺絲螺母，爛鑿子，破旋刀，黑乎乎的鐘錶顯然早就停了擺。只有牆角一張小桌子，上面零零星星還有點稀罕物兒--漆器鼻煙盒、瑪瑙胸針之類，彷彿還找得到點有趣的東西。溫斯頓信步走過去，便注意到一個渾圓光滑的東西，在燈光下輕柔地閃著微光，他便把它揀了起來。
這是塊挺重的玻璃，一面彎曲，另一面平滑，形狀像個半球。玻璃的顏色跟質地全都極其柔和，一如雨水一般。玻璃球的中央，給那弧形的表面放大了一些，裡面是一個粉紅色的怪東西，捲捲曲曲，像玫瑰，又像海葵。
"這是什麼?"溫斯頓簡直給迷住了。
"這？是珊瑚，"老頭兒說。 "該是從印度洋上搞來的東西。他們常把珊瑚鑲到玻璃裡邊。少說也有一百年啦。瞧，準還要久些哩。"
"真漂亮，"溫斯頓說道。
"真漂亮，"店主感激地讚歎道。 "不過如今，肯說這話的人太少啦，"他咳了一聲，"你要是想買，算你四塊錢好啦。我還記得--從前這樣的東西值八鎊，八鎊--唉，我也算不出個價，總歸不少錢罷。這全是貨真價實的古董呀--如今還有幾個人識貨?"
溫斯頓馬上付了四塊錢，那渴慕的東西便藏進他的口袋。真正吸引他的，倒還不是那東西美麗無比，而是它的氛圍，分明與當今時世絕不相同。那柔和的玻璃宛如雨水一樣，他以前從來沒有見到過；更叫他感興趣的，是那東西顯然毫無用處--誠然他猜，它倒滿可以當塊鎮紙用。放在口袋裡，這東西沉甸甸的，不過幸好，還不至於顯得鼓鼓囊囊。只消是舊貨，看上去再有那麼點漂亮，往往會招來莫名其妙的懷疑。老頭兒收了他四塊錢，顯然更加愉快--溫斯頓覺出，給他兩三塊錢，這東西他也會賣。
"樓上還有間屋子，你或許樂意看一看，"他說。 "屋裡也沒多少東西。就剩幾件啦。要上樓，我就點個燈。"
他又點了盞燈，便弓著背慢吞吞在前面引路。爬上磨得光溜溜的樓梯，穿過窄窄的走廊，便來到一個房間。這房間不臨街，窗外是個鵝卵石鋪路的小院，還看得見樹林一般密匝匝的煙囪。溫斯頓發現，房裡擺著家具，好像還要住人一樣。地上鋪了塊地毯，牆上掛了一兩幅畫，壁爐旁邊還擺了張扶手椅，椅面深陷，邋邋遢遢。爐架上是一座老式玻璃鐘，還是十二小時制的，正嘀嘀嗒嗒走個不停。窗戶下面，有一張碩大無朋的床，差不多佔了房間一小半，床墊還鋪在上面呢。
"老伴兒死前，我們一直住這兒，"老頭兒的聲音有點歉意。 "我一點點把家俱全賣啦。就剩這張床，紅木的，挺漂亮，當然啦，得先把臭蟲弄乾淨。不過我敢說，你準覺得它太累贅。"
他把吊燈舉高，便照亮了整個房間。燈光暗暗的，暖暖的；怪得很，房間給照得說不出的誘人。溫斯頓不由得掠過一絲念頭：興許，一個星期出上幾塊錢，很容易就會把這房間租下來哩。當然，這得要他敢冒這險才成。這樣的念頭純屬異想天開，必得馬上丟個乾淨；然而這樣的房間，卻喚醒了他的思鄉病，喚醒了他古老的回憶。彷彿他全然知道，坐在這樣的房裡會有怎樣的感覺--熊熊的爐火旁邊，坐在扶手椅裡，雙腿放在圍欄上，水壺吊在爐架上；孑然一身，安然無虞，沒有眼睛盯著你，沒有聲音逼著你，除去水壺的低吟，和座鍾友善的呢喃，你的身邊萬籟俱寂。
"這裡沒電幕！"他不禁喃喃說道。
"哦，"老頭兒說。 "我從來沒安過那東西。太貴啦。反正，我也沒覺得有這份必要。那邊角落裡，還有張折疊桌，挺好的。當然啦，要用折板，就得換個新折葉啦。"
房間的另一個角落，還有個小書櫃，溫斯頓早饒有興致地走了過去。除去破爛，櫃子裡什麼也沒有。無產者區，就跟大洋國旁的地方一樣，搜書焚書早搞了個完全徹底。在大洋國，只消一九六○年以前印行的書，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老頭兒還舉著吊燈，照亮了一幅檀木框的畫--它就掛在壁爐的另一邊，正對著那張大床。
"要是你對這些舊圖片感興趣的話……"他開始輕輕地說。
溫斯頓走過來，端詳這幅畫。它是幅蝕刻鋼板畫，畫面是一幢橢圓形的建築，有長方形的窗戶，前面還有座小尖塔。建築周圍是一圈欄杆，後面彷彿有一座塑像。溫斯頓盯著畫面看了一會兒，似乎有些面熟，可那塑像，他卻再記不起來了。
"畫框鑲在了牆上，"老頭說，"不過我敢說，我可以幫你卸下來的。"
"這房子我知道呀，"溫斯頓終於說道。 "早倒啦。就在正義宮外面當街那邊呀。"
"是呀。就在法院外邊。給炸掉啦--唉，都多少年啦。從前它是個教堂呢。就叫聖克萊門特丹麥人，"他抱歉地微笑，彷彿意識到自己的話有點滑稽。 "聖克萊門特鐘聲說，橘子和檸檬！"
"你說什麼？"溫斯頓問。
"哦……聖克萊門特鐘聲說，橘子和檸檬，我小時候唱的歌兒。我都記不住啦，不過還知道最後一句，一根蠟燭照你睡，一把砍刀砍你頭！是個舞蹈。大夥兒伸著胳膊讓你鑽過去，唱到一把砍刀砍你頭，就放下手來抓住你。歌裡唱的，全是些教堂名兒。倫敦城所有的教堂全給唱了出來--所有主要的，當然啦。"
溫斯頓的思緒朦朦朧朧，鬧不清這教堂屬於何年何月。倫敦的那些建築，要定個年代總是難乎其難。隨便什麼高大雄偉的房子，只要外表還算光鮮，就自動自覺地歸功給革命以後；要是看上去時間太早，索性就判給那暗無天日的什麼中世紀。資本主義那幾百年，據說就沒造出過有價值的東西。建築上固然學不到歷史，正如書本跟歷史毫不相干一個樣。塑像，銘文，紀念碑，街道名--所有的一切，只要能藉以搞清過去，就全給有計劃地改變得面目全非。
"我還不知道它從前是個教堂，"他說。
"剩下的還不少哩，其實，"老頭兒說道。 "可全給派了別的用場。那歌兒怎麼唱來著?哈！我想起來啦！
聖克萊門特鐘聲說，橘子和檸檬，
聖馬丁的鐘聲說，你欠我仨銅板……
嗐，我就記著這麼多啦。一個銅板，是個小小的銅幣，樣子挺像一分錢呢。 "
"聖馬丁在哪兒？"溫斯頓問。
"聖馬丁？它還在呀。就在勝利廣場，畫廊的旁邊。那房子的門廊三角形，前邊是柱子，台階高得很哩。"
這地方溫斯頓挺熟悉。這是座博物館，展出著各色各樣的宣傳品--火箭跟浮堡的模型啦，表現敵人暴行的蠟像啦，如此等等。
"那會兒它是叫原野上的聖馬丁，"老頭兒加了一句，"可我早想不起，那邊有什麼原野啦。"
溫斯頓沒買那幅畫。有這麼個東西，比那玻璃鎮紙還要不妥當；而且，要不是從畫框上面取下來，又怎能把它帶回家？然而，他還是多耽了一會兒，跟那老頭兒說話。他發現，光看門口的招牌，准保以為老頭兒名叫威克斯--可實際上，他的名字卻是查林頓。這查林頓先生六十三歲，早死了老伴兒，在這店裡已經住了三十年。他老想改掉櫥窗上的名字，卻老是不曾做起來。他們談著天，溫斯頓的腦裡把那忘了一半兒的歌謠轉了又轉。聖克萊門特鐘聲說，橘子和檸檬；聖馬丁的鐘聲說，你欠我仨銅板！真怪，這樣一念叨，就彷佛真真聽到了鐘聲，那早失落掉的倫敦鐘聲--那聲音固然不絕如縷，然而偽裝了面孔，忘到了腦後。他彷彿聽到那鐘聲的轟鳴，從一個鬼魂般的尖塔傳到另一個。可從他記事以來，他還從來沒真正聽過教堂的鐘聲。
他離開查林頓先生的小店獨自下樓，省得老頭看見他出門前，要偷偷把大街瞄上幾眼。他已經打定主意，隔上一段時間，比方一個月罷，他還要冒險到這小店來一趟。比起不參加街道中心的活動，這未見得危險多少。頂傻頂蠢的倒是，他買了那日記簿倒也罷了，然而還不知道店主是不是可靠，竟要再到小店來！然而……！
他又想，是的，他還要再來。他還要買些美不勝收的奢侈品的殘渣餘孽。他要那幅聖克萊門特丹麥人，從畫框上面卸下來，塞在工作服下帶回家。他要從查林頓先生的記憶當中，把那歌謠的餘下幾句挖出來。甚至那瘋狂的想頭，要租下樓上房間的想頭，他也驀地又想了起來。或許總有五秒鐘，他得意到放鬆了警惕，也不朝窗外先瞟一眼，便一頭闖到了人行道上。他甚至編個曲調，哼了起來--
聖克萊門特鐘聲說，橘子和檸檬，
聖馬丁的鐘聲說，你欠我……
他的心陡然一冷，險乎驚了個屎尿橫流。有個人身穿藍工作服，沿著人行道走下來，離他還不到十米遠。便是那黑髮姑娘，小說總局那個姑娘。燈光暗淡，然而也不難認出她的模樣。她徑直看著他的臉，而後便迅疾走開，彷彿根本沒有見到他。
一時間，溫斯頓給嚇得動也動不了。然後他轉向右邊，拖著沉重的腳步往前走，有那麼一會兒，連走錯了方向也沒注意。無論如何，有個疑問，已經不成問題--那姑娘鐵定是在監視他。她準是跟著他到這裡，因為跟他同一個晚上，走到同一條偏僻的胡同--這條胡同離任何黨員居住區，全有好幾公里遠！ --卻純粹出於偶然，這樣的巧合根本就不可能。她真是思想警察的特務也罷，單是好管閒事的業餘特務也罷，這一點原本就無所謂。她在監視他，這便足夠啦。或許她也見他進了那家小酒店。
連走路也得費點子力氣。那塊玻璃，放在他口袋裡的，走一步便撞一下他的腿，他幾乎要把它掏出來扔掉。最要命的，是他的肚子一陣疼。有那麼幾分鐘，他覺得不馬上找個廁所，簡直憋不住啦。然而這樣的地方，根本就沒什麼公廁。而後，那一陣痙攣平息了，剩下的惟有隱隱的痛楚。
這條街竟然是條死胡同。溫斯頓停下腳步站了幾秒鐘，迷迷糊糊不知該做什麼。而後，他掉轉身來，開始往回走。就在轉身的當兒，他想起那姑娘離開他才不過三分鐘，他跑上幾步，還滿可以追上她。他不妨跟著她，到個僻靜的所在，拿塊石頭砸爛她的腦袋瓜。他口袋裡那塊玻璃挺沉，幹這勾當倒也很合適。然而，他立時放棄了這念頭，單是想想這樣做，也早就叫他沒法忍下去。他不能跑，他也不能揍誰一下子。更何況，她是年輕力壯，準會自衛的。他又想，快快趕到街道活動中心，耽到關門為止，好算個他晚間在場的佐證。然而，這同樣根本行不通。他的全身，只覺得死一般的困乏無力。快回家罷，坐下來安靜一會兒--他滿心想的就只有這句話。
等他回到公寓，時間早過了二十二點。到二十二點三十分，電燈就要拉閘啦。他到廚房裡，生灌了足有一茶杯的勝利牌杜松子酒。而後，他到壁龕裡的桌前坐下來，從抽屜裡取出了日記本。然而，他沉了一會兒，沒有打開來。電幕上一個女人，粗喉嚨大嗓門嚎著什麼愛國歌曲。他坐在那裡，盯著日記本的雲石紙封面，徒然想把這聲音從他的意識當中趕出去。
他們會在夜間來抓你。總是在夜裡的。該在給他們抓住之前便自殺。毫無疑問，有些人便這樣做了。許多失踪的人，其實就是殺死了自己。然而這樣的世界，完全搞不到槍支，或者隨便什麼迅速有效的毒藥，自殺也需要天大的勇氣。驚人的是，那些痛苦和恐懼，卻無法督促你的肉體下決心；而人的肉體，又如此毫不長進--一旦需要它特別做點事，它一準木呆呆地束手無策。要是他動作足夠快，滿可以殺那黑髮姑娘來滅口；然而那極端的危險，反叫他失卻了行動的能力。敢情面對危險，要對付的根本不是外在的敵人，倒永遠是你自己的身體。如今，灌了杜松子酒，肚子卻依然隱隱發疼，害得他沒法有條有理想個問題。就是那般儼然的英雄場合、悲壯時刻，其實還不是一個樣。戰場也罷，刑房也罷，沉船也罷，誰也記不得自己的奮鬥所為何來，因為你的肉體膨脹開來，添滿了宇宙。你可以不至於嚇得木呆呆、疼得嗷嗷叫，生命卻依然只算場一瞬間到另一瞬間的鬥爭，鬥爭的對象，不過是飢餓、寒冷和失眠，不過是腹痛或牙痛。僅此而已。
他把日記本打開來。寫點什麼罷，這畢竟十分要緊。電幕上那女人開始唱一支新歌曲，聲音活像玻璃碴兒，生生刺進他的大腦裡。他試著去想奧勃良，這日記便是為他寫--便是給他寫的呀。然而頭一件，他想的卻是，一旦思想警察逮住他，接下來會出些什麼事。馬上殺掉你--這倒沒什麼關係。送掉性命，純屬意料之中。然而送命以前，照例要熬過坦白交代這一關--爬著尖聲叫討饒，打斷骨頭揍掉牙，滿頭滿腦血淋淋。這一切，任誰都是三緘其口，然而早已是鐵定的常識。若是結局沒什麼不同，何必要忍受嚴刑拷打？沒有人逃得了提審，也沒人扛住不坦白。只要死心投靠了思想罪，早晚必得掉腦袋。既然這樣的恐怖早已是無所改變，往後乾嗎還得經受這一關？
他還在試著回想奧勃良的模樣，這回才算勉強想起了一點。 "我們會在個沒有黑暗的地方再見面，"奧勃良這樣對他講過。他知道這話的意思--起碼他覺得自己知道。沒有黑暗的地方--便是想像的未來，沒有辦法見到，然而憑藉著先知先覺，卻能夠分享這未來。這真是件神秘莫測的事情。然而電幕那聲音在他的耳邊直聒噪，害得他沒法循著這個思路想下去。他把支香煙放在嘴裡，一半的菸絲登時掉到舌頭上--那東西苦得很，吐也吐不淨。他的腦際浮現出老大哥的臉孔，蓋住了奧勃良的形象。像幾天前那樣，他從口袋裡掏出枚硬幣盯著瞧。那臉孔朝上盯著他，孔武有力，神色平靜，叫人心里安寧。然而，那一口黑鬍髭呀，它背後藏的是怎樣的笑容？於是，那幾句口號，又在他的耳畔想起，一如悶雷般的喪鐘聲：
戰爭就是和平
自由就是奴役
無知就是力量